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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层危机与体制的功能失灵

时间:2022-12-2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制度在任何时代都是作为一个庞大的功能系统而存在的,借此型塑这套系统内所有人的思想与行动。由此可见,制度在人的行为选择模式中具有重要作用。按照斯科特的看法,制度的构成要素是一个连续体,其一端是有意识的要素,另一端则是无意识的要素。为了有效遏制这种情况,改善制度结构是当下最有效的举措。

众所周知,社会规范要靠制度来维系,无论正式制度也好,还是非正式制度也罢。制度在任何时代都是作为一个庞大的功能系统而存在的,借此型塑这套系统内所有人的思想与行动。俗话说:好的制度使坏人变好,糟糕的制度使好人变成坏人。这也就是心理学家津巴多提出路西法效应的内在原因之一。由此可见,制度在人的行为选择模式中具有重要作用。那么制度是通过什么内在结构来实现这个目的的呢?按照美国社会学家W·理查德·斯科特的观点:“制度包括为社会生活提供稳定性和意义的规制性、规范性和文化知性要素,以及相关的活动与资源。”[6]简单地说,制度是由三大要素构成的,分别是: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与文化认知性要素。按照斯科特的看法,制度的构成要素是一个连续体,其一端是有意识的要素,另一端则是无意识的要素。显然,规制性是有意识的要素,而文化-认知则是无意识的要素。无意识要素对于人的影响是通过潜移默化实现的,特定的制度塑造特定的群体心理偏好。人们对于制度的畏惧来源于其内在的规制性要素,这是一种强制性力量,具有刚性。制度的规制性要素要发挥作用,就要通过一些巧妙的制度安排。按照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的说法,在一个脱域社会,要维系社会的有序运行需要两套系统:专家系统与象征标志。专家系统是社会高度分工与专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今天没有人可以掌握所有知识,为了使社会与生活不出现致命的中断,我们必须依赖其他各类专家的专业化建议。另一方面,政府作为维系社会有序运转的政治力量,通过授予某些机构合法的监管权力,比如药监局、各种质量监督部门等,这些机构都是典型的象征标志,政府给予它合法授权,并以政府信誉承担背书职责。一个运转良好的社会,正是由于这两套系统处于正常工作状态,只有基于此,每个个体的本体性安全才能得到有效保证。但是,我们不难看出,这两套系统的运行是需要严格条件的,一旦出现功能性失灵,就会给整个社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对此,我们可以简单分析一下:假如专家系统出现功能性失灵,即专家由于各种原因(诸如专家个体的知识水平、被收买或者渎职等)对其领域内的事态不能给出客观说明与解释,整个社会开始出现不信任专家系统的现象,由此带来整个社会的鉴别与交易成本快速上升,社会被锁定在退化的轨道上,这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效应。比如2012年被曝光的多种医药中出现“皮鞋胶囊”事件后,某位专家出来辟谣说,每天吃多少粒的“皮鞋胶囊”对人体不构成危害,其实,这位专家暗中玩起偷梁换柱的把戏,即把应该不应该的问题,转换成了多少粒才造成危害的问题,从而达到为药企开脱的目的。这类事情很多,导致公众对专家系统失去信任,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专家被戏称为“砖家”,其中的嘲讽之意溢于言表。

专家系统失灵固然可怕,但还不是最严重的,毕竟每个专家对其行为选择还要承担沉没成本的潜在损失,只要通过公开透明与加强监管,专家系统的失灵相对来说还比较好处理,难的是制度体系正式授权的象征标志系统出现失灵,从而导致整个社会最后的规训闸门失守,这种情况处理起来就困难得多。试问,最近几年曝光的食品安全事件,有哪几件是由质监部门等正式授权机构率先发现的?几乎没有,更为糟糕的是,即便你向有关部门举报相关问题,这些机构也是拖延不处理,甚至出现搪塞、包庇等违规事件,这些现象都是象征标志失灵的体现。之所以会出现象征标志失灵,是因为制度本身出了问题,不能正常工作,即体制陷入危机之中。当下中国食品安全境况之所以越来越糟糕,就是因为制度本身出现了问题。如果把板子全部打在违规的厂商与个人头上,显然只能治标不治本,一旦机会来临,各种失范现象仍会死灰复燃。现在的问题是,作为象征标志的正式制度授权机构为何不作为?究其原因无非有三种:其一,地方政府的施政目标设定出现扭曲,如追求GDP、就业等政绩诉求,而造假企业可以满足这方面的需求;其二,由于缺乏权力制衡机制以及有效的监督,很容易滋生潜在的利益勾连,以强制性手段作为交易的资本,这就是典型的官商勾结情形;其三,职能部门缺乏明确定位与目标,导致人心涣散,群体混日子,由此形成权力部门主动不作为或者瞎作为(寻租行为)。为了有效遏制这种情况,改善制度结构是当下最有效的举措。之所以强调制度结构改革的重要性,是因为制度本身对群体行为与心理提供了从硬到软的多重规训技术,并且培育一种带有导向性的价值观。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对于权力的配置,正如美国经济学家达龙·阿塞莫格鲁指出的那样:“制度的重要性在于它们影响法定政治权力的未来分配;政治行动者之所以要控制和改变制度,是因为他们要锁定他们当前的政治权力。”[7]基于此,改变的路径就在于从制度结构入手,这也是美国经济学家阿兰·斯密德提出的“状态—结构—绩效”范式的深意所在(即SSP范式)。斯密德认为:“个人创造制度,所创造的制度规范个人的行为,反过来,个人行为进一步修正正式或者非正式制度。”[8]从这个意义上说,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的泛滥究其实质而言是制度出了问题。于此,必须改革制度结构,否则一切所谓的严打与整顿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临时举措,这种举措不但效果不佳,反而进一步损害了制度本身的权威性与合法性。我们想要什么样的明天,就需要从今天开始塑造。毕竟,今天的制度结果是向明天制度演变过程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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