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雨打得路面刷白，我送吴桐坐公交车回家。路上少有行人。
我仍痛心上午悼念活动的“流产”。当时若有暴雨，众人被雨驱散，有得一说。可听到广播就如鸟兽散，是些什么人哪？
雨中。吴桐同我共一把伞，风大，支不住伞，两人都淋得半湿。一直送到他乘上公交车。临上车，他咬着我耳根说：“我们接受了一次洗礼。”他天真。
眯子家里，他骂：“唱戏的疯子看戏的傻。你们都疯了！”果子咯咯笑，回敬他：“你同样脑壳浸水。要不，跟着我们干什么？”说话间，王娆闯进来，她也淋得半湿。只说情况不妙，省、市委召开紧急会议，要将烈士陵园的演唱会定为反革命事件。
哪有这样的定罪法？她又说，北京悼念周总理时出大事了。
拧开收音机，果然，在喊叫，说天安门事件是“裴多菲俱乐部”，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眯子两手一摊，指着我们说：“好了，等着坐牢吧。”
好了，大幕落下，满足了果子和吴桐的愿望，寄托了哀思，却祸患上身。我太不冷静，没有想到会调动农民，更没有想到高音喇叭能驱散众人。 “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被人釜底抽薪了。众人的作为让我寒心，歌唱总理时个个如泪水浇出来的，有危险就一哄而散，为什么没有主心骨？其实，早应参透，春节时演出《三湘的愤怒》，众人也同样“义愤填膺”。哪有理性的思考？哪些人具有理性的思考？吴桐有还是果子有？我看他们只是殉道者，并无思考。有个什么道好殉？……我的想法渐渐同眯子的靠近。但突然冒出个海音，她为什么同我们绑在一起？也许，我们都是些特立独行的家伙，而不是乌合之众：我们都保留了自己的思想个性！
果子还在笑，笑得懵懵懂懂，指着我：“怕什么？天塌下来长子顶，由你顶。”
我突然有了底气：顶就顶，没有顶天的长子，岂不成侏儒的世界？
我在“顶天”。各单位开始大清查。老潘找我，说：“好糊涂，自己闹事不说，还带上段里的人，弄到机务段成了清查重点。”我对他说：“同事贪看热闹，上次不是争看春节的演出？真正出事的只有我。”老潘大有挥泪斩马谡的悲哀，安慰我：“能瞒的我一定瞒，能哄的一定哄。不过你要做好思想准备。”我说：“不用瞒和哄，我认！”说完一身轻松。
果真查，清查会上，追问打过横幅的小苏和小郭子。
我说：“他们凑巧碰上，临时我找他们帮忙。”
小苏和小郭子哭过一场，检讨阶级觉悟不高，加上老伍为他们说情，他俩过关。
又查那首《于无声处》。
我说：我写的。当即背诵，有人竟点头赞许。也罢，钢杆兄弟，对不起，你的大作被我“剽窃”。
再查那天殴打“贫下中农”。据说被打的是民兵营长。我也认，只说他不禁“修理”。
最后要审查：“裴多菲俱乐部”的黑手是谁？为什么同北京的反革命事件遥相呼应？
我干脆说，没有俱乐部，裴多菲是有的，他有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至于“遥相呼应”，我说起在北京为总理送灵的情景，说我的良知同全国人民相呼应。
还好，并没有人反驳我的慷慨陈词，大家要找的是“替罪羊”，羊入屠场，众人不再冲羊吐唾沫。
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我被隔离反省，后事如何？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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