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春风似剪刀

金敬迈

我和红继同志，虽然相识时间不短而相处时间不多，但确属忘年之交。

我们之间年龄相差很大，加上交往不多，按说没有多少共同语言。但我佩服他的耿直和勤奋，更欣赏他那一身凛然正气。

大约是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前，好像是一九八七年的冬天吧，红继作为湖北省军区政治部宣传处任职的一个年轻干部，应广州军区文化部之邀来到广州送稿。就这么个偶然机会，让我有缘认识了他。那年我在岗位上还没有退下来，组织上让我先看看他送来的稿件：一部中篇报告文学，描写长江西陵峡军民在一次重大山体滑坡灾难中的所作所为。文章写得很好，让我受到了震动。文章是作者心灵的一面反光镜，你的思想，你的追求，你的感情，你的爱和恨必然在字里行间渗透出来。我认为这是一篇难得的好文章。我推荐给其他的评委们看，也都说是好文章。以后我就忙别的事情去了。直到评选已经有了结果我才匆匆从外地赶回来。听说红继的文章居然落选了！我知道以后非常难过。不是因为我的意见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我从不强加于人。说红继的文章好，是大家的共识。一个业余作者往往是挤出一些睡眠时间奋笔疾书的。文章里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倾注了作者的全部感情。文章落选了，他会不会觉得对不起那些父老乡亲；一篇好文章受到了曲解，会不会挫伤他今后的写作积极性？我甚至于要宣布，我要退出评委。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红继同志表现得异常平静。他居然反过来安慰我。好一个成熟、理智的年轻人！

我们有过一次关于文学创作以及迈步人生路的长谈。虽然只是一次谈话，但他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年轻英俊，却带有几分腼腆和高境界的人生追求；才华横益，却不失低调与谦虚。算起来那时他还只是个正值而立之年的营职干部，还是个小伙子。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直到去年秋上，我与几位朋友相约到宜昌采风，意外地与红继在三峡大坝上重逢。欣喜之余，我发现这位当年的小伙子，也已经年过半百，并且从正团位置上转业地方也有十多年了。这时的他，眉宇间透着成熟，言语里显出稳重，让我不禁感慨万端。

这次重逢，让我了解到红继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一直从事着部队机关和地方党政部门的政治工作。本职岗位上的建树，自有组织上为他做出评定，而业余时间里，他始终在钟爱的文学道路上，不离不弃，辛勤耕耘，孜孜不倦，的确让我为之感动。他的文学创作更是日渐成熟，屡有佳作问世。他的短篇小说《关于父爱》、《狗吞》，散文《凋谢的木棉花》、《并非梅雨季节》等于军内、外报刊上发表以后，在读者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散文《大坝锁蛟龙》二十年前选入国家高中教材,最近，《故乡的土地》，作为范文，更是被列入了江苏百所名校高三语文试题。

从宜昌回广州不久，红继便给我的电脑里，发来了他刚完成的长篇自传体文学作品《谁在改变我》，洋洋洒洒二十余万字。红继年过半百，我老迈早就年逾八十了，耳不聪目不明，在电脑上读这么长的书稿，确实存在一些困难。然而，凭我们之间的友谊，凭红继优美、流畅的文笔，朴实感人的故事，不温不火的叙述，吸引着我连续不断地往下读去，真是到了欲罢不能的程度。在不长的时间内拜读完之后，闭目回味，我久久难抑激动的心情。红继在书名中这样提出的疑问：谁在改变我？是的，谁把当年那个从中原乡下走出来的土得掉渣的小青年，一个连部队发的制式裤腰带都不懂如何解开的傻小子，改变成今天的模样？

此刻，我的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一句脍炙人口的唐诗：“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从一个普通农村入伍的士兵，到一个正团职上校，谁又是他的“二月春风”？是二十多年的军旅生涯，还是二十多年的艰苦磨练？是二十多年的如歌岁月，还是二十多年的沟沟坎坎？

众所周知，如今中国军队的成份，大多为红继一样的农家子弟，他们的经历似乎也大同小异，无非是学习训练，放哨执勤，他们的追求，实在一点说，大多也都不外乎立功受奖，入党提干。可正像人们常说的那样，一棵绿树或是一片森林，找不出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直线加方块的十里百里军营，千军万马列队，虽然乍看上去个个像一个模子里磕出来的，但实际上你同样找不出两名完全相同的士兵。红继的《谁在改变我》，完全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素材，向我们描绘出了一个当代最普通的军人，从士兵到基层干部的个性化艺术形象。平淡中带有传奇色彩，传奇里又看不出任何刻意雕琢的痕迹，自然如山涧一泓清泉，和谐似窗外吹过的微风。

红继同志所经历的这三十多年，恰逢我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这个时段，无论军队还是地方，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是把自己放在时代大变迁的背景下来写，看似写“我”，其实是在写时代变迁过程中“我” 身边的人和事，从而通过“我” 身边的人和事，折射出这个伟大的变革的时代。

如果说红继是位编故事的能手，有点不那么准确，因为书中那些感人的故事，完全是他的个人经历，均非他编织出来的。

军队向来有野战部队和地方部队之分。而在人们的印象中，似乎只有野战军才是真正的军队，至于地方部队，多了“地方”两个字，仿佛更像是穿着军装的老百姓了。而当时的地方部队（后来都改编成了武警）也是有层次之分的，省军区属下有独立师和独立团，军分区属下便是独立营了。红继正在湖北最偏远的鄂西军分区独立营当兵。独立营又是担负分散执勤任务，平时要组织起一百人的会操都很困难。在这样的部队当兵三年，连团长都没有见过，十分正常。官兵们的见识之狭窄，是可想而知的了。

然而，这些都与文学无关。也就是说，文学与你在什么单位工作无关，有关的是人，人的性格、人的命运、人的追求与向往、人与人之间的感情。

红继笔下的每一个人，无疑都是他最熟悉的。和他一起参军的同乡、战友，他的排长、连长、指导员、营长、教导员，他提干后自己带的士兵，他们执行的具体任务，老指导员的妻子，等等，个个栩栩如生，过目不忘。围绕以上那些人所发生的故事，虽然谈不上惊心动魄，但也一个个迭荡起伏，扣人心弦。

这是生活本身所具备的力量，也是文学本身所应有的魅力。

除了部队生活外，红继最熟悉的就该是他的农村生活。他也像大多数人一样，热爱着他的故乡，热爱着故乡的亲人们。在《谁在改变我》书中，红继采取回忆的手法，穿插写了几段入伍前的家乡生活。虽然着墨不多，却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可以说是事半功倍。

红继幼年丧父，本就艰难的农村生活，他比别人又多了几分艰辛。在他十八岁那年，为了挣得尊严和权益，他在生产队长的恶意唆使下，扛起一百六十斤重的装满麦子的麻袋，因此给稚嫩的身体留下了沉疴。看到这一段，令人为之心情沉重，甚至为之鼻腔发酸。

另有一段写过年杀猪的经历，红继写得更为精彩：

……十八岁那年的腊月，生产队在一片宽阔的场地上砌灶烧水，搭台杀猪，这是为过年做准备，也是烘托过年气氛的最好形式。农闲，要过年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围到杀猪场来看热闹。

生产队总共杀掉十头猪，已经杀死了八头，生产队里威望最高的二大爷提议，余下这两头，留给两个已满十八岁的小伙子来杀。这两个年满十八岁的小伙子，就有我一个。这不是一种固定的民间仪式，但村上有个习俗，长成人了，敢不敢拿刀杀猪宰牛，视为一种象征。

听说有新人杀猪，乡亲们兴致更高立刻围拢过来。为了看个真切，孩子们爬到树上、院墙上、粪堆上。二大爷递给我一把一尺多长的尖刀，接过这把放射着寒光的尖刀，掂了掂，沉甸甸的，足有两斤多重。二大爷招呼几个壮劳力把一头两百来斤的红皮白猪赶到我面前，三下五除二把白猪放倒，抬到案子上，四个壮劳力按着。

白猪发出凌厉的叫声，口中冒着粉白色雾气。

二大爷说：“侄子，下面的活儿就看你的了。”

对杀猪我本没有兴趣，但没有办法，很多事不是有兴趣才做，要想取得乡亲们的认可，必须硬着头皮上。没杀过猪，但我从小就观看杀猪，也帮杀猪人打过下手，理论上也略知一二。要想把猪杀得好，最最重要的是下刀准，进刀稳，推刀有力，同时，血不仅放得快，还要放得干净，这样猪肉才白嫩，肉中不带血丝。如果下刀不准，刀的深度不够，就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切断猪的喉部动脉血管。这样，猪因疼痛而咆哮挣扎，给治服的人带来困难。再若杀手心理素质差点，手一忙脚一乱，可能造成案子上的猪带着刀子跑掉。甚至出现刀子伤人的可怕场面。

学着屠夫的模样，我把那把带柄的尖刀横着咬在嘴上，这样可以腾出双手用力。大白猪嚎叫着，嘴张的很大，一眼就能看到它喉管的深部，这是猪儿对死亡的恐惧，也是向人类作最后的呐喊。我想，呐喊和抗争都没有用，谁叫你是猪呢？谚语说得好：腊月的猪，少不了那一刀。我也就一不作，二不休，用吃奶力气把猪嘴合拢，然后左手攥着猪嘴使它不能张开。这个动作需要力气也需要技巧。大白猪不愿屈服和就范，使劲摆头，欲挣脱这种钳制。心一横，此时必须心狠手辣，用尽全力攥紧，往后扳，再往后扳，使猪的喉部完全暴露出来。此时，眼疾手快，从口中取刀，对准猪喉部恰当的位置，“扑”的一下，这刀就进去了。进刀五指深，血并没有流出来，想起二大爷的教导，斜着进刀，约四寸深。看来深度不够，只好把刀往外拔了点，再用力推进去，还不见血。心就有点慌，又想起二大爷说过，深度够了却不见血，可能没刺着血管，要找到血管，只能凭经验了。可我没有经验。

身上开始冒汗，握刀的手早已汗津津的。一双双眼睛看着我，我必须把猪杀死，而且还要争取杀得利索，让猪死得惨烈。

大白猪嚎叫的瞬间，我似乎发现了猪的动脉血管走向，遂把刀向上提，调整了角度，再用力，就听见刀口处发出“嘶嘶”的响声，我以为是利刃在肉中前进发出的响声。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种声音，那一会儿，这种声音似乎催发我产生某种兴奋和奇异的快感。但后来我才知道，这“嘶嘶”的声音是血浆喷出前带来的。果然，血顺着刀柄喷了出来。一股滚热的猪血喷向我的手臂衣袖和胸襟，将空气都浸染出一股血腥味。

此时又想起二大爷的教导，要想使猪血放着快，可运用手中的力量把刀尖左右搅动几下，血管的破口会更大，可达到血流如注的效果。我就试着做了，果然立即见效。猪头下面置有一个脸盆，不一会，冒着泡、腾着热气的血便有了大半盆了。白猪不再挣扎，四肢在抽搐抖动，血也尽了，只有抽搐的时候还有几个血泡冒出来。我把刀子拔出来，刀尖向上举着，像勇士杀戮的剑，血液在刀尖上像蚯蚓一样由上而下蠕动着。

之后，我感到身子发软，无力。但我没有晕倒。

博得了一片叫好声，乡亲们认可了我这个男人，有人说：“别看他是个读书人，看他杀猪那架势，挺像那么一回事儿的。”

…… ……

看到这里，我们不禁会像乡亲们那样，为红继喝彩，同时，也为他如此生动的描写与叙述而赞叹。

红继是个十分重感情的人。他爱别人胜过爱自己。这种爱，在《谁在改变我》一书中，随处可见。但是，在他一生中所有爱过的人中，最不能取代的是三个女人，即：他的母亲；他的妻子；他的女儿。在母亲面前，他是孝顺的儿子；在妻子面前，他是负责的丈夫；在女儿面前，他是称职的父亲。为了表现对她们的这种比山高比海深的亲情，他把母亲、妻子、女儿分别以独立的章节，放在全书的最后，确实起到了压卷的作用。

写母亲的一章中，有这样两段文字：

提到母亲，我心里就会涌起万般感受，想起母亲的一生，我眼眶里便噙满泪水。

母亲对于别人，她或许就像宇宙中的一粒微尘，碧野里的一片小草。但对于我，这位给了我生命并含辛茹苦把我养大的女性，她的形象是崇高而伟岸的，远胜过一座丰碑。

三十八年前，当我换上一套崭新的军装，出现在母亲眼前的时候，我想母亲肯定会心花怒放，或者因为高兴而泪流满面，然而，没有，不但没有，反而出现了料想不到的一幕。

母亲先是一愣，几秒钟后，便虚脱般瘫在地上。整个过程没有一句话，也没有眼泪。哥哥姐姐都在身边，惊吓得不知如何是好，慌忙把母亲抬到床上。大姐掐虎口，二姐摁人中，母亲很快清醒过来。过了一会，她缓缓坐起身，用手抚摸着我的军装，没有说话，老泪就落下来。

我问：“妈，你不愿我当兵？”

母亲摇摇头。

“那为啥？”我又问。

“你穿上国家发的军装，咋就突然感觉不是娘的儿了。”

大姐接过母亲的话：“妈，你真是的，不是你的儿是谁的儿？”

“是国家的人了。”母亲停顿了片刻，“娘这心里一下被掏空了。”

儿女们就劝了一阵子，母亲慢慢缓过神来，之后又破涕为笑了。

母亲是坚强的，但她不是那种风风火火的坚强，也不是那种锋芒毕露的坚强。她的性格就像故乡的一种草，俗称节巴草，这种草生长在土质坚硬的路边上，车轮子碾压它，人畜踏踩它，牛羊啃噬它，它默默忍受着，它甚至从来没有抬起头的机会，它以匍匐的姿态生长着。还没等到寒冷的冬天来临，它细碎的叶子立马就枯萎了，在遭到碾压和踩踏之后，那枯萎的叶儿就化作粉末随寒风飞逝了，人们几乎看不到这种节巴草的存在。但是，春天来了，冰雪融化后你会发现在坚硬的路边上，又泛绽出生命的绿色，年年岁岁，生生不息。这是一种苦命的草，顽强的草，母亲的坚强就像这苦命而又坚强的节巴草。

…… ……

在写妻子的那一章，红继最初是用“意外收获”作为标题的，令人值得回味。农村入伍的孩子，在部队提了干，大多也是回到家乡找对象，即使娶了城里的媳妇，但能娶到高干家庭出身，又是现役女军官，微乎其微，连红继本人，之前也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所以，最终他和妻子的结合，才会觉得“意外”。家庭出身，财产地位，只能是谈婚论嫁的一个条件，却不是爱情的全部内容。红继对婚姻、爱情、家庭是这样理解的：

爱情是什么？或许能说清楚，或许压根就说不清楚。

我和老婆从相识、相爱、相伴，眨眼功夫，三十个春夏秋冬过去了。三十年时光不算短，然而两人经历的很多事情，仿佛就像昨天刚刚发生。彼此挂着、惦着、照顾着、搀扶着是不是爱情？我说是的。彼此争着、吵着、唠叨着、指责着是不是爱情？我说也是的。

年轻人谈爱情很容易神秘化、理想化、概念化、抽象化，人过中年，就变得实在和具体了。回过头看我们的日子虽过得平平淡淡，但她把对我的关爱实实在在地揉进了三十年的每一天，揉进了三十年每天的生活细节之中，揉进了柴米油盐之中，揉进了缝缝洗洗之中，揉进了唠叨与磕拌之中。作为男人，我总是以各种借口推掉家务，她也就说男人重事业你不愿做家务就不做呗。当然，她有时候也会在我面前诉苦，说她的双手因做家务粗糙得像锯齿了，虽这么说着，但她的内心里却没有怨言，仍然乐此不彼地干着，唠叨着、快乐着。年轻的时候，我俩上街的时候，或在人多的地方，偶尔她会去挽着我的手臂，我不太习惯，会在不经意之间把胳膊抽出来。那时候挽着，虽然有羞涩，也不太自然，但那是爱、是激情、是甜蜜；现在我们在街上行走，车多人多，我会情不自禁地抓住她的手，现在牵着，是相依、是相靠、是心灵深处的慰藉，是寻求安全的庇护。

…… ……

红继在书中一直称自己的爱人为“老婆”，这并非缺少尊重，而是其中有段故事。说有一次军分区司令员请一位将军吃饭，有关部门通知包括他在内的几个人陪同，因那位将军有家属随行，通知要求他们也都把家属喊上。红继在书里是这样写的：“开宴的时候，军分区司令员作介绍时，把军级首长妻子称作太太，把他自己的妻子唤作夫人，轮到介绍我妻子时，司令员开了个玩笑，说团以下干部的最好叫老婆。我随声附和，说叫老婆好，通俗易懂，基层干部嘛，叫老婆好。今天，写这本书时，沿用司令员的称谓，叫老婆。”一个小小的玩笑，也许可以说明什么，也许什么都说明不了。

称妻子为老婆，并非不尊重，可是称女儿呢？他却常常把“美丽的公主”挂在嘴边，可见他对女儿更是疼爱有加。在家庭关系中，父亲喜欢女儿，胜过喜欢其他任何家庭成员，这种感情是天生的。特别是在女儿出嫁时，做父亲的心情极为复杂，甚至是伤心欲绝。生活中太多这样的典型例子。红继当然不会例外。遗憾的是我自己只有两个儿子，没有女儿，缺少亲身感受。红继把女儿的婚礼，作为全书的结尾，一定有他特别的用意，同时也让我再次看到，一位父亲在女儿出嫁时，心灵深处所显现出的伟大与神圣的光芒：

婚礼在进行的过程中，我面前美丽的公主慢慢虚化，就像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真是的，时光却把我拉回到二十六年前那个冬天寒冷的黎明，东方泛着曙色，马路上花坛里的小草披着银白的霜珠，就在这个时辰，一声啼哭，一个生命诞生了，一个满脸皱纹的小人儿，一只丑小鸭出世了。二十六年的风雨中，她蜕变成美丽的白天鹅，这只白天鹅微笑着将从我的身边飞走，是的，她就要飞走了，我已经感受到天鹅起飞时翅膀煽动的风……

…… ……

掩卷沉思，这让我再次想起古人那句诗：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谁在改变我？

答案是明确的。是生活。是童年、少年时期在家乡渡过的苦难岁月，是这四十年军地工作岗位的艰苦磨练，是他永远怀念的故乡的亲人，是他情同手足的战友、老师、首长。还包括那位缺少点善良与怜悯之心的生产队长；还包括那位缺少点文化与胸怀的一连之长……

当然，更包括他的母亲，他的妻子，他的女儿……

是谁在改变我？是社会，是时代，是我们淳朴的人民改变了一个让人一见就感觉“信得过”的朴朴实实的赵红继。

2012年1月于广州

（本文作者金敬迈先生系江苏南京人，1930年出生，著名军旅作家，《欧阳海之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