厨房里的嬉皮士

嬉皮士们待在罗斯·多纳托的厨房里。她七十一岁了，站起来不足五英尺高，喜欢保持厨房整洁。她这栋海边的平房里就数厨房最亮堂，她早晨在那里抿着咖啡看太阳从海浪中升起，一边翻着上午的《欧申县观察家报》。而现在嬉皮士们在这儿，前院草坪上也有。他们的睡袋挤倒了她种的植物。

这是她自己的错。他们差不多算是她请来的。这事是从三个月前多纳托在《欧申县观察家报》上看到一篇文章开始的。报纸上和环境有关的报道她一向都看得很认真，而这篇提到的地方离家很近。唐·贝内特的这篇文章讲的是一条输送污水的管道破裂的事件，污水来自汤姆斯河的一家大化工厂——那里是离这儿十英里的内陆——排往奥特利海滩离岸半英里的海中，这个位置从罗斯·多纳托的厨房绝对能看到，因为拉瓦莱特就在奥特利海滩的北面。多年来多纳托都是来拉瓦莱特消夏，年头长得她都知道早在60年代中期汽巴嘉基计划修建管道时引发的争议。她的女儿米歇尔回忆说当时她曾考虑过加入对抗，但被政府官员安抚下去了，他们保证管道只会运送“清洁无害的水”。①所以，当十八年后罗斯·多纳托在《欧申县观察家报》上看到，汤姆斯河的某处有危险化合物从管道中泄漏出来时，用米歇尔·多纳托的话说，她“怒不可遏”。“我想是觉得被自己政府的官员深深地、深深地背叛了吧，他们在撒谎。”情势所迫时，罗斯·多纳托可以很严厉。她离了婚，退休前在新不伦瑞克做炸药生意，如果有人想占她的便宜，她通常都会给顶回去。所以，一读完《欧申县观察家报》上的文章，她就下定决心要把这个在她看来对大西洋的严重罪行给顶回去。^[1]

罗斯·多纳托不是激进分子，但她知道自己爱的是什么：她的花园，她的风景，她的海滩和她的大海。她曾参与过阻止罗格斯大学扩张到新不伦瑞克附近森林的活动，她不住拉瓦莱特的时候就是住在那里。而且从70年代开始，每年多纳托都寄一张二十美元的支票给一个她特别欣赏的环境组织：绿色和平。她会收到这个组织的通报，里面都是年轻勇敢的激进分子们做的那些大无畏的事情，他们想办法干扰各种公海上的恶毒行为，比如波利尼西亚的核武器试验、纽芬兰的海豹俱乐部、远离加利福尼亚海岸的捕鲸活动，还有北海的工业废弃物倾倒。最后这一项引起了罗斯·多纳托的注意。如果绿色和平在为苏格兰沿岸的排污做斗争，为什么不来新泽西海岸？

她给绿色和平写了一封信，请求帮助。接着冒险就开始了。

有个化工厂在新泽西海岸附近排污，这个消息正是戴夫·拉帕波特想要的——不是说他支持排海，相反，他想终结它。他为美国的绿色和平组织工作，可算是那里的一个传奇人物。他留着胡须，待人热情，除了那副金边眼镜，看起来就像《冲突》里年轻的阿尔·帕西诺。^[2]年仅二十五岁的拉帕波特刚被任命负责绿色和平东北部新的毒性运动，这个项目的目标瞄准了向湖泊、河流和海洋中排放废物的公司。船已经募捐到了：四十英尺长，钢制，名叫阿列伊卡号。一年前拉帕波特和其他成员把船修好了。现在，1984年春天，他想在东海岸找个目的地。他的诀窍是要用有创意的方法使用阿列伊卡号，来为绿色和平制造新闻，获得对这个项目的支持。在拉帕波特看来，奥特利海滩的排污事件很理想。^[3]纽约的媒体就在附近，排污的汽巴嘉基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化学生产企业之一。他想，汤姆斯河一战，可以变成大事件。

拉帕波特做的第一件事是给斯蒂芬妮·伍特斯打电话，约见她和“欧申县公民，为了清洁的水”的创始人们。他们对绿色和平有顾虑，担心它对于保守的汤姆斯河来说太激进了。但他们也知道，要唤醒这个区域，他们需要帮助，而且绿色和平来的这个年轻人看起来品行端正，戴着眼镜，胡子修理得整整齐齐，让人放心。拉帕波特回忆说：“我去到斯蒂芬妮家，跟他们交谈，听他们讲述。就我所听到的，带船去那里很适合。综合各种因素，我们把它设在了路线中。”

在5月份的几周里，拉帕波特探查了这片地方，特别是奥特利海滩和旁边的拉瓦莱特。巴尼加特半岛的小镇都古怪而可爱，那里是蓝领们的度假胜地，净有些怪人。拉帕波特想交些朋友。如果阿列伊卡号要来新泽西，船员们需要在岸上有个活动的基地。在拉瓦莱特他听说了罗斯·多纳托海边的房子，就坐落在海滩旁，船对岸无线电台能轻松传到。他问她是否愿意把这房子用在一件好事上，她答应了。毕竟是她给绿色和平写的信。至于拉帕波特没有明确地说会来多少人，要待多久，这些是否让她有所顾虑？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没有表现出来。“她就说：‘你们能待在我房子这儿，’”米歇尔·多纳托回忆说，“就是这么开始的。”

在拉瓦莱特的第一个早晨，拉帕波特就租了一些潜水设备，从海滩下水想去找管道排污的地方。他很快发现这事绝对超出了他的能力。这条半掩的管道直到离岸两千五百英尺之后才出现第一个排污口，那里已经是四十英尺深的昏暗水底了。（管道又延伸了一千英尺才到尽头，这一段中都是排污口。）显然，要想把阿列伊卡号锚定在排污管的上方，拉帕波特需要当地人的帮助，最好是一个有船、有水下呼吸设备又了解水下地形的人。他开始谨慎地寻找同盟。他在一家裸体酒吧里遇到一名和几个船长出来玩的前海豹突击队队员（他是个潜水员，给汽巴工作过）。他回忆说：“简直像搞间谍，我想找有同情心的人，同时还要小心别给那些可能转而同情汽巴的人太多消息。”

至于要搞一个什么样的挑衅性恶作剧，拉帕波特早有了一个很清晰的想法，不过具体的计划是什么他保着密。他脑子里计划的行动在环境运动中被称为“故意破坏”（monkeywrenching），非法但无伤亡，目的是扰乱公司破坏环境的行为。^[4]（对“故意破坏”持批判态度的人把它叫做“非法蓄意破坏”。）他想至少暂时地堵住汽巴嘉基排海管道的排污口。这是个鲁莽的主意，技术上，在海底浑浊的水中很难做到；还有政治风险，如果欧申县的居民把这看做不管不顾的蓄意破坏，民意会转而反对绿色和平的活动。这就和拉帕波特希望鼓动的民众起而反对汽巴嘉基的本意南辕北辙了。多年后拉帕波特回忆：“整件事的目的是想办法把汽巴的行为戏剧化，让它曝光，刺激民众开始行动。我们希望人们这么想：‘既然绿色和平那些疯子们能做，我们也能做。’”

因为担心堵管子的行动会失败或是适得其反，拉帕波特又定了第二个目标，一个他在37号公路上开车经过汽巴嘉基工厂的时候可以从树梢看到的物体。那是公司一百六十英尺高的水塔，汤姆斯河镇最高的物体之一。它看上去像立在柱子上的一个巨大的阿司匹林药片。除了上面的“汽巴嘉基”几个六英尺黑色字母，水箱通体全白。它下面围了一圈带栏杆的羊肠小道，围栏里，水箱坐在六根大柱子上，每根大约有十层楼高。一根柱子上装了由铁笼围护的梯子。像拉帕波特这种绿色和平的老兵，看到工业塔就像狗看到了消防栓：那是一定要标记的领地。1982年时五个大胆的激进分子让绿色和平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宣传，他们同时爬上了三个州的发电站烟囱，拉开了抗议酸雨的横幅。汽巴嘉基的烟囱太矮太细，不适合做那种特技，但它的水塔对攀爬者的胃口——如果他或是她能爬过公司的围栏，躲开保安，全速冲到水塔的梯子那而不被抓住。拉帕波特刚在巴尔的摩组织了类似的攀爬，何不在汤姆斯河也来一次？

从6月到7月，罗斯·多纳托越发地明白了，招待绿色和平的活动意味着什么。头发乱蓬蓬的青年小伙——也有几个姑娘——拥到她的门廊上来，在她的地板上搭帐篷。“我们算是接管了她的房子，”拉帕波特回忆说，“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人。”最初多纳托还住在她新不伦瑞克那栋过冬的房子里，给拉帕波特和他手下的人们就如何管理房屋做各种指点。当她去拉瓦莱特查看的时候，才意识到那些指导完全无效。当阿列伊卡号现身，停泊在岸边后，海边小屋更拥挤了。整日整夜，船员们坐着橡皮艇往来于船和房子之间。7月中旬的一个周五晚上，米歇尔·多纳托来到她母亲家，本是想过两周懒散假期。她回忆说：“他们都在那儿，让我大吃一惊。我到的时候，房子里驻扎着二十五个人，我妈坐在她的厨房里，看起来似乎手足无措。我是说，他们睡得到处都是。”她们把他们撵了出去，没过多长时间罗斯又动了恻隐之心，她没有回新不伦瑞克，而是接受了绿色和平的新朋友送来的一瓶苏格兰酒，改了主意。她的女儿，三十五岁的律师，自称为“老嬉皮士”，留下来加入了这个运动。米歇尔·多纳托说：“特别激动人心，我想参与其中。”

被即将上演的好戏吸引的不止她一个。随着绿色和平这个小分队的壮大，以及他们的活动日渐显眼，拉瓦莱特的人们开始注意到他们了。去那里消夏的中产阶级家庭和年轻的激进分子之间有文化鸿沟，但他们找到了同一个目标：反对排海管道。拉帕波特回忆说：“他们可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像我们这么脏，但我们是好孩子，而且拉瓦莱特的人们也意识到这点了。”一些信得过的人开始去阿列伊卡号上坐坐，出席绿色和平的战略会议，反正也跟开派对差不多。拉瓦莱特镇长拉尔夫·戈加尔——仍旧是欧申县唯一一位愿意在报纸上攻击汽巴嘉基的政府官员——设法让绿色和平的充气艇停在了岸上，尽管这是镇政府的条文禁止的。他声称，拉瓦莱特将是绿色和平的避风港。

违法的气息只是增加了这项事业的浪漫氛围。前后两次，拉帕波特丈量围栏，秘密带队夜探汽巴嘉基领地，从而评估工厂的安保，绘制到达水塔的最快路线，搜集土壤样品做后期测试。同时，在奥特利海滩外，带着呼吸器的潜水员们（有时是绿色和平的人，有时是本地人）从阿列伊卡号上跳下，在污浊的海底寻找排污管。失败了几次之后，他们终于收集到了几瓶从某个排污口喷出的深色液体。这几瓶棕色的水安置在了罗斯·多纳托越来越挤的房子的前门廊上。当戴夫·拉帕波特和他待命的“故意破坏员”们需要鼓励的时候，他们就拿着那瓶子对着光线琢磨，里面打着旋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1915年山极胜三郎以煤焦油诱导出兔子的肿瘤，这一胜利对全世界的癌症研究人员都是一个激励，特别是1918年他曾经的学生筒井秀次郎用同样的“焦油涂抹”法在小鼠身上诱导出了肿瘤，这在实验室操作起来要比兔子容易得多。在意志最坚定的癌症研究科学家中，有一位叫欧内斯特·劳伦斯·肯纳韦，他是一位毕业于牛津的病理学家，高个，戴眼镜，近乎严厉。肯纳韦1922年加入伦敦肿瘤医院的一个小型研究组后立刻开始着手研究煤焦油中的哪种成分诱发了动物——很可能也对人有效——身上的恶性肿瘤。山极确认了首个致癌物，而肯纳韦想找到首个致癌分子。搜寻工作非常困难，因为煤焦油的化学组成：它不是一种化合物，而有上千种成分。煤炭的高温燃烧产生复杂多变的多种闷烧成分，其中大部分是碳氢化合物。这些燃烧产物大部分是气体，另有一些固体和飞灰，剩下的则是黏性液体，被称为煤焦油。这种浓稠深棕色的黏液是致癌物——山极已经证明了——但肯纳韦想知道为什么。识别出其中致癌的特定成分，这将向理解和预防癌症迈出一大步。

他只有几条线索。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相比于煤炭在较低温度下燃烧产生的焦油，高温产生的焦油对小鼠的致癌能力更强。于是肯纳韦开始测试一些单一化合物，比如蒽，只有煤炭的煅烧温度高于700℃，大约1 300℉时才会产生。这些化合物没有在他的小鼠身上诱发出肿瘤，不过肯纳韦却发现，他以同样的温度燃烧有机物——包括人体皮肤——产生出的混合物也可以诱发小鼠肿瘤。他发现试验中燃烧的产物的化合物大多属于一个大类：多环芳烃（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PAHs）。他推断，煤焦油中神秘的致癌物可能是某种多环芳烃。

到上世纪20年代末，肯纳韦已经确定快达成目标了，但他恐怕也开始怀疑，最终实现目标的会不会是他自己。他有帕金森病，几年前他发现症状已经开始显现了——手抖，步伐拖曳，还有轻度口齿不清——它们在逐渐加重。就像患了结核病的山极，肯纳韦更多地依赖助手和同事来承担实验室工作，分析可能的目标化合物，在小鼠身上测试。他一向对每天实验室的工作记录一丝不苟，但现在，写上几页也要花上他一个多小时时间。

马拉松式的研究终于在1932年结束了，肯纳韦没能跑完最后一程。^[5]他实验小组的成员们用了附近伦敦煤气厂捐赠的两吨煤焦油，对它们进行提纯，然后测试其中的各种多环芳烃，发现了一种在各方面都吻合的分子。那是一种之前没人知道的组分：3，4苯并芘，现称苯并（a）芘。它的出现标志着在现实环境中——不是在实验室合成的——找到了首个在实验动物身上致癌的单一化合物。阴霾扫清：有机物的燃烧——在锅炉中、发动机里、烟囱上，还有其他用火的工业中——产生出至少一种能诱导生物产生恶性肿瘤的分子。很快，肯纳韦的实验室将发现十几种致癌的多环芳烃，只要有有机物燃烧的地方，它们就都会出现——从中国大陆和美国中西部的燃煤火力发电站，到汽巴嘉基汤姆斯河化工厂中的那些炉和锅。

但肯纳韦的成就所包含的意义远不止于识别出某个或某类化合物。如果说山极胜三郎开启了致癌物研究的领域，那么欧内斯特·肯纳韦则将对致癌物的搜寻变成了一种有方法、有成效的科学技术——这一技术将经常被致力于赶超肯纳韦研究小组的研究人员们使用，他们通常是化学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和医学家们，而且协同作战。在很大程度上，多亏肯纳韦和他的同事，上世纪40年代时几十种致癌污染物得以确定，而且环境原因——有毒化合物作用于生物体的效果——是人类患上癌症的重要因素这一理念（虽大多仍未证实）获得了广泛的认同。但这些发现同时也改变了引导着环境癌症研究的社会现状。现在，某些商业产物——比如染料生产的残渣——直接被视为致命疾病的诱因，肯纳韦后来的同行们不会再得到热烈的欢呼了。从政府向着正规管理化工行业迈出第一步开始，科学就将既做武器，又当靶子。

任何一个不知道绿色和平已经到来的汤姆斯河镇居民在1984 年7月的最后一周都知道了这个消息，这个组织在拉瓦莱特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要求立刻关闭排海管道。^[6]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没有说，不过第二天汽巴嘉基的总经理没有同意与戴夫·拉帕波特或是其他绿色和平的代表会面商谈此事。不过至此，公司开始意识到面对的是什么了，豪尔赫·温克勒和其他经理们采用了安抚的口吻。他们告诉拉帕波特，对，汽巴嘉基认同终止排海应该是目标。同时说，不，现有的技术条件实现不了。拉帕波特说：“自然，他们实现不了我们的要求，我们告诉他们，那我们就要做不得不做的事了。”——不管是什么事。

戴夫·拉帕波特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他得去求他的朋友萨姆·斯普朗特爬水塔。爬水塔的人已经定下来一个了，贝弗莉·贝克，一个来自波士顿，神情严肃的二十三岁女孩，她是绿色和平的全职工作人员。但要带上所有的标语和供给就得需要两个人。拉帕波特想让萨姆·斯普朗特去。他二十六岁，不是绿色和平的工作人员，是麻省理工的物理学研究生。斯普朗特关注环境问题——在斯坦福大学读本科的时候他参与过一些反对核电站的游行——但他来汤姆斯河主要是因为他是拉帕波特的朋友，而且他在追团队里的一个女孩。

结果，斯普朗特到了的时候那个女孩已经离开汤姆斯河了，但拉帕波特力劝他留下了，因为他有一种在拉帕波特看来以后在绿色和平的任务中用得上的性格：他追求刺激的时候不怕做疯狂的事情。前一年的夏天，在罗得岛的纽波特的美洲杯帆船赛上，斯普朗特证明了他这个特点。当时后起之秀澳大利亚Ⅱ号即将获得历史性胜利，打破美国对这项全世界最著名的帆船奖杯多年的把持。斯普朗特和一个朋友半夜的时候偷偷游到船边，躲过码头上离船几码远处澳大利亚军方一个小分队的守卫，给船上绝密的带翼龙骨拍了照片。斯普朗特后来说：“全世界都想要那龙骨的照片，我们有。那天晚上我们浑身透湿地绕着纽波特走了一圈，想找个相信我们做了什么的记者。”可怜的斯普朗特，等他的胶片发出来的时候，澳大利亚Ⅱ号已经赢了比赛，心满意足的船主向世界展示了那龙骨。斯普朗特费力弄来的照片一文不值了，不过他还可以跟朋友们讲述自己的精彩故事，包括给拉帕波特，而后者则觉得这事听上去很像绿色和平的把戏。

能智斗澳大利亚空军的人，汽巴嘉基的保安对他来说绝对是小菜一碟，拉帕波特是这样盘算的。斯普朗特则不太确定。他知道，即便自己上到了水塔顶上，最终还是会因非法入侵被逮捕。他担心父母会怎么想，大学会不会终止他的博士津贴。但斯普朗特喜欢绿色和平的朋友们，信任他们的动机。所以，7月30日，一个星期一的凌晨，破晓前几个小时，斯普朗特和贝弗莉·贝克戴上安全帽（这样从远处看他们就像是工人）钻过围栏，进入了工厂广阔的领地。多亏有前期的侦查工作，他们有手绘地图，知道怎样在路网中移动到水塔。他们一路半蹲着小跑，只有在看到巡逻车的大灯时才停下来躲在桶后面。斯普朗特觉得过了很长时间，他们终于到了工厂的中心，水塔的阴影赫然出现在他们面前。但首先，他们得穿过两栋建筑之间的开阔地带。那里亮着灯，他们能听到夜班工人的声音。两人停下来想了想怎么办。斯普朗特说：“我们就是要出其不意，而且我估计，就算他们看见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们决定继续半蹲着跑过去，只盼着梯子下头没有上锁的门什么的。”

他们走运，那儿没有锁。俩人开始爬那个高一百二十英尺的梯子。他们的背包塞不进围着梯子的保护笼，所以他们决定用手拿着他们的睡袋、食物和大标语爬上去。惨极了，上到一半的时候贝克把标语掉下去了。斯普朗特说：“我头疼地看着它顺着管子转着圈往下一直落到底，就想‘哦，老天，我们不能没有那玩意’。”他等了下，确定没有人过来查看就爬下去拿它，贝克先往上爬。第二次他刚开始往上爬了没几分钟，睡袋又掉了，斯普朗特只好再次下去。他最后爬到顶上的时候已经筋疲力尽，瘫倒在一条窄窄的小桥上，那里是他们未来两天半的时间里待的地方。

早八点换班的时候，几百个汽巴嘉基的工人往天上看去，眼前的景象很惊人：水塔上出现了两个人影，他们下面有一个巨大的白色标语喷的是：“铲除它，不要产生它。”^[7]一些工厂员工觉得好笑，大部分人觉得生气。后来成为工会主席的约翰·塔尔迪半开玩笑地回忆道：“我只能让一零二楼和一零三楼的几个化工操作工出来给他俩拍照。”在那条小桥上，斯普朗特和贝克看到了下面混杂着好奇和焦虑的骚动。斯普朗特回忆说：“我们能看到下面的危机，没人知道该干吗。我以为我们坚持一早上，他们就会派警察上来抓我们。”

事情没那么发展，因为汽巴嘉基的经理们害怕发生对峙。强制两个激进分子下那个长梯有危险，公司可不想把他俩变成殉道者。相反，“我们给他俩送了饭，”经理豪尔赫·温克勒回忆道。一个工头爬到梯子中间，给了斯普朗特毯子、手电、安全绳，还有一些花生黄油三明治。斯普朗特对三明治感激不尽，因为他带的东西里唯一能吃的只有一个爱吃麦片的志愿者给包的坚果和浆果。而下面的工人们则对这种体贴纵容怒不可遏。工会领导塔尔迪回忆说：“简直难以置信，他们给他俩毯子和食物。我们跟经理说，那是个错误，这些绿色和平的家伙就是流氓，他们待在上面的时间越长事就闹得越大。果不其然，事情闹大了。”

下午的时候第一架新闻直升机来了，记者们得到的图像引人注目：水塔、标语还有栏杆上的两个人。当晚抗议就上了费城和纽约的新闻，第一次——不是最后一次——汽巴嘉基的这个工厂成了大城市电视报道的话题。汤姆斯河的居民们并不习惯于生活在一个丑名远播的镇子，他们不喜欢这样。密林深处的工厂不再是他们的秘密了。

萨姆·斯普朗特和贝弗莉·贝克在水塔上待了两天加两个漫漫长夜。住在那个十层高的狭窄铁质小桥上并不舒服。他们又湿又冷。在他们的睡袋里躺下来的时候总在担心会从栏杆中滑下去，斯普朗特和贝克用汽巴给他们的绳子把自己捆上，但也没什么效果。斯普朗特回忆说：“整件事情超级吓人。”不过在给下面制造的混乱中，他俩打起精神。

在工厂的前门，工人们和举着标语的激进分子们互相辱骂，甚至有些小推搡。到了抗议的第二天，一个汽巴嘉基的工人打碎了两个激进分子坐的车，还打了一个来自绿色和平的女人，事情变得完全不可收拾。这个工人被控袭击。另一位雇员因为破坏绿色和平的标志而被控刑事损坏。在工厂里，一个汽巴嘉基的工人做了自己的标志，冲着水塔挥舞。上面写着：“跳，贝弗，跳。”新闻摄像机拍了个正着。事情在电视和新泽西的报纸上不断发酵，先是《费城问讯报》，最后上了《纽约时报》。对汽巴嘉基来说最糟糕的是，美联社发的多篇报道传遍了全美国和整个欧洲——那里是公司的大本营。拉帕波特回忆说：“新闻报道真的是数不胜数。从很多方面说，在我所有参与过的抗议中，这次这个阶段是最棒的，我们基本把工厂包围了。”

8月1日，第三天，拉帕波特和汽巴嘉基以及当地警察进行了长时间的商议之后，给斯普朗特和贝克发无线电，让他们下来——这次是带着工厂提供的安全护具。他们筋疲力尽，早就想放弃了。他俩轮着睡了没超过两小时，只能拿一个塑料袋当厕所。（他们把袋子扔下来的时候袋子破了，人人都很生气。）下午，斯普朗特和贝克被带去警察局，收到了非法入侵的传票。然后斯普朗特出去吃了个渴望许久的汉堡，临睡前在海里游了个泳。过不了两天他就会离开欧申县，不会再来。^[8]斯普朗特后来成了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学的物理学教授，研究液晶，偶尔会想起他在汤姆斯河传奇故事中的独特角色。

但绿色和平在汤姆斯河的事情才刚刚开始。斯普朗特和贝克一从警察局出来，该组织的发言人就对记者宣布，当天上午，三名带着水下呼吸器的潜水员已经把汽巴嘉基排海管道的五十个排污口堵住了十三个，用的是木塞子和海绵垫圈。其实不很准确，临时配的塞子不是水封的，不能真的阻止排放，而且，汽巴嘉基雇的潜水员很快就把它们去掉了。但拉帕波特把这个无效的故意破坏的企图说成了对绿色和平有利的情况，他说组织是特意保留了大部分排污口畅通，以免导致排海管道远端再次出现斯蒂芬妮·伍特斯家附近那样的破裂，早在4月份，正是那次破裂揭开了后面一切事情的序幕。对拉帕波特来说，赢得镇上居民的善意比什么都重要。他想让汽巴嘉基扮坏人，而不是绿色和平。

据说，他的策略起效了。“欧申县公民，为了清洁的水”的组织者们尽管仍对绿色和平的激进有所保留，却乐于利用绿色和平高调的宣传活动来繁荣自己的成员。到了8月初，“公民”组织已经吸引了一百五十多人参加他们的聚会，现在会不再开在斯蒂芬妮·伍特斯的客厅了，而是在市政厅。工会有时会派工人去，试图扰乱会议进程，但环保组织的支持者们的声音通常能盖过他们。与此同时，在海边村镇，绿色和平的激进分子们被当做了攻坚的英雄。该组织在海边栈道上设了个亭子，志愿者在那里为要求关闭排海管道的请愿书收集了上百个签名。那时绿色和平已经搞到了管理机构做出的汽巴嘉基的污水的破坏性的报告。自然，他们能够挂出“信息牌”细数公司排放的物质。甚至还有一个书本式的漫画小册画的是巴尼加特湾的鱼骨架和郊外住家旁边喷射着的黑色液体。信息中很多都很夸张，全部都很有效。

如果上述那些还不足以吸引海滩游客的注意，那还有必杀技：一个大罐子，满满都是——现在看——很常见的鞋油那样的棕色的不透明液体。据绿色和平说，那是又一瓶从其中一个排污口采来的汽巴嘉基的废水样品。米歇尔·多纳托说：“那真的是深棕色，很可怕。人们看到它会说：‘哦，老天，出来的是这样的？’”对过客来说，它的意味很明显：你就在这种东西里游泳。不用考虑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排放危害着海洋生命（尽管糠虾实验证明可能有影响）。不用考虑因为废水排放在离岸半英里之外还被周围的海水大大稀释了，对人类的风险接近于零。这些看来都不重要，尤其是当人们在《欧申县观察家报》上读到很多排海污染物是致癌物的时候。“即便是可能只有一个孩子在那里游完泳十年之后患上了癌症，或是，上帝保佑，一个孕妇，我觉得我们也一定要阻止这种事，”拉瓦莱特的南希·门克·斯科特回忆说。她被绿色和平爬水箱堵管子的行为所激励，后来的七年中都在几乎全职地与汽巴嘉基做斗争。

绿色和平的人又在拉瓦莱特待了几个礼拜，沉浸在海滨栈道上基本属于环境保护主义的狂欢中。让拉帕波特意识到绿色和平在这场竞赛中得了高分的是下面这件事，一天晚上他们在罗斯·多纳托的房子里吃晚饭的时候，一个人——后来人们认出他是欧申县商会的一个重要成员——跑上房子的前廊处抓起了装着棕色废水的瓶子。这人冲上汽车，拉帕波特和几个人紧随其后。他们跟他到镇子的主干道上，在那里警察拦住了他，强迫他把那瓶宝贵的废水还回去。^[9]又有了更多的新闻发布会，其中一次绿色和平宣布他们某次夜间偷袭汽巴嘉基领地采到的土壤样品被检出了氰化物。那些唐·贝内特在《欧申县观察家报》上写的拗口的化学物，欧申县的居民们估计不认识几个，但他们知道氰化物是什么。公司发言人回应，工厂已经多年不使用氰化物了，然后在同一个礼拜又承认汽巴自己的检测显示排海管道内层正发生侵蚀，需要大面积修理。^[10]这更加证明了公司所谓“百分之九十九的水和一点点盐”的废水里面，实际上有能够蚀穿钢铁的猛料。

到了8月中旬，事件逐渐平息。很多绿色和平的成员已经坐着阿列伊卡号离开了镇上，不过他们承诺明年夏天还会回来。拉帕波特在纽约市，8月6日他和另外三伙人为绿色和平又创造了一个扬名立万的机会：攀登包围自由女神像（当时正在维修）的脚手架，挂上标语宣称“我要从核武器中解放出来——停止实验”。

夏末绿色和平离开的时候，汤姆斯河已经和拉帕波特三个月前初到时完全不同了。首先，海边的村镇变得激进了。对于罗斯·多纳托、南希·门克·斯科特，还有成千上万的新泽西人来说，海洋是神圣的，它使他们的州除了被纽约人和费城人取笑之外还有了些其他东西。他们所感受到的愤怒深深关乎自己，他们会战斗到底。在巴尼加特湾的另一边，汤姆斯河的居民则复杂一些。同样，他们热爱大海，但他们对汽巴嘉基排污的怒气因自己与公司的联系，以及公司对本地经济的重要性而减缓了。大部分人还不准备向汽巴嘉基开火，但他们并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城镇被打上污染的标记。在汤姆斯河，名声意味着一切，现在他们这个地区在电视和报纸上被描绘得和纽瓦克、特伦顿，还有其他破败的工业城镇没有差别，那些都是他们长久以来不屑一顾的地方。

1984年的夏天，因为有唐·贝内特、斯蒂芬妮·伍特斯、戴夫·拉帕波特，甚至还有罗斯·多纳托这些人，汤姆斯河镇到了一个转折点。工厂不再是值得骄傲的所在，以后也不会再是了。它的总经理们不再能控制事件，以后也不能了。对汤姆斯河人来说，突然之间，有太多理由去质疑他们的城镇与工厂之间绵延两代人的浪漫关系了。很快还将发生更多。

【注释】

[1]罗斯·多纳托于1996年去世，享年83岁。

[2]《冲突》拍摄于1973年，由美国著名影星阿尔·帕西诺主演，讲述了一位挑战警局腐败势力的大无畏警察的故事。——译者

[3]差不多十三年之后，绿色和平最初是怎么发现向新泽西海中排污的是汽巴嘉基的这件事，1984年参与该事件的人里已经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了。戴夫·拉帕波特不记得收到过罗斯·多纳托的信，尽管罗斯的女儿米歇尔确定已故的母亲寄过信。

[4]爱德华·阿比的书《故意破坏帮》（The Monkey Wrench Gang）（Lippincott出版社，1975年）出版后，“故意破坏”成为环境运动的热衷词汇。这部黑色幽默、反正统文化的经典描述了四个自诩为“环境斗士”的人的奇遇，他们炸桥，炸推土机，还有其他侵占美国西部荒野的东西。而短语“throwing a monkey wrench”（字面意思“扔个猴子捣乱”）的历史更久远一些，指破坏某件事的行为。

[5]尽管欧内斯特·肯纳韦因为日益加重的帕金森症症状而没能直接参与1932年苯并（a）芘的最终确认，他最终还是因其在识别致癌物方面的工作而被授予了爵士称号和其他荣誉。1958年他在圣·巴塞洛缪医院逝世，此处正是将近两百年前珀西瓦尔·波特通过对扫烟囱男孩的观察第一次开始关注煤炭污染致癌能力的地方。肯纳韦逝世时七十六岁，有赖于妻子尼娜的协助，他得以在几乎整个成年时期保持活跃的研究状态，她帮助他解剖动物，保存记录，执行需要双手稳定性的工作。

[6]绿色和平的处子秀比这次新闻发布会稍早几天，这多亏了戴夫·拉帕波特和“欧申县公民，为了清洁的水”的创始人之一的威廉·斯克朗斯基想出的诡计。拉帕波特被要求参加了一个电台脱口秀，讲讲该组织在全世界范围内与污染斗争的活动。节目到了电话提问时间，斯克朗斯基打了进来，假装没有预先准备似的提出一个邀请，他在直播中跟拉帕波特说：“你不必到南太平洋去与污染作战，在汤姆斯河就有战斗。”拉帕波特的回答满腔热忱，好像他头一次听说汽巴嘉基似的，其实当时那家工厂他已经调查了两个多月，还偷跑进去过两次。

[7]萨缪尔·斯普朗特和贝弗莉·贝克挂在汽巴嘉基水塔上的标语——“铲除它，不要产生它”——是当年绿色和平毒性运动的关键词。除了试图让工厂停止向海洋湖泊排污，绿色和平还向工厂施压，要求其重新评估生产过程，减少废物的产生。事实上，如戴夫·拉帕波特后来所说，企图停止排污不过是一种戏剧性的方法，目的是吸引人们的目光投向绿色和平的真正目标——减少生产中有毒化学品的使用。

[8]萨姆·斯普朗特和贝弗莉·贝克没有回汤姆斯河应诉，绿色和平对他俩的行为作了辩诉交易。1984年10月24日，两个激进分子因四项非法入侵，在缺席审判的情况下被判有罪。他们被多佛法院法官判处每人交三百美元罚款，不予拘留。绿色和平付了这些罚款。

[9]1984年8月5日的欧申县周报《记者报》社论中提到了这次企图盗窃绿色和平的污水罐的事件。大字标题是“绿色和平证明可以由我们来终结”。配的漫画的标题是“吞吃拉瓦莱特的污泥（汽巴嘉基制造）”，画里一个怪物从管子里钻出来。采访中，戴夫·拉帕波特、南希·门克·斯科特、米歇尔·多纳托和萨缪尔·斯普朗特描述了罐子风波。小偷的身份仍然未知，尽管各方面的消息都认为他隶属欧申县商会。

[10]Eugene Kiely，“Greenpeace Challenges Ciba to Water Tests”，Ocean County Observer，August 20，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