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与学习》编者附言

（胡祖休、于敬烈来信略——本书编者）

我们接到很多青年朋友关于不满现业而急于另寻学习机会的来信，或苦于失业而急于寻得工作与学习都得如愿以偿的机会的来信，我们都依据各人的特殊情形，尽我们所知，分别径复，但因为这类的信太多了，其中都有着一个共同点，就是青年朋友们所最热烈渴望着解决的“工作与学习”的问题，尤其热烈渴望着解决的“学习”的问题，实有提出公开讨论的必要，同时因为篇幅所限，只得拣取在这里发表的二封信做公开讨论的根据。

在开始讨论“工作与学习”这个本题以前，有两件事我们要先附带说明几句。第一是介绍职业。有好些青年朋友写信来要我们介绍工作，都是非常诚恳迫切的，我们虽于十分同情与感动之中，想尽其心力有所帮助，但在事实上这却不是一个刊物机关所能胜任的事情，虽有时遇着人与事的凑合机会，可是可遇而不可求，就一般说来，什么机关正在需要人材，我们无从知道，如果胡乱地写出介绍信，也没有什么效果，所以关于这件事，我们深深感到惭愧。中华职业指导所一类的机关，对于这类事因责有专司，是应该可以胜任的，但在事实上也是登记者的数量远超于介绍出去者的数量，这如果是“人浮于事”的原因，那便是要从大处着手的社会问题，而不是一个介绍职业的机关所能补其缺憾的了。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我们特在这里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以促起政府和社会的注意。第二件事比较小，就是常有青年朋友写信来要我们介绍到新疆学院去求学，这件事我们不是不愿意尽力，却是在事实上无法办到，因为新疆学院并不在外省招生，该院院长杜重远先生早已因病辞职。有好几位青年朋友激于求学热情，“下了决心”不顾一切，冒险赴新，结果还是无法入境，尝尽艰辛而回。因为屡有这种情形发生，所以特在这里附带说明一下，希望青年朋友们注意。

现在请开始讨论工作与学习。这讨论可以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在现状下就各人可能的范围内作最大的努力；一部分是希望这个问题可以得到大规模的相当彻底的解决。关于第一部分，试先就第一信作者胡先生的情形说，他在事实上既“不做事又没有饭吃”，那就只有在“做事”的业余时间努力自己学习。一个人如果真有坚决的志愿学习，没有任何环境可以限制他的。学校固然是一种学习的环境，但是我们绝不认为除了学校之外，就绝对不能学习。胡先生说“十六岁初中毕业便没有读书了”，但是在来信中所举出的读过的几本书不是在业余时间读的吗？一定要坐在学校里读书才算是读书，这是应该纠正的不正确的看法！而且所谓学习，读书这件事只占其中的一个部分——虽然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工作中的学习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胡先生也许说他目前的工作（银行）并不合于他的兴趣，所以说不上愿意在工作中学习。这当然不无理由，我们并希望他能留意更适合兴趣的工作机会，但在没有得到更适合兴趣的工作以前，仍只可以利用工作的环境作实际的观察。胡先生说对文学发生好感，也许想做文艺家，但文艺家不是可以专凭读书造成的，也要从观察实际的社会中培养起来。就是“铜臭气”吧，在文艺家也不妨观察观察，体验体验。丁玲女士在她的《作家与大众》一文中曾经说过，“每一个作家……一定已经在社会上生活了一段时日，不是离群的生活，不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生活，是深入的，沉潜在生活中过来的人，他对环绕在他周围的一切，有过思索，观察，有爱，有情，下过判断，存过理想。”听说茅盾先生著他的名著《子夜》时，为着其中需要关于交易所的实际材料，曾亲自跑到交易所中去作过长期的实验和调查，倘若他曾经在交易所中“闻”“闻”“那股铜臭气”，这番工作就可以不必要了。

其次谈到第二信作者于女士。于女士的向学热诚，也引起我们无限的敬意。我们对胡先生说的话，有一部分也可以适用于于女士的，就是在学校之外不是没有读书的可能。于女士因热烈求知，“很想进生活书店做一个店员”，其实，生活书店的同事每日也须工作七八小时，读书也在业余时间，和其他的事业机关一样，所不同的也许是同人买书可得到一些特别折扣（七折）而已。于女士当前所要解决的问题有二个：一是寻觅工作；二是如何“使自己的学识丰富起来”。关于第一件事，只有就近运用自己的社会关系留心适当的机会。关于第二件事，有了工作也许书的费用易于解决些，否则，在未有工作以前，也还可以斟酌自己的经济力，在可能范围内买书看；再不然，设法连合几位志趣相近的朋友合资买书，轮流着看，也是无办法中的一个办法。

最后我们要略谈“工作与学习”这个问题如何得到大规模的相当彻底的解决。这就非把教育制度根本改革使工作与学习在教育制度上能打成一片不可。依现在的教育制度，费用昂贵，中等之家培植子女已日感困难，职业青年更是不得其门而入。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最近曾经想出一种“自修的教育制度”，代替现在的学校制度。依这个新的制度，注重广设图书馆和科学实验站，小学程度以上的青年，都可以一面就业一面自修，免费利用图书馆和科学实验室，每隔若干时由国家举行考试，自修者都可以应试，依成绩给与证书或学位。在图书馆和科学实验站中经常有得力的指导员，以备自修者质疑问难之用。这样，职业青年一面工作，一面也就是在求学，家长的担负可以减少或竟可不必担负，在经济上不得不靠工作自立的青年也仍旧可以按部就班，根据自己的志趣，在学术的光明大道上继续前进。教育制度如果有了这样的根本改革，“工作与学习”这个问题应该可以得到大规模的相当彻底的解决了。（关于上述的新制度，陶先生将有详细的文章发表，记者在这里不过根据所闻，略述大意，倘有出入之处，文责当由记者自负。）我们希望陶先生能赶早抽出时间，把他的主张具体而详细地写出来发表，以供教育家的研究，以供政府的采择。

（原载1940年10月19日重庆《全民抗战》周刊第142期，署名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