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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与盲从

时间:2022-12-2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可见孙先生不但自己富于研究的精神,并以研究的精神勖勉后人。研究之所以重要,因为必须有充分的研究,而后不至作无意识的盲从;欲望人不作无意识的盲从,不但不可闭塞人的聪明,压迫人的思想,反而应该鼓励他作平心静气的仔细研究。世界大势所趋,私人资本主义终必灭亡,社会主义终必胜利,在有识者已认为无疑的倾向。记者之愚,以为盲从盲动不可,作客观的理论上的研究,正为避免盲从的最上法门,不宜强制压迫,闭塞聪明。

孙中山先生自己曾经说过:“我一生的嗜好,除了革命之外,只有好读书,我一天不读书,便不能够生活。”所以他一生无论是在做事,或是在休息,每天除了饮食做事以外,总是手不释卷。不但从前在海外亡命旅行之中,总于艰难困苦中带有几本关于革命一方面的最新出版物,时常仔细研究;就是后来在火线上督战,也携带许多最新出版的书籍杂志,军事上工作一经停止,便看他的书。孙先生刚逝世后,吴稚晖氏有一次演讲孙先生的生平,说他最心折孙先生的一点,是他的一生好学的精神,提起“一九○八年他(指孙先生)到伦敦时,似乎旅费甚窘,所以有位朋友曹亚伯在学生中凑了三四十镑送他,不料三天以后,我们到他寓里见他,已把那个钱买了一大堆紧要的书……直到前一月,皮海寰先生也对我(吴自指)说:‘孙先生真用功,他把最新欧美的社会学说,无不浏览。’”这便是中山先生给我们做好模范的研究的精神。

中山先生在他所做的《民族主义·自序》里面,很痛心地说起“陈炯明叛变,炮击观音山,竟将数年心血所成之各种草稿,并备参考之西籍数百种,悉被毁去”。后来他匆促演讲,才根据笔记刊单行本以饷同志,说“此次演讲既无暇晷以预备,又无书籍为参考,只于登坛之后随意发言,较之前稿,遗忘实多……尚望同志读者,本此基础,触类引伸,匡补阙遗,更正条理,使成为一完善之书……”可见孙先生不但自己富于研究的精神,并以研究的精神勖勉后人。

研究之所以重要,因为必须有充分的研究,而后不至作无意识的盲从;欲望人不作无意识的盲从,不但不可闭塞人的聪明,压迫人的思想,反而应该鼓励他作平心静气的仔细研究。世界大势所趋,私人资本主义终必灭亡,社会主义终必胜利,在有识者已认为无疑的倾向。中山先生认三民主义为社会主义之一种,为最适宜于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在他虽早已胸有成竹,但对于“革命方面最新出版物”,对于“许多最新出版书籍杂志”,对于“最新欧美的社会学说”,仍是“无不浏览”,乃至“备参考之西籍数百种”!记者深觉我们在今日尤当效法这种研究的精神,政府以及领导国民思想的人们也应该容忍各人有这种研究的精神。

试以近事为例,苏联的五年计划,在欧美书报杂志固倡言其详细内容而无所忌,在日本更几于人手一编,骇汗相告,孜孜研究其得失与影响,在我国的译本则昙花一现,瞬即禁止发行,不易购买。记者之愚,以为盲从盲动不可,作客观的理论上的研究,正为避免盲从的最上法门,不宜强制压迫,闭塞聪明。中山先生固遗我们以《实业计划》,为建设的明灯,但实施时的具体细则,专门方案,仍有待于后继者之虚心研究,似无可疑,则“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深闭固拒,实非所宜。

盲从好像戴有色眼镜看东西;研究好像用显微镜细察;深闭固拒,闭塞聪明,则等于闭着眼睛不看!有眼睛不看,或不许看,便等于瞎子!瞎子更易于盲从,这是很显然的事实。

(原载1931年9月19日《生活》周刊第6卷第39期,署名心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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