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

关于历史的书，往往易有枯燥的毛病，使普通读者看了觉得沉沉欲睡，但是《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这本书虽有六五二页，不可谓不厚，却能使读者看下去很像看小说，感到兴趣，觉得著者对于繁复的材料有如左右逢源，拈来即是，整理之有条不紊，评述之明白畅快，能使读者对于已往三十年中我国的政治事实得到很清晰的概念。我在本文只想介绍此书的结论，就是第十二章《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的解释和今后的去路》。

著者就三十年来政治斗争的现象，指出三种解释。第一是“列强压迫的关系”。“因为甲午战争的失败，列强乘势划分势力范围，于是一面促起维新派的变法运动，一面激成守旧派的大反动；因为辛丑和约大创痛，于是有维新运动的再起；因为有日俄对满蒙的角逐，与列强的投资竞争，于是有立宪和革命两派的积极进展；因为有四国联合对川汉粤陕铁道大借款，于是有武昌革命的爆发……最近三十年中国的政治革命运动，可总称为对于帝国主义求解放的运动。不过运动的总目的虽在求解放，而运动所得的成绩则常与目的相反。例如，维新运动的反动，所得到的就是辛丑和约；辛丑和约加于中国最大的痛苦，除了巨额的赔款外，便是东交民巷的‘外交团’；因为那种巨额赔款的担保，把新旧关税盐税，一总列为赔款的财源，使中国财政上长期间失去了自由；所谓‘外交团’，无论在何国是罕有的，止有中国，因为满清三数权贵利用无知的愚民，为无区别的排外运动，因而造成所谓‘辛丑和约国’的外交团，画定东交民巷的使馆区，自此东交民巷的外交团渐渐成为共同宰制中国的太上政府……最后，在‘打倒帝国主义’的呼声最烈的当中，日本人公然在山东施行无忌惮的惨杀。这些事实，使我们感觉中国三十年来所谓求解放的运动，前途越走越辽远；所以越走越辽远的原故，我们不能专归罪于帝国主义者的强顽，还是我们国民的自身上含有不易拔除的弱点；换句话说，就是三十年来的政治斗争，还含有别种意义，须待解释。”于是著者进而指出：

第二是“社会经济的关系”。“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压迫，何以如此的强顽？最浅薄的答语，必定说，前半期是由于满清政府的无能，为帝国主义者所愚弄；后半期是由于军阀的肆虐，与帝国主义者相勾结……但是我们要问满清政府何以无能，军阀何以能肆虐？这个问题使我们不能不推求到满清政府与军阀所统治的中国社会上去。例如戊戌到庚子的大反动，满清权贵所利用的是若干万的拳民；拳民就是生活无靠的失业者。为什么有这些生活无靠的失业者呢？就是中国资本穷乏，生产事业不发达的原故……军阀肆虐的工具，第一就是佣兵；佣兵就是生活无靠的失业者；惟有资本穷乏，生产事业不发达的社会，才有这些失业的可怜虫肯替军阀做工具……军阀肆虐的工具，除了佣兵以外，还有一班穿长衫的大小官僚，大小政客；官僚政客有时也利用军阀作工具，但是大多数的官僚政客，还是自己作军阀的工具。这一类的工具，比佣兵的生活要求当然要高一点，但一样的是生活上没有去路的可怜虫……到了后来，更成为一种循环性，就是内部的混乱越长，生产力就越减退，失业的游民越增加，帝国主义的资本势力越扩大。”

著者所指出的第三点，我认为是最重要的，就是国民知识的问题，他称为“社会文化的关系”。“我国的混乱，由于经济落后；经济落后就是由于生产方法落后；生产方法的落后，由于生产技术的落后，就是知识落后，社会文化落后。例如，西方发明了蒸汽机，利用它生产，利用它运输，促成了工业革命，造成了资本主义，演为帝国主义，向海外求商品的销场和原料供给场，因此借着烧鸦片的问题，打开了中国的门户，蒸汽机的轮船冲入了中国的长江；而中国知识阶级的第一流人物胡林翼由中国最高的学府翰林院出身，作到湖北巡抚看见了那两只冲入长江的蒸汽船，骇得‘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堕马’，除了‘摇手闭目，神色不怡的说此非吾辈所能知也’以外，别无办法，这不是知识落后，文化落后的表证么？那时候，日本也是文化落后的国家，但在明治维新时代，充量的采用西方新文化，把西方所有的新方法，新制度，充量的吸收模仿……甲午败后，新派的志士对于中国的文化怀疑了，但是大多数的上流知识阶级翰林学士御史们，还是相信‘洪钧老祖已命五龙守大沽，夷兵当尽灭’，相信义和拳的‘八宝物法’可以制枪炮，所以才惹起辛丑和约的悲剧来……中国二十多年来的新式教育机关，除了粗制滥造，培植了一些半生不熟的新官僚政客，在政界上发生供给过剩的现象，变为酿成军阀战争的酵母外，试问在社会文化的实际的进步上，到底有若何的表现？”

其次请介绍著者所建议的“去路”，或称为“活的路”。他说“活的路怎么样呢？第一就是停止无意义的相互屠杀，回复社会的安定。混乱是中国目前第一个大敌，‘安定’是中国目前第一个救主。要安定才有建设可言；要安定才有促进文化的机会；要安定，生产的能力和资本才有增加的希望。安定不是安坐不进，不是不求革新，只是不以武力彼此相互屠杀为革新唯一的手段。”

“第二，要保持社会的安定，必须使社会一般的优秀分子有言论上建议和批评的自由，使社会一般的人民有辨别是非的机会，养成社会辨别是非的能力，才能发生有力量的舆论。”

著者提出这两个建议后，综结的说：“中国的民族并不是天然的姿禀上不及西方民族；并不是天然的姿禀上没有创造文明的能力。因为地理的关系，以前孤立在东方，和她相接触的民族都是文化落后的，没有别种进步的文化可以供她的观摩参证，所以停滞不进。现在假使能够把‘混乱’的敌人去了，以‘安定’作我们的救主，以言论自由养成有力量的舆论，作‘安定’的保护者，我相信决不至长处于文化落后，生产落后的地位；文化有进步，生产力一天一天的向上，就走到活的路上去了。”

著者的建议虽不能概括今日的需要，但认为由“安定”和“有力量的舆论”可走上增高国民文化及增进国民生产力的活路上去，确是今日中国最急切的需要。

（原载1931年7月25日《生活》周刊第6卷第31期，署名韬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