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酣把笔，蓦地记起了《易经》上的“载鬼一车”这句话。
在我的散文创作中，以历史人物为题材的占了不小的比例。对这种起死人于地下，同鬼魂打交道的做法，文雅一点说，叫作生者对于逝者的叩问。逝者也好，鬼魂也好，往往葆有一种独特的魅力。他们所具有的原型属性，不仅没有因为岁月的汰洗湮沉到忘川中去，反而由于历史的积淀，踵事增华，头上还会罩上一种神秘的光环，从而获得很高的知名度。诚如美学家朱光潜所言：“年代久远常常使最寻常的物体也具有一种美”，“‘从前’这两个字可以立即把我们带到诗和传奇的童话世界”。而历史题材的多义性、不确定性，可以提供更多的“空白”，更具备一般现实题材所欠缺的文体的张力。
活跃在我的笔下的古人，或者叫鬼魂，如果分头把他们安顿在中巴车上，那么，秦始皇、赵匡胤、成吉思汗等封建帝王可以载满一车，曾国藩、李鸿章、张学良等政要可以载满一车，死去的族内、族外的亲属以及老师、朋友，足够载满一车，而为数最多的还是各类文人，不过，一个大巴也就能够装下了。他们多数为作家、诗人，兼及少数知名学者。就中有男性，也有女性；资格最老的，已有两千三四百年的冥寿；而最年轻的作古也在十年以上了。
蒲留仙写鬼，是“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我这里搬出鬼来，不过是一种召唤，一种呼吁，一种寄托。古代文人的那种风范，那种气节，那种追求，现世中再也难以找到了。消费社会里盛行的是消费主义文化，生活领域中呈现的是美的泛化，艺术领域中表现为美的消解，最后导致了审美主体的人的异化——人们欣赏的是物品外观的美，追求的是纯感官的享受，而缺乏一个精神超越的维度。既然现实中找不到了，那么，就只好起死人于地下。现在缺乏的不是文人，缺乏的是文人应有的气质、志趣、情操、节概。写他们，本身也是一种精神的靠拢，审美艺术的回归。在精神境域里相知相重的重逢，无疑也是一种大欣赏、大欢慰。
（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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