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 唐景崧内渡：一个让陈寅恪为难的话题
一、缘起
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为了纪念历史学家陈寅恪（1890—1969）120周年诞辰，有关学术机构相继举办了数场研讨活动。笔者不揣谫陋，围绕着陈寅恪1949年的去留问题草成二文1，力图从常识、常情、常理的角度出发，寻获历史疑难的真解。现继续本此原则，尝试着探讨另一个疑难——陈寅恪如何面对唐景崧内渡这一敏感而尴尬的话题。
二、唐景崧的横幅：成就陈寅恪婚姻
1928年，大龄男青年陈寅恪（38岁）与大龄女青年唐筼（30岁）结缡于上海。这门亲事，颇为般配——男方之祖父是前湖南巡抚陈宝箴，女方之祖父是前台湾巡抚唐景崧。二人喜结连理的媒介，是唐筼出生那一年祖父手书的一件横幅。2光绪戊戌（1898年）春间，全国上下竞言改革，去官数载的唐景崧“自伤闲居，无缘补天”3，故有诗句云：“补天万手忙如许，莲荡楼台镇日闲”，“一管书生无用笔，旧曾投去又收回”。4唐筼成年后，这件作品长随左右，一直等来了陈寅恪，转而成为夫妇二人共同珍宝的纪念物，纵使战乱频仍、南北转徙，始终不离不弃，却最终失踪于文化浩劫之年代。5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次日，胡适应陈寅恪之邀，为唐景崧此诗幅题诗一首：“南天民主国，回首一伤神。黑虎今何在？黄龙亦已陈。几枝无用笔，半打有心人。毕竟天难补，滔滔四十春！”6至抗战居港时，陈寅恪又请许地山为题一绝：“自立民声压怒雷，何端天意竟难回。鸡峰陷没鲲洋沸，一去东溟永不回。”7胡适之父胡传系唐景崧部属，“台湾民主国的殉难者之一”8；许地山之父许南英亦为唐氏旧部，同为台湾民主国之旧人。既有此渊源，应邀题诗之际又适逢倭难再度当头，故二人所题之诗均以感喟沧桑为主调。
1953年，陈寅恪本人在诗幅上“敬题四绝句”，其一云：“横海雄图事已空，尚瞻遗墨想英风。古今多少兴亡恨，都付扶馀短梦中。”9叹息家国兴亡之余，“雄图”、“英风”二语尤能看出对于南注公往迹的赞赏之情。
三、唐景崧内渡：曾经是一边倒的笑骂
自谓“曾读唐公《请缨日记》”、对其家世“知之尤谂”的陈寅恪10，对于唐景崧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年）内渡前后的那一段往事，真的只有赞赏与叹息么？此处暂且按下不表。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唐景崧内渡之后，嬉笑怒骂，不绝于耳，公私记载，所在皆是。
比如陈寅恪的父执文廷式，就曾经指斥唐景崧“携巨赀内渡而犹欺人以贫窭”，“既不能筹措于前，又仓黄奔遁于后，难以逃责备矣”。11文字虽简短，却抓住了三大关键：一是战前部署失当，二是临战贪生怕死，三是卷带公款潜逃。
而在影射小说《孽海花》中，用来影射陈季同的“陈骥东”则语出惊人，索性将唐景崧当年上演的这出“虎头蛇尾”的“滑稽剧”归咎于“女祸”：同为“唐景崧”扈从的“李文魁”与“方德义”，为了唐府一个叫“银荷”的丫鬟争风吃醋，大厦将倾之际，旧恨新仇最终迸发——“李文魁”率众哗变，“方德义”屈死于“李文魁”刀下，“银荷”为“方德义”殉情而死，“李文魁”越发无所顾忌，再生叛心，“想驱逐景崧，去迎降日军”。于是，“唐景崧”的败因便有了这样一番解释：“议论他的，不说他文吏不知军机，便说他卤莽漫无布置，实际都是隔靴搔痒的话。他的失败，并不失败在外患，却失败在内变。内变的主动，便是他的宠将李文魁。李文魁的所以内变，原因还是发生在女祸。……这种内变，事生肘腋，无从预防，固不关于军略，也无所施其才能，只好委之于命了。”12
陈季同曾助唐景崧守台，署布政使，后任台湾民主国外务衙门督办，也是台湾往事的重要经历者之一。《孽海花》的作者曾朴是陈季同的学生，他笔下的“陈骥东”颇有乃师不拘礼法、落拓不羁的影子。13这段故事是否听闻于陈季同，暂难考证，但空穴来风，事出有因，至少能从成书较早且影响较大的纪实性文献《东方兵事纪略》中找到原型。14成书晚于《东方兵事纪略》的《台湾通史》、《清史稿》，虽然各有出入，15但都基本采信了这一节——当然，“银荷”应属虚构，不在其内。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九日（1898年6月17日），台湾战事的另一位重要当事人丘逢甲，在答复丘菽园询问台事的一封信里，结合自身感受，对唐景崧、刘永福有这样一段评议：“平心而论，唐、刘均未可厚非。是时如为身计，已奉朝命，即以地委日而去，岂不足以自全？而皆不忍去者，犹冀万一保全此土此民。非特此土此民也，台弃而天下大局遂不可问，今日胶、澳、旅大之势，当时已早忧之。故权为自主，以振人心，丛受笑怜，亦不敢辞。然其时守台，固自守之，非为君守，固无异与存亡之义。唐变起而去，刘力绌而去，虽责以不死，以义无可殉而死也。”16不到一个月，此信就正式披露于新加坡《天南新报》，可惜就其影响而言，甚至连微乎其微都称不上。因为，当指斥、怒骂成为主调时，同情、体谅之声只能让步，直至销声匿迹。
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伴随着内忧外患的层出不穷，抵御外侮的呼声越来越高亢，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在此背景下，尽管“台事传闻异辞”，一般人“如坠五里雾中”，17上述三大关键一直存有疑点，但对于唐景崧“普遍持否定态度”成为史学界的主流观点，直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依然如此。18
四、俞明震笔述台湾旧事：仍然留有余地
如果说文廷式的指斥属于事后算账、《孽海花》的描述属于小说家言的话，那么身为陈寅恪舅父的俞明震（字恪士，号觚庵）在事发不久留下的日记和谈话应该更加可信，因为俞明震不仅是台岛抗战的亲历者，而且临时受封为台湾民主国内政衙门督办的他更是内渡前最接近唐景崧（字维卿，又作微卿）的重要人物之一。
俞明震的《台湾八日记（附台湾唐维卿中丞电奏稿）》堪称台湾近代史的重要文献。这一文献由两个相对独立的部分组成：一是俞明震在内渡后补作的战时日记，记载了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五日之后中、日两军数日间的战况，以及十二日台北兵变之情形；二是唐景崧该年二月二十八日至五月初二日的电奏稿38件，由俞明震在乱兵中藏入衣带携出，事后俞氏对于其中不可信的文字添加了按语。
综观《台湾八日记》，作为部属的俞明震确实对唐景崧颇为不满与失望。举例来说，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初三日唐景崧在电奏稿中援引传闻，称：“贼用气球登岸，人执一铁板，聚成炮台，手炮开花弹极猛速。”俞明震所加按语云：“此电仓卒据各路探报之言，实在情形，全不相同。中国人无识，有专造谣言者，有随口演说者，有人云亦云、一犬吠影百犬吠声者。所遣侦探，亦不过传述若辈之言而已，可为痛恨。电中所言‘气球’，后始悉系在海水浅处，用矾〔帆〕布船登岸，一人乘一船，远望之若气球。然后闻总署以‘气球登岸’之语，行知各处，岂非大笑话？又，‘人执一铁板，聚成炮台’之说，尚待考，大约亦误认也。”19
又如，三月二十二日唐景崧续奏略云：“现招粤中义士骁将集万人，有自备船械者。拟由粤用渔船航海夺澎，幸得手，即乘胜入倭。”俞明震的按语虽然对故主仍留有情面，但不平之气、不屑之态难以遏制：“‘义士饶〔骁〕将’20，只就唐镜沅一面之词，遽尔轻信，其实一大骗局耳！事过境迁，念之尚令人发指。先是，上年十一月，唐镜沅即有密电与维帅，言‘访得有一大侠，将来可令多带兵，可以往攻日本，其手下义士骁将极多’云云。维帅初尚秘而不宣，潜令往招。乙未三月，始告余大侠即吴国华，将倚以复澎湖。余心非之，而不敢尽言，盖其时吴已到台湾矣。复令回粤招勇，将与以重任。其实吴乃一赌博无赖子，后为盗，有司出花红访拿，镜沅遂目为大侠云。”21
作为亲历者的俞明震，他的这些按语无疑佐证了唐景崧不知军机、卤莽轻率、用人不当等罪责。
与这些按语不同，俞明震在自己的诗作里对于台事则显得颇为矜持。在他唯一的诗集《觚庵诗存》里，“乙未年”仅存诗一首——《登厦门南普陀和易实甫原韵》：“登临初见海嵯峨，回望神州感逝波。坐久自疑趋大壑，再来应恐泣磐陀。愁边草树天风急，泪眼乾坤落照多。今日五洲成大梦，独留残梦在岩阿。”22此诗作于该年八月，于台事仍无放言。半个世纪后，抗战胜利，俞氏弟子章士钊应邀多次赴台，写有《台湾行卷》23，第一首就是《台北城楼怀觚庵师》：“燕居未肯言台事，我自南来便恍然。不是边才亦同慨，得逢旧雨定随缘。江山无改风云地，忠孝难禁忧患年。谁向师门潜印证，白头弟子破垣前。”24章诗首句，至少可以作为旁证——俞氏后来对台事的议论变得稀少而谨慎。
五、俞明震口述实录：理应更加可信
相比之下，俞明震在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至二十二年七月这段时间里，对于新结识的姚锡光（字石荃）倒是敞开了心扉，一次次详尽地回答了姚氏关于保台一役的各种提问，完全称得上有问必答。这些在南京和武昌的答话，较为完整地保存在姚锡光的“日记”里25，成为理应更加接近原貌的珍贵文献。
姚锡光愤于甲午战败之耻，立志编纂一部“昭示国人”、“生其怒敌之心而作其同仇之气”的纪实本末体史书26，这便是最早全面系统地叙述甲午兵事的《东方兵事纪略》的由来。此书取材广泛，“本所见闻，证其异同，并参以中外人士纪载诸书，厘而辑之”27，俞明震的《台湾八日记》即为重要的文献来源之一。俞氏日记被姚锡光改写后，辑存于姚著卷五《台湾篇上第九》。
综上可见，俞明震内渡后关于台事的回忆，至少有以下三种文献：一是俞氏本人的《台湾八日记（附台湾唐维卿中丞电奏稿）》，成稿于光绪二十一年，1933年9月被左舜生选入《中国近百年史资料续编》，自此广为人知；二是经由姚锡光改写而保存在《台湾兵事纪略》里的部分文字，成文时间在光绪二十二年七月，次年与其他各篇汇刊于武昌，流传也颇为广泛；三是回答姚锡光询问的多次口述，录存于《姚锡光日记》。
在上述三种文献中，《姚锡光日记》稿本、《台湾八日记》稿本均庋藏于北京图书馆（即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前者直至2003年始影印出版，后者的影印本更是迟至2006年方才问世。比较而言，《姚锡光日记》稿本尤须给予足够的关注28：
首先，这些文字形成于友朋间的闲谈，最少顾忌，体现了原汁原味的特点；其次，姚锡光的访谈时间，起于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九日，止于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十五日，与唐景崧内渡这一历史事件的时间距离最短，误差也应该最小；再次，姚锡光采访的战争亲历者除了俞明震之外，至少还包括江苏人茅子修、四川人吴质卿（号桐林）、台湾台南府人陈望曾（字省三）等。其中，吴质卿也撰有一册“乙未夏秋间台湾日记”，“言台南事甚详”；29陈望曾“曾在南湾当差，复当台湾支应局委员，故知台湾事甚详”，同样向姚锡光“历言台湾之将士不和、勇丁冗杂、官吏贪婪、军政废弛诸事”，30还应邀“搜括许多台湾往事共一本”，名曰《台湾杂记》，专门赠送给姚锡光，以备采择。31这些见证人的口述与笔录，在丰富俞明震回忆的同时，无疑也起着纠偏、补漏、防伪的作用。
以下按照《姚锡光日记》原文顺序，摘引俞明震等人的部分口述，必要时酌加按语。透过这些跳跃性颇强的零散文字，唐景崧内渡前后的一幕幕场景大体可以得到还原；而笔录者姚锡光所作评议或讥弹，也似可代表当时士林的集体性感受与评价。
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
善馀又谓，伊昨宵赴王木斋招饮，同坐为俞恪士秋曹诸君子。恪士言台湾事，事甚详：今年春正，台湾唐蔚帅方招集名士置酒高会，蔚帅自制灯虎，有“主人颠，将乔二姑爷溺壶偷去”，打唐诗一句（“东风不与周郎便”）；“秋声尽在月明中”，打《书经》一句（“惟影响”）。此颇似前明宏光时南都春灯谜故事。是时，倭焰方张，京师危逼。台湾孤悬海外，危若累卵。而自大帅以降，流连诗酒，酣嬉淋漓，不恤军事，欲不亡，得乎？32
十一月初九日：
早八点钟，起。俞恪士秋曹（名明震，顺天宛平人。庚寅庶常，改官刑部。原籍浙江。以唐维帅奏调往台湾，曾代理藩司）自对过房间来晤。询之，乃戊子乡试同年。因谈及台湾兵事。诸将之不用命，土民之观望，且台湾孤悬海外，我无兵轮，万不能守，自是实情。并言今年五月初四日倭从台湾□□（此处原文为方框“□”）登岸时33，我苟兵轮壹只驻守，亦必能截伊登岸之路。且我兵勇一见贼即开枪，不知枪能及贼与否，及贼枪能及我，而我弹子已罄，率以此败。是我驱市人为兵，不知教练之故。恪士又言，伊见台湾炮台放炮，炮口吐出生药，而弹子不能及远，问何以故。余告以此药包用佛蓝绒传火过缓，药包内药不及尽燃，而弹已出口，故炮口吐出生药，则药力减，自不能送弹子及远。又言，放炮后炮向后坐，而跳高五尺。余告以此严密筒内无油之故。34
十一月初十日：
是日，见俞恪士今年五月初五日起至五月十五日止十天日记，历言台北失守及唐维帅内渡情状。见维帅之暗弱，将士之不用命，乱民之降贼，以致严疆不守。阅之愤闷欲绝。留录一底，以备异日考证。35
十二月初九日：
又闻唐维帅之自台湾内渡，实兑银四十万到上海，为其僚佐旧部分去大半。照此，则自蔚帅以下，皆贪婪委琐之人，台湾其能守乎？闻台湾称自立之国时，蔚帅已受总统名号，而电奏谓臣奉旨内渡，而军民阻遏不得行，不得不受总统名号，暂用权术，为脱身内渡之计。是其首鼠两端，外受军民推戴，内复自站地步，为万一兵败张本。诚小人也。36
按：此日所记，得自当晚姚锡光在蔡乃煌（伯浩）宅与众人一同吃饭时的谈话，俞明震已于六日前离开南京。唐景崧是否携带巨款内渡，堪称其一生最大的悬案。俞明震是否也向姚锡光谈及此事，至少在姚氏“日记”里无法证实。等到姚锡光正式撰作《台湾兵事纪略》时，并未出现唐景崧卷走40万两白银的字样。相关的文字一共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光绪二十一年四月下旬：“斯时，台湾藩库尚储银四十余万（三月间，台湾曾兑银四十万至上海，初次二十二万，二次十八万，皆善后局提调任某手兑，不知何用）。”37另一次是五月中旬：“自景崧去，城中散勇游匪沿途劫掠，藩库犹存银二十四万，劫夺互斗，库中积尸四百余。”38这前后相差的16万两白银，是拨给义军充饷？还是去向不明？著名史学家范文澜根据姚锡光的记载，较早提出质疑。39此后，围绕这一公案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歇，各持己见，迄无定论。40
二十二年正月十二日：
跋俞恪士比部台湾日记（光绪乙未闰五月起，十二日止，共八天）一则，盖痛台湾之沦为异域也。41
按：此则题跋，书于俞明震《台湾八日记》稿本上，不见于姚氏“日记”。文曰：
此余恪士比部（明震）日记也。比部，予戊子同年，浙人，寄籍顺天，家湖南。成庚寅进士，以庶常改官比部。光绪甲午，倭事起，冬间，以唐维卿中丞（景崧）奏调赴台湾。乙未夏，和议成，朝廷弃台湾，藩司以下多内渡，复经维帅电奏，暂署藩司，理善后。顷台湾自立民主国，恪士以藩司兼营务处，往前敌督战。及台湾溃败，比部内渡。十一月初旬，余与遇于金陵客邸，叩以台湾事，比部出日记以示。不能不太息痛恨于当事者之调度乖方，竟不能为一日之守，苍皇奔北，草间求活，尚复靦然人面！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三复斯言，令人短气！丙申正月，石荃记。42
七月初五日：
午后，俞恪士比部来，自上海回……少间，恪士又谈台湾往事。光绪乙未四月廿四日，台湾接总理衙门弃台湾公文，省垣罢市，游棍散勇思变，人心惶惧。绅民入抚署，请维帅为统领台湾自主，始安堵。旋送维帅之太夫人、夫人内渡，太夫人、夫人号咷出署，市人皆哭。五月初五、六等日，东洋兵轮炮攻金包里甚急，为声东击西之计，而从澳底登岸。及十二日，维帅出亡，乘小舟，拟往沪尾，上驾时轮船内渡。于时游勇地痞严搜逃官内渡者，维帅行至□□（此处原文为方框“□”），有炮台，台上炮弹截行舟，扼不得进。随有游勇上船搜查，维帅乃弃小舟登陆，仍折回，道遇德国德几理和洋行买办薛□□（此处原文为方框“□”），挈维帅入洋行匿焉。未几，台湾人侦知维帅匿洋行中，将往搜，不可匿。十五日，洋行东□□□（此处原文为方框“□”）乃杂维帅于洋行练勇队中。维帅易洋兵服，短衣革履，从练勇队中，呼啸偕行。至海口，杂洋练勇上舢板，上南精小轮船，始得内渡。其草间求活如此！维帅初心，何尝不思身殉台湾，特为爱妾娈童所困，易其初心，一失足成千古恨。可胜太息！43
按：这段文字所描述的唐氏内渡情形，颇为罕见，值得特别关注。文中所称“爱妾娈童”，未详所指；但姚锡光很快在《东方兵事纪略》里径直使用了“景崧嬖人吴觐庭（沪尾守备，充武巡捕）”这样的措辞44，丝毫不假情面。
七月初九日：
早起，入学堂，续成《台湾兵事纪略上篇》，推溯光绪甲申台湾之建行省，而言兵事起于光绪甲午六月台湾之办海防，迄于乙未五月十六日倭人之入台北省会，是为《上篇》。午后，往户部街程公馆，拜俞恪士比部，因晤程子达大令、黄伯香贰尹。45
七月十五日：
自李直刺处散后，遂往户部街程公馆，至俞恪士处晤谈，访伊台湾事，至二鼓始归寓。46
按：这是姚锡光“日记”中记载的姚、俞二人的最后一次晤谈，地点在武昌，内容仍以台事为主。从光绪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姚锡光撰作《台湾兵事纪略上》开始47，到七月二十三日将该篇“检校改正数处”48，直至九月初一日写完《台湾兵事纪略下》49。俞明震的口述，不仅为姚著提供了重要的素材，而且影响、强化了姚锡光对于唐景崧的评判。
六、尊长们的“幸运”：避开了尴尬
唐筼出生于1898年，没有赶上1895年祖父内渡这一历史事件；陈寅恪出生于1890年，其时年幼，应该也不会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不过，陈寅恪的祖、父，都曾经间接参与过光绪乙未年的援台抗倭，尤其是陈寅恪之父三立，因为好友易顺鼎两次渡台策助刘永福抗战，与易氏有多封电信往还，对于台事也称得上“知之尤谂”。
当时，易顺鼎与刘永福有患难相守之约，甘冒风险来往于台岛与大陆之间，在清廷明旨严禁济台饷械之后，仍屡屡向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北巡抚谭继洵等要员求助，又多次商请陈三立（陈父宝箴时在直隶布政使任上，三立携家留守武昌）疏通关节，设法筹款济台。张之洞数次复电易顺鼎，声言台事奉旨不准过问，劝易速离险境，从此不管台事，免生枝节；谭继洵也以司道阻挠为由，加以拒绝。无奈之余，陈三立只得连连规劝易顺鼎偕同俞明震迅速内还。直到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初七日，就在陈三立前往上海迎候父亲（自直隶赴湖南巡抚任）的前夕，仍然苦劝两人“速还”。50
据俞明震《台湾八日记》，他脱险逃至厦门是在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十五日。八月，俞明震与易顺鼎同游南普陀，俞氏作《磐陀对话图》，易氏有诗纪，俞氏和作即前引《登厦门南普陀和易实甫原韵》。九月，全台尽失，二人一前一后内还。易顺鼎于十月奉父回长沙，次年汇刊《四魂集》，又整理赴台日记为《南行记》，与在此期间所撰奏疏等合刊为《盾墨拾馀》，轰动一时。光绪二十三年之后，易顺鼎受命督管湖南鹾务。51几乎与此同时，俞明震投奔于姻丈陈宝箴幕下，在新成立的湖南矿务总局当差——姚锡光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初七日日记称，陈宝箴有意派俞明震总办湖南矿产转运局，“故命恪士往上海探价值焉”。52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之后，俞明震、陈三立先后移居南京，陈寅恪所云“两家衡宇相望，往来便近”，53即在此时。
以常理来推测，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后，易顺鼎、俞明震在与陈家三代人交往的过程中，不大可能不提到台湾战事和战败后的内渡。因为，根据陈寅恪的自述，1928年初春，唐筼之所以引起他的关注，首先是那条署名“南注生”的横幅——大概只有既读过唐景崧的《请缨日记》，又有“亲友当马关中日和约割台湾于日本时，多在台佐唐公独立”的陈寅恪，才会将“南注生”这一别号与一位陌生的唐姓女士联系在一起，断言：“此人必灌阳唐公景崧之孙女也。”54
当然，陈寅恪晚年的自述也未必字字句句皆精准无误，比如“亲友……多在台佐唐公独立”一句至少有以下两个疑点：其一，“亲”自然指俞明震，“友”却未必指易顺鼎，因为易顺鼎在台直接佐助的是刘永福，而且刘永福曾向易顺鼎言及唐景崧排挤倾陷之状，“几痛哭流涕”55；其二，“多”字也难以立说，因为陈家“亲友”除俞、易之外，到底还有几人“在台佐唐公独立”，迄无确据。
1903年，唐景崧辞世；1918年，俞明震故去。时空交错，两人均没有见到陈、唐联姻，也就免去了可能出现的尴尬。
七、唐筼与陈寅恪的态度：只能如此
尴尬与难题往往也是前人的“遗产”之一，不管后人是否情愿，也不管有没有准备，都只能继承与接受。这一次也不例外。
约在1943年春，应邀参观广西桂林景崧中学的唐筼，曾以简约的文辞概述祖父的乙未往事：“当时国际形势孤立，英国等既不予援助，而国内又不便接济，故军力不足，遂致失败。归来退隐桂林五美塘旧宅，读书著作，又别号退怡庐老人。”56作为嫡亲的女孙，唐筼如此立说，既合乎讲话的特定场景，又没有违背历史的原貌，颇显大方得体。
与唐筼相比，陈寅恪对于此事的感触可能更加复杂，“处理”的难度也会更大。个中缘由，可能有以下五点：
第一，双重身份的尴尬。陈寅恪既是唐景崧的孙女婿，又是俞明震的外甥，而且后一种身份远远早于前一种。无论他是否看过《台湾八日记》或《姚锡光日记》，以他的见闻和学养，不难推断出大致的情形。是维护南注公的形象，还是肯定觚庵先生的言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左右为难的窘境。
第二，职业操守的考验。陈寅恪是历史学家，一生的使命无非是寻求历史的真相与教训。摒除个人情感因素的影响，如实还原历史场景，探寻前人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原本是史学家的基本操守。晚清史虽然不是他的专项和特长，但无论如何也不能据此自欺欺人，置史德于不顾。
第三，研究条件的制约。陈寅恪一生，遭际坎坷，命运多舛。身体之弱，家累之重，文献之匮乏，环境之险恶，常常成为他从事学术研究的掣肘。仅就乙未内渡这一并不算太大的课题而言，待发之覆虽多，发覆的重任却非陈寅恪所能承担——终其一生，海峡两岸的中文资料尚且无法一一寓目，遑论日文以及其他外文资料。
第四，个人观点的影响。首先，陈寅恪对于国难当头的和战之争远较一般人更加冷静。1937年7月14日，也就是“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的第8天，陈寅恪在与挚友吴宓交谈时就表现出异于常人的悲观：“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保全华南，悉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一战则全局覆没，而中国永亡矣。”57在他看来，“胜败系于科学技术与器械军力，而民气士气所补实微。况中国之人心士气亦虚骄怯懦而极不可恃”58。这些判断虽然不会影响到陈寅恪的个人出处，因为“策略上的主和者并不必然就是实践上的妥协派”59，但无论如何也难以成为主流。其次，陈寅恪对于纲纪伦常的信从持守远较一般人更加执着。陈寅恪绝非抱残守缺者，并不反对和拒绝合理的变易，但是一切变易与调适都不能超越“中国文化本位”这一底线。甲午乙未之后，民族危亡接连不断，否定传统俨然成为拯救时局的题中应有之义，最终演变为彻底的颠覆与摧毁。在陈寅恪生命的最后20年，政治上的跃进再度导致传统文化的衰歇，对此的深忧巨痛自然成为其晚年诗作的主要内容之一。60
第五，特定环境的顾虑。尽管围绕唐景崧的诸多疑窦一直难以破解，但在主战虽败犹荣、主和虽全犹耻的主旋律下，一切为唐景崧鸣冤、声辩的言行，必定冒天下之大不韪，即便不会招致杀身之祸，至少也会自取其辱。加上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已经对唐景崧内渡作出了最权威的定性——范著1947年出了第1版，到1955年就已出至第9版，“故影响巨大”。61
此情此景之下，唯一的选择似乎只有一个——避而不谈。
即便是最有可能谈及乙未旧事的两次机会，陈寅恪也没有留下直接、显豁的评价：
第一次是1944年冬。当时，陈寅恪因目疾致盲，“在成都存仁医院手术后，生活不能自理，夜间尤需人照料”。62作为入室弟子的硕士生刘适（后常用别名“石泉”，以下统称“石泉”），经常去值夜班。某夜叙及学位论文的选题，石泉答以“对中国近代史感兴趣”，不料得到了陈寅恪的首肯。63陈寅恪又对石泉说：“其实我对晚清历史一直是很注意的，不过我自己不能作这方面的研究，认真作，就容易动感情，那样，看问题就不客观了，所以我不作。你想要作，我可以指导你。”64这篇题为《中日甲午战争前后之中国政局》的学位论文，开始于1947年春，写成于1948年夏，半个世纪后幸而得以问世。读者于此书（出版时更名为《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字里行间颇能看出陈寅恪的影子，以至于同为陈氏弟子的卞僧慧认为：“此书是在先生直接具体指导下完成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先生观点的体现，对于人们理解先生对中国近代史的看法有重要意义。”65
卞氏此语，诚为知言。石泉此书虽小有瑕疵——仅以与陈寅恪家世相关者为例，如偶将“陈宝琛”误为“陈宝箴”66、“俞明震”误为“俞应震”67、“唐景崧”误为“唐学崧”68等——仍然堪称深得陈氏治学之精髓，尤其是立论之持平、公允、深刻，最能彰显“了解之同情”69这一研究品质。无怪乎甫一面世，即令人耳目一新，其后亦有常读常新之感。
石泉在写作时，多次引用了姚锡光的《东方兵事纪略》。石著所附“参考书目”仅列出姚氏此书的书名、版次（光绪二十三年武昌刊本），70而没有像对待《中东战纪本末》、《容庵弟子记》那样分别留下必要的评析。71据此看来，石泉（理应包括其导师陈寅恪）至少在当时对于姚著是认可的。72然而令人不解的是，石著对于唐景崧保台期间的种种失当行为只字未提，似乎对于姚锡光的评判并不赞同；不仅如此，“身当其冲”、“势成骑虎，不得不进而继续努力，以成此自主自保之局，而观后变”等词句73，反倒表现出对于唐氏的某种体谅和认可。
第二次是1965年夏至1966年春。1965年夏，自忖时日无多的陈寅恪，“改变往昔不研究晚清政局之初衷，决心在晚年亲自着手阐明所知晚清史事真相”74，这便是陈氏遗作《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的由来。直到第二年春天，“未及完成而难作”。75此稿生不逢辰，其后虽经陈美延追索、石泉增补，迄今仍非全璧——第四章、第五章依然阙如。
在《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的《弁言》中，陈寅恪明确表达了“排除恩怨毁誉，务求一持平之论断”的写作态度76，希望此稿“既不诬前人，亦免误来者”77，成为一部“家史而兼信史”78。
应该说，在除了《弁言》以外的其他七章中，最能体现义宁陈氏与清流、浊流二党错综复杂的关系，也最能考验陈寅恪能否做到持平公允的，大概要算第二章《清季士大夫清流浊流之分野及其兴替》、第三章《孝钦后最恶清流》、第四章《吾家与丰润之关系》、第六章《戊戌政变与先祖先君之关系》这四章。其中的第二、三、六章，经石泉校补之后，颇觉完整。不在此列的第五章《自光绪十年三月至二十年十一月间清室中央政治之腐败》虽然亡佚，但其基本内容仍可于石著“得其概貌”79；唯独第四章，从头至尾，了无痕迹。笔者十余年前曾专门草撰一文80，推测第四章的“主角”应是义宁陈宝箴、陈三立父子与丰润张佩纶、张人骏叔侄，于今察之，尚非不着边际之论。至于第七章《关于寅恪之婚姻》，集中介绍与唐氏婚姻之由来，自然涉及唐景崧，不过，对于弃台内渡诸事也并未论列。
当然，避而不谈或者说不主动提起并不意味着只是一味地噤若寒蝉，只要条件允许，必要的反弹还是会呈现的，更何况陈寅恪从来“不是轻易能够被胁迫的人”81。据陈门弟子金应熙回忆：“陈氏夫妇还很重视台湾历史的研究。陈夫人的祖父唐景崧在第一次中日战争时署台湾巡抚。当时陈先生的舅父俞明震也在台湾与唐共事。‘马关条约’签订后，唐、俞两人曾联络台湾士绅宣布成立民主国，抵抗日本，但不久就失败了。唐景崧因此遭到清朝一些官僚的攻讦，他曾写信给大臣李鸿藻解释，对此事经过纪述颇详。陈家藏有这封信的原稿，陈氏曾借给学生供写作台湾史论文的参考。”82陈君葆（陈寅恪滞留香港大学时期的同事）的日记和陈寅恪后人的追忆83，都印证了金应熙所述真实可信。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陈寅恪曾经将唐景崧上李鸿藻函“借给学生供写作台湾史论文的参考”，这固然是导师风范的展现，但据此作出另一种解读似乎也未尝不可。
八、结语
合而观之，陈寅恪的相关言说，总体上确实做到了“既不诬前人，亦免误来者”。但不得不提的是，陈寅恪身为史学大家，文章自是作手，像所有的作者一样，他不可能也不必要把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完全述诸笔端。就此而言，或许借用传播学上的另外十个字来评价他可能会更加准确一些，那就是“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
即以胡适和许地山而论，二人书写于唐景崧诗幅上的题诗也未必是内心世界的完全反映。1931年9月26日，胡适在写给周作人的一封信里曾主动谈及题诗之事：“十九那天，什么事也不能做，翻开寅恪要我题的唐景崧（他的夫人的祖父）遗墨，见那位台湾民主国伯里玺天德说什么‘一枝无用笔，投去又收回’，我也写了一首律诗在上面：……”84“说什么”三字，流露出的或许才是胡适的真实感受。
1933年，许地山在为亡父撰作《窥园先生诗传》时，以乃翁的“自定年谱”为依据，对于乙未年唐景崧、刘永福的内渡有如下记述：“七月，基隆失守，唐大伯理玺天德乘德轮船逃厦门，日人遂入台北。……八月，嘉义失守，刘永福不愿死战，致书日军求和，且令台南解严，先生只得听命。和议未成，打狗、凤山相继陷，刘永福遂挟兵饷官帑数十万乘德船逃回中国。旧历九月初二日，安平炮台被占。大局已去，丘逢甲也弃职，民主国在实际上已经消灭，城中绅商都不以死守为然，力劝先生解甲，因为兵饷被刘提走，先生便将私蓄现金尽数散给部下。几个弁目把他送出城外。……本集里，辛丑所作《无题》（六四页）便是记当日刘帅逃走和他不能守城底愤恨。”85数年后，许地山应陈寅恪之邀题诗时，于诗前另有一序，略云：“乙未之变，先父在台南领兵防匪，部署粗定，而台北莠民资敌，情况转劣，唐公不得已，挂冠内渡，民主国亦随之沦没。寅恪同事，近以公手迹见示，且命题识，敬涂芜句，用寄感喟。”86诗序虽未涉及刘永福，至少评判唐景崧的情词已有所调整。
再举最受陈寅恪信任的弟子蒋天枢为例，他在为唐景崧的那两首七绝添加按语时的措辞——“光绪二十一年三月马关条约订立，唐始离台湾巡抚职，退隐桂林。”87也颇见良苦用心。
胡适、许地山、蒋天枢等三位学者的道德文章，有口皆碑。即便是上述言辞，也都经得住推敲，立得住脚跟。他们在面对唐景崧内渡问题上的一致“微调”，似乎是碍于某种因素未便直抒胸臆的选择，而不像是一种简单的巧合。
申而论之，“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88作为史学家的陈寅恪，同样很难奋身跃出“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89的樊篱。为尊者、亲者、贤者讳，既可以表现为温情与敬意，也可以沦落为傲慢与偏见，更经常外化为障碍与羁绊。就拿姚锡光来说，《东方兵事纪略》到底有多少文字是“以个人好恶为转移”90，蓄意地“曲笔回护”91或“简单地丑化”92李鸿章的，现在也还没有定论。相比之下，姚锡光本人在自序里的一段话倒能看出他的冷静与清醒，也在不断提示着后来者：“盖在官文牍，每以隐饰而掩其真；私家记载，又以嗫嚅而丧其实，甚或援尊亲之义，为曲讳之文。”93照理说，身为石泉导师的陈寅恪也应该看过姚著，这番话会不会触动他的内心，今天不便妄加猜测。
不过，大致可以确定的是，身处特定年代的陈寅恪，面对唐景崧内渡这一尴尬话题，在无法凭借突破性的研究成果改写既定的主流观点时，不得已采取了避而不谈的做法。这样做，不但勉力维护了传统的伦理，更重要的是守住了史家不掩其真、不丧其实的底线。平心而论，无可非议。
附记：稿成半载，方知国家图书馆所藏《姚锡光日记》手稿已有王凡、汪叔子点校本（易名为《姚锡光江鄂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7月第1版），现据此点校本改订拙稿误认之五字，并向王、汪二先生致以谢忱！
（2011年10月5日定稿）
注释：
1 张求会《陈寅恪1949年有意赴台的直接证据》，载《南方周末》2010年4月29日；张求会《陈寅恪1949年去留问题补谈》，载《南方都市报》2010年5月18日。
2 详陈寅恪撰、石泉整理《寒柳堂记梦未定稿（补）》，见陈美延整理《陈寅恪集·寒柳堂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36页。
3 陈寅恪案语，同上，第236页。
4 唐景崧《为人作书，口占二绝。冬阴已久，立春忽晴，亦快事也》，同上，第236页。
5 据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合著《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以下简称“《也同欢乐也同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62页。
6 胡适《题唐景崧先生遗墨（陈寅恪嘱题）》，见胡适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册，第156页。
7 许地山《题唐南注公手迹》，载胡从经编纂《历史的跫音：历代诗人咏香港》，香港：朝花出版社1997年版，第261—262页。此据胡文辉著《陈寅恪诗笺释》转引，见胡著（软精本），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下卷，第482页。
8 胡适著、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页。
9 陈寅恪《晓莹祖南注公光绪戊戌春间所书诗幅，寅恪昔年旅居香江，时值太平洋之战，略有毁损。今重装毕，敬题四绝句于后，其第三、第四两首乃次原韵也》，见《陈寅恪集·诗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92页。
10 《陈寅恪集·寒柳堂集》，第236页。
11 文廷式著《闻尘偶记》，见汪叔子编《文廷式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下册，第724—725页。
12 曾朴著《孽海花》（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新2版，第323—326页。
13 可参阅桑兵《陈季同述论》，载《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4期。
14 详姚锡光著《东方兵事纪略》，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武昌刊本，卷五《台湾篇上第九》，第4—5页。
15 《东方兵事纪略》所记为“李文奎”、“方副将”；连横著《台湾通史》卷三十六《列传八》之《唐景崧、刘永福》作“李文魁”、“方元良”，见连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下册，第729、730页（按：该版第730页之“杜文魁”，似为误植）；《清史稿》卷四百六十三《列传二百五十》之《唐景崧、刘永福》则作“李文奎”、“余副将”，见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2册，总第12735页。
16 丘逢甲《致菽园》，原载1898年7月16日新加坡《天南新报》。此据广东丘逢甲研究会编《丘逢甲集》，长沙：岳麓书社2001年版，第759页。
17 曾朴著《孽海花》（增订本），第323页。
18 文小科《关于唐景崧研究述评》，载《广西地方志》2008年第4期。
19 俞明震著《台湾八日记（附台湾唐维卿中丞电奏稿）》，载左舜生选辑《中国近百年史资料续编》，上海：中华书局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版，下册，第308—309页。按：“帆布船”，原刊作“礬布船”，现据文意校订。
20 “骁”，据上下文订正。
21 《中国近百年史资料续编》，下册，第311—312页。
22 见《觚庵诗存》，上海：聚珍仿宋印书局民国九年（1920年）排印本，卷一，第11页。
23 载1948年11月2日《京沪周报》1卷43期，此承朱铭见告。
24 此据朱铭《白头咏师门》转录，朱文载《文汇报》2008年9月21日。
25 《姚锡光日记》，载刘家平、苏晓君主编《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北京：线装书局2003年影印版，第73册。
26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序》，见《东方兵事纪略》卷首。
27 同上。
28 就笔者所见，《姚锡光日记》自2003年影印出版后，迄无专文论列其价值，仅有舒习龙《姚锡光述论》曾部分引用，据作者注释，其来源仍是“北京图书馆藏稿本”，而非影印本。舒文载《史林》2006年第5期，可参阅。
29 姚锡光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三、十一日日记，此据《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第73册之《姚锡光日记》，第856、858页。按：吴质卿“乙未夏秋间台湾日记”，即吴著《台湾战争记》，揭载于《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3期。据《近代史资料》编者按，吴质卿当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年）时为刘永福文案，亲身参加刘永福保台活动。正与姚锡光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初一日日记（见《姚锡光日记》，第839页）所述相吻合，可见确为同一人。
30 姚锡光光绪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日记，此据《姚锡光日记》，第843页。
31 姚锡光光绪二十二年八月二十四、二十六日日记，同上，第860页。
32 《姚锡光日记》，第763—764页。
33 按：原稿有空白，今以“□（此处原文为方框“□”）”代替。下同。
34 《姚锡光日记》，第764页。
35 同上，第764页。按：“严疆”，暂从原稿。
36 同上，第774页。
37 姚锡光著《东方兵事纪略》，卷五《台湾篇上第九》，第5页。
38 同上，第12页。
39 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上册，第275—276页。
40 时隔多年，戚其章根据日本间谍的一份侦察报告作了进一步探究，认为“台北藩库所少的16万两，乃是被唐景崧汇走，决非丘逢甲领去，他完全是清白的”。（见戚其章《丘逢甲离台内渡考》，载《学术研究》2000年第10期）刘雄对此则另有看法：“关于唐氏曾提库银40万两汇往上海，并在内渡前又汇走16万两之事，前者源自范文澜所著《中国近代史》，实际上由于范先生对唐氏是否为侵吞这些银两而将之汇往上海，抑或内渡后确实已将这些银两侵吞不确定，因而仅以怀疑的语气称这些银两‘一去不知下落’。若联系到唐氏署理台抚后派茅延年驻上海专事购械济台，显然，上述汇款也可能是供茅氏购械之用。至于后者，则源自戚其章所撰《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世纪回顾》一文，戚先生所据者则为日谍的一份报告。该份日谍报告内容大多来自途说道听，多为不实。……何况该日谍之报告仅提及唐氏向追上船来的沪尾王统领承诺，只要不杀他，放他走，他将赠王16万两。可见，断定唐氏于内渡前又提库银16万两汇走并将之侵吞，显然亦无确据。”（见刘雄《试析唐景崧应允留台思想上的自愿因素》，载《东南学术》2007年第2期）
41 《姚锡光日记》，第788页。
42 此据李德龙、俞冰主编《历代日记丛钞》第65册之《余比部台湾日记》，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年影印版，第386—387页。按：“俞明震”之所以误为“余明震”，可参阅拙文《〈台湾八日记〉探微：稿本与刊本的差异》，载《九州学林》2008年冬季号。
43 《姚锡光日记》，第847—848页。
44 《东方兵事纪略》，卷五，第12页。
45 《姚锡光日记》，第848页。
46 同上，第851页。
47 同上，第843—844页。
48 同上，第854页。
49 同上，第861页。
50 详拙著《陈寅恪的家族史》，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版，第103—105页。
51 王飙《易顺鼎年谱简编》，见易顺鼎著、王飙校点《琴志楼诗集》附录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569—1570页。
52 《姚锡光日记》，第841页。
53 《陈寅恪集·柳如是别传》，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上册，第3页。
54 据《寒柳堂记梦未定稿（补）》，见《陈寅恪集·寒柳堂集》，第236页；另参《也同欢乐也同愁》，第58—59页。
55 易顺鼎著《魂南记》，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此据王飙《易顺鼎年谱简编》，见王飙校点《琴志楼诗集》附录四，第1565页。
56 唐筼《参观景崧中学的讲话稿》，见《也同欢乐也同愁》，第297页。
57 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第6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68页。
58 同上，第169页。
59 胡文辉著《陈寅恪诗笺释》，上卷，第120—121页。
60 陈寅恪1952年有诗《吕步舒》：“证羊见惯借耝奇，生父犹然况本师。不识董文因痛诋，时贤应笑步舒痴。”胡文辉笺释此诗的主旨：“陈诗首句即以证父攘羊、借父耰鉏典暗指胡思杜对其父胡适的政治批判；二句谓儿子对父亲尚且如此，学生批判老师更不在话下；三、四句反用吕步舒误驳董仲舒事，形容当时胡适的学生们公开批判胡适。”（见胡著《陈寅恪诗笺释》，下卷，第470—473页）作于同年的《春秋》复云：“石碏纯臣义灭亲，祭姬一父辨人伦。春秋旧说今皆废，独讳尊贤信是真。”胡文辉以为，此诗的真实用意“谓《春秋》为亲者讳的传统伦理已被废弃，而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传统倒更加发扬光大；此当指舆论一律，不得批评政府及其领导人”。胡氏又有所发挥，指出陈寅恪在论著中多次引用“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中国传统伦理强调顺乎人情，故承认各亲其亲的合理性，即以家庭伦理优先于政治伦理”，两诗的意旨均在表明对当时政治伦理严重违背传统人伦的不满与担忧。（同前，第474—476页）
61 戚其章《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世纪回顾》，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
62 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自序》，见石著《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自序”，第1页。
63 同上。
64 同上。
65 卞僧慧纂、卞学洛整理《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54页。
66 石泉著《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第52页。
67 同上，第200页。按：今人陈义杰整理之《翁同龢日记》刊本，亦作“得台湾门人俞应震、邱逢甲电”。（见《翁同龢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5册，总第2795页）又，仲伟行编著《〈翁同龢日记〉勘误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55页）亦未予校订。据此，或翁氏稿本已误书，而后来者各仍其谬？
68 石泉著《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第260页。
69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见《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79页。
70 详石泉著《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第277—278页。
71 石泉评《中东战纪本末》：“此书取材甚杂，往往未可轻信，然其节录或译出之中外使馆官电，或抄录当时奏折，皆颇可征信。”评《容庵弟子记》：“此书为辛亥以前袁世凯之略传，其中颇多为袁氏讳（例如戊戌政变即全阙），然就其所引叙之有关上谕、奏折、函电等言，则仍多可信也。”俱见石著《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第278页。
72 大陆史学界后来对《东方兵事纪略》的评价，可以参阅廖宗麟《试评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载《文献》1986年第4期）、舒习龙《姚锡光与〈东方兵事纪略〉》（载《历史档案》2006年第3期）二文。
73 石泉著《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第224页。
74 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自序》，见石著，“自序”，第3页。
75 蒋天枢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78页。
76 见《陈寅恪集·寒柳堂集》，第187页。
77 同上，第186页。
78 同上，第188页。
79 刘桂生《〈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序》，见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序”，第4页。
80 张求会《陈寅恪佚文〈吾家与丰润之关系〉试考》，载《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6期。
81 陈流求、陈美延姐妹语，详张求会《往事如烟耐追摹》，载《南方都市报》2010年6月13日。
82 金应熙《陈寅恪》，见陈清泉等编《中国史学家评传》，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下册，总第1363页。按：唐景崧内渡前为自己预留退步的言行，学界自来关注较多，但并非没有疏漏，如吾友李开军所示，翁同龢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八日日记有云：“唐春卿函来诉台苦。”唐景崇（字春卿）此举疑似受其兄景崧之托，为他日落败张本。而据易顺鼎《盾墨拾馀》卷六《魂南记》，唐景崧内渡后，曾于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九日在南京拜谒张之洞，不料与易顺鼎巧遇。唐氏此行似颇隐蔽，据易氏言，唐“昨始来南京，与余同舟而竟不知，盖踪迹甚秘云”。张之洞以“同见不便”，有意错开了接见时间。唐景崧此次南京之行是否为了“自站地步”而来，亦未可知。联系到唐景崧致函当权派李鸿藻辩诬之事，则唐氏内渡后曾有所托请当属无疑。台湾内渡官绅未受到严惩，唐景崧也是仅仅得了一个“休致回籍”的处置，除了清廷对绅权民权有所忌惮的大背景（参阅桑兵《甲午战后台湾内渡官绅与庚子勤王运动》，载《历史研究》1995年第6期）之外，似不能排除各类请托活动所起的作用。再按：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初一日，唐景崧内渡后不久，曾有家书致其弟景崇（原件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载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一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1年版，第206—213页，此承李开军2012年9月29日电传摄片），对弃台内渡、卷款潜逃各节颇多辩解，且欲通过其弟“使都中人知之”。笔者于此将有专文论列，此不赘述。
83 据陈君葆1938年2月3日日记，“陈寅恪藏有光绪年间‘福建台湾巡抚关防’银印一方及唐景崧回上海后手上李高阳书一通，均富有文献价值”。当天，陈寅恪将银印和唐景崧手札一并寄存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据谢荣滚主编《陈君葆日记》，香港：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1999年版，上册，第348—349页）1949年8月23日，陈寅恪委托一位邓姓人士，将一批行李搬到冯平山图书馆寄存。（详谢荣滚主编《陈君葆日记全集》，香港：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2004年版，卷二，第648页）到了1951年9月14日，“陈小彭来图书馆要回寅恪先生的东西”。（据《陈君葆日记全集》，卷三，第129页）但陈小彭所取物件，似乎并没有包括银印和手札，因为陈氏三姐妹后来说：“我们家现在仅存有这颗印的印谱，而银印本身及唐景崧上李高阳（李鸿藻）书一通，父母有无于何时取回，我们姊妹都不清楚，其去向就更不得而知了。”（见《也同欢乐也同愁》，第68页）据此，借阅唐景崧手札的学生似乎并不是石泉，具体时间也待考。
84 见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上册，第558页。
85 许地山《窥园先生诗传》，见许南英著《窥园留草》（此据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80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版），《窥园先生诗传》，第7—8页。按：据《窥园留草》“辛丑壬寅”各诗，《无题》与《题苏文忠遗像》等诗均作于任职徐闻期间，《题苏文忠遗像》诗前小序已云“余以壬寅出宰徐阳”，且《无题》诠次于后，故二诗应同作于壬寅年（1902年），而非辛丑年（1901年）。《无题》共计六首：“请缨日记笔如椽，纸上谭兵是汝贤。急智刘锜能步武，北船去后又南船。”（其一）“出走亏他计不粗，遗黎今尚有周馀。纵然一战遭屠戮，此罪仍难罄竹书。”（其二）“毁家纾难作王民，铁马金戈剩此身。寄语多金文弱士，莫将成败刻论人。”（其三）“缠腰有客号知几，官帑搜罗十万归。太息蓬门贫女命，为他人作嫁时衣。”（其四）“贻书本欲求王蠋，图貌翻为索伍员。无用恩威相促逼，本来与汝不同群。”（其五）“压境分驱十万师，家家齐插顺民旗。伤心狐鼠凭城社，还嗾胡儿杀汉儿。”（其六）其中，第一、二、五首或讽刺唐景崧如赵括一般只知纸上谈兵，或以“神机武略，出奇制胜”（见《宋史》卷三百六十六《列传》第一百二十五《刘锜、吴玠、吴璘》）的南宋名将刘锜反讽唐、刘二人不知军机，或用齐国人王蠋以死激励士民大夫复国之志的典故讥诮两人未能以身殉国；第四首则专讽刘永福挈公款败逃。综观许南英所作诗、词及自定年谱，对于唐、刘之愤恨与嘲讽可谓一以贯之，且对许地山撰作《窥园先生诗传》影响至深。
86 许地山《题唐南注公手迹》之序，此据胡文辉著《陈寅恪诗笺释》转引。见胡著，下卷，第482页。
87 见《陈寅恪集·诗集》，第93页。
88 刘知几著《史通》，卷七《内篇》，“曲笔第二十五”。
89 《春秋公羊传·闵公元年》。
90 廖宗麟《试评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载《文献》1986年第4期。
91 舒习龙《姚锡光与〈东方兵事纪略〉》，载《历史档案》2006年第3期。
92 廖宗麟《试评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
93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序》，见《东方兵事纪略》卷首。又，姚氏光绪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日记曾自述：“盖去岁东方兵祸，非特为中国运数一大节目，乃古今奇变，且关系欧亚两州全局，是不可无纪载，故拟作是篇。特余识见庸疏，见闻寡薄，中国又多忌讳，恐不足纪大番大故。”（见《姚锡光日记》，第844页）可参阅。李吉奎在整理姚氏此书时曾予综论：“该书是亲历其事者根据充分资料而撰写的。不过，因为该书成书较早，许多国内外公私文书档案，当时尚无法引用，加上许多当事人当时仍然健在，故在写作时不能不有所忌讳，写出来难免粗疏。”（见李吉奎整理《东方兵事纪略》，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卷首“整理说明”）
（原刊于《中华文史论丛》，2012年第2期）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