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2-21b 明末清初“吴门印派”其他印人作品
明代中后期是中国篆刻史的一个转折点，而文彭开创的“吴门印派”正是这个转折点的奇峰突起，它掀起了文人篆刻流派艺术的高潮，奠定了以篆法、章法、刀法为基本要素的篆刻技法体系，为后之学者继承古玺印传统而进行篆刻艺术创作开辟了广阔的路径。如赵宦光在印论中即非常重视字法、章法和刀法，其《朱修能〈印品〉序》云：
今之良工，字有字法，章有章法，刀有刀法。等之内典三条宝阶，人我共登焉。不得章法，何以成图？不得字法，何以成书？不得刀法，何以成印？[29]
流派，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由一批艺术主张、创作手法和表现风格相似或相近的文艺家们所形成的艺术群体。其特点是：有领袖人物，有师承源流，有相近的技法特征与风格，并且在传承中有一定的延续性。在过去的历史年代里，文艺流派往往以一定的地域为基点、以一位开创者为中心，并围绕着主体的审美取向，在发展中壮大，在传承中创新。吴门印派就是中国篆刻史上第一个这样的艺术流派，其领袖人物文彭及一大群追随他的篆刻家印风已如上所述，至于这一印派的审美取向与艺术主张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1．尚雅求精，趋避时俗
明代中叶以后，时代风尚以华为美，以俭为鄙，“男子服锦绣，女子饰金珠”，靡然向奢，追求惬意满足。因此：
明代世俗的、大众化的审美趋尚逐渐壮大，势力已压过旧权威，占据了社会的主流。在雅跟俗两大趋尚之间，以前总是雅在提高俗、改造俗，甚至扬弃俗；现在情况刚好相反，俗反过来兼容雅、改造雅，甚而至于扬弃雅。[30]
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大部分文人虽然也多不得不随世俗，但是他们内心仍然渴望着优雅恬静的生活方式而鄙视那些市侩习气，于是托物言志，寄情山水、崇尚自然，在艺术创作中努力寻求心灵的安慰，并在篆刻实践或印论中体现出来。如赵宦光对刻印篆法提出自己的见解曰：
夫大小诸篆一不可为印，虽然，舍篆即俗，印亦随灭。[31]
周亮工《印人传》评介吴门印派中人时亦常以“雅”字形容，如沈遘篆刻“一以和平尔雅出之”；汪启淑《续印人传》评介吴门印派传承人时亦大多若此，如徐夔篆刻“苍健秀雅，得文何二家法”、沈祚昌篆刻“苍劲中含秀雅”、花榜篆刻“摹印宗三桥、杲叔娟秀一派”、迮朗篆刻“无纤毫尘俗气”等。
图2-22 《篆刻十三略》书影
吴门印派在清代的传承人袁三俊所著《篆刻十三略》（图2-22），也十分强调篆刻要工“雅”，以黄山谷谈书法“惟俗不可医”而推及印章，认为篆刻家即使对字法、章法、刀法都能了然于胸，“而按之少士人气象，终非能事”。要做到“雅”，“惟胸饶卷轴，遗外利势，行墨间自然文雅”。可谓一语破的。
关于“求精”，文彭篆刻当为严谨，刻印态度亦极为认真。如有一次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言及自己为人刻好后又觉得不满意之事：
瓢印大不惬意，须用重作，前日已略为改，尚未停当，出月当为公料理不误。[32]
《印人传》等相关史料中还载有吴门印派中人篆刻“求精”的其他事例。
2．追踪秦汉，力压宋元
元代赵孟
、吾丘衍已经将唐宋以来的朱文印发展为“圆朱文”与“复古”的汉魏印式，奠定了文人篆刻审美的基调，但文彭意识到唐宋元印的不足，主张直追秦汉，从秦汉印中汲取自然率真、古朴典雅的精华，继而又从宋元篆刻中汲取营养并加以发挥。因此，李流芳称：
国初名人印章皆极芜杂可笑，吾吴有文三桥、王梧林，颇知追踪秦汉，然当其穷，不得不宋元也。[33]
文彭继承了元代以来文人篆刻的传统，在汉白文和圆朱文印的基础上形成线条圆劲清雅，却又不失汉印古朴而秀润的风貌，确立了典雅工整的风格，格调清新，又注重变化，形式较为丰富却又颇有创意，形成了吴门印派审美取向的主流。
文彭篆刻追踪秦汉，从其印章作品中可窥一斑。隆庆末、万历初上海顾氏编辑的《集古印谱》，曾经推动了当时印坛的仿汉热潮，并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此前文彭在北京国子监时与顾氏兄弟早有往来，并与顾从德之弟顾从义交往较密切，目睹顾氏兄弟收藏之古印很有可能。文彭又与嘉兴项氏早有交往并经常为其鉴定书画印章，观赏并师承项氏所藏汉印，亦在情理之中。
吴门印派中人皆以“追踪秦汉，力压宋元”为篆刻创作方向，而且部分主将还有自己的艺术主张，如沈野主张自然天趣，好古意，重神采，所谓“藏锋敛锷，其不可及处全在精神，此汉印之妙也”。其他如明末顾元方“直接秦汉”，以及清代袁三俊“章法秦汉”、吴树萱“师承秦汉，尤爱顾云美”、杜世柏“直逼秦汉”，等等。
3．究心六书，复古纠偏
明代中期以后，尤其晚明，社会风尚大变，艺术领域猎奇现象时有所见。追随李东阳习篆的乔宇曾说当时人学篆“逐流忘源，非但无以仰窥阃奥，即点画形象之间，首尾方圆之故，亦视以为奇怪而不之考者”。吴门印派自开创时起，文国博彭便力主篆法正统，以恢复秦汉印中简括空灵、端庄古朴之貌，纠正明初板滞芜杂、稚嫩孱弱之偏。周亮工《印人传》记载：
国博究心六书，主臣（何震）从之讨论，尽日夜不休，常曰：“六书不能精义入神，而能驱刀如笔，吾不信也。”以故，主臣印无一讹笔，盖得之国博居多。主臣之名成于国博。[34]
可见文彭对篆刻入印文字考究至深，绝无虚诞。
其实，明代吴门印论家徐官所篆《古今印史》，主要论述的就是与印文相关的篆字象形、会意之类的六书结构，认为：“夫篆刻多误，皆因六书之未明也。”[35]而万历时期吴门印派的主将赵宦光研究六书更是专门，所著《说文长笺》《六书长笺》，载其平生所著字学之书七十余种，尽释六书之义。清代吴罛《序〈赵凡夫先生印谱〉》评“其摹古印章，直逼古人”。
我们从文彭传世的印章中，可以看出其化今为古、典雅自然的秀润风格。他以篆法正确、笔法简洁的篆字，合以古意古趣、斑驳朴茂的边栏，浑然形成引人入胜的审美效果，对时人及后学影响很大。今人方去疾曾评曰：
文彭，为吴门派的代表作家，他精研六书，对文字学深有研究，主张篆刻应以六书为准则。他身体力行，创作一丝不苟。[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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