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子当为天下士

他曾声名赫赫，人称“民国宪法之父”；他曾笔意峥嵘，掀起民国思想界“人生观论战”的轩然大波；后来他作为国共内战中首要战犯之一（位列四十三人名单中榜尾），渐渐在大陆销声匿迹。前些年，电视剧《人间四月天》的热播，让他的妹妹张幼仪与诗人徐志摩的婚恋故事，再次出现在世人面前。他就是张君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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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是个特殊年份，这年9月1日，一道“预备立宪”的上谕从天而降，步履蹒跚的清政府决定仿行宪制。立宪点燃了晚清一批精英心中的希望，华夏天空一缕曙光隐约闪现。这年，十九岁的张君劢在《新民丛报》上发文表明他的政治立场——不要革命。对垂垂老矣的帝制，年轻的张君劢没下猛药，更没用西医的手术刀，而是选择了保守治疗。血气方刚的年纪，却没意气用事，看似少了几许激情，实则多了几分难能可贵的稳重。此时的他还只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的一名学生。

立宪还是革命，中国思想界已唇枪舌剑了两年，针尖对麦芒的交锋虽不似金戈铁马的锋锐，却也刀光剑影，纵横驰骋。立宪派主张政治改革，以不推翻清政府相号召，他们最大的隐忧是：“革命虽成，满蒙必失。”而革命之势已如弦上之箭蓄势待发。张君劢对中国命运忧心忡忡，学政治经济学的他，更懂得理性思辨。他对革命的不认同，基于对法国革命的英国式反思。这个混乱不堪的国家，使用武力只能更加混乱无序，于国于民何益？而清政府的改革愿望，慈禧太后的立宪表态，也让他看到一丝立宪治国的希望，他期待着专制的老树能绽放民主新芽。

张君劢有自己立宪治国的“药方子”。他说：“譬之树：宪法政治，果也；政党，花也。世界无无绽花而可以获果者，又岂有无政党而宪法政治可希冀者？”在他心目中，政党是立宪的必由之路。在日本，张君劢就参加了梁启超组建的具有政党性质的政闻社，并担任评议员。尽管此时的梁启超还是“乱臣贼子”，清政府通缉他的告示贴得满大街都是，但他俨然是国内立宪派的精神领袖。张君劢的政治思想受梁启超的启蒙和引路，两人亦师亦友，梁启超对他厚爱三分，在张君劢为母亲举办的一次祝寿会上，梁启超赠送一副寿联悬于张家正庭，上联为“有子当为天下士”，足见他对张的器重。

1910年，张君劢从早稻田大学毕业后，跟多数留学生不同的是，他应试于清廷学部，取得殿试资格，次年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张君劢坚信，中国走君主立宪的道路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但武昌起义后，南北双方的政治博弈没给清皇室留下空间，摇摇欲坠的清政府已栋朽梁蚀，不是凭人力可以力挽狂澜的。雄心勃勃的张君劢没了用武之地，一脚踩空的失落与感伤，渐渐被无可奈何代替。

随着清室退位，民国成立，《临时约法》颁布，张君劢又看到了一缕曙光，他接受了民主共和的现实。辛亥革命让清政府退出舞台，民国如新升旭日，给革命者无限希望，但政体问题并没解决，就如同选好了前进目标，却没造好搭乘的交通工具。没舟楫可渡的民国，在动荡不休的汪洋大海里飘飘摇摇。仓促上阵的直接后果是，革命后的国家秩序居然要让前清重臣袁世凯来维持，野心勃勃的袁世凯当然不会放过这颗饱满丰硕的桃子，革命成果被他轻轻巧巧收入自己的背囊。

张君劢最初的担心都变成了现实，没有理性和文化素养，新政权伴生的激进狂暴倾向和一切破坏行为，都难以遏制，中国面临着四分五裂的窘境。他意识到联邦制在民国初年不应当也不能实施，施行联邦制，地方须具有自治能力，尤其是它的人民必须是亚里士多德所言的公民，是能够自主行动，能够积极参与并影响政治的人。因此，他罗列了十点理由，名为《联邦十不可论》。

袁世凯主政后不仅没改变清末以来社会失序的局面，政局反而更加混乱不堪，张君劢深感不满。1913年，《中俄声明文件》签订，追认《俄蒙协约》及其附件，中国丧失大量权益。张君劢怒不可遏，在《少年中国》上发表《袁世凯十大罪》一文，大张挞伐，痛骂袁为误国罪人，因而遭到通缉。在梁启超的帮助下，张君劢流亡德国，在柏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晚清暴力革命的后果，被张君劢不幸言中。袁世凯最终走上黄袍加身的老路。远在德国的张君劢，再也待不住了，他放弃即将完成的博士论文，立即收拾行囊，回国参加反袁斗争。后又为国家参加一战问题、黎段之争和张勋复辟问题，四处斡旋和游说，终日奔波呼号。然事与愿违，斗争的扑朔迷离，政客的自私狡诈，让他一事无成。心灰意冷的张君劢决定潜心自修，暂时告别政治，他的重心由“政治国”转向“哲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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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泥沙俱下的拳打脚踢，混含着鞭子和棍棒的政治风暴，让张君劢陷入极度的困顿、迷茫和落寞中。恰好此时，梁启超要参加巴黎和会为中国代表团进言献策，邀请张君劢随行。

巴黎和会上，大国操纵和谈，使梁、张们的献策功能变成了“聋子的耳朵”。张君劢一怒之下焚烧了自己所有的国际法书籍，“在思想界尽些努力”就成了他唯一的目标。他们蛰居巴黎郊外的白鲁威。几处朴素而安静的公寓，成为他们消化、整理赴欧以来见闻的工作场所。梁启超对这段充实的时光有详细的描述：“我们同住的三五个人，就把白鲁威当作一个深山道院。巴黎是绝迹不去的。客人是一个不见的。镇日坐在一间开方丈把的屋子里头，傍着一个不生不灭的火炉，围着一张亦圆亦方的棹子。各人埋头埋脑做各自的功课。这便是我们这一冬的单调生活趣味，和上半年恰恰成个反比例了。我的功课有一件，便是要做些文章把这一年中所观察和所感想写出来。”两个月朝夕相处的生活，让张君劢与梁启超的关系更亲密，学术旨趣上也更接近。

之后，他们离开巴黎，深入欧洲各国考察。在德国访问期间，他们顺道拜访了著名哲学家倭伊铿，没想到竟得到倭伊铿的热情接待。这次会面成为张君劢跳到“哲学国”的直接动因。一个半小时的交谈，七十老翁倭伊铿，精神矍铄一如年少，接待异国来人亲切真挚，与国内政客不啻光明黑暗天堂地狱之别。张君劢大为感动，认为这是哲学大师平日涵养于哲学功夫所致。对倭伊铿的敬佩敬爱之情，转为对哲学产生的浓厚兴趣，张君劢决定独自留下学习哲学。

在欧洲学习哲学近三年后，张君劢与德国哲学家杜里舒一起抵达上海。因精通德语，张君劢担任起杜里舒的翻译和助手，陪同到各地讲学。此时，张君劢已是小有名气的宪法学家，又是倭伊铿的高徒，哲学上也颇有造诣，因此，行至北京时，应清华大学邀请，张君劢向即将赴美的留学生们作了一场关于人生观的演讲。演讲中，张君劢开宗明义地指出：科学不是万能的，科学不能解决价值问题。张君劢始料未及的是，这一次偶然的演讲，竟在中国思想界掀起轩然大波。时值“五四”后期，中国人送走了对孔子的崇拜，却迎来了对科学的迷信。新文化运动召唤来的“德先生”与“赛先生”，成了民国新文化抵御旧文化复辟的法宝。“赛先生”更是“甚嚣尘上”，胡适为《科学与人生观》所作的序言可窥豹一斑：“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留学欧洲多年的张君劢竟会“冒天下之大不韪”，令国人万般惊愕，他对“科学”的质疑引起了极大轰动，一场论战在所难免。当天晚宴中，胡适就笑着对张君劢说：“我们将向你开战。”他多年的好友、地质学家丁文江，读完张君劢的演讲文稿后，勃然大怒。他毫不留情地发文批评：在欧洲鬼混了两千多年的玄学，经过重新装点，大摇大摆地跑到中国来招摇撞骗，若是我们相信了张君劢，我们的人生观还成一个什么东西？他更是气呼呼地宣称：“玄学的鬼附在了张君劢身上！”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科玄论战”（又称“人生观论战”），就此拉开了帷幕，学界人士纷纷介入。

张君劢的演讲绝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信口开河，危言耸听。在德国留学期间，他亲见了西方人盲信科学万能的危害，他想通过对唯科学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批判，提醒国人防患于未然，以免重蹈西方覆辙。可惜他的用心良苦懂者寥寥，那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苦涩，他只能独自品尝。论战期间，梁启超正在翠微山中养病。鉴于论战双方多是友好，他选择了保持“中立”，摆出绝不参战的态度。但从文章里可看出，他是认同张君劢观点的。他说：“情感表出来的方向很多，内中最少有两件的的确确带有神秘性的，就是‘爱’和‘美’。‘科学帝国’的版图和威权无论扩大到什么程度，这位‘爱先生’和那位‘美先生’依然永远保持他们那种‘上不臣天子，下不友诸侯’的身份。”一代泰斗以“魔力之笔”对张君劢的观点提出若干有说服力的论证，张君劢应该能从中撷取几丝宽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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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头，知识分子精英们为人生观笔战正酣，赳赳武夫们也为抢地盘混战不已。中国人一贯喜欢用武力解决问题，结果只能是你死我活的血腥杀戮。自古以来，中国社会始终跌倒在武力政治上，民国以来更是愈演愈烈，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初，军阀连年混战，“武力政治”更加泛滥。张君劢强烈反对“天下是打出来的”，他倡导“理性政治”，崇尚理性与和平，他认为，政治应当是理性的产物，要有宽容妥协的气度和公开批评的精神，要使宪政在中国真正建立，“良药”就是从武力政治走向理性政治。“理性政治”先要有一个“理想政党”，建立“理想政党”的关键在于教育国民，培养理性智识与内心自由的人。因此，德国归来后，张君劢办刊讲学，一直为“理性政治”摇旗呐喊。

1923年9月，“科玄论战”硝烟未尽，张君劢应江苏省长韩紫石邀请筹建国立自治学院。他延请张东荪、罗文干等前来任教，还请来章太炎、蒋百里作演讲。两年后，学院改为“国立政治大学”，张君劢亲任校长。他主讲英伦政治，并于每周一早晨作唯物史观批判演讲。当时，军阀混战使生灵涂炭，社会混乱不堪，也正是这样的乱世，为思想者留下了自由呼吸的罅隙。张君劢可自由地发表批评文章，并以《国内战争六讲》为题公开出版。张君劢还左右开弓，与国共两党打起了笔战。

自由的时光总是短暂。北伐军攻克武汉后，张君劢敏锐地察觉到时局将要大变。他孤身一人前往武汉对国民党近距离观察，他想诊断中国的未来命运。他预言北伐军必胜，也看到了中国将走向一党专制的道路。张君劢的预言竟成了民国的政治谶语。南京国民政府建立，虽结束了北洋军阀的统治，但又开始了国民党一党独裁的时代。张君劢企图为中国政治指出一条“新生之路”。他和青年党领袖李璜一起创办《新路》杂志，主张民主政治，强调言论结社自由，批判国民党训政理论，但仅出版十期就惨遭查禁。他因被视为反革命分子，只要署他名字的文章就不准出版发行，政治大学亦被强行关闭，他的自由教育梦想遂告夭折。

张君劢写的抨击国民党政论文章，在国内没地方敢发表，他就向外国通讯社或新杂志投寄。蒋介石大为恼火，指使特务冒充绑匪把张君劢秘密绑架起来，后虽经章太炎等人说项获释，但却落下了终身腿疾。张君劢被迫再次流亡德国，在耶纳大学讲授中国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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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如哲学家，谈起恋爱来，也变得十分感性可爱。与芸芸众生一样，张君劢也食人间烟火，也渴望爱情的甜蜜和家庭的温暖。十九岁时，张君劢在家乡嘉定与沈氏结婚，这是他的第一次婚姻，完全遵照父母之命的包办婚姻。婚后不到一个月，他就赴日本求学。这样的婚姻于他，不过是一个名义而已，他处的那个时代，类似的婚姻尚属主流，如鲁迅与朱安，郭沫若和他的“黑猫”张琼华。

1923年，在北京筹备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招待会上，经好友庐隐介绍，张君劢认识了福州姑娘王世瑛，沉寂的爱情火苗忽被点燃，火花随风盛开。此后，福州、上海两地鸿雁传书不断，年届不惑的张君劢终品尝到了恋爱的滋味，聊发了少年狂。在一封信中，他激情澎湃地写道：“以孔德、帕格森、倭伊铿、爱因斯坦为例，颇希望有贤内助。世瑛，世瑛，我所思所书，得与君一一讲习讨论，我之幸运为何如哉！”爱情就是有这样的魔力，能让理智冷峻的政治家，变为柔情脉脉的诗人，恋爱情怀总胜诗，向来不善于作诗的张君劢竟也突然诗兴大发。两年后，张君劢与原配夫人正式离婚，王世瑛接受了他的求婚，婚礼在福州举行。“相逢平生师友间”的梁启超颇为他高兴，为他写好了喜联，称“十四字中欲将康德、公德装入，虽少陵、玉溪，恐亦无法”。

婚后，张君劢夫妇感情笃深，两人“非徒夫妇，实谊兼朋友”。王世瑛除主持家务外，还如张君劢所期望的那样，在文字和思想上成了丈夫的得力助手。张君劢在后来出版的译著《政治典范》的译者侧言中写道：“译书之苦，在译者拘于原文字句，不欲稍有出入，而读者转觉其意义晦塞，文字生涩。本书每章译成，请内子释因（王世瑛的笔名）先读，认为文义不显豁者即加笔削，赖氏于序中声明得夫人之助，我亦之然。”为了感谢夫人的“校稿之劳”，《政治典范》译本的扉页上，他写上“谨以此书献于释因女士”。

美好的爱情易遭天妒。上天只给这对情深伉俪二十年相伴相依的岁月。1945年，王世瑛因难产在重庆去世。当时张君劢正远在美国旧金山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得知爱妻去世的噩耗，他一度晕厥，失去贤内助犹如顿失臂膀，痛不欲生。1946年底，王世瑛的灵柩自重庆运回丈夫老家上海安葬，张君劢写了一篇感情真挚的《亡室王夫人告窆述略》，来悼念深爱的妻子。此后，张君劢没有再娶，晚年漂泊海外，孤苦无依，他常在文章中流露对亡妻的无限思念。

张君劢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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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胡适对政治若即若离、亦爱亦惧不同，张君劢能在政治和学问间随时转换角色，游刃有余，他一生徘徊于学问和政治间，政治不需要他时，学问的兴趣足够他消磨岁月。1929年，张君劢再次流亡德国后，他边教授中国哲学，边潜心研究西方哲学。他选择了国家哲学，只因他已被黑格尔精深的哲学体系深深吸引，他痴迷于构建国家哲学。

日本人一手制造的“九一八事变”，使东北父老乡亲沦为亡国奴。张君劢在异国他乡的书斋里再也坐不住了。他取道苏联考察后回国任教于燕京大学。张君劢不仅坐而论道，更起而行之，他要中流击水。他一边撰文批评蒋介石不抵抗，一边筹创政党。1932年4月，他与张东荪等人筹划的国社党在北平秘密成立，张君劢多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性政党”之路，终得以实施。与国共两党迥然不同，国社党是一个没任何武装力量作后盾的党。

日本人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他们步步紧逼，国民党却处处妥协。此时的中国，像一只温顺的羔羊，面对着两眼发绿的野狼。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注定了中国将面临一场灭顶之灾。而国际联盟仅派出了一个调查团，写了一篇无关痛痒的调查报告。民族危亡之时，张君劢收起锋锐的笔刀，以国家民族大局为重，停止批蒋，主张立即抗日。他赞赏费希特著名的《对德意志国民的演讲》，费希特的一次演讲拯救了拿破仑铁蹄下的德国。他希望自己能与费希特一样，激发中国人的爱国情操和民族自信心。他先翻译出德国鲁屯道夫的《全体性战争》，并改名为《全民族战争论》，号召培养民族自信力。他说：“每天骂祖宗的，不是好子孙；看不起自己历史的，不是好民族。一个民族总得先有自尊心和自信心，然后才可以立国。”此书全国发行，张君劢渴望其能成为激励国人的“苦口良药”。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张君劢号召政党休战，举国一致共赴国难，开展全民族战争。1938年4月，张君劢代表国社党致书蒋介石和汪精卫，对国民政府表示“一致拥护”，并愿精诚团结，共赴国难，遇事商承，在抗日战争中言行一致。这是张君劢及国社党做出的重大政治让步，也是他“公私之分”的实际表现。张君劢的主张得到了国民党的一片赞赏。

张君劢参加了蒋介石的“庐山谈话会”，加入了国防参议会，后又以国社党党魁身份高票当选参政会驻会委员，获得了“参政员”的官方身份。但他反感蒋介石“礼贤政治”的做法，他支持抗日战争，同时反对国民党“训政”，提出扩大国民参政会权限，变“咨询”为真正的“参政”机构。他认为执政的人只有度量宽大、心平气和，才能“收拾人心，集中人才”。“珍珠港事件”爆发次日，日军突然进攻香港。当时有消息说，重庆飞机飞港九为宋霭龄运洋狗，一时舆论哗然，西南联大的学潮便如烈火熊熊燃起。昆明“倒孔”学潮，蒋介石怀疑张君劢是幕后指使人，甚至怀疑他有敌伪、日寇、纳粹德国的背景。他下令封闭张君劢在云南的民族文化书院，并借参加国民参政会的机会，将他幽居在重庆汪山两年。

解除软禁后，张君劢远赴美国出席联合国会议，并代表中华民国签署《联合国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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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张君劢六十岁生日，周恩来亲自送他一块“民主之寿”的寿匾。这一年的张君劢也迎来了人生的辉煌。他受命起草宪法，多年的宪政理想，终于要得以实现，他仿佛听到中国走向宪政的沙沙脚步声。

宪政是张君劢孜孜以求的梦想，三十年如一日。他渴望自己成为汉密尔顿、伊藤博文那样的“立宪先驱”。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实施宪政的声浪日高。国民政府被迫准备制定宪法。作为宪法专家，独立于两大党外的张君劢自是众望所归。当时，起草宪法绝非易事：国民党主张采取孙中山的“五权宪法”，要求以“五五宪草”为宪法蓝本；民盟、青年党和无党派人士则大多倾向于英美式宪法；而共产党主张司法制度各省独立、国际贸易地方化。担任宪法起草人后，为避免宪法染上过于浓厚的某一党派色彩，张君劢折冲尊俎，寻觅共识，写出了一个妥协式的“十二条原则”。张氏宪法草案的实质就是把立法院变成英国的众议院，行政院形成英国式内阁，总统相当于英国女王，行政院长相当于英国首相。张君劢可能连自己都没想到，他制定的宪法让各方欣然接受，国民党代表孙科也点头同意。连梁漱溟都用罕见的口吻赞叹道：“这‘十二条原则’是张氏用偷梁换柱的巧妙手段，保全五权宪法之名，运入英美宪政之实。”

张君劢一直反对以武力解决中国的内部问题。对国民大会，是参与还是抵制，是检验站在国共两大党何方的标尺。国共和谈失败后，张君劢想通过参加“国大”把中国带入民主政治的轨道。在国共两党翻脸后，他却意外得到蒋介石的书面保证：在“国大”上通过由他起草的宪法。张君劢心动了，他的理想是希望中国有一部好宪法，而眼前似乎触手可及。最终，他同意他领导的国社党参加“国民大会”。张君劢打的是这一番如意算盘：我们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希望民主与和平二者均能实现，但在二者不能兼得时，只能先争取民主的实现。得到一点，总比没有好。尽管张君劢本人没参加“国大”，保持一种“超然身份”，但各方的谴责唾骂，纷至沓来，最让他伤心的是，情同手足的挚友张东荪都和他划地绝交。

老年张君劢

不久，内战硝烟再起，张君劢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彻底绝望。随着战事日趋明朗，政治家所能走的路也越来越窄了，他起草的宪法也被丢进了废纸堆里，他那“再造中国”的理想大势已去，他深深眷恋的祖国已没了他容身之处。1952年起，他飘零海外，直到终老。

同时代的“骄子”储安平，深为张君劢“失节”惋惜，但他也在《观察》上撰文为其鸣不平：“张君劢一生从事民主运动，尽心尽智，不计一丝名利，他个人的学问、操守、私德，在今日中国，还是属于第一流的。”

张君劢终生以不因哲学忘政治、不因政治忘哲学激励自己，他从不囿于象牙塔内坐而论道，为天下士，组建政党，启蒙民主，以民主宪政为己任。但他终究是一介书生，最后惨淡收场。斯人已逝，沧海横流。也许，正如储安平所言：“若先生自问一切为公，则先生之苦心终必大白于天下。”其实，这些都不重要了。张君劢那褪色的青衫里，曾经弥散着智慧、热忱和理想的光芒。他的志向、他的梦想，就像一笔沉重的宿债，他孤独而坎坷的行旅，不过是对梦想的实地踏访。这踏访，一定程度上，类似于对失落的故乡的寻找，对离散的亲人的查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