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抗战文学的确立和展开

武汉和广州于1938年底相继沦陷后，作家们纷纷向桂林、重庆、昆明集结，形成了以三地为鼎足之势的西南抗战文艺的格局。昆明集结的多是教育界的人士，内地的高等院校又都迁校到那里，成为抗战期间培养人才的中心城市，作家们到那里的不多，文艺运动没有什么展开。桂林的情况就不一样，地理上它南近广州、香港，北近武汉，所以为作家们撤退的第一选择，又因为它一直到1944年才弃守，所以，一个时期内，结集桂林的文化艺术工作者“无论质和量”都“占全国第一位”。仅就全国著名的文艺家而言，大都都到了桂林，他们中有郭沫若、茅盾、巴金、柳亚子、夏衍、胡风、艾青、叶圣陶、邵荃麟、周立波、黄药眠、艾芜、林焕平、林林、王西彦、聂绀弩、孙席珍、方纪、以群、穆木天、欧阳凡海、何家槐、袁水拍、田汉、洪深、欧阳予倩、于伶、熊佛西、丁西林、阳翰笙、蔡楚笙、焦菊隐、瞿白音、金山、白薇、孟超、杨朔、秦牧以及日本的鹿地亘，英国的史沫特莱等。

这些文学、艺术工作者，不分阶级、党派、信仰、社团流派，主动地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开展抗战文艺宣传工作，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桂林原是西南的一座中小城市，抗战前，文化艺术并不是很开展的，抗战时，作家们纷纷云集那里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以抗战为中心的文化宣传活动蓬勃展开。以报纸期刊为例：杂志就有200多种，其中文艺期刊将近一半，纯文学期刊36种，报纸由原来的一份《广西日报》，增办到21种。其中：

文艺期刊如：《野草》（夏衍、宋云彬、聂绀弩等主编）、《文艺杂志》（王鲁彦主编）、《文艺生活》（司马文森主编）、《文学创作》（熊佛西主编）、1941年11月复刊的《自由中国》（孙陵主编）、《人世间》（凤子、周钢鸣主编）、《青年文艺》（葛琴主编）、《创作月刊》（张煌主编）、《戏剧春秋》（田汉主编）、《顶点》（戴望舒、艾青主编）；

报纸副刊如：《广西日报》的《诗文学》专栏（艾青主编）、《救亡日报》副刊《文化岗位》（林林主编）、《力报》副刊《半月文艺》（聂绀弩、彭燕郊主编）。

报纸杂志之外，作家们努力编辑各种文艺丛书，据不完全统计，共出文艺著作1000多种，文艺丛书50多套，如：邵荃麟主编的《文学创作丛书》、秦似主编的《野草丛书》、巴金主编的《文学小丛刊》和《文学丛刊》、胡风主编的《七月文丛》和《七月诗丛》、司马文森主编的《文艺生活丛书》、赵家璧主编的《良友文学丛书》、熊佛西主编的《当代文库》、孙陵主编的《创作小丛书》、张煌主编的《创作文丛》、黄升主编的《耕耘文丛》等。

抗战期间，集结在桂林的文化、文艺界人士为了更好地开展抗日宣传，便积极组建起各种社团，利用社团的力量，推动抗战文艺运动，在文学艺术方面影响较大的就有：夏衍、王鲁彦、巴金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田汉、瞿白音、杜宣的新中国剧社。李文钊、孟超的国防艺术社。欧阳予倩的广西省立艺术馆。艾青、欧阳凡海、黄药眠的战时文艺工作者联谊社等。他们通过举办各种讲座、研究会、座谈会、展览会、纪念会、演出会、朗诵会等等活动。单以1944年2月15日至5月19日举办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就集中了四省近30个剧团（队）近千名戏剧工作者，演出了60多台节目。成为国统区一次影响巨大的活动。

这时期，文艺工作者积极从事文艺作品的创作，粗略的总揽这一时期的文艺创作：

戏剧：欧阳予倩的《桃花扇》、《忠王李秀成》，田汉的《江汉渔歌》、《秋声赋》，夏衍的《心防》、《法西斯细菌》，郭沫若的《高渐离》、《孔雀胆》，熊佛西的《袁世凯》，丁西林的《三块钱国币》、《妙峰山》，洪深的《再会吧，香港》（与田汉、夏衍合作），于伶的《长夜行》。

小说：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巴金的《火》，艾芜的《山野》、《故乡》，骆宾基的《北望园的春天》，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第二部），于逢的《乡下姑娘》。这些作家中，长篇之外，尚有短篇之作，而以短篇小说创作颇丰的是王鲁彦，他的小说的主题则是抗战的内容，如：《我们的喇叭》、《伤兵旅馆》、《杨连长》、《炮火下的孩子》等以及长篇《春草》。其他的作家如于逢、易巩、孟超、秦牧、邵荃麟等都有作品贡献于世。

诗歌：桂林的诗坛，在抗战期间也颇为活跃，全国集结在那里的诗人，用诗歌为号角，为抗战呼号。据《桂林抗战文学史》载，从1938年10月武汉和广州几乎同时沦陷后，桂林的诗刊与日俱增，有艾青、戴望舒主编的《顶点》，周为、胡明树、韩北屏等主编的《诗》，黄宁婴主编的《中国诗坛》，胡危舟、阳太阳、陈迩冬主编的《诗创作》，艾青、林林主编的《救亡日报·诗文学》，芦荻、韩北屏主编的《漓水·诗月曜》，聂绀弩、彭燕郊主编的《半月新诗》，芜军主编的《诗站丛刊》以及《诗时代》等。这就为桂林的诗歌创作提供了最好的阵地，据不完全的统计，在这些诗刊上，发表的诗不下3000首，而结集出版的诗集和诗论专著约有120本。而以胡风主持的“七月诗派”和他主持出版的《七月诗丛》12册，轰动抗战诗坛。

散文：抗战时期桂林的散文创作，也硕果累累，其中以杂文的成就最大，影响最为广泛。这时期，众多的老作家在从事小说、戏剧的创作外，也不时地写作快捷、短小且战斗性又强的杂文，而夏衍、秦似、聂绀弩、宋云彬、孟超五人组成的“野草社”，出版了杂文刊物《野草》，推动了桂林杂文的创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杂文之外，报告文学、通讯、随笔、传记文学、回忆录、小品等散文品类，也各有丰硕的果实。我们略加盘点，就可以看到许多名篇：茅盾的《雨天杂写》、柳亚子的《五十七年》、聂绀弩的《历史的奥秘》、丽尼的《江南的记忆》、司马文森的《粤北散记》、秦似的《战神的欢笑》、周立波的《雾里的湘西》、陈残云的通讯《走出马来亚》、鹿地亘的报告文学《和平村记》等都是影响很大的佳作。

桂林在西南四省三地的抗战文学运动中，具有独特的意义。桂林的文艺创作，主要是抗战的现实主义，在抗战的宣传方面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桂林文艺在更积极、有效地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的问题上，面对的还是一个老问题：文艺怎样才能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即文艺的大众化问题。大众化曾讨论过三次，以1934年为热烈、广泛，但是收效甚微。这次问题的提出，面对的是严峻的抗日救亡的现实，所以，武汉在“文协”成立时，《新华日报》的《社论》中，在指出“文协”成立的重大意义外，就特别明确地指出：在民族解放而喋血战斗的时代，“文艺大众化，应该是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最主要的任务”。桂林的文艺界在“七七”事变前，就对文艺的通俗化给予了关注，当时就有作者表示：这是抗战救亡的需要，“是我们一刻不容缓的工作”。（辛戾《通俗化》，载1937年4月28日《广西日报》）此后，从1937年4月到7月，桂林的文艺界，因峤发表的《通俗化问题简论》（载4月27日《广西日报》），引起广泛的讨论，就通俗化问题发表意见的有：辛戾的《通俗化》（载4月28日《广西日报》），丽尼的《通俗还不够》（载4月30日《广西日报》），牛吾的《关于通俗的牢骚》（载5月7日《广西日报》），西拱的《谈谈口头文艺》（载5月11日《广西日报》），乔山的《略谈通俗化语句》（载5月26日《广西日报》）。为了将讨论引向深入，《广西日报》副刊《文艺周刊》还于6月13日和20日出了两期《通俗文学问题讨论专辑》。发表了刘雯卿的《文艺工作者的使命》，芦炭的《通俗文学的语言与实践》，小蒐的《通俗化的内容与形式》，振茄的《杂论通俗文学》，净·雾的《对于通俗文学的意见》，鲁冬的《通俗文学与国防文学》，心雷的《通俗文学与口头文学》，涵春的《对于通俗文学的意见》等。桂林文艺界在抗日的严峻的形势下，重提文艺的通俗化即大众化，是适时的、重要的，因此也就引起了国统区的极为广泛的讨论。（以上资料参阅蔡定国、杨益群、李建平著《桂林抗战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