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分党派的全国作家的大联合

上海作家在抗日初期的抗战活动

1937年“卢沟桥事变”，揭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学面临着新的转折，即“民族革命战争”的新时期。在这样一个抗日的新形势下，抗战成为决定一切、支配一切、制约一切的时代的中心。文学必须为抗战这个中心服务。

卢沟桥炮声一响，全国的文艺工作者，在决定国家命运、民族命运的时刻，都自觉站到民族总动员的行列中，以文艺为武器，积极响应和配合抗战。上海和武汉是抗战初期全国抗战文学活动的中心。最先是上海，由于30年代左翼文学活动的开展，这里集结着大批的新老作家，1936年6月在“中国文艺家协会”列名的是111名，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上列名的是77位。这样一支庞大的文艺工作者队伍，率先行动起来，在上海广泛地展开抗日救亡工作：

1937年7月9日，郑振铎、洪深、胡愈之、叶灵凤、应云卫、萨空了、胡仲持等140余人聚会，决议组织文化界救国团体，电请前线将士力保国土，并公推洪深、胡愈之等19人为文化界救国团体筹备委员。

1937年7月15日，“上海剧作者协会”召开全体会议，夏衍建议将剧作者协会扩大改组为“中国剧作者协会”。为适应抗战形势发展的要求，会上决议全体到会会员集体创作三幕剧《保卫卢沟桥》。经过20多天的创作、排练，于8月7日在上海公演，引起巨大轰动。在此剧的影响下，抗战戏剧运动迅速开展。8月17日，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在上海成立，郑伯奇任主席，欧阳予倩、洪深为副主席，马彦祥为秘书长。8月20日召开大会，决议成立13个救亡演剧队，除第十、十二队留守上海外，其他各队则到工厂、农村、前线宣传演出。第二年，其中的5个队集中于武汉，改编为“抗敌演剧队”。

1937年9月3日，由22个无依流离的孤儿组成的“孩子剧团”在上海成立。吴新稼任团长。受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领导，从事抗日救亡宣传演出，1938年由上海辗转演出到达武汉，受郭沫若主持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领导。

1937年10月23日，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正式成立。

1937年10月30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决定：从10月30日到11月7日为“保卫大上海”宣传周。113个团体组织的930个宣传队参加了这次宣传活动。

这一时期，为配合抗日宣传工作的需要，上海文艺界的一些知名作家、学者、编辑人等自觉地行动起来，筹办报纸杂志，建立抗战宣传阵地。列名如下：

《这华公论》月刊于7月20日创刊，郑振铎、张子让、张仲实等主编。

《抗战》三日刊于8月19日创刊，邹韬奋主编。从9月9日第7号起改名为《抵抗》三日刊，11月16日第27号起又复用原名，从30号起迁至汉口出版。

《救亡日报》于8月24日在上海创刊。这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机关报，郭沫若任社长，夏衍、樊仲云任主笔，阿英任主编。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为“孤岛”，该报被迫于22日停刊，次年1月1日迁至广州复刊，10月21日广州沦陷后停刊，1939年10月10日迁至桂林复刊，一直到皖南事变后停刊。

这是一份有着巨大影响力的抗战报刊，为广泛地宣传群众，宣传全民抗战，它坚持文章通俗化、大众化。在形式上，也多样化：有墙头小说、街头剧、诗、通讯、大鼓、歌曲、木刻等，也发表一些提倡、指导文艺通俗化的有关文章。举例说，单就墙头小说，就有艾芜的《一段速写》、《八百勇士》，周钢鸣的《把骨头带回老家去》、于友的《救护队》、毕青的《留着抗敌的种子》、王子英的《周家宅》、夏萤的《忘不了的中国精神》以及白兮、林林、杨嘉昌等人的作品。这些作品适应着抗战的需要，群众接受能力的需要。

《呐喊》周刊于8月25日创刊。这是上海文艺界为适应战时需要由文学、文丛、中流、译文四个社合力在几天中创办起来的。实际主编先为茅盾，后为巴金。茅盾在《本刊启示》中说：“四社同人当此非常时期，思竭绵薄，为我前方忠勇之将士，后方义愤之民众，奋其秃笔，呐喊助盛，爰集群力，合组此小小刊物”。《呐喊》只出两期，9月5日起改名为《烽火》。本刊内容生动地反映了中国人民抗战卫国的顽强战斗精神和风貌，是一份战斗性很强的刊物。茅盾在题为《站上各自的岗位》的献词中希望：“在这时候，需要热血，但也需要沉着”，“人人应当从容不慌不忙，站在各自岗位上，做他应做的工作。”从事文化工作的人，应当用自己的笔“为民族独立自由的神圣战争”而工作。

《七月》于9月11日在上海创刊，胡风主编。这是抗战爆发后在国统区最早创办的文艺刊物。表示要在全民抗战中负起“意识战线”上的重要任务。以诗歌作品为主体，也较多的发表报告文学，用以反映抗战现实，丘东平的《第七连》、《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阿垅的《闸北打了起来》、《从攻击到防御》，曹白的《这里，生命也在呼吸》、《杨可中》等，以及丁玲、彭柏山、聂绀弩、胡风、萧军、萧红、宋之的、欧阳山、王朝闻、雷加、孔厥、柳倩等人的作品，提供了抗战时期最早一批充满血肉和感情的报告文学，有其独特的作用和贡献。

这一时期，还有其他十余种抗战文艺刊物，不一一列名。

抗战形式的急转直下，到1937年“八一三”事件，上海将士浴血奋战之后，上海的最后沦陷已不可避免，在这种形势下，文艺界、文化界人士举行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的集会，即10月19日鲁迅先生周年纪念座谈会，百余人出席。会议由“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和“上海战时文艺家协会”组织。会上，由陈望道动议，决定组织“文艺界救亡协会”，推选郭沫若、王统照、陈望道、郑振铎、汪馥泉、巴金、欧阳予倩、田汉、傅东华、戴平万、谢六逸等11人为临时执行委员。会上还提议：一、由出席者签名催请商务印书馆从速出版《鲁迅全集》；二、为继承鲁迅谋文艺界大团结之遗志，决定邀请一切文艺作家及团体作为文艺界救亡协会会员；三、为表示抗战到底的决心，由出席者联名要求国民政府宣布对日绝交。

1937年11月12日上海弃守，到1941年12月8日的4年零1个月中，为上海“孤岛时期”，上海弃守前，除需要留守的文艺家之外，大多数作家、艺术家、文化工作者向武汉、广州、长沙转移，武汉和广州失守后，就向桂林云集，大批作家在桂林坚持了5年多的抗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武汉文化界文艺界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的成立

上海和全国集结到武汉的文化工作者和文艺家，使武汉在抗战初期就成为全国的文化文艺界抗战的中心城市。最先有：

1938年1月1日（又说为1937年12月31日），“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发表《宣言》，第一条就说：“我们的团结是为着抗战”，“动员全国戏剧界人士奋发其热诚与天才为伟大壮烈的民族战争服务实为当务之急”。这个协会“包罗各种剧，融洽各种戏剧人才集成一个真正的全国性的戏剧协会”。成为当时戏剧走向工厂、农村、走向抗日前线的推动者和组织者。

1938年1月29日，“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这是全国电影界抗日的统一战线组织。田汉、夏衍、阳翰笙、阿英、郑君里、金山、袁牧之、赵丹等70余人为理事。大会宣言表示：要坚强地团结起来，“以集体的行动来服务抗战底宣传”，用电影“向我们底同胞和我们底国际间的友人诉陈新中国底血的现实”。《新华日报》为协会的成立出了“特刊”。

1938年3月27日，经过筹委会一个多月的工作，全国文化界、文学艺术界的统一战线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出席大会的代表500多人。大会确认周恩来、蔡元培、罗曼·罗兰、威尔斯、史沫特莱等13人为名誉主席团，邵力子、郭沫若、老舍、冯玉祥、田汉等十余人为主席团。大会通过《告全世界文艺家书》、《致日本被压迫作家书》、《向蒋委员长及抗敌将士致敬电》。大会有三个重要文件：《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言》、《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旨趣》、《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章》。

《宣言》说：我们文艺界同人，在这神圣的抗战中，为争取民族的自由，为保持人类的正义，“对国内我们必须喊出民族的危机，宣布暴日的罪状，造成全民族严肃的抗战情绪生活，以求持久的抵抗争取最后胜利。对世界，我们必须揭露日本的野心与暴行，引起全人类的正义感，以共同制裁侵略者”。当前，我们要在统一战线上分工，在集团创造下合作，发挥我们“各自为战”的特长，“到民间与战地去，给民众以激发，给战士以鼓励”，“在刀影血光中以最深切的体验，最严肃的态度，发为和平与人道的呼声”，完成我们争取民族自由独立与解放的神圣使命。

《旨趣》是一篇抗日救亡的檄文，全文如下：

漫天轰炸，遍地烽烟，焦毁的城市，血染的山河，在日本强盗帝国主义的横暴侵略中，中华民国正燃起了争取生存与解放的神圣炮火。半年来抗战的经验给我们宝贵的教训，一个弱国抵抗强国的侵略，要彻底打击武器兵力优势的敌人，唯有广大的激励人民的敌忾、发动大众的潜力。文艺者是人类心灵的技师，文艺正是激励人民发动大众最有力的武器。数年来为了呼吁抵抗，中国文艺界无疑地尽了广大的责任。但自抗战展开以来，新的形势要求我们更千百倍的努力。而因中心都市沦陷，出版条件的困难，文艺人的流亡四散，虽一方产生了大量新型的报告、通信等文艺作品，且因抗战的内容，使新文艺消失了过去与大众的隔阂，但在一切文化部门的对比上，文艺的基本阵营，不可讳言是显得寂寞了一点。反视敌国，则正动员大批无耻文氓，巨量滥制其所谓战争文学，尽其粉饰丑态，麻醉民众的任务。我们感到文艺抗战工作的重大，散处四方的文艺工作者有集中团结，共同参加民族解放事业的必要。过去中国文艺界虽有过几次全国性的组织，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不能一致，总不能有良好的成果。现在形势已完全不同了，全国上下，已集中目的于抗敌救亡，在最高领袖精诚领导之下，抗战形势，日益坚强，政治上的统一战线日益巩固，除了甘心媚敌出卖民族的汉奸，已无一不为亲密的战友，无一不为民族的力量。我们应该把分散的各个战友的力量，团结起来，像前线战士用他们的枪一样，用我们的笔，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粉碎寇敌，争取胜利。民族的命运，也将是文艺的命运，使我们的文艺战士能发挥最大的力量，把中华民族文艺的伟大光芒，照彻于全世界，照彻于全人类，这任务乃在我们全中国从事文艺工作友人的肩上。我们大声呼号，希望大家来竖起这面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大旗。（《宣言》与《发起旨趣》，载1938年4月1日《文艺月刊·战时特刊》第9期）

“文协”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文艺界有了一个统一的抗日救亡的战斗的组织。它将领导着、组织着全国文艺工作者为抗日救亡服务。文艺界在抗日救亡的大目标、大原则、大现实的情况下，超越了阶级、党派的界限，超越了社团、流派的界限，超越了新文学与旧文学的界限，超越了个人之间恩恩怨怨的界限，实现了空前的团结，成为自“五四”以来，最广泛的文艺组织。所以，各党派对“文协”的成立，都有高度的评价、深深的期望：

《新华日报》为“文协”的成立发表《社论》。指出这是“中国文艺史上的盛举”。文艺家们，不因“阶级，集团，世界观，艺术方法论”上的因素，而终于在“一个高于一切的共同的目标—抗敌”的旗帜下，实现了“这个空前的团结”。这就必然使文艺的武器，“在民族解放的疆场上，发生出更强大的战斗力量”，而文艺队伍，将会“在战斗的过程中，无限地扩大起来”。（载1938年3月27日《新华日报》）

大会主席是邵力子，他在开幕致辞时说：“今日能不分轸域地聚集全国文艺家于一堂，这是非常兴奋的，希望能真诚团结起来，在抗战的总目标下共同努力，本会的成立，目的亦在此。”

国民党中央武汉代表方治在致辞时说：“向来国内文艺作家，都是天各一方，现在因为抗战爆发，而携手一堂，大家所以能团结在一起，是因为‘共信’已经建立了起来。这‘共信’，就是在这个时候，大家都要求救国家救民族”。

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大会上讲话，他热情地欢迎文艺界的大团结：“今天到会场我最大的感动，是看见了全国的文艺家们，在全民族面前，空前地团结起来，这种伟大的团结，不仅仅是在最近，即使在中国历史上，在全世界上，如此团结也是少有的。”（《全国文艺界空前大团结》，载1938年月28日《新华日报》）

大会选举老舍、郭沫若、茅盾、丁玲、邵力子、冯玉祥、田汉、陈铭枢、老向、郁达夫、成仿吾、巴金、张天翼、王平陵、胡风、马彦祥、穆木天、盛成、冯乃超、张道藩、楼适夷、胡秋原、姚蓬子、吴组湘、陈西滢、陈纪滢、华林、沙雁、胡绍轩、徐蔚南、沈从文、曹禺、郑振铎、朱自清、朱光潜、曹聚仁、黎烈文、许地山、夏衍、曹靖华、张恨水、沈起予、施蛰存、谢六逸等45人为理事。周恩来、孙科、陈立夫、于友任、叶楚伧为名誉理事。周扬、吴奚如、孔罗荪、罗烽、舒群、丘东平、黄源、艾芜等15人为候补理事。

在第一次理事会上，推选了胡风、郁达夫、王平陵、适夷、姚蓬子、老向、华林、老舍、穆木天、冯乃超、沙雁、胡绍轩、盛成、胡秋原、吴组湘等15人为常务理事，老舍为总务主任，即主要负责人。

“文协”成立后，陆续在上海、昆明、广州、桂林香港、成都、贵阳、长沙、延安、晋东南等地成立了分会，组织遍于全国各地，团结了全国的广大的文艺工作者，推动了全国的抗战文艺运动的蓬勃展开。

武汉、广州等地集结的大批文艺家，他们发挥着他们办刊物、写文章的经验和优势，创刊了一批有影响的期刊，其中重要的有：

《中苏文化》抗战特刊于1937年11月1日在重庆出版。综合性刊物，以介绍苏联情况为主。曾出过抗战三周年、四周年“纪念特辑”。王昆仑、侯外庐编辑。

《抗战戏剧》半月刊于1937年11月16日在汉口创刊。田汉、马彦祥、洪深编辑。《创刊词》说：这个杂志的出版，是为了在民族的抗战中，把戏剧作为“教育和组织民众的一个重要的武器”，去完成“一个特殊的任务，就是：动员全民族，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起来抗战”。刊物发表了具有强烈现实性、战斗性的剧本，有力地配合了抗战的宣传。其中：田汉的《卢沟桥》、《土桥之战》，阳翰笙的《塞上风云》，宋之的的《黄浦月》，石凌鹤的《再上前线》、《保卫浦东》，舒非的《民族公敌》，沈西苓的《在烽火中》，于伶的《我们打冲锋》，荒煤的《打鬼子去》等，都是抗战文艺的很好的戏剧作品。

《抗战日报》于1938年1月18日在长沙创刊，田汉主持。

《战地》半月刊于1938年3月20日在汉口创刊。丁玲、舒群编辑，战地社发行。该刊常刊登有关在各国的华人的生活和工作的情况，如伊甸的《在里昂中国学生生活》、《抗战中里昂华侨的剪影之一》。国内抗战情况的报告文学如王西彦的《被毁灭了的台儿庄》、以群的《台儿庄战场散记》、高阳的《抗日艺术队在陕东前线》等。

《立报》1938年4月1日在香港出版，其副刊《言林》由茅盾编辑。他在《献词》中说：“今日我中华民族正在和侵略的恶魔作殊死战，《言林》虽小，不敢自处于战线之外，《言林》虽谈不上是什么重兵器，但亦不甘自谓在文化战线上它的火力是无足轻重的，它将守着它的岗位，沉着射击。”

《自由中国》于1938年4月1日在汉口创刊，孙陵、臧云远编辑。以发表文艺作品为主。抗战文学如丁玲的《彭德怀速写》、阳朔《西战场上》，碧野的《战士的母亲》，以及刘白羽、姚雪垠、老舍等的小说。长篇小说如艾芜的《山野》，中篇的如黑丁的《军渡》、荃麟的《歌手》等。

《文艺阵地》1938年4月16日在广州创刊，茅盾主编，是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区影响较大的重要文艺刊物之一。茅盾作《发刊词》：“我们现阶段的文艺活动，一方面需要在各地多多建立战斗的单位，另一方面也需要一个比较集中的研究理论，讨论问题，切磋，观摩—而同时也是战斗的刊物。文艺阵地便是企图来适应这需要的。”“这阵地上，立一面大旗，大书‘拥护抗战到底，巩固抗战的统一战线’！”该刊始终遵循这个创刊主旨，为推进抗战时期文艺活动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列于此的刊物是其中有影响的重要刊物，在各地的抗战宣传活动中，起到了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揭露敌人，打击敌人的作用。抗战初期，文艺界各自建立起自己的阵地，他们守立在每一块阵地上，积极参与抗战，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党领导下的文化界统一战线组织—“第三厅”

继“文协”成立后四天，同年4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汉正式成立。“第三厅”名义上是国民政府的一个下属单位，但是实际上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化界统一战线组织。它的厅长是郭沫若，其基本活动方针又是按照周恩来同志的意见制定的。所以，直到1940年秋，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做了许多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9件大事：

举办了抗战扩大宣传周；组织了抗战一周年纪念活动；组织了十个抗敌演剧队、四个抗敌宣传队和领导了‘孩子剧团’，深入前线和后方城乡，进行了艰苦卓绝、出生入死的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协助了文艺界各抗敌协会开展工作，促进了国统区文艺界的团结和抗战文艺的发展；购置大量药品和医疗器材，支援各战区，特别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建立了战地文化服务处输送了大批抗日宣传品到前线；进行了对日宣传和国际宣传；领导了中国电影制片厂，拍摄和放映了不少新闻纪录片和抗战艺术影片，特别是团结和领导了电影戏剧界的大多数人共同进行斗争。（阳翰笙《第三厅—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载1981年《新文学史料》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