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口号”的论争

这次口号之争，潜藏着多种原因，口号的提出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或者说是一个借口，在陈述了上述的情况后，便可以详细谈论这次争论的各个问题了。

两个口号的长短优劣

这是双方表述得最多的一个问题，为行文方便，现作归纳。

拥护“国防文学”口号的如是说：

周扬：“国防文学”一方面继承了“五四”以来文学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传统，一方面“立脚于民族革命高潮的现实上，把文学上的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的文学”。在民族解放的意义上，它又是“全中国民族的文学”。“国防文学运动就是一个最大限度动员文艺上的一切救亡力量的运动”。（《关于国防文学—略评徐行先生的国防文学反对论》，载1936年6月《文学界》创刊号）

《文学界》编者《附记》：“国防文学”口号提出后，已被全国文学界“正确地接受，热烈地拥护，成了现阶段的中国民族革命战争文学的中心口号”。而胡风等几位作者，无视“国防文学”这口号，“且提出一个新口号，而给予这口号的理论基础又显然犯了错误，因此，在读者中间起了不良的影响，以为同一运动而竟有对立的两派，大背‘统一战线’的原则”。还说，新口号中的“大众”即“工农大众”，但现阶段的救亡运动，是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参加，不能只限于工农大众。那么“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是不是能够表现现阶段的意义，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载1936年7月《文学界》1卷2号）

郭沫若：“国防文学，就是在目前的情势之下，强调着救亡反帝的文学。”有人标新立异地提出一个新口号来和国防文学对抗，这些很明白的是错误的理论和举动。（《对于国防文学的意见》，载1936年7月《东方文艺》1卷4期）

徐懋庸：“‘国防文学’是现阶段的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口号，并不单是左翼革命文学的现阶段的口号。”鲁迅先生关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意见，“仅是现阶段的无产阶层革命文学的口号，而不是统一战线的口号，所以胡风先生企图把这口号来代替‘国防文学’，而作为统一战线的口号，是不行的”。（《理论以外的事实—致耳耶先生的公开信》，载1936年7月《光明》1卷4号）

杨骚：现阶段中国文学运动的方针是“集中在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抗日反帝反汉奸这个目标之下，不分阶级和党派且不问身份地联合一切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作家参加作战，来形成一条巨大有力的联合战线。”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这个新的运动方针是不“合致”的。它忘记了联合战线，正是它的一个“致命的缺陷”。“国防文学”这口号，有人说它“笼统空洞”，然而这“不足为病，反而正是它的优点”。因为要概括和表现“各阶级各党派的文学在一个总的目标下，然而根据各自不同的观点所含有的各自不同的内容，必须一个拥抱力极广大的口号才能够笼之统之足以号召一切不愿当亡国奴或汉奸的文艺家来构成一条强有力的联合战线”。在这一方面国防文学是尽够的了，它适应性大，已被普遍地应用着。（《看了两个特辑以后》，载1936年8月《文学界》1卷3号）

拥护“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如是说：

石夫：“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与整个民族解放斗争相伴随，拿文学做信号，喊出群众的苦痛和要求，喊出民族的危险和出路，喊出我们的敌人，喊醒我们的同伴，决定路线，指示方向，统一我们行动”的文学。（《中国现阶段文学之诸问题》，载1936年6月《榴火文艺》创刊号）

绀弩：这个新口号“更明确地更不含糊地指出了现阶段文学底内容底特质；更明确更不含糊的指出现阶段的作家所应该努力的方向；一切的误会，曲解和野心底利用都不容易加到它底头上来。这是这口号最特色的地方”。（《创作口号和联合问题》，载1936年6月《夜莺》1卷4期）

耳耶：“国防文学”虽然“本身简单，容易说，容易记，发生了相当的适用性。”但却有社会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谁都可以应用的缺点。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则没有这样的缺点，“它具体地明确地指出了中国新的现实底特质，差不多用不着什么说明，一眼之下就可了解”。“‘国防文学’只有以‘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为内容才能得到正当的解释，也只有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总口号之下才能看出积极的作用”。（《创作活动底路标》，载1936年7月《现实文学》第1号）

路丁：新口号的提出，“非但是‘使向来的反帝文学取得了新的意义’，并且，对于现阶段文学质量方面，只有更深刻的和这个口号相配合，它的积极意义才更辉煌，更充实”。（《现实形势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载1936年7月《现实文学》第1号）

利青：徐懋庸说国防文学口号产生很早，现在正被普遍应用着。然而，“这个口号是公司底商标，越老越好吗？是村间的风俗，流行着的就算对吗？”对一个口号来说，这两个条件比“正确，完全这两个条件差次太多了”。（《统一战线底口号问题》，载1936年8月《散文》）

两个口号与统一战线

这是这次论争的中心问题，参与论争的各方都认为，两个口号中的任何一个，只要是有利于组成文艺界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把汉奸以外的所有作家都要团结起来，为抗日救亡而努力创作的，这样的口号也就是最切合当今现实的文学。

梅雨：两个口号本质上差异的一点，就是对统一战线的态度的不同，“国防文学是统一战线的口号，它要求一切不愿当亡国奴与汉奸的作家到统一战线的阵营里来，它要最大限度地动员文艺上一切有救亡决心的作家，集中文艺上一切救亡的力量，以争取民族的自由与解放”。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反统一战线”的，绝不能作为现阶段的中国文学运动的中心口号。（《评两个口号》，载1936年8月《文学界》1卷3号）

《读书生活》编者：目前的争论，“不光是口号本身的问题，而是对整个抗日联合战线的理解的问题”。一个用来做号召的口号，不仅是要能号召所有的“前进文学者”，而且要能号召“汉奸以外的各阶层各党派的文学者”。“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不是联合战线的口号，它不能“联合当前的政治实践，不是以号召最广大的文学者为任务的”。所以，不能把握每一份力量，不能促进联合战线的扩大与发展，是尽不了这任务的。国防文学“是文艺界联合战线的口号，它有最大的可能来号召最广大的文学者”，是正确的，是适用于当前的形势的。（《关于国防文学的论战》，载1936年8月《读书生活》4卷7期）

洛底：现在的任务，必须建立起在“国防文学”大旗下的联合战线，这是“文艺界一条最广泛的联合战线，绝对地要求着各界、各阶级、各集团以及各种宗教下的文学作家和文学爱好者来共同参加国防文学的建设。国防文学底门户，除了对于奴才文学者及文化汉奸之外，对于一切的作者或文学爱好者都完全是开放的”。（《国防文学和作家的联合战线》，载1936年6月《浪花》创刊号）

郭沫若：“目前的文艺界树起了‘国防文学’这个旗帜，得到了多数派的赞成，而结成了广大的统一战线，我认为是时代的要求之一表现。”（《在国防的旗帜下》，载1936年7月《文学丛刊》第4期）

鲁迅：“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发展，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现在时候的真实的广大的内容。”“新的口号的提出，不能看作革命文学的停止或者说‘此路不通’了。所以，决非停止了历来的反法西斯主义，反对一切反动者的流血的斗争，而是将这斗争更深入、更扩大、更实际、更细微曲折，将斗争具体化到抗日反汉奸的斗争，将一切斗争汇合到抗日反汉奸斗争这总流里去。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这个民族的立场，才真是阶级的立场”。（《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载1936年7月《现实文学》第1号，又载《文学界》1卷2号）

利青：徐懋庸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现阶段的无产阶层革命文学的口号，而不是统一战线的口号”。他这话是说，是“无产阶级的，就不可以，不能够，不应该再是统一战线的”，他把“统一战线和无产阶层极严格地区分开来”，否认了无产阶层在统一战线上参加意见的权利。他不理解鲁迅先生提出的新口号的基本意见，不懂得这个新口号“就是作为统一战线的口号而提出的”。“统一战线不但不能把人民大众的无产阶层驱逐出去，而且只有人民大众才是统一战线底主要内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不但不因为特别注重大众而犯了无产阶层所独用的嫌疑，却在因为它特别注重大众才比‘国防文学’更正确，更完全，更适宜于作统一战线底口号。”因此，对于统一战线，它是一个最好的口号。（《统一战线底口号问题》，载1936年8月《散文》）

一个口号能不能发挥它的号召力，最终将文学艺术界组织起来，形成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这要看对它的含义诠释得是否正确，有没有错误。在这方面，涉及两个大问题，各方的论争很激烈，这两个问题是：

第一，“国防文学”只是作家间关系的标帜，还是作家创作活动的标帜？

周扬：“我以为‘国防文学’的口号应当是创作活动的指标，它要号召一切作家都来写国防的作品。一个文学的口号如果和艺术的创造活动不发生关系，那它就要成为毫无意义的东西。文艺上的国防阵线不运用它自己特殊的艺术的武器，就决不能发挥它应有的力量。”（《与茅盾先生论国防文学的口号》，载1936年8月《文学界》1卷3号）

郭沫若：“国防文艺应该是多样的统一而不是一色的涂抹。这儿应该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文艺作品，由纯粹社会主义的以至于狭义爱国主义的，但只要不是卖国的，不是为帝国主义作伥的东西，因而‘国防文艺’最好定义为非卖国的文艺。”“‘国防文艺应该是作家关系间的标帜，而不是作品原则上的标帜’。”“要认定凡是非卖国的，非为帝国主义作伥的人或作品，都和我们的目标相近，我们都可以和他们携手。”（《国防·污池·炼狱》，载1936年7月《文学界》1卷2号）

茅盾：郭沫若关于国防文学是“作家关系间的标帜，而不是作品原则上的标帜”的意见是正确的，这就是说，“不用‘国防’的主题的作家，仍可参加民族自救的国防运动！应当是‘一切文学者在国防的旗帜下联合起来’，而不是在‘国防文学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因为后者是束缚人的，是要把一些不写‘国防’主题的作家关在国防运动之外去的”。（《关于引起纠纷的两个口号》，载1936年8月《文学界》1卷3号）

第二，作家是在“国防文学”的旗帜下，还是在“国防”的旗帜下联合起来。

鲁迅：“我赞成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的主张。”“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都无妨。但在文学问题上我们仍可以互相批判”。因此，“我以为应当说：作家在‘抗日’的旗帜，或者在‘国防’的旗帜之下联合起来；不能说：作家在‘国防文学’的口号下联合起来，因为有些作者不写‘国防为主题’的作品，仍可以从各方面来参加抗日的联合战线；即使他象我一样没有加入‘文艺家协会’，也未必就是‘汉奸’。‘国防文学’不能包括一切文学，因为在‘国防文学’与‘汉奸文学’之外，确有既非前者也非后者的文学。”（《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载1936年8月《作家》1卷5号）

两个口号的关系

鲁迅：“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正如无产革命文学的口号一样，大概是一个总的口号罢。在总口号之下，再提些随时应变的具体的口号，例如‘国防文学’‘救国文学’‘抗日文艺’等等，我以为是无碍的。不但没有碍，并且是有益的，需要的”。（《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载1936年7月《现实文学》第1号）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为了推动一向囿于‘普罗’革命文学的左翼作家们跑到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前线上去，它是为了补救‘国防文学’这名词本身的在文学思想的意义上的不明了性，以及纠正一些注进‘国防文学’这名词里去的不正确的意见，为了这些理由而被提出，那么它是正当的，正确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比“国防文学”这口号，“意义更明确，更深刻，更有内容。”它“主要是对前进的一向称左翼作家们提倡的，希望这些作家们努力向前进”，“也可以对一般或各派作家提倡的，希望的，希望他们也来努力向前进”。而“国防文学”则是“我们目前文学运动的具体口号之一”，“它即使曾被不正确的解释，它本身含义上有缺陷，它仍应当存在，因为存在对于抗日运动有利益”。（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载1936年8月《作家》1卷5号）

茅盾：“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可以是创作的口号，但既不是代替国防文学，也不是文艺创作的一般口号，而只是对左翼作家说的……作为前进文学者的创作的口号，是很正确的。但我们不想也不能对一切文学者作如此的要求，虽然我们可以而且也应当向前进文学者提出这要求，把这口号作为我们向前进文学者要求的创作口号，当然比提‘国防文学’这口号来得明确而圆满。”“‘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应是现在左翼作家创作的口号！‘国防文学’是全国一切作家间的标帜！”（《关于引起纠纷的两个口号》，载1936年8月《文学界》1卷3号）

论争中还涉及其他一些问题，如创作方法问题，作品的内容和形式问题，等等。但主要是上面的三大问题。其中第一、二两个问题论争得较为激烈充分，因而两个口号的优劣得失就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第三个问题只是鲁迅和茅盾的意见。

论争的总答复—鲁迅答徐懋勇的公开信

两个口号的各方论战正酣的时候，徐懋庸于8月1日给鲁迅写了一封信，对鲁迅进行了最错误的指责和攻击，说“一、近半年来的言行，是无意地助长着恶劣的倾向的。”攻击巴金、胡风、黄源的言行“卑劣”，他们接近先生，是为了永远“据为私有，眩惑群众”。指责鲁迅对此“没有细察”，却与“此辈为伍，而不屑与多数人合作”。二、不顾鲁迅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正确解释，特别是对两个口号在抗日反汉奸等总的方向上一致性的说明，指责“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提出，“是错误的，是危害联合战线的”，是“用以和‘国防文学’对立的”。而先生对这两个口号的解释也不能“自圆其说”。三、对鲁迅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于不顾，指责鲁迅对于“现在的基本的政策没有了解。”并以教训他的口吻说：“普罗（无产阶级）不应该挂起明显的徽章，不以工作，只以特殊的资格去要求领导权，以至吓跑别的阶层的战友”。四、指责鲁迅“不看事而只看人”，“看人又看得不准”，“是最近半年来先生的错误的根由”。信的最后说：“以上所说，并非存心攻击先生，实在很希望先生仔细想一想各种事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全集》第6卷）

对于这样一封信，鲁迅非常愤慨，冯雪峰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他当时是确实很气愤的，一边递信给我，一边说：‘真的打上门来了！他们明明知道我有病！这是挑战。过一两天我来答复！’”（《有关1936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经过》，《雪峰文集》第4卷）

鲁迅对徐懋庸的信决定公开作答的缘由，在8月28日，他在写给杨霁云的信中有明确的说明“正因为不入协会（指文艺家协会），群仙就大布围剿阵，徐懋庸也明知我不久之前，病得要死，却雄赳赳首先打上门来也”，“其实，写这信的虽是他一个，却代表着某一群，试一细读，看那口气，即可了然。因此我以为更有公开答复之必要。倘只我们彼此个人间事，无关大局，则何必在刊物上喋喋哉”。（《鲁迅全集·书信》）

鲁迅在病中写了这封著名的答复文章，全面地回答了徐懋庸来信中的指责。首先，鲁迅重申了对于抗日统一战线的态度：“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其次，对于文艺界统一战线的态度，这是这篇文章的重点，前文已引（见前关于统一战线的引文）。再次详细地谈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提出的经过，以及它同“国防文学”的关系（前文已引）。第四，鲁迅详细地谈了他和胡风、巴金、黄源诸人的关系：我和他们，是新近认识的，都因文学工作上的关系，虽不是至交，但已可以说是朋友。“不能提出真凭实据，而任意诬我的朋友为‘内奸’，为‘卑劣’者，我是要加以辩正的”。严厉批评一些人“无凭无据，却加给对方一个很坏的恶名”的“恶劣的倾向”，“实在是‘左得可怕’的”作风和行为，以及“信口胡说，含血喷人”的横暴恣肆的恶劣态度。鲁迅最后说：“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

本文发表后引起了巨大反响，对两个口号的论争带来了积极的影响，是非日趋分明，意见渐趋一致。任白戈曾回忆说：“我们在印这一期《质文》时，（‘左联’东京分盟盟员魏猛克、陈辛仁、任白戈编辑，这一期出的是《国防文学集谈》，时间是1936年7月16日—编者）鲁迅先生的文章还没有见到。等到这期《质文》印出来，鲁迅先生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也发表了。我们知道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是鲁迅先生提的，两个口号论争也就基本结束了。因为当时论争的双方，对鲁迅先生都是非常尊敬的。”（《访任白戈》，载《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期）实际上，鲁迅的文章发表后，论争就基本结束。其后，虽然还有一些文章谈两个口号，但也只是余波罢了。

周扬最初提出“国防文学”，是在1934年底，仅仅是为了介绍苏联有关“国防文学”的一些情况，并没有把它作为一个口号用到中国来。随着国内形势的日益严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日益猖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得到全国的一致支持和拥护，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作为当时上海左翼文艺的领导人，适时提出一个口号来号令文艺界，组成文艺界的抗日统一战线，就是一件特别急迫的事。1935年12月，周立波又重提“国防文学”，并且具体谈到我们的国防文学的内容。随后，梅雨、何家槐、田汉等十几位作者，相继于1936年初发表文章，表示“国防文学是一柄双锋的利剑”，它的“倡导是有其重大意义的”。（梅雨《国防文学的内容》）对这样的文学表示支持。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客观地说，周扬他恐怕没有再认真地斟酌，就把“国防文学”作为一个口号正式提了出来。之后，文艺界的一些人对这个口号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但仅仅是意见而已。直到1936年6月胡风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新口号后，引起了激烈的论争，一些文章还强烈指责胡风的行为和他提出的新口号，是“分化整个新文艺运动的路线”。当这两个口号论争了两个多月时，鲁迅发表了著名的答徐懋庸信，就两个口号问题全面地表明了意见。其中，特别提到新口号不是胡风提的，是我请他做的文章提出的。新口号的提出，那理由，鲁迅说：“它是为了补救‘国防文学’这名词本身的在文学思想的意义上的不明了性，以及纠正一些注进‘国防文学’这名词里去的不正确的意见。”在这之前，鲁迅在同茅盾谈起提出新口号时也说过，新口号是为了“补救‘国防文学’这口号在阶级立场上的不明确性，以及在创作方法上的不科学性”。（茅盾《我走过的道路》）

不明了性、不正确的、不科学性，这些都反映了“国防文学”存在的问题，具体而言。

第一，“国防文学”口号内涵不明确，不具有时代的限定性。

这个口号是借自苏联的，在国内倡导后，就有作者指出它笼统不明确，没有时代的限定性。耳耶说：这个口号虽然有相当的适用性，但却有社会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谁都“可以应用”的问题，将这样一个内涵不明确，不严格限定的口号用在抗日救亡的中国，显然是不合适的。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内涵明确，它所指示的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全中国人民，不分民族、不分阶级、不分党派、不分集团、不分宗教，除却汉奸卖国贼外，奋起抗日救亡的这场战争，是中国全民族反对外族侵略的自卫的民族革命战争，它所要求的自然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第二，“国防文学”口号不具有作为文艺界的统一战线口号的条件。

周扬在阐述“国防文学”口号时说：“我以为‘国防文学’的口号应当是创作活动的指标，它要号召一切作家都来写国防的作品。一个文学的口号如果和艺术的创作活动不发生关系，那它就要成为毫无意义的东西。文艺上的国防阵线不运用它自己特殊的艺术的武器，就决不能发挥它应有的力量”。周扬的态度是坚定的，甚至有些固执，在那么多人指出这个口号存在缺陷的情况下，他还是坚持认为：这个口号是创作活动的指标，一个作家不写国防的作品，那他的作品就是毫无意义的。

那么，问题就来了。茅盾指出“那不用国防的主题，例如用日常生活，或恋爱为主题的作家却就会变成汉奸作家，或至少不能站到文艺者救国阵线的旗帜下来。”而我们认为：“不用‘国防’的主题的作家仍可参加民族自救的国防运动”。

郭沫若有几句非常明确的话，是说在周扬上面引用的一段话前。“‘国防文艺’应该是作家关系间的标帜，而不是作品原则上的标帜。”“在‘国防’的意识之下把可以容忍的‘文艺’范围扩大。”“要认定凡是非卖国的，非为帝国主义作伥的人或作品都和我们的目标相近，我们都可以和他们携手。”这意见，周扬没有听进去。

鲁迅就这一问题说得更明白：“我以为应当说：作家在‘抗日’的旗帜，或者在‘国防’的旗帜之下联合起来；不能说：作家在‘国防文学’的口号下联合起来，因为有些作者不写‘国防为主题’的作品，仍可以从各方面来参加抗日的联合战线。”

以上的文字，在上面介绍论争的情况时，都摘引过。现在再集中引在一起，是再清楚不过地说明“国防文学”为什么不能作为统一战线的口号的理由了。简言之：将“国防文学”作为创作活动的标帜，就使一些不写、不用国防为主题的作者，不能同我们在抗日的旗帜下联合起来，组成文艺界的抗日统一战线。用茅盾的话说，这就是关门主义。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没有向全体作家去要求什么，它主要是对前进的左翼作家们提倡的，也对一般或各派作家提倡的，希望的，希望他们也来努力一起向前进。这样的口号就容易为作家们所接受。

第三，“国防文学”口号，在关于统一战线领导权问题上是不明确的，一些论者的认识甚至是错误的。

在统一战线中，领导权是一个核心问题。作为左翼文艺的领导人提出的口号，领导权的问题是第一重要的。但是，周扬忽略了或者说是有意回避这一点，他在参与论争的多篇文章中，不去涉及这一问题。而他的一些支持者确如鲁迅所批评的，在这个问题上是一些“极胡涂的昏虫”。

张庚说：统一战线，是在一种共同的目标下的联合，“这里没有这样的问题：谁统一了谁；这里的问题：是谁最忠实彻底地服务于民族的利益，谁就真实地领导了抗敌救亡的统一战线”。（《论两个口号》，载1936年8月《文学界》1卷3号）

徐懋庸说：“‘普罗’不应该挂起明显的徽章，不以工作，只以特殊的资格去要求领导权，以至吓跑别的阶层的战友。”（引自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载1936年8月《作家》1卷5号，《鲁迅全集》第6卷）

《新认识》社同人在1936年9月20日发表《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其中《领导的问题》一节有一段话：“我们应该更公平地号召：统一战线的‘主体’并不是特定的，‘领导权’并不是谁所专有的。各派的斗士，应该在共同的目标下，共同负起领导的责任来。如果说得具体点，在不妨害统一战线的发展上，谁的工作努力，谁能更有效地使工作推进，谁就能获得大多数人的拥护，谁也就可以发生领导的作用。”（载《新认识》第2号）

“国防文学”口号在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上没有表述，是它不明确性、不科学性的表现，是这个口号存在的最大缺陷，其后的拥护者，如果在论争中对此予以补救，也能得到大家的认同。可是像徐懋庸等一些昏虫，却反对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提出领导权问题，那理由是：领导权不是谁所专有的，谁在统一战线中干得好，工作努力，谁就会获得领导权。这论说，无异于要无产阶级放弃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是何等的荒谬。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虽不是统一战线的口号，但在述说这个口号时，在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上表述是明确的。鲁迅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发展，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现在时候的真实的更广大的内容。”“新的口号的提出，不能看作革命文学的停止，或者说‘此路不通’了。所以，决非停止了历来的反法西斯主义，反对一切反动者的流血的斗争，而是将这斗争更深入、更扩大、更实际、更细微曲折，将斗争具体化到抗日反汉奸的斗争，将一切斗争汇合到抗日反汉奸斗争这总流里去。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这个民族的立场，才真是阶级的立场。”（《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载1936年7月《现实文学》第1号，又载《文学界》1卷2号）

鲁迅在这里所说的“阶级的立场”，是在指示我们：在抗日救亡的这样一个民族革命战争的年代里，革命文学不但决不能放弃它的领导责任，而且要更加重、更放大这种责任，只有这样，才能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集成广泛的抗日的民族救亡的统一战线。鲁迅在这里虽然谈的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但是，它的精神，同样适用于“国防文学”，是从根本上“补救”它的缺陷。

这里还要特别提到的是：鲁迅的有关文章，在抗日救亡问题上主张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无条件地联合起来，集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但在文学问题上我们仍可以互相批判”，这一点是不能忽视的。因为有关文艺上的理论、意见和主张，不可能都是一致的，其中有正确，也会有错误，通过互相批判，就能去邪扶正，以保证抗日的文艺更好地为抗日斗争服务。

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三十多年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周扬，因为这个问题，他遭了殃，付出了沉痛的代价。“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作为“国防文学”的首倡者，痛定思痛，就当时的那场论争，写下了一段回忆与反思的文字，对那段历史作了一个实事求是的交代。

“两个口号”论争是在革命转折关头、党的斗争策略发生巨大变化、在革命文艺界内部展开的争论。在大转变的时候，认识不一致，争论是不可避免的。争论双方在坚持抗日，拥护统一战线政策这些方面是没有分歧的；但在如何建立统一战线，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提什么口号更合适、更科学，对抗日文学的理解和创作等方面，意见又是有分歧的。又因为当时白色恐怖严重，文艺界的人彼此之间不易来往，不可能充分交换意见，统一意志，只能凭着各自的理解，凭着自己对革命的认识各谈各的主张。……在论争中，由于当时我对鲁迅的伟大缺乏认识，对他的有些意见尊重不够，又多少带有宗派主义情绪，我作为临时文委的负责人，在这些方面，是有责任的。（《〈关于国防文学〉作者附记》，《周扬文集》第1卷，）

现代文学史会对这段文字表示赞同，给予首肯的，因为说得比较全面、比较客观，符合当时论争的实际情况，而周扬的勇于承担历史的责任的态度，更值得赞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