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具特色的几个文学社团

一、非纯文学社团性质的新青年社和新潮社

新青年社——文学革命的大本营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它从出版伊始，就想以思想伦理来相号召，在国内唤起文化行动的激情。但是，它刚出版时，并没有引起社会的注意，销售量甚少，只有一千来份，1916年2月，在出满1卷6期后，就暂告休刊。这年的11月，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聘请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随之带入北大。

“五四”文学革命发难时期，只有《新青年》这样一本综合性的文化刊物，1917年1月，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在2卷5号上发表，发动起文学革命运动，它遂成为这场运动的大本营。胡适在“文学革命”的理论建设的同时，实地试作白话诗，同年2月，他在《新青年》2卷6号首次发表了《朋友》等8首白话诗，引领了一场诗界革命。这之后，在陈独秀的主持下，在文学革命的发动声中，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积极响应并参加这场文学革命。1918年1月，《新青年》组成编辑委员会，由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沈尹默六人组成。鲁迅不久也参加了编辑工作。撰稿人则有蔡元培、周作人、俞平伯、傅斯年、罗家伦、陶履恭等，形成以它为中心的新文学运动的作者群。至此，中国第一个以新知识分子的联合组成的社团初步形成。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虽然是声息相通，互为声援，但基本上是各自为战。不久，“新青年”又因胡适而发生严重分化。所以，有研究者认为：它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社团和流派，而有人则不予认可。“新青年”是否具有社团和流派的性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第一个阵地，第一面旗帜，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个发难者。因此，无论在中国现代革命史、思想史、文化史上，还是现代文学史上，它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第一，《新青年》从一开始就高举批判的旗帜，发动了一场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

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发刊词《敬告青年》中，鼓动青年挣脱封建思想伦理的束缚，争取人格的独立自由。并以“科学”和“民主”相号召：“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把批判旧思想、旧道德、旧宗教、旧文化和旧文学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攻内容。积极参与并鼓动当时全国性的“打倒孔家店”的斗争，把批判封建的伦理道德具体到批判孔教的斗争。1916年2月和9月，《新青年》就率先举起批孔的旗帜，发表了易白沙的《孔子平议》（上、下）。陈独秀有《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再论孔教问题》、《尊孔与复辟》，李大钊有《孔子与宪法》，吴虞有《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儒家主张接近制度之害》、《吃人与礼教》等。这些文章，在当时的思想界产生强烈反响，催生着一个民族现代意识的觉醒。

第二，《新青年》发动并领导了一场以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文学革命运动。

这场运动，首先由胡适发难，他的《文学改良刍议》就是一个“发难的信号”，陈独秀紧随其后，声称愿为“吾友之声援”，他用《文学革命论》，正式高张起“文学革命”的大旗。这得到最初多人的赞许和响应，他们相互声援，推波助澜，形成了文学革命的最初的浪潮。检索《新青年》这一时期的文章，也确是蔚为大观：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易卜生主义》以及胡适致信陈独秀等。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以及对钱玄同、胡适、俞颂华等多人来信的答复。

钱玄同：致陈独秀信4封（1917年2—8月），《论注音字母》、《〈尝试集〉序》。

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钱玄同与刘半农的一出“双簧信”。

周作人：《人的文学》。

文学革命是理论倡导在先，创作在后。胡适的白话诗首先尝试，1918年2月，集成诗集《尝试集》，成为我国第一部白话诗集，文学革命的结晶。这年的5月，鲁迅的《狂人日记》在《新青年》上发表，1919年4月有《孔乙己》、5月有《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

文学革命依托着《新青年》这个大本营，依赖着一批新知识分子的联合行动，在不长的时间里便取得成功。

新潮社——主张文学革命，走西洋文学之路

“五四”前夕北京大学著名的社团，1918年11月，由北大学生罗家伦、傅斯年、徐彦之等人发起成立，北大的少数教员和校外人士也有参加的。社员是：毛子水、汪敬熙、高元、俞平伯、康白清、张嵩年、潘家洵、杨振声、顾颉刚、叶绍钧、陈达材、江绍原、刘光熙、何思源、朱自清、冯友兰、周作人、孙福园等41人。1919年1月，出版社刊《新潮》月刊，也是综合性的文化刊物。由傅斯年、罗家伦和杨振声组成编辑部，“五四”后，新潮社的“几位骨干主将都先后出国，维持者缺乏当时发起者的一股魄力，群众无主，也就逐渐消沉而归于消灭”。（郭绍虞《关于文学研究会的成立》）1922年3月出至3卷2号后停刊。《新潮》是以反对封建伦理和封建文学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刊物。它在创刊后，和《新青年》相呼应，反对吃人的旧礼教，反对陈腐的士大夫文学，提倡个性解放，积极支持文学革命，产生过广泛的影响，成为“五四”时期《新青年》之外的又一重要刊物。它得到新文化运动的几位主将，时任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和文科教授胡适的支持，李大钊、鲁迅也关注这个刊物，在它上面发表文章，予以支持。

新潮社不是一个纯文学社团，但是，它在高举“伦理革命”、倡导个性解放的同时，积极响应、支持文学革命，在理论方面揭露封建的旧文学，大力提倡白话文和“人化的文学”。《新潮》的1卷2期上就有傅斯年的《怎样做白话文？》和罗家伦的《什么是文学？——文学界说》两篇重头文章。傅斯年的文章，可以看作新潮社同人在白话文运动中的共同意见，有两个方面：一是否定文言、支持白话的坚定态度：说“只有白话能做进取的事业，已死的文言，是不中用的”，对于旧文学，我们所以不满意，“只为他是不合人性，不近人情的伪文学，缺少人化的文学”。二是要达到“人化”的文学，“须得先使他成欧化的文学，就现在的情形而论，‘人化’即欧化，欧化即‘人化’”，西洋近世文学，“不特他的大地方是求合人情”的，就是他的“一言一语，一切表词法，一切造作文句的手段”，都达到了“人化的境界”。而罗家伦的文章在对文学作出界说后，就西洋文学与中国文学作了多方面的对比，指出中国文学应学习西洋文学，走西洋文学之路。新潮社的主将们与文学革命取同一步伐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而他们所认定的“欧化”意见，又是具有负面的作用，是不可取的。

《新潮》在理论上积极支持《新青年》发动的文学革命的同时，又特别重视创作的尝试与实践，从1919年到1922年3月终刊，共刊出小说22篇。单1919年这一年，就有汪静熙的《雪夜》（创刊号）、杨振声的《渔家》、叶绍钧的《这也是一个人》（1卷3号）、俞平伯的《炉景》（2卷1号）、鲁迅的《明天》（2卷1号）五篇。鲁迅称赞他们做出了鸳鸯蝴蝶派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成绩。小说之外，也发表诗和散文，康白情、俞平伯、叶绍钧、寒星、傅斯年、罗家伦是诗的作者群。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西方戏剧的翻译，颇多好作品，如易卜生的《群鬼》、王尔得的《扇误》、萧伯纳的《华伦夫人之职业》等。

新潮社在“五四”文学革命中，与新青年社取同一步调，同声呐喊，共同战斗，其功不可没，可以把它看作一个以“文学革命”为其主体活动的社团，虽然它还不是一个纯文学的社团。

二、纯文学社团

晨光社与湖畔诗社——专心致志做情诗的“湖畔”

这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在浙江杭州成立的最早的两个文学社团，虽迟于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却早于我国其他的文学社团。

发起晨光社的是潘漠华，他和赞同结社的汪敬之，都是浙一师朱自清、黎锦熙、俞平伯的学生，受几位导师的影响，对文学自有一分爱好，又在约请了魏金枝、赵复平等文学爱好者后，联络了20余人，于1921年10月间在杭州西湖成立一个社，取名“晨光”。“晨光”即“曙光”，其意表示他们对光明的向往，对理想的追求。

晨光社是一个自由集合的松散的文学社团，存在了一年多时间，办过一个刊物《晨光》周刊，存在了半年多，用以发表他们的诗和散文，他们也举办文学演讲会，请名人讲演，还搞作品展览会，社员则出示自己的作品以相互交流、评说。

朱自清是晨光社的培植人和教育者，冯雪峰这样说过：“朱先生是我们从事文学工作的热烈的鼓舞者，同时也是晨光社的领导者”，他“作为一个新文学的开垦者、推广者，以及传给青年和培植青年的教育者，朱先生实在是一个很坚毅和很勤恳的工作者”。正是在朱先生的指导下，一些爱好文学的青年从“晨光”起步，走上了文学道路，一些人还成长为新文学的大家，潘漠华、汪静之、冯雪峰、魏金枝、赵复平等就是。今天，在这里书写“晨光”，一则因为它是中国第一个新文学社团，二则由它那儿起步，走出了新文学的几位有成绩的大家。

湖畔诗社，是继晨光社之后的又一个新文学社团，我国现代文学最早的新诗社。这个诗社，由4个年轻人结社而成。应修人当时在上海，因为喜欢新诗，就主动与曾在《新潮》上发表新诗的汪静之联系，并成了诗友，他从上海到杭州后，又通过汪静之的介绍，结识了潘漠华、冯雪峰。在杭期间，应修人提议出个诗集，并在西子湖畔编辑而成，因之而题名为《湖畔》。为纪念西子湖畔的聚会和诗集的编定，他们欣然组成我国最早的新诗社“湖畔诗社”。不久，魏金枝、谢旦如也加入诗社。湖畔诗社这些年轻人，正是从这里起步，在文学道路上相互切磋，相互勉励，走着自己的文学之路。

 《湖畔》于1922年4月出版，应潘冯汪四人集。我国自胡适的《尝试集》（1920年3月由亚东图书馆出版）、郭沫若的《女神》（1921年8月由泰东图书局出版）、康白清的《草儿》和俞平伯的《冬夜》（1922年3月两集均由亚东图书馆出版）问世后，这是第五本新诗集了。新诗从胡适倡导起，运动了四年多，现在有几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加入到新诗的运动中来，自然是很有意义的事，这对于新诗的发展自有它的影响，特别是对爱好诗歌的青年，是鼓舞，是榜样。

湖畔诗社的汪静之，于1922年8月，由亚东图书馆出版了他的《蕙的风》，因为作者在诗中大胆地、无所顾忌地表白男女的情爱，对封建礼教道德的冲击，因而遭到一些人的无理斥责，指责这些诗是不道德的文学。因此引出一场“文艺与道德”的激烈论辩，周作人作《什么是不道德的文学？》，鲁迅作《反对“含泪”的批评家》，反驳了那些道德论者。当时持不同意见的双方发表过多篇文章，大概是我国新文学史继胡适的《尝试集》的争论后关于诗作的又一次大的争论，其深刻的意义在于文学主题思想的大解放的问题。

湖畔诗社的魏金枝曾编定自己的诗集，因政治形势的原因而未能出版，谢旦如编定的集子叫《苜蓿花》，以湖畔诗社的名义自费出版。

 《春的歌集》是湖畔诗社的第二个诗集，这是应、潘、冯的三人集，没有汪静之的。1923年12月由诗社出版，冯至见到这些诗很高兴，为之作《读〈春的歌集〉》，给予了热情的赞扬。湖畔诗社的影响逐渐扩大。

 1925年2月，还由应修人主编出版了小型文学月刊《支那二月》，仅出两期。

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说：“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的，是‘湖畔’的四个年轻人。他们那时差不多可以说生活在诗里。潘漠华氏最凄苦，不胜掩抑之致；冯雪峰氏明快多了，笑中可也有泪；汪静之氏一味天真的稚气；应修人氏却嫌味儿淡些。”对他们诗作的特色各作了点评，赞赏有加。

1935年5月“五卅”运动发生后，该社的活动便告结束。

晨光社与湖畔诗社有这样几点要说明的：其一是“晨光”是“湖畔”的前身，“湖畔”是其后继，社团的主要成员就是朱自清点评的那四位，除应修人不是“晨光”社成员外，其他三位兼为前后社的成员，从人员的组成上反映了这两个社的关系。其二是这两个社团的年轻人都以诗作为主，但“晨光”却绝非专写诗作的一群，他们中也有人写小说，其中有成就的就是潘漠华。就潘漠华的《乡心》，茅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中，指出：它是“喊出了农村衰败的第一声的悲叹”，是“值得特书的”。而“湖畔”则是专做诗的一群，或者说是专做情诗的一群，汪静之是其代表。其三是这两个社团，仅仅是爱好文学的几个年轻人的兴趣所致而结合起来的，它没有成立宣言，没有组织章程，所以是一个松散的结合，但它出现后，不事张扬，而是默默地专心创作，做着他们自己的事，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仅见的。他们所做的一切努力，贡献于新文学的意义，是给予中国现代文学做了基础的积累，影响着现代文学的后继者们。

浅草社——“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

中国新文学社团之一，大约不晚于1922年2月成立，活动的中心是在上海和北京两地。社团成员主要是四川籍作者和北大的学生。由此起步而成就文学名声的如四川的林如稷、陈炜谟、陈翔鹤、邓均吾、李开先，北大的冯至、冯文炳、游国恩、陆侃如，还有赵景深、陈学昭等多人。他们中的陈炜谟是这个社的创办人之一。

浅草社成立后，办过几个刊物：

首先是《浅草》季刊，1923年3月在上海创刊，林如稷编辑，浅草社自费出版。计出4期。它的《卷首小语》，颂扬有人在这荒漠的沙土上“撒播了几粒种子，又长得这般鲜茂”，“我愿做农人，虽是力量太小了，愿你不遭到半点儿蹂躏”。这是用诗做的“宣言”，表达他们愿意做个农人，护卫着人间的新绿！

《浅草》注重文艺创作，在仅出的4期中，计发表小说35篇，诗歌140余首，戏剧近10个，散文杂录数十条，无文艺评论。其中的有些作品，也敢面对现实，揭露黑暗。该刊的作者，第4期上列有一个名单：王怡庵、孔襄礼、季志仁、林如稷、夏亢农、陆侃如、高士华、陈翔鹤、陈炜谟、陈学昭、陈承荫、游国恩、张皓、冯至、邓均吾、韩君格、罗石君等17人。

第二个刊物是《文艺旬刊》，附于《民国日报》发行，1923年7月5日创刊，出20期停刊，时间是1924年1月25日。2月19日，《文艺旬刊》改出《文艺周刊》，仍为《民国日报》乙种附刊，改为独立发行。这就是第三个刊物。

对于浅草社，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作了这样的评论：“1924年中发祥于上海的浅草社，其实也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团体，但他们的季刊，每一期都显示着努力：向外，在摄取异域的营养，向内，在挖掘自己的魂灵，要发见心灵的眼睛和喉舌，来凝视这世界，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在中国新文学史上这大概是对“浅草”的最美好、最热情的评定了。它不但给这个艺术社团的总体风格作了“为艺术而艺术”的论定，指出它对创造社的艺术倾向的某些认同，这种认同在于他们的作品往往“挖掘自己的魂灵”这一点，正是同创造社的自我情绪论的同一用语。鲁迅还指出：这个社团“显示着的努力”是向内和向外两个方面：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通过这将真和美献给人们。这里要说明的，《浅草》上没有选登过翻译作品，这并不能否定鲁迅的“摄取异域的营养”的定评，因为《文艺旬刊》上，发表过英、法、德、俄、美、日、印度等国的翻译作品。

这里特别要提到诗人冯至，因为鲁迅在《大系导言》中，高度评价了“后来是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冯至”，这时，他的一些抒情短章已为读者所熟悉，所赞赏。诗之外，这时他也写小说，其中的《蝉与晚祷》，被鲁迅评之为“幽婉的名篇”而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

沉钟社——“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

这个社团的几个主要发起人是杨晦、陈炜谟、陈翔鹤、冯至。除杨晦外，其他三人都是“浅草社”的主要成员，所以鲁迅在“大系二集”里说：浅草社于次年，“中枢移入北京，社员好像走散了一些，《浅草》季刊改为篇叶较少《沉钟》周刊了”。这是1925年 10月的事，《沉钟》经过四个年轻人的商定诞生了。有了刊物，影响所及，自然而形成了社团。正因为“沉钟”的几个主要成员原是浅草社的，所以有人认为“沉钟”是“浅草”的继续，这似乎也能说得过去，因而至今的一些文学史家们，还将“浅草—沉钟社”联系在一起加以论述。

《沉钟》创刊时为周刊，出至第十期因经费困难而停刊。1926年8月10日改为半月刊复刊，1927年1月出至12期又停刊。1932年10月再次复刊，至1934年2月停刊。共出34期。这个刊物创刊时没有任何宣言式的主张，只在首页眉端引用英国作家吉辛的话：“而且我要你们一齐都证实……我要工作啊，一直到我死亡之一日”。这就是“沉钟”的精神。

鲁迅高度的赞赏这种精神：“沉钟社却确是中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它好像真要如吉辛的话，工作到死掉之一日；如‘沉钟’的铸造者，死也得在水底里用自己的脚敲出洪大的钟声。”这主要体现在它结社的时间较长，前后挣扎了9年之久，从事着文学创作和翻译。他们，鲁迅称之为“蜀中的作者”的作品，“却是分明的看见了周围的无涯际的黑暗”，“低唱着饱经忧患的不欲明言的断肠之曲，虽是冯至的饰以诗情，莎子的托辞小草，还是不能掩饰的”。杨晦的剧作《笑的泪》、《除夕》，陈炜谟的小说《小阿农的升天》、《夜》，即如写作抒情诗的冯至，也写出了对现实强烈反抗的诗句，喊出了现实“人生是一所无边的牢狱”。他们走着文学为人生的路数，埋头创作，谱写“断肠之曲”。他们也“听从纯洁的内心指使”，写自我表现的作品。

他们也从事异域文学的介绍和翻译。俄、法、英、德、美、匈牙利、瑞士等国都有译作，但鲁迅也有所批评：指出他们的译作又往往是“‘世纪末’的果汁”，王尔德、尼采、波特来尔、安特莱夫等。（引语均出之鲁迅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

“蜀中的作者”，是要歌唱的，但是他们的作品，“听者却有的睡眠，有的枯死，有的流散”，于是他们只好“悲哀孤寂地放下了他们的箜篌了”。鲁迅看得出，他们只知埋头创作，对于政治并不敏感，也不关心的结果，是会走上“悲哀孤寂”的结局的。所以鲁迅批评他们：“你们为什么总是搞翻译、写诗？为什么不发议论？对有些问题不说话？为什么不参加实际斗争？”李霁野在《忆在北京时鲁迅先生》（载1956年《文艺报》第13期），就鲁迅提出的问题说：“沉钟社的杨晦、冯至、陈翔鹤、陈炜谟，他都常提到，很喜欢他们对文学的切实认真的态度，不过他也觉得他们被悒郁沉闷的气氛所笼罩。鲁迅先生对我们的劝告和这些情况有密切的关系，他曾多方面地鼓励我们，不使我们陷入消沉悲观之中。”这些，充分说明了鲁迅先生对“沉钟社”的青年人的了解、关心、爱护，寄托着一位长者的殷切期望。

弥洒社——主张文艺创作顺应“灵感”而为或不为

发起结社的是三个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胡山源、钱江春、赵祖康。钱江春在一封关于“弥洒社”起源的信中这样说：我们三人在一次闲聊文艺的时候，从“为人生的艺术”和“为艺术的艺术”的分歧中谈到“最近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的相打上去了”，由此而产生组织一个文学社团的想法。又经过几次商讨，先办一个刊物，这个刊物定名为《弥洒》，1923年3月在上海创刊。“弥洒”是拉丁语Musai，英文写作Mushs，音译为“弥洒”，即希腊神话中的文艺女神。创刊号上有胡山源作的“宣言”《弥洒临凡曲》：“我们乃是艺文之神/我们不知自己何自而生/也不知为何而生/……/我们一切作为只知顺着我们的Inspiration”，这是说，他们在文艺的活动中，只听凭、只顺着“灵感”而为或不为。因此在第2期出版的时候，在第一页上便这样标示着：我们“无目的，无艺术观，不讨论，不批评，而只发表顺灵感所创造的文艺作品的月刊”。这就是他们的“宣言”。然而，任何一个社团，一个刊物，用“无目的，无艺术观”来标榜，既是说不通的，也是不可能的。他们所标榜的“双不”“双无”，首先受到了鲁迅的批评和责难：这好像是“一个脱俗的文艺团体的刊物。但其实，是无意中有着假想敌的，陈德徵的《编辑余谈》说：‘近来文学作品，也有商品化的，所谓文学研究者，所谓文人，都不免带有几分贩卖者底色彩！这是我们所深恶而且深以为痛心疾首的一件事’”。鲁迅指出：这正是和创造社“讨伐‘垄断文坛’者的大军一鼻孔出气的檄文。这时候，凡是要独树一帜的，总打着憎恶‘庸俗’的幌子”。鲁迅的责难是很严厉的，既指出他们同创造社“一鼻孔出气”，又指出他们的标榜只是一个幌子。

对于他们的作品，鲁迅的评价还是很客观，很爱护的。他们的作品，“所感觉的范围都颇为狭窄，不免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并进一步指出：作为小说作者的胡山源、唐鸣时、赵景云、方企留、曹贵新、钱江春和方时旭，“却只能算作速写的作者。从中最特出的是胡山源，他的一篇《睡》，是实践宣言，笼罩全群的佳作”。

对于鲁迅的批评，胡山源似乎一直不能释怀，直到八十年代，他还作文为之辩解。而在《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一书中，研究者更用较多的笔墨对“双不”、“双无”作客观的分析。《中国现代社团文学史》则将“弥洒社”放在这一时期的“湖畔”、“浅草”、“沉钟”等社团中作比较分析，指出“弥洒”在中国文学社团史上的意义。

语丝社——“任意而谈，无所顾忌”的“语丝体”，催促新生，排击旧物的政治态度

1924年11月，语丝社在北京成立，这是“五四”时期影响仅次于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一个重要的文学社团。

语丝社的成立，是由孙伏园任职的《晨报副刊》随意抽去他编定的鲁迅的《我的失恋》引出的，他后来这样说：已定的稿件，“‘抽去！’这是何等重大的事！”对于抽去稿件又说不出缘故来，“这时我的少年火气，实在有些按捺不住了”，与当事人争吵后，便愤然辞去了《晨报副刊》的编辑。

在这种情况下，孙伏园提议办个刊物，得到鲁迅、周作人的支持，并由他约请了16个撰稿人：周作人、钱玄同、江绍原、林语堂、鲁迅、川岛、斐君女士、王品青、衣萍、曙天女士、李小峰、淦女士、顾颉刚、春台、林兰女士等。其中的周作人、钱玄同、江绍原、顾颉刚、李小峰、孙伏园、川岛几位，于1924年11月2日下午，在东安市场开成北楼集会，商定出一个周刊，并定名为《语丝》。这一天，应该是语丝社成立的日子。

根据东安集会确定的时间，《语丝》周刊于11月17日出版。

《语丝》在京时由孙伏园、周作人先后主编。1927年10月22日，《语丝》出至第154期被北洋军阀查封。155、156期被迫移至上海印行。同年12月，即从4卷1期开始，由鲁迅接编。1929年1月，由柔石编辑至9月。从5卷26期后由李小峰主编，1930年3月10日出至第52期后自动停刊。共出265期。成为我国新文学运动影响较大的文艺刊物。

语丝社成立时骨干成员中的几位，都是文学研究会发起策划的重要人物，或者是与文学研究会有着这样那样关系的人。这样一个情况，从一开始，语丝社就引人注目，周作人既是发起人，又是《语丝》的《发刊辞》的撰写人，他的这个《发刊辞》，非常明快地针对“沉闷”、“昏浊”的现实社会：“我们只觉得现在中国的生活太是枯燥，思想界太是沉闷，感到一种不愉快，想说几句话，所以创刊这张小报，作自由发表的地方”。“我们并没有什么主义要宣传，对于政治经济问题也没有什么兴趣，我们所想做的只是想冲破一点中国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浊停滞的空气。我们个人的思想尽自不同，但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则没有差异。我们这个周刊的主张是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这样的办刊宗旨明明白白直指黑暗昏浊的旧社会，主张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这在前后成立的几个文学社团中还是仅有的。

《语丝》问世后，碰到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1924年11月，北京发生了女师大事件，女师大校长杨荫榆依杖北洋军阀推行奴化教育，并镇压学生，遭到学生的强烈反抗，酿成风潮。其时在女师大任教的语丝社的成员鲁迅、周作人、钱玄同与其本校教员马裕藻、沈尹默等联名发表了《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支持学生的斗争。《现代评论》派的陈源，却以“公正”的面目出现，写作《闲话》，污蔑学生，替杨荫榆说话。“语丝”的作家们，利用《语丝》与之论争，鲁迅的《不是信》、《“碰壁”之余》（鲁迅的其他论争文章发表在《京报副刊》和《莽原》上），周作人的《我们的闲话》，刘半农的《骂瞎了眼的文学史家》等，都从本质上揭露了陈源的真面目，揭去了他的伪装。

第二件：1926年3月18日发生的“3·18”惨案。这一天，北京民众在天安门集会，抗议帝国主义侵犯我国主权，集会群众在到执政府门前请愿，段祺瑞令卫队开枪镇压，死伤二百多人，酿成惨案。“语丝”成员，激于义愤，纷纷作文，纪念死者，抗议屠杀民众的血腥兽性。1926年3月29日，《语丝》周刊第72期出“3·18”惨案特辑，发表了鲁迅的《无花的蔷薇之二》、朱自清的《执政府大屠杀记》、周作人的《关于三月十八日死者》。另外，鲁迅作《“死地”》，载3月30《国民新报副刊》；《空谈》，载4月10日《国民新报副刊》；《纪念刘和珍君》载4月12日《语丝》第74期。林语堂作《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张定璜作《檄告国民军》。

这两件事，所显示的是一个文学社团的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显示的是反帝反封建的战斗精神，这在我国早期文学社团中是绝无仅有的。

这两件事的结果，是遭查封。鲁迅说：“不愿意在有权者的刀下，颂扬他的权威，并奚落其敌人来取媚，可以说，也是‘语丝派’一种几乎共同的态度。所以《语丝》在北京虽然逃过了段祺瑞及其吧儿狗的撕裂，但终究被‘张大元帅’所禁止了，发行的北新书局，且同时遭了封禁，其时是1927年。”

一个文学社团，因为政治上的立场，而遭到查禁，遭到压迫，这是并不奇怪的事，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当鲁迅到了上海，中国现代文学进入第二个十年的时候，鲁迅首先遭到的却是来自创造社的“笔尖的围攻”，而他负责主编的《语丝》也一起遭到奚落和责难。先是成仿吾，他在1928年2月1日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一文中，攻击了鲁迅和“语丝派”是“代表着有闲的资产阶级，或者睡在鼓里面的小资产阶级”，对其要作“全面的批判”，扬言要“用十万两无烟火药炸开”“语丝派”的“趣味”文学。随其后的是李初梨，他于1928年2月15日发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载1928年2月15日《文化批判》第2号），把鲁迅冠之以“趣味文学”的代表，到了3月15日，麦克昂（郭沫若）作《留声机器的回声——文艺青年应取的态度的考察》，在赞赏了李初梨的文章后说：李的文章把“语丝派”的“趣味文学”解剖得“血淋漓地把它的心肝五脏都评检出来了”，攻击“语丝派的‘趣味文学’是资产阶级的护符”，“语丝派”的作家是“不革命的文学家”。徐志摩则同创造社的一帮人不一样，他干脆封鲁迅为“语丝派”的“首领”，遭到鲁迅的反驳。

这里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语丝派”是不是代表着有闲的资产阶级？一个是“语丝派”的文学是不是为有闲的资产阶级的“趣味文学”？对于前一个问题，前文已有了回答：“语丝派”作为一个文学社团，它的成员在反帝，在向当权的军阀、官僚，在向封建思想和礼法进行斗争时的精神和勇气，是第一个十年中的其他社团所不具有的；后一个问题需要较多的文字来说明。决定是不是趣味文学，无非是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文章的内容，是不是饭余茶后的消遣品？一是文笔的风格，是庄重还是游戏，是幽默还是油滑？

鲁迅在《我和〈语丝〉的始终》一文中这样说：《语丝》“同时也在不意中显了一种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催促新生，排击旧物，正是《语丝》宗旨最准确、最精当的表述，是《语丝》所要维护、所要抨击目标最概括、最简要的说明。女师大事件，“3·18”惨案中《语丝》同人的斗争精神则是最好的明证了。而任意而谈，无所顾忌，则是《语丝》文体的一大特色，是别种刊物所不具备的。

《语丝》的文体主要是散文，而杂文、随笔、小品又是其中最多的。鲁迅、周作人、林语堂、刘半农、钱玄同等则是运用这种文体的高手，形成“语丝体”，它的最大的特点是行文时任意而无所顾忌。周作人在同孙伏园论“语丝的文体”时将鲁迅所说的特点稍稍展开了一点：“我们的目的只在让我们可以随便说话……大家要说什么都随便，唯一的条件是大胆与诚意。”“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自信比赛得过任何绅士和学者。”林语堂则补充说：我主张“语丝”不要去做“主持公论”这种无聊的事，而把《语丝》用来“做充分表示其‘私论’‘私见’的机关”。同时，“绝对要打破‘学者尊严’的脸孔，因为我们相信真理是第一，学者尊严不尊严是不相干的事”。这种随便说话，大胆地表达每个人的私见，正是任意而无所顾忌的同义语了。而“学者尊严”是“语丝派”所深恶的，因为那是一副伪装的假面具。

“语丝”的文章，“古今并谈，庄谐杂出”。（周作人语）文字的运用，“古语与今语，官话跟土话，圣贤垂训跟泼妇骂街，典谟训诰跟淫词艳曲，中国字跟外国字，汉字跟注音字母（或罗马字母），袭旧的跟杜撰的，欧化的跟民众化的”，“信手拈来，信笔写去。如此，纵自由活泼之境未易遽臻，而‘纯正’‘简洁’之弊庶几可免，亦可以无大过矣。还有，一段可以短到几个字，可以长到几千字；爱说什么就说什么，想着什么就说什么”。（钱玄同《废话——废话的废话》，载1925年8月17日《语丝》第40期）“语丝”文体的风格，被描写得明白清亮，淋漓尽致了。

《语丝》出版后，因为“有两三人喜欢讲一句半句类似滑稽的话，于是文人学士遂哄然以为这是《语丝》的义法，仿佛《语丝》是笑林周刊的样子，这种话我只能付之一‘幽默’——即不去理会他”。（周作人《答伏园论“语丝的文体”》）《语丝》创刊后，遭一些文人学士的嘲笑，是预料中的事。但是，当《语丝》走过了三年的路，特别是经过女师大事件和“3·18 ”惨案后，创造社却不能尊重“语丝社”基本政治立场和战斗的业绩，嚷嚷“语丝”的文章是“趣味文学”，是资产阶级的“护符”，这就比攻击“语丝派”的人走得更远了。

在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上，“语丝社”是仅次于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第三个重要社团，它在文艺创作中，“语丝体”的散文小品的成功，显示着它的重要影响和作用。

莽原社——希望由此引些新的批评者来

这是鲁迅领导下的文学社团，成立于1925年4月。

鲁迅亲自组织并领导这样一个社团，自然别有深意，他一定是有某种急切的原因在。在他的《〈华盖集〉题记》里，他明确地发表了创办《莽原》的目的：“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因此曾编印《莽原周刊》，作为发言之地”。在给许广平的信中，他希望着有一批批评者成长起来，这个社会有人说话：“中国现今文坛的状况，实在不佳，但究竟做诗及小说者尚有人。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为了想由此引些新的这一种批评者来，虽在割去敝舌之后，也还有人说话，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两地书·十七》）

“莽原社”因《莽原》而得名，《莽原》创刊于北京，时间是1925年4月24日。初为周刊，附《京报》发行，同年11月27日出至32期停刊。次年1月10日改为半月刊，由“未名社”出版，8月26日，鲁迅南下赴厦门，由韦素园接编。因稿件问题同向培良发生矛盾，以致内部分裂而停刊，时间是1927年12月25日，终刊号为第48期。活动时间近三年。《莽原》的作者有高长虹、向培良、尚钺、韦素园、韦丛芜、荆有麟、黄鹏基、冯文炳、章衣萍、鲁彦、许钦文、李遇安、李霁野、朱大楠等。

鲁迅办《莽原》的初衷，是想在文学青年中培养几个能进行“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人，以使在他之后，也还有人说话。但是，他的想法，并未能如愿，他不无感慨地说：“我所要多登的是议论，而寄来的偏多小说，诗。”（《两地书·三十四》）没有了希望，他也只能无奈而已，特别是“不久这‘莽原社’内部冲突了，长虹一流，便在上海设立了‘狂飙社’。”言语之中，流露着激愤。

《莽原》中，鲁迅称之为“中坚的小说作者”是黄鹏基、尚钺、向培良，“在小说方面，还有文炳、沅君、霁野、静农、小酩。青雨等”。当《莽原》改为半月刊由“未名社”出版时，鲁迅说：“其时所绍介的新作品，是描写着乡下的沉滞的氛围气的魏金枝之作《留下镇上的黄昏》。”（《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论》）

“未名社”——一个实地劳作，不尚叫嚣的小团体，以译作贡献给世人

这也是鲁迅发起成立的一个文学小社团，成员仅有几人：韦素园、韦丛芜、李霁野、台静农、曹靖华、鲁迅六人。王青士、李何林也曾参加过该社的工作。

关于该社组建的由来，鲁迅曾详细叙述过：“那时我正在编印两种小丛书，一种是《乌合丛书》，专收创作，一种是《未名丛刊》，专收翻译，都由北新书局出版。出版者和读者都不喜欢翻译书，那时和现在也并不两样，所以《未名丛刊》是特别冷落的。恰巧，素园他们愿意绍介外国文学到中国来，便和李小峰商量，要将《未名丛刊》移出，由几个同人自办。小峰一口答应了，于是这一种丛书便和北新书局脱离。稿子是我们自己的，另筹了一笔印费，就算开始。因这丛书的名目，连社名也叫了‘未名’——但并非‘没有名目’的意思，是‘还没有名目’的意思，恰如孩子的‘还未成丁’似的。”（《且介亭杂文·忆韦素园君》）

在鲁迅去了厦门后，“未名社”的韦素园接编了《莽原》，后根据鲁迅的意见，将《莽原》半月刊改为《未名》半月刊，继续在北京出版。鲁迅之所以将《莽原》交给素园，是因为他是“宁愿作为无名的泥土，来培植奇花和乔木的人”。他接编的《莽原》，“事业的中心，也多在外国文学的译述”，兼及文学创作。这“是一个实地劳作，不尚叫嚣的小团体”（《且介亭杂文末编·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那存在期，也并不长久。然而自素园经营以来，介绍了果戈理，陀斯妥也夫斯基，安特列夫，介绍了望·蔼覃，介绍了爱伦堡的《烟袋》和拉夫列涅夫的《第四十一》。还印行了《未名新集》，其中有丛芜的《君山》，静农的《地之子》和《建塔者》，我的《朝花夕拾》，在那时候，也都还算是相当可看的作品。”（鲁迅《且介亭杂文·忆韦素园君》）

“未名社”成立在1925年9月，到1931年5月因经济亏损和社员的思想分歧而解散。

“狂飙社”——在黑暗中，互相呼喊着去唤醒“沉沉的睡着”的人们

这是一个以高长虹为首的青年文学社团，成员主要是山西的一帮爱好文学的青年，他们是：高长虹、向培良、尚钺、高沭鸿、黄鹏基、柯仲平、郑效洵等。

“狂飙社”是由《狂飙周刊》而得名的。这个“周刊”是高长虹从山西到北京后办起的一个刊物，1924年11月创刊，出了17期后于1925年3月停刊，原因是销路不好，加之印刷方面的问题。

1925年4月，鲁迅组织“莽原社”时，高长虹应邀参加，他和向培良等成为该社社员。鲁迅南下厦门后，《莽原》由素园接编，因稿件问题与长虹和培良发生矛盾、分裂，刊物只好停刊。此后，长虹就去了上海，鲁迅对此表示了憎恶，称其为“长虹一流”。长虹在上海设立了“狂飙社”，并于1926年10月又复刊了《狂飙周刊》，由光华书局发行，1927年1月因经费问题而停刊，也出了17期。此后，高长虹还折腾组成了一个出版社，发行出版社机关报《狂飙出版部》，还成立“狂飙演剧部”，出版机关报《狂飙小剧场》等。1929年1月，高长虹东渡日本，后事多不清楚。

“狂飙”，如同这个名字一样，他们的言语文字中表现出的是并不平和的“狂”。在《本刊宣言》中说：有几个人，已从黑暗中醒来，互相呼喊着，去唤醒“沉沉的睡着”的人们。“软弱是不行的，睡着希望是不行的。我们要作强者，打倒障碍或者被障碍压倒。我们并不惧怯，也不躲避”。

“这样呼唤着，虽然是微弱的罢，听呵，从东方，从南方，从北方，隐隐的来了强大的应声，比我们更要强大的应声”。

“狂飙”的这几个年轻人，在这里所表达的，也是他们所自称的“强者”“狂人”的精神，大概同鲁迅精神有着某些相通的地方吧？所以鲁迅在1935年3月在写《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论》中还全文录用了，表明对他们的基本看法。而后来高长虹他们在女师大事件中，在抨击北洋军阀政府方面言行也证明了他们是个战士，鲁迅对许广平说：高长虹的“意见也有一部分和我相合”。（1925年4月28日《致许广平》）

高长虹与鲁迅有过一段纠葛，文学史家们做了研究，并澄清了事实。长虹在北京时期，得到鲁迅的培养与帮助，很快成长为一个文学青年。鲁迅评价他们是“暴露、搏击的”。他后来到了上海，鲁迅说他受尼采的影响，准备着“超人”的出现，“蔑视一切权威，收缩而为虚无主义者”。这时的他，在复刊的《狂飙》上用笔横扫了文坛的鲁迅、郭沫若、周作人、胡适、冰心等，把刊物变成了泄愤的工具，表现的是思想的狂妄。

“狂飙”的创作，鲁迅说：“可记的仍然只是小说方面的黄鹏基，尚钺，——其实是向培良一个作者而已”。他们明白晓畅的“主张文学不必如奶油，应该如刺”。鲁迅赞赏他们“刺的文学”的主张，评价尚钺的创作，“也是意在讥刺，而且暴露，搏击的”。对他们几个作了一定的肯定。而对“狂飙社”，最终指出他们，“仅止于‘虚无的反抗’，不久就散了队”。

（这个时期的“学衡”派、“甲寅”派，以及其后的“新月”派、太阳社，留待其后各章节介绍）

现代文学史家们，对于“五四”文学社团的涌现，有一个共识：认为这是中国新文学开始走向成熟的标志。

“五四”文学社团潮的出现，是“五四”时代政治统制薄弱的必然结果。胡适这样说过：“帝制推翻以后，顽固的势力已不能集中作威作福了”，政治气候的这种现状，既是文学革命得以开展的条件，自然也是文学社团得以兴起、涌现的前提条件。试想，如果当时是处在一个专制主义的文化政策的时代，一个言论思想自由受到严酷钳制的时代，文人的结社还有起码的可能吗？正因为当时国内国外的特殊的历史条件，客观上造成了相对的言论思想自由的空间，用蔡元培的话说，“当时思想言论的自由，几达极点”。在那时，文人们确实可能放开胆说话，放开胆作文，放开胆结社，做他们想做的事。

 文人结社始于1920年底，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宣告成立，首先引领了新文学的广泛的结社潮，紧随其后的是“晨光—湖畔”、“浅草—沉钟”、“弥洒”、“语丝”、“莽原—未名”、“狂飙”等。这些社团的结社人，不比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还有语丝的诸位）的结社人，都是“五四”文学革命的老将，他们都是一批年轻人，于文学情有独钟，他们不顾及自己的稚嫩，写情诗、写杂文、写小说、做翻译。他们大体上都不尚叫嚣，实地劳作，辛勤耕耘，他们都还有自己的一块园地：《湖畔》、《浅草》、《沉钟》、《弥洒》、《莽原》、《未名》、《狂飙》等，他们自始至终守着自己开垦的每一块园地，辛勤地耕耘着。他们也在自己的园地上成长起来。

茅盾对这一时期文学社团的现象，作过一个定评：“这一时期，是青年的文学团体和小型的文艺定期刊蓬勃滋生的时代”，“主体是青年学生以及职业界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的团体和刊物也许产生了以后旋又消灭，然而他们对于新文艺发展的意义却是很大的。这几年的杂乱而且也好象有点浪费的团体活动和小型刊物的出刊，就好比是尼罗河的大泛滥，跟着来的是大群的有希望的青年作家，他们在狂猛的文学大活动的洪水中已经练得一副好身手，他们的出现使新文学史上第一个‘十年’的后半期顿然有声有色”。

1927年4月，第一次国内大革命失败，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状况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国民党行政当局为了控制意识形态领域，实行了专制主义的白色恐怖文化政策，严格书报刊检查制度，查封出版物。单以1929年为例，这年1月，国民党行政当局发布查禁《喇叭》、《创造月刊》、《思想》等十种刊物的密令。7月，上海特别市公安局，查抄江南书局书籍121册。后来居然丧心病狂地逮捕杀害左翼戏剧家联盟会员宗晖和“左联”五烈士。鲁迅强烈地揭露了国民党当局的“诬蔑，压迫，囚禁和杀戮”的文化专制政策，是当今“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这样一种黑暗的现状，使得本来文人自由结社的活跃情况，旋即落入了低潮期，文人们在组建新文学社团时自然是慎之又慎了。

文人结社受到抑制的又一重要原因，是左翼文坛的出现。1930年3月，“左联”在上海成立，以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太阳社等为主体的一批新文学运动的骨干都集结在“左联”的旗帜下，使得先前那种自由的、分散的、独立的社团格局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党需要文艺队伍的这种集结，以集团的力量去同国民党当局进行针锋相对的有效的斗争。这样，独立的文人社团如果不接受左翼文艺大一统的现实，就很难继续营造着自己的那块园地。

“左联”成立的最初，在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做的问题上，内部是有分歧的：领导层一味地执行党的指示，组织大家参加各种政治斗争；而一些作家艺术家坚持认为“左联”是一个“作家组织”，是“作家的同业组合组织”，反对把“左联”视同一个政党组织，一个斗争的集团。但是这种正确的意见，遭到批评与否定，蒋光慈等人还因此遭到开除。左翼文坛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高度政治化，对文学的“自由”和文艺家“自由”的否定，必然产生一种后果：以文艺为特色的文人社团开始衰落。“现代派”、“论语派”、“七月派”等，仅仅是30年代开始的代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