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

“五四”新文学的诞生，是同学习外国文学，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作品同时起步的，那时的一批思想界的文化界的文艺界的先进人士，几乎都异口同声地指出，汲取异域文化艺术的营养，对于我们的重要意义。胡适大概是新文化运动中鼓吹学习外国文学的第一人，提出要“赶紧多多的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其他如罗家伦、沈雁冰、刘半农、周作人、鲁迅等都对翻译介绍西方文学发表了同样的意见，并实地做了起来，从而形成了学习、介绍西方文学的热潮。

大体上说，以1920年1月《小说月报》半革新为界限，分前后阶段，前一阶段，没有一个统一的考虑和安排，基本是各自为战，翻译介绍自己所熟悉的外国文学作品。到《小说月报》半革新时，沈雁冰（署记者）发表了《“小说新潮栏”宣言》，其中强调要创造中国的新文艺，既要学习西洋文学，又要研究中国的旧文艺，指出：可从西洋的写实派、自然派介绍起，会对我们创造新文艺有帮助。因此，这篇《宣言》开列了易卜生、左拉、莫泊桑、契诃夫、屠格涅夫、高尔基、显克微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萧伯纳等20位名家的43部长篇名著，建议大家有计划地翻译，以供新文学的参考和学习。有了这样一份计划的清单，翻译介绍就有了一个可遵循的路子，沈雁冰在西方文学的介绍上是有见地的第一人。

在外国文学翻译介绍的前一阶段，不能不首先特别提到林纾，因为他是中国最先翻译外国文学的第一人，他虽然不懂外语，但他在“五四”前就与人合作翻译西方文学名著，以其娴熟的文言译作并出版了多达132种西欧作品（未出版的还有20多种），其中涉及的著名作家有英国的莎士比亚、笛福、狄更斯，法国的巴尔扎克、大仲马、小仲马、雨果，俄国的托尔斯泰，挪威的易卜生，意大利的塞万提斯等。小仲马的《茶花女遗事》、狄更斯的《块肉余生记》、莎士比亚的《亨利第六遗事》、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等，对国人了解西方文学发生过巨大的影响，起过开风气之先的历史作用。史称“林译小说”。

鲁迅、周作人兄弟在翻译介绍西方文学方面也表现了极大的热情。1917年3月鸳鸯蝴蝶派的一个后起之秀叫周瘦鹃的，其时23岁，他翻译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收欧美14国47位作家的小说计50篇。其时鲁迅在教育部任职，他看到送到部里登记的这部《丛刊》，非常高兴，觉得能做这样一件有意义的事很是难得的，不但以教育部名义给他发了奖状，还为《丛刊》写了《评语》（载《教育公报》第4年第15期），盛赞周瘦鹃译著的这部书：“其中意、西、瑞典、荷兰、塞尔维亚，在中国皆属创见，所选亦多佳著。又每一篇署著者名士，并附小像略传，用心颇为恳挚，不仅志在娱悦俗人耳目，足为近来译事之光”，“当此淫佚文字充塞坊肆时，得此一书，俾读者知所谓哀情惨情之外，尚有更纯洁之作，则固亦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矣”。鲁迅不存偏见，对鸳鸯蝴蝶派的一位年轻人的译著，作如此之高的评价，是寄希望于有更多的译著者，能造成一片新天地，其用心何其良苦。

掀起第一个翻译浪潮的时间是1918年6月出版的《新青年》“易卜生号”专辑。（见前）以后的《新青年》，不时选登翻译的西方文学方面作品，从1917年1月到1920年12月，发表译著计有27篇，起到倡导和引领的意义。

这时期，效仿《新青年》的报刊如《每周评论》、《新潮》、《晨报》、《民国日报·觉悟》、《少年中国》、《东方杂志》等都选登译著，成为一时的风尚。

后一阶段，以《小说月报》半革新后为界限，《小说月报》提出了一个完整的翻译计划，翻译西方文学著作成为大家的共识，收获了丰硕的成果：

耿济之、沈颖等翻译了俄国文学，集成《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郑振铎、瞿秋白为之作序，1920年7月由北京新中国杂志社出版。

郭沫若译德国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1922年4月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

鲁迅译俄国阿尔志跋绥夫《工人绥惠略夫》，1922年5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译俄国爱罗先珂的三部著作：《爱罗先珂童话集》，1922年7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桃色的云》，1923年7月由新潮社出版；《世界的火灾》，1924年1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郑振铎译俄国作家作品：史拉美克的《六月》，1921年4月出版；柴霍甫的《海鸥》，1921年4月出版；奥斯特罗夫斯基的《贫非罪》，1922年3月出版；路卜洵的《灰色马》，1924年1月出版；又译印度诗人泰戈尔诗集《飞鸟集》，1922年10月出版（以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这里仅仅列出1924年前出版翻译的部分外国文学作品，从中大体上可看出当时的文化艺术工作者在介绍西方文学艺术所作的努力，及其所获得的成绩。

“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介绍有其特点，譬如：译介的选择面较广，多短篇作品，小说又多于诗歌、散文、戏剧等。但最主要的特点却以俄国文学为译介的主体，也包括英法及弱小民族的文学。

对翻译介绍俄国文学，大家的看法是比较一致的，周作人于1920年11月在北京师范学校作过一次讲演，题为《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从宗教、政治、生活等五个方面比较了俄国和中国的不同，指出俄国文学是“社会的、人生的”，他们的作者“努力在湿漉漉的抹布中间，寻出他的永久的人性”，而且俄国文学富于“自己的谴责的精神”。中国文学去同俄国文学“并较，原是不可能的”，但是，中国的国情，“与俄国却多相同的地方，所以我们相信中国将来的新兴文学当然的又自然的也是社会的，人生的文学”。

瞿秋白在1920年7月为《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作序时指出：“俄国的国情，很有与中国相似的地方，所以还是应当介绍。”郑振铎也为之作序，说俄国文学是国民性格，社会情况的写真，是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多悲痛的描写，多凄苦的声音，译介俄国文学是建设中国新文学的基础。

鲁迅在30年代写过一篇《〈竖琴〉前记》（《竖琴》是鲁迅翻译和编辑的苏联短篇小说集，收柔石译作两篇，曹靖华译作一篇，1933年1月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指出：俄国文学的主流只是一个：“为人生”。他的另一篇《祝中俄文字之交》（1932年12月15日《文学月报》第5、6期合刊），盛赞当时译介俄国文学的情况，说：那时就看见了俄国文学，“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

俄国文学的主流是“为人生”的，这为大家所共识，因此，不约而同地把它作为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借鉴，则是自然的事。有人统计《新青年》和《晨报》第7版在一段时间内发表的19位作家的译作48篇中，托尔斯泰、契诃夫、屠格涅夫、柯罗连科、库普林等五位的作品就占33篇。可见俄国文学在译作中的主体地位。

“五四”时期，俄国文学之外，对新文学的发展影响较大的当是挪威的戏剧家易卜生，特别是他的剧著《娜拉》（《玩偶之家》）的译介和演出，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轰动效应。其他还有英国的狄更斯，法国的莫泊桑和左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