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遗产

白话文运动的初期，新旧两派讨论文学的功能时，陀思妥耶夫斯基（Ф.М.Достоевский，1821—1881）成为其中的话题之一。一些新文人对这位俄国作家的喜爱，也刺激了自身的写作。1927年，美国记者、作家Robert Merrill Bartlett在言及鲁迅的价值时，将其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联系起来。^[1]此后，了解俄国文学的韦素园等人，都发出了类似的感叹。当鲁迅研究不断深化后，俄国元素一再进入人们的视野，这位中国作家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美学的关系，不只是带来比较文学的参照，也一定程度进入了精神史的领域之中。

许多思想家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逻辑联系，呈现的方式不同。周作人最早译介过研究陀氏的文章，但只止于学理，鲁迅则对其有心灵的呼应了。^[2]正像尼采曾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获得灵感一样，鲁迅的写作生涯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有着诸多直接和间接的渊源。他接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是留日时期。从现有材料看，至少在1913年，鲁迅已经购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日文译本，他藏书里的德译本的陀氏著作就有多种，至于中文译本就更为丰富。1926年，韦丛芜据英译本翻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为了顺利使作品出版，鲁迅对照了德文和日文著作，加以校对，使其与读者见面了。在为此小说所写的小引里，鲁迅说道：

陀思妥夫斯基将自己作品中的人物们，有时也委实太置之万难忍受的，没有活路的，不堪设想的境地，使他们什么事都做不出来。用了精神底苦刑，送他们到那犯罪，痴呆，酗酒，发狂，自杀的路上去。有时候，竟至于似乎并无目的，只为了手造的牺牲者的苦恼，而使他受苦，在骇人的卑污的状态上，表示出人们的心来。这确凿是一个“残酷的天才”，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3]

这是鲁迅最早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价，这位俄国作家给他的感觉是哲学与诗的混合，精神的旷野无限辽远，在非确定性里延伸着自己的世界。鲁迅对那作品的描述，也有几分真，那些古怪的、在残忍里咀嚼人的灵魂的笔法，唤起了一种相近的感受。他自己的内心，未尝没有类似的体验，只是比这位俄国作家有所节制，没有过多的渲染而已。至于那上帝光环下的絮语，在鲁迅那里是没有的。

其实在他最初接触的俄国作家里，有多位受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迦尔洵、安德莱夫、阿尔志跋绥夫笔下，有陀氏的痕迹在。鲁迅所译的这几个作家的作品，都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本丰富，但也在一个方面发展了陀氏的审美精神，境界也略有变化。用鲁迅自己的话说，是把内面的世界与外面的世界融合在一体了。^[4]当鲁迅真的阅读到这位俄国人的作品时，他的惊讶和佩服，一直到晚年都没有消失。

那时候的几个文学青年都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韦素园、韦丛芜、台静农都是。而在精神深处能够和这个俄国人沟通的，也只有鲁迅自己。他知道理解俄国文学要有准备，至少是心理学层面的训练。鲁迅阅读《穷人》《罪与罚》等作品，感到了那天才的一面是别人无法企及的。原因是作者是一个精神的叛徒。传统的一切羁绊都被他割碎了，他于是高蹈在精神的高地上。他叹道：

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耀。这样，就显示出灵魂的深。

在甚深的灵魂中，无所谓“残酷”，更无所谓慈悲；但将这灵魂显示于人的，是“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5]

鲁迅看到的审美的方式，是已经超越了凡俗道德观的精神闪光。精神的不可窥性的神话只有在蒙昧的时代才有可能。文学不仅要描述现实是什么，更重要是探讨心灵是什么。而心灵的海在不断涌动，所有的波纹都转瞬即逝，呈现的永远是新的形态。

较之于这位俄国作家的变换无穷的思绪，鲁迅的精神所指与其只有部分的重叠，鲁迅有时是在理性的控制下谋篇布局的。这使他不得不割舍内心的感受，被一种确切性的批判精神所鼓动。鲁迅不忘自己的使命，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时不知所以。面对的对象不同，而思想也颇有差异，只要细细解析他们的文本，就会发现彼此在文体的选择上，是有高低之分，短长之别的。

就精神气质而言，鲁迅可能是最接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个中国作家。舍斯托夫讨论克尔凯郭尔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时说，前者是自觉地、后者是不自觉地以克服黑格尔哲学为己任，即对既定程式化文化的颠覆。^[6]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系，也可以作如是观。一方面对科学理性抱着敬重之情，另一方面，在审美中一直保持对感知的尊重。这使他可以一再克服胡适、陈独秀等同时代人单一的理论的框架，精神进入辽阔的境地，有着突围的力量。即便是左转的时候，他都能够保持对僵化的教条的警觉。这些和中国经验交织在一起，有了鲜活的流动感。但他的中国的经验的多样性里，渗透着异于俄国文化的济世精神，意识的复调是有限的。倒是古中国六朝的峻急和洒脱含于其间。陀思妥耶夫斯基遗产中重要的部分，的确打开了他审美意识的另一扇门。中国小说也因这个参照而发现了另一种可能性。

“五四”之后的新文学家，在认知中国社会的时候，多少出现了一种简单化的倾向。胡适文学观的线性思维，钱玄同的简单价值判断，郭沫若等人的无层次感书写，鲁迅都不满意。这除了自己的经验与之相左外，在方法论的层面给人启示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作家文本。这些文本与佛教语录及尼采式表达纠葛在一处，加之对中国经验的重新编码，使其从流行的所谓现代性与革命性的话语中剥离开来。每一个重要的文学发展时期，社会思潮所以没有完全同化鲁迅的思想，有一个重要的根源，是其思想里有文学思维里的反本质主义式的遗产，文学表达的另一路径得以出现。我们讨论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遗产的关系，不能不涉及这个问题。

谁都知道，早期的鲁迅喜欢尼采，那是诗与哲的世界的另类的闪光。那时鲁迅未必知道尼采身上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元素。这两个人的精神的碰撞，在鲁迅身上是潜在地流动着。尼采关于陀氏的感悟的话，是融进他的思想里的。这也是鲁迅何以接触到后者时，有着某些精神亲昵感觉的原因。他们彼此逻辑性的联系，也延伸到鲁迅的批判性话语里。这些激发了鲁迅的艺术想象，在其后来的文字里，都可以读到上述两人的心绪。

当鲁迅沉浸在尼采世界的时候，他的精神在抽象的理念中运行得甚多。自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世界里出现，精神的奥义就从天上回到了人间——不可预测性与反常性的生活才含有人间的真相。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本有时决无自信的独白，自娱和平静也甚少，而是在紧张和黑暗袭来时的犹疑不定。他的笔触总是进入人的内面世界，且不断咀嚼那些苦楚的存在，在延宕里伸展着人性主题的幽与明，曲与直。鲁迅不止一次地诧异于他的深切，说那残酷的拷问能榨出人灵魂的灰暗之色。这在中国文学里，是从未有过的经验。

和果戈理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俄国流行的斯拉夫主义文化是一个叛徒。^[7]他认为那些温吞的艺术与人的灵魂相隔甚远。恰是西欧的写实文学，进入了人的世界的本质里。这位俄国作家向西方学习的精神，诞生了一种批判精神的文本。这大概是鲁迅好奇的地方，也是其进入那个诗学王国的缘由。他一再提及这个俄国作家，对自己的创作无疑是一个提示。

鲁迅最初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感知是从所译的迦尔洵、安德莱夫、阿尔志跋绥夫那里获得的。那些人的作品的元素，多受益于陀氏。当鲁迅真的阅读这位俄国人的作品后，感慨之深厚，在后来的文章里一再被提及。在许多作品里，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断写人的受难，那不是猎奇和志怪，而是悲悯的流露。一般文人在凝视生活时，显得那么的典雅和智慧，如普希金的高贵，屠格涅夫的精致。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字却在苦难里停住了。《卡拉马佐夫兄弟》《死屋手记》对无数无辜者的描绘，惨烈而又深切。那些受难的青年总是善良和美丽的，纯洁得让人心动，但却在苦海里不能自拔。小说里的“我”，不断周旋在恶与善的世界之间，却无力拯救人于苦海。一些善良的人，一直处于黑的势力的厄运里，那些弱小者的生存空间被毒气笼罩着，哪有什么透明的天地呢？

受伤害是一种社会制度和人性的恶的体现。鞭笞它的作者依仗的是一种宗教情绪下的善良精神的闪光。我们对比鲁迅笔下鲁镇里的小人物，那种受难是风俗与制度之结果，人无法逃离文化与舆论的宰割。鲁迅的悲悯总有一点佛的意味，那些苦楚不是斯拉夫式的，而是一种东方苦行僧才有的孤寂。《孤独者》《祝福》的阴冷是极为凄惨的，有时带着地狱间的惊恐。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这样，他描述的苦难是远离上帝的心灵的破碎后的一种无望与无助。人被抛在陷阱里，无法进入自主的世界。作者说自己的人物的对话像走向刑场一般，是极刑的惨痛。人就在这种极刑里不死不活地挣扎着。

果戈理之后的俄国文学，发现了人的被扭曲的苦痛。人的不知所向一再成为展示的对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欺凌与被侮辱的》写年轻的姑娘娜达莎的目光总是绝望的样子，她的神态被沮丧和泪光所遮盖。她爱上了花花公子阿辽沙，可明明知道那里有悲剧的路在等着自己，却偏偏愿意选择这样的路。阿辽沙的存在是一种痛苦，没有阿辽沙更为不幸。她情愿为阿辽沙受苦，哪怕死去也心甘情愿。这样的自虐的心理，完全是理性无法解释的。作者看到了非理性判断对自己的价值的偏离。最感人的是娜达莎的对话，完全是真实的独白。自谴、失态、善良、绝望都在一起。她的不可思议的选择，被一种不可名状的欲望所驱使。人注定在无法解析的非理性的冲动里走向死灭。陀思妥耶夫斯基本能地解释了人的存在的无望所带来的灰暗。这样的隐喻，是存在的一种无可奈何的书写。

当鲁迅与这样的文本相逢的时候，类似的经验被召唤出来了。我们看他的许多作品中与俄国作家反逻辑性有相通性。鲁迅在《伤逝》里写下了类似的感受。选择的无望和死亡，那么深地纠葛在一起。命运的无常在于，你自以为的最佳的选择，结局恰是苦海。爱欲收获的往往是无奈。子君与涓生的爱，一开始是美丽的，他们不知道很快就会陷入茫然无助的世界。人与人的冷漠、隔阂，彼此伤害却不以为然。鲁迅曾痛心地指出，这些都是存在的不可理喻性。人要脱离苦境，其实是大难之事。

《孤独者》《在酒楼上》的情景，是典型的被伤害与被侮辱的主题。小说的主人公本可以走上尼采的独异的路，可是不幸都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受害者。他们都在思想上接受过尼采影响的新意识的沐浴，但最终在环境里只能变为可怜的存在。尼采指示的超人渺如云烟的遥远，而惟有托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成了现实的真实。在尼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鲁迅的价值倾向是游移的，中国经验在这两个人的理论图式里有了一种感性解释的可能。鲁迅把他们的资源转化成了独特的诗学。尼采式的决然让位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焦虑的时候，鲁迅个体生命的分量就把“五四”精神天平倾斜了。《野草》的文本其实已为此做了很好的注解。

中国文化的灰色的因子和俄国文化里的道德的虚假性，在传统思维里难以破译，这些只有在逆俗的批判者的思维里才能够得以被照耀。但这种照耀是以自己的牺牲、大苦的降临为代价的。于是彷徨、游荡，无所皈依。与世界魔影周旋，和内心的黑暗角斗，跟无物之阵抗争。鲁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意识到了人在奴隶枷锁里无法存活的痛苦。一面为他人的陨落哭泣，一面为自己哀悼，埋葬着自己世界的旧影。鲁迅在杂文里，多次写到奴隶性的可怖，只有从那灰暗里走出的人，才有可能看见自己的另一副面孔，而在日常性中，是没有类似的发现的。

可以这样说，他们在一望无际的苦海里，万难忍受而不得不忍受。传统文人习惯欣赏和逃逸，或者造一个心造的怪影。鲁迅与陀氏都没有这样，而是跳进苦海之中，以搏击之姿和恶魔周旋，同哭、同怒、同生死，置身于一望无际的浊浪中。一切怪影都被撞击过、撕裂过，承受着巨大的沉重。唯有大爱者，方可以弃己身之不幸于不顾，于是天地之色顿变，被遮掩的黑暗之地在人间被裸露出来。我们可以想象在度过绝境后时他们的快感。艺术在进入死灭和无望世界的时候，奇异的诗意之光方可以暗中闪耀。

这样的选择对现实主义作家而言是不可思议的，而浪漫主义者依旧会讥讽他们。鲁迅后来在中国四面受敌，除了文化观层面的问题外，审美判断的反日常性、反习惯性，都不能不算是一个原因。不是每个中国作家都能够意识到鲁迅表达的超前性，他的知识结构内在的爆发力，只有在释迦牟尼、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维度里，才可以得到新的解释。鲁迅美学深度的存在，是与西方近代文学精神复杂地交织在一体的。^[8]

马尔科姆·琼斯在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候，认为其身上具有在熟悉中发现陌生感的能力^[9]。作家在熟悉的陌生化里，才有可能窥见生存的奥秘。我们细细分析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本，常常对他们精神触觉的多意性文本感到惊异。内心深处不可思议的感知，延伸到精神的无序中，而现象界的本然也随之而来。鲁迅文章一般不在是与不是间展开问题的讨论。他描述世态时总有不可名状的感受。比如在《忽然想到》里说：

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

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很像住在德法等国里的犹太人，他们的意中别有一个国度。^[10]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感受比鲁迅要强烈得多。我们不妨细读《死屋手记》，在这部作品里，总有不测的、恐慌的感受，叙述者“我”的意识被神秘的不安所笼罩。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

在监狱里往往有这种情况，你认识一个人已经多年，总觉得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野兽，因而藐视他。可是遇到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的内心世界却突然充分地显示了出来，这时你就会看到他的思想感情是多么丰富，他的心灵是多么善良，而他对自己和别人的苦难了解得多么清楚，这一切都会使你大开眼界，一开始你甚至不敢相信你亲自看到和听到的一切。然而也有相反的情形：一个有教养的人有时却表现得十分野蛮和厚颜无耻，使你感到厌恶，不管你心地多么善良，也不管你过去如何看待他，你在自己心中无论如何也找不出原谅他或替他辩解的理由。^[11]

这样的悖反的人生之图，乃基于现实的一种真切的体悟。这是逻辑之外的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灰暗状态下的人生的描摹，给我们诸多哲学性的思考。这种思考，常常从苦难的磨砺中开始。是苦难感，把日常的逻辑颠覆了，于是有不同的人生体验的到来。比如《被欺凌与被侮辱的》对人的恐惧的展示：

不过，必须坦白承认，不知是由于神经紊乱，还是由于在新住所里的这些新感受，或由于最近的心情的忧郁，反正每到黄昏我便会渐渐陷入一种古怪的感觉，现在我在病中，这种感觉往往在夜里向我袭来，我称之为神秘的恐怖。这是一种最难以忍受、最折磨人的恐惧，我在害怕什么东西，可我自己也讲不清楚它是什么，那是某种不可理解、超出常规的现象，但它一定会出现，也许就在此时此刻，仿佛为了嘲笑一切理性的论据来到我跟前，作为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站在我面前，一个可怕、丑陋、确定不移的事实。通常这种恐惧越来越强烈，毫不理会任何理智的论据，以致在这种时候，理性即使分外清醒，也无法对抗感觉。理性不起作用它成了无用的东西，精神的这种分裂更加剧了提心吊胆的恐惧感。我想，怕鬼的感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如此。不过，在我的恐惧中，却不知危险为何物，这就使我更加提心吊胆，惴惴不安。^[12]

在鲁迅的《狂人日记》里，这类感受一直是强烈地存在着。他对“我”的心境的刻画，也有无聊和莫名其妙的感觉：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

我怕得有理。^[13]

经历了颠覆性的绝境后，世相才清晰可辨了。这是大梦醒后的洗礼。鲁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只有在内心沉浸在无望和死灭的边缘的时候，思想才开始起飞，有了自己的方向感。或者说，在没有路的地方，行走的可能性才出现了。

真的作家，有自己的梦幻所在。他们回到生命的原态里，自觉地记录内心的过程。他们把不属于常识的常识勾勒出来，走进黑色的洞穴之中，看那些我们意识里不注视的存在。在他们眼里，在盲点的世界里才有真实，假象才是人间的主宰。世界的图像不再被久久地膜拜的时候，上帝的灵光才会回来。

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种超逻辑的生命体验，完全撕毁了强迫性的知识与价值之维对人的挤压，获得了自我的真实。在一个极权的国度，类似的状态是走向精神自救的一种突围。他们不再在囚牢里既定地表演和思考，而是飞到广袤无边的苍穹，每一种方向都是一种获取自由的可能，每一回咀嚼都有自新的放松。在极度紧张的面对时，绝境之后的放松感弥漫于文本之间。死亡边缘乃精神蠕活的溶冰点，不是人人可以抵达这个边界之所。历险者的轨迹才有真诗，而那些浪漫与写实者的精神的追随者，则在此间与诗学的本质有了不小的距离。

这是有趣的现象：鲁迅最初在俄国作家那里发现了勾勒恶的元素的天赋。直面恶的存在，是俄国小说让人惊异的地方。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在主调上是与果戈理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统确有交叉之地。这些恶是与生俱来还是后天的存在，鲁迅的判断有困惑的地方。他的潜意识里，是环境决定人性的，人性的变化乃外在因素干扰的结果。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恶人进行描述的时候，没有温吞的表情。《卡拉马佐夫兄弟》对修道院内外的人生的揭示，有无尽的苦海在涌动。道德与非道德的问题，已经不能以理性解之，而是变得意味深长了。《被欺凌与被侮辱的》塑造的瓦尔科夫斯基公爵，就厚颜无耻地伤害青年的利益，并以法律保护家长利益的口吻公然侮辱娜达莎。他声称，道德越高尚，其中利己的因素就越多。^[14]在作者看来，这是偏离上帝的可鄙的存在，他们亵渎了神圣与美丽。小说对这个人物的残忍的描写，不像果戈理那样是夸张、漫画式的嘲笑，而是一种怒斥式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看到了魔鬼的可怕，精神世界在这里被颠倒了。鲁迅在自己的小说、杂文里也不止一次地勾勒了这样的存在，不过鲁迅很少正面刻画这类小丑，而是从言论里痛斥那些黑暗中的动物。他所说的无特操、政客，无不如此。

中国的无特操者不是瓦尔科夫斯基式的，他们往往有漂亮的外表，和美丽的修辞。在诸多文章里，鲁迅对丑陋的人物的揭示，是那么透彻。鲁四老爷、四铭都是道学气浓，而根底却是丑陋的一族。鲁迅在杂文中讽刺的“做事的虚无党”，无不如此。在鲁迅看来，中国的官魂、匪魂，扼杀了生命的美质。恰是这样的人物，把一个个美丽的生命断送掉了。因此，对这些现状的描绘，也只能够以层层剥皮的方式，一点点露出其马脚。在《我还不能“带住”》一文，他说：

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诉无门的一个；我觉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15]

无特操，是没有诚信、爱和仁义之心的所在。鲁迅失望于此的谈论，是中国文明怪影的一丝闪光。他一再指出，失去真的瞒与骗，不能给人美丽的温存。而得到的永远是虚伪、龌龊的灰暗。一个没有爱意的世界，诞生的只有阿Q、祥林嫂、孔乙己一流的人物。鲁迅在杂文里，刻画了许多丧失价值的无聊者。政客、绅士、西崽、走狗、党棍，无不是失去良知的可笑之徒。他们在一个大染缸里扮演的角色，毁灭的是那些无辜可爱的人，一日日满足着自己的欲望和无耻之求。在这个揭示里，鲁迅使用的是木刻般的笔法，画面感里并无俄国作家的多致的图景。但题旨却亦有重合的地方无疑。他对政客、士大夫、小民的描绘是分散在不同的文体里进行的，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融会在一个天地间。也因此，鲁迅的格局有时不及陀氏恢宏，音部也似乎缺少了多重的意味。这或许与文化积习不同有关。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元素在他那里的出现，无论是巧合还是继承而来，在认知人性的历史上，他们是在一个逻辑线条上的。

对恶的面对，要有相当的力量感，否则自己将消失在那暗影里。鲁迅与友人讨论中国问题时，一再强调认知世界的层次感。他以为《新青年》同人的世界图式多是单一的，缺少的恰是层次性的问题。在中国成大事者，应“存学者的良知，有市侩的手段”^[16]。否则，会流于简单化的表达。在言及知识分子的可能性的时候，他则强调作家对自己身上的恶的克服。人们认识世界的时候，思维的逻辑是简化的，而且文人的表达日趋呆板，不能将存在的本意表述出来。陀思妥耶夫斯的价值在于多声部的合鸣，绝无简单的弹奏。安德烈·纪德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里，就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荒谬体验下的发散性思维的价值。^[17]鲁迅的意识里也多少含有类似的意象结构。我们在鲁迅文本里有时候可以感受到触觉的接近。对市民认识的时候，往往也不尽是阶级观点，强调的是人与人的难以沟通。《小杂感》云：

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18]

于是，我们看到他在同一文章对不同存在的多样的态度，层次的复杂超出人们的日常思维。一面批判灰色的人生，一面也消解自己的价值。这种带着罪感的认知世界的方法，与俄国文学的真精神颇为接近，而彼此的对照也显示了两国国民性的重叠。中国人认可俄国文学的深层原因，在此也有了一种答案。

鲁迅曾多次与友人说，他憎恶自己身上的恶^[19]。可是这种恶没有延伸在政治手段上。荀子认为人性是恶的，他的思考问题时的复杂性，在其弟子李斯与韩非子那里变成了法家的独断性的存在。鲁迅的思想没有延伸在这个层面，而变成了诗意的格式。于是一种残酷的美把庸常世界颠覆了，在现代中国，审美的悖谬间的灵思，来自鲁迅的馈赠。他背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遗产起到多大作用虽然还是一个疑问，而逻辑的相互交叉，那是毫无疑问的吧。

对恶的存在以恶的方式为之，显示了鲁迅审美视角的独异性。他主张痛打落水狗的勇气，对怨敌一个也不宽恕的态度，以及冒着死亡危险“怒向刀丛觅小诗”的胆量，都是其文化性格的卓绝之所在。这里，他多了诸多更为确切性的理性精神。科学的、反理性的意识复杂地纠葛一体。而这时候你会于此感受到另类的情感，那就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悯。近恶而又悲悯，黑暗而又朗照，小说的空间就异常辽阔起来。而在杂文中，感情的方式也是多维化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他又远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道路。他晚年精神的新俄因素的出现，都是非陀思妥耶夫斯基化的一个例证。

显然，鲁迅的趣味里有着心理学家的因素。他自己阅读了大量的弗洛伊德的著作，对隐层结构里的存在是抱有好奇心的。在弗洛伊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精神的内在性是存在的。弗洛伊德当年看到陀氏的作品，惊异于其心理学层面的意义。这份遗产在后来得到了诸多作家的呼应。学者与作家对这份遗产的接受是不同的，鲁迅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精神的拷问者，不仅是冷思后的悟道之言，也有自我生命觉态被唤醒后的共振。这已不是理论的总结，而成了创作语态的衔接。鲁迅似乎觉得，《罪与罚》写犯罪分子内心的独白，栩栩如生。每一种思绪都被跌宕起伏地绘制出来。拉斯柯尼科夫在仇恨哲学引导下的报复、杀人之举，是深陷灾难的一种扭曲。有学者提出这是二重人格的一种展示，是两个相反的人格在起作用。^[20]陀思妥耶夫斯基介绍这个人物时说：

拉斯柯尼科夫在大学里简直没有什么朋友；他谁都不愿接近，他不到任何人的家里去，也不喜欢别人来看他。于是很快，谁也不再理睬他了。公众的集会，交谈，或者游艺会，他一概不参加。他拼命用功，因而受到别人的尊重，可是谁也不喜欢他。他很穷，又有一点目空一切，落落寡合；他好像有什么心事似的。在有的同学看来，他仿佛把他们大家都看成小孩似的，瞧不起他们，仿佛在修养、知识和信仰方面，他都高人一头，他把他们的信仰和兴趣仿佛都看成是低级的。^[21]

这样一个自我清高的人却成了杀人犯，变为罪人。人是多么不可理喻的存在！作者在描述其心理活动的时候，一再写他在折磨、刺激自己的途中获得快感。这种精神畸形的存在，我们思之不禁为之寒栗。那些在仇恨里诞生的哲学不可能带来希望，而给人间的是毁灭性的灾难。这样的人物，在后来的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又一次再现出来。鲁迅其实从这部作品里，看到了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双重影子。他翻译这部无政府主义意味浓厚的作品，其实就是讨论知识阶级的问题。在无望的时代，仅有复仇是可以的么？鲁迅赞成压迫下的复仇，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此是持反对的态度。他们的价值观虽然不同，可是却在刻画非理性的战栗的时候，显得那么相似。鲁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善于对人的内心进行细致入微的描写，一些地方完全出乎读者的意料。人的内心诸多无绪、黑暗、可怕的形影形成了一个令人震颤的空间。

中国的读书人，在那时候还没有拉斯柯尼科夫式的人物，只有魏连殳、觉慧、觉民那样的单一的人。在接受新学的时代，中国知识人要和传统决裂，而非校正尼采哲学的偏差。尼采式的反叛，还恰是人们所需要的。唯有鲁迅，在和传统对峙的同时，不断和自己内心的形影搏斗着，只有他的内心可能更能领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感。

这个时候，我们会感到他对陀氏遗产领会中的惬意。俄国的许多作家，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发现了穿透的力量。那背后有法国文学的声音，也有俄罗斯式的忧郁，是多重的演绎。用巴赫金的话说：“思想，像艺术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看见的那样，不是‘定居’在个人头脑里的主观的个体心理构成；不，思想是人际的、主体际的，它的存在环境不是个体意识，而是多种意识之间的对话交流。”^[22]而那时候的中国，能在类似的层面展示生命的悖谬者，还非常有限。有人在鲁迅那里感到不可思议的天外来客的一面，其实是没有意识到那些俄国元素的作用。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存在，使鲁迅知道了自己文笔的有限，而创作的无限可能性，也被其意识到了。

鲁迅式的延宕是通过对自己的否认来完成的。他不断解剖自己，从颠覆己身的话题开始进入现象界。在致读者的信里，他就说，自己是一个醉虾式的人物，其文字是有毒的。^[23]在另一封致友人的信里，他不断强调自己的黑暗和无聊。当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是可笑与可怕的时候，他的精神的起落颇为可疑。《野草》里阴冷无助的人与事，时光里凝固的泪痕，隐隐地有着《死屋手记》的遗响。在上帝远离尘世的地方，坚韧地挣扎于死地的人，倘还有生命的光热在，那他在本质上就有着基督式的伟岸在。鲁迅身上的神异性因素，似乎可以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一种类比，虽然他们的差异那么巨大。

不妨说，鲁迅欣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精神画面的极度紧张无聊、绝望后，还有着巨大的人性的闪光。用德·斯·米尔斯基的话说是“充满高涨的激情”^[24]。展示社会的问题，直面人生的困惑，乃他们共有的特点。只是选择的途径与常人不同，乃从大众走向自己的心灵，以自己的变化而面对世界，复杂性才有真正的真实性。在天使与恶魔之间，人的选择有时候是超于常理的。我们并不能用美和丑简单地扫描这个世界。常理下的生命反应被无序的精神替代了。惊恐不是来自苦难感的出现，幸事亦可能给出绝望。《脆弱的心》的主人公是多么古怪，连一点喜悦都承受不起，自己竟被折磨得颠三倒四；《别人的妻子和床下的丈夫》，用嬉笑的方式处理一个悲剧故事，在手法上，突破了原来的作家的模式，我们在笑里感到了一种悲楚。作者在《诚实的小偷》里，一反人们的积习，写了小偷温存的一面，把话题的深度和复杂性统统呈现出来了。在中短篇小说里，能够代表其风格的《白夜》《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写人的爱欲和追求，完全是另类笔触。主人公的父亲是病态的、在神秘莫测的诡怪里挣扎的人。他对妻子的无情，对虚荣的神往，对女儿的喜爱，以及崇尚艺术时的不可捉摸的举止，引发着读者的思考。那类作品对精神的展示，即便是哲学家也难以做到的。

那么多苦难与人相伴。人自己背叛着自己，在悬崖边上行进着的，竟毫无曙色。恶习、才情、穷困、雄心、虚荣，有时候竟在一个人那里同时出现。可是主人公常常要爱上这样魔性的存在。人不能摆脱的恰是这样的魔性。陀思妥耶夫斯基善于描述人的不能解析的奇怪的感觉，人所选择的，不是理性以为可然的东西，而恰恰是感性里召唤自己的那种异样的存在。《涅托奇卡·涅茨万诺娃》的主人公在父母之间，竟然喜爱酗酒、无常、行迹多恶的父亲。一个少女的纯粹的爱，竟交给恶的人，恰是生活的写真：

就这样，我在我们这个家里逐渐长大了，一来二去，我的爱，——不，叫我说，应该是痴情，因为我不知道有什么恰如其分的词汇，能够充分表达我对父亲的这种难以控制，而又极其痛苦的感情，——这种感情甚至发展到了某种病态的，神经质的地步。我只有一种享受——想他和思念他；只有一个意愿——尽自己之所能，哪怕给他带来一点点满足也好。有多少次了，我在楼梯上等他回来，冻得我脸色发青，浑身哆嗦，为的是早一点知道他回来了，匆匆地看上他一眼。有时候他只是稍微对我表示一下亲热，我就受宠若惊，大喜过望。而与此同时，我往往又感到自己一味对可怜的妈妈表示冷淡实在于心不忍；有时，我看着他，痛苦与怜悯使我愁肠百结，苦不堪言。他们长时期互相对立，不共戴天，对此我不能熟视无睹，置若罔闻，我应该在他们中间有所选择，应该站在某个人一边；最后我站到了这个疯疯癫癫的人的一边，唯一的原因是我觉得他那么可怜，那么的卑躬屈节，而且当初是那么不可思议地激发过我的幻想。^[25]

一个卑微、失态、残忍的继父，一位纯洁的少女，他们竟被一种亲情所缠绕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处理这样的故事的时候，其实不是故弄玄虚，而是沿着生命的不可测的路滑动，回到本源的状态。人的存在，不可以用好坏简单描述，难以归类的苦乐相兼的选择可能更为接近生活。存在才是唯一的，只有这些理性不能解析的存在，才蕴含着无际的哲思。那些道德的陈词和学理的言说，在这里已经失去效用。

这类极其悖谬的存在，鲁迅几乎没能在自己的文本里处理过。他的小说的维度显然没有陀氏那么广大。鲁迅在杂文世界里曾展示过存在的不可思议性，但自己的斗士的立场反而把一些问题简单化了。他的写作一直被节制在一个限定的时空，残留着明清笔记小说的痕迹。当他面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相似的难题的时候，笔端直指黑暗的勇气，有时把虚无的无奈感覆盖了。

在新文学道路摸索的中国作家，很少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资源用到民众的描写里，至少在三十年代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题还仅仅在文学青年那里。人们将其精神个体化，知识个人化。瞿秋白和曹靖华都谈到过这位作家，在他们眼里他有相当的历史价值。韦素园在西山养病的时候，身边带着的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像和鲁迅的像。^[26]这对他的心是一种大安慰。鲁迅后来去香山看他，就感到他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被审视的可怜的人。几年后，当韦素园死去的时候，鲁迅忆起当年见面的情景，那图景一直深深地刻在他的脑子里：

壁上还有一幅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大画像。对于这先生，我是尊敬、佩服的，但我又恨他残酷到了冷静的文章。他布置了精神上的苦刑，一个个拉了不幸的人来，拷问给我们看。现在他用沉郁的眼光，凝视着素园和他的卧榻，好像在告诉我：这也是可以收在作品里的不幸的人。^[27]

喜欢陀氏的人，不幸掉入陀氏所描写的同样的无望陷阱里。这里的宿命般的隐喻，也有时代的病象无疑。我们看韦素园与兄弟朋友的通信，以及留下的少数的诗文，都在压抑的冷意里，有如冰封的旷野里几株瑟瑟的树，绿色是看不到的。韦素园其实意识到了此点，因此喜欢在陀氏与鲁迅那里靠词语来救赎自己；鲁迅却因之有莫名的悲哀，似乎艺术里的鬼气也有害人的一面。当他们自觉地感到大家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宿命之网时，俄国文学的力量，其实也有了预言的意味。他们那时候的氛围里，多少有些俄国气味。肺病、贫穷、死亡，缠绕在友人之间。一些作品里也自觉不自觉染上了俄国式的忧郁。

1936年，鲁迅给日文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普及本写了导言。这能看出他晚年思想的一丝变化。他的思考中有了中国视角里的追问。文章一再谈及残酷的美带来的启示。在赞佩的同时，也略有微词，他看到了与我们东方人不一样的地方：

在中国，没有俄国的基督。在中国，君临的是“礼”，不是神。百分之百的忍从，在未嫁就死了定婚的丈夫，坚苦的一直硬活到八十岁的所谓节妇身上，也许偶然可以发见罢，但在一般的人们，却没有。忍从的形式，是有的，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掘下去，我以为恐怕也还是虚伪，因为压迫者指为被压迫者的不德之一的这虚伪，对于同类，是恶，而对于压迫者，却是道德的。^[28]

在这里，他以阶级论的眼光过滤了俄国旧时代文学的残余，看到了这位俄国作家的缺陷，所说也并非没有道理。不过，这种看法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本意未必一致，强加在其身上的印象也是有的。那时候鲁迅正在与小资产阶级的个性争斗，希望自己快些脱离旧影的纠葛。陀氏的那种痉挛对自己不过一种负面的存在，在他看来，从陀氏的人物命运走出来，是一种解放的选择。从亲近陀思妥耶夫斯基到远离这个残酷的审问者，鲁迅的转变给后来的研究者也带来了认知的困难。

不希望在苦海的艺术里久久沉迷，那就要从孤独的个体世界走向大众，远离黑暗王国。在这个意义上看，他对高尔基的兴趣，渐渐超过对旧俄作家的兴趣。晚年的鲁迅翻译高尔基的作品、法捷耶夫的作品，旧俄作家只有果戈理、契诃夫，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类作家。这里的价值取向是显而易见的。其小说思维被杂文思维代替的时候，《卡拉马佐夫兄弟》式的恢宏交响曲要想被召唤回来，已是大难之事。

鲁迅的转变，使他把目光放到了苏联新文艺之间。这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有所接近了。这时候他头上以往的那个模糊的声音渐渐被一种确切性所代替。他已离开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无序之路，进入了确切性的天地。前者没有“权威的声音”，后者则“有一个主宰性的声音”^[29]。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念，要求作品思想的正确性，这未尝不可。但小说家的使命有时候不是思想正确问题，而是精神展示的真实性与复杂性问题。从复杂性到明晰性，那就把混沌未开的苦状让位于乌托邦的灵光缥缈的召唤，其实是朗照驱除魔影的缘故。试图摆脱混沌之状，但却越发混沌，这是他的一种悖论。而人性的柔美的部分也由此发出迷人的光泽。其根本原因是，鲁迅植根于生活的理念产生了超越士大夫文化的渴望，也恰如格·米·弗里德连杰尔在论述陀氏与尼采的时候所说：

陀思妥耶夫斯基则认为，尼采派的“荒诞”思想和“超人”思想，是资产阶级文明时代一个脱离了社会环境的人的一切思想中最“理论性的”、最“空泛的”和最具有“书卷气的”思想。因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这些思想体现了孤独者脱离“活生生的生活”的极端孤立状态。^[30]

“活生生的生活”要求人们还原本态，穿越精神的盲区。而这一方面需要对人间隐秘的打捞，另一方面走向拯救之路。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后者引向宗教世界，而鲁迅则进入左翼文化的抗争之途，与马克思主义有了亲缘的联系。这已不只是一种渊源的承接，而是人类在迷津而不属于迷津的自度和超度。不论他们经历了多少非常规的、黑暗的体验，我们都能从其不安的文字里，读出巨大的源源不断的精神光源的辐射。在这个意义上，鲁迅与这位俄国作家，都各自有了属于自己的涅槃的道路。

[1] 参见严家炎：《考辨与析疑——“五四”文学十四讲》，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4页。

[2] 参见周作人：《陀思妥耶夫斯奇之小说》，《新青年》，4卷1号。

[3] 《鲁迅全集》第7卷，第106页。

[4] 《鲁迅全集》第10卷，第201页。

[5] 《鲁迅全集》第7卷，第106页。

[6] ［俄］舍斯托夫：《舍斯托夫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第398页。

[7] 参见［俄］伊琳娜·帕佩尔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文化机制的俄国自杀问题》，杜文娟、彭卫红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7页。

[8] 参见孙郁编：《被亵渎的鲁迅》，群言出版社1994年版，第5页。

[9] ［英］马尔科姆·琼斯：《巴赫金之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赵亚莉、陈红蔚、魏玉杰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页。

[10] 《鲁迅全集》第3卷，第16页。

[11]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曾宪浦、王健夫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79页。

[12]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欺凌与被侮辱的》，江南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7页。

[13] 《鲁迅全集》第1卷，第444页。

[14]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欺凌与被侮辱的》，第311页。

[15] 《鲁迅全集》第3卷，第260页。

[16] 《鲁迅全集》第3卷，第26页。

[17] ［法］安德烈·纪德：《陀思妥耶夫斯基》，沈志明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版，第91页。

[18] 《鲁迅全集》第3卷，第555页。

[19] 《鲁迅全集》第11卷，第15页。

[20] 臧仲伦：《〈罪与罚〉译本序》，《罪与罚》，朱海观、王汶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

[21]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第67页。

[22] ［苏］米哈伊尔·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刘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101页。

[23] 《鲁迅全集》第3卷，第474页。

[24] ［俄］德·斯·米尔斯基：《俄国文学史》上，刘文飞译，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66页。

[25]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88页。

[26] 《韦素园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43页。

[27] 《鲁迅全集》第6卷，第69页。

[28] 《鲁迅全集》第6卷，第426页。

[29] ［英］马尔科姆·琼斯：《巴赫金之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第222页。

[30] ［俄］格·米·弗里德连杰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世界文学》，施元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