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割和代表

卢梭从他的社会契约理论出发，明确提出了人民主权的思想。那么什么是主权呢?卢梭在第二卷明确提道:“如果国家，或者说城邦，只不外是一个道德人格，其生命全在于它的成员的结合，并且如果它最主要的关怀就是要保存它自身;那末它就必须有一种普遍的强制性的力量，以便按照最有利于全体的方式来推动并安排各个部分。正如自然赋予了每个人以支配自己各部分肢体的绝对权力一样，社会公约也赋予了政治体以支配它的各个成员的绝对权力。正是这种权力，当其受公意所指导时，如上所述，就获得了主权这个名称。”

那么什么是主权者呢?卢梭提出，每个人由于社会公约而转让出来的自己的一切权力、财富、自由，仅仅是全部之中其用途对于集体有重要关系的那部分;但是也必须承认，唯有主权者才是这种重要性的裁判人。凡是一个公民能为国家所做的任何服务，一经主权者要求，就应该立即去做;可是主权者这方面，却绝不能给臣民加以任何一种对于集体是毫无用处的约束;他甚至于不可以有这种意图，因为在理性的法则之下，恰如在自然的法则之下一样，任何事情绝不能是毫无理由的。

这样就形成了主权者与全体公民之间的关系。社会公约在公民之间确立了这样的一种平等，以致他们大家全都遵守同样的条件并且全都应该享有同样的权利。于是，由于公约的性质，主权的一切行为——也就是说，一切真正属于公意的行为——就都同等地约束着或照顾着全体公民;因而主权者就只认得国家这个共同体，而并不区别对待构成国家的任何个人。

可是确切说来，主权的行为又是什么呢?它并不是上级与下级之间的一种约定，而是共同体和它的各个成员之间的一种约定。它是合法的约定，因为它是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它是公平的约定，因为它对一切人都是共同的;它是有益的约定，因为它除了公共的幸福而外就不能再有任何别的目的;它是稳固的约定，因为它有着公共的力量和最高权力作为保障。只要臣民遵守的是这样的约定，他们就不是在服从任何别人，而只是在服从他们自己的意志。要问主权者与公民这两者相应的权利究竟到达什么限度，那就等于是问公民对于自己本身——每个人对于全体以及全体对于每个个人——能规定到什么地步。

由此可见，在卢梭看来，主权权力虽然是完全绝对的、完全神圣的、完全不可侵犯的，却不会超出、也不能超出公共约定的界限;并且人人都可以任意处置这种约定所留给自己的财富和自由。因而主权者便永远不能有权对某一个臣民要求得比对另一个臣民更多。这一观点，卢梭曾在《山中书简》第六书中详细进行了阐述:“是什么使得国家成为统一体的?那就是它的成员的结合。它的成员的结合又从何而来?那就来自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义务。而什么是这种义务的基础呢?在这一点上，作者们就有意见分歧了。有人认为是强力，又有人认为是父权，还有人认为是天意。每个人都树立了自己的原则并攻击别人的原则。我自己也不例外。我提出，国家成员之间的约定乃是政治共同体的基础。……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义务，还能有什么基础比他们相互之间的自由缔约更为确切不移的呢?可是这一约定的性质又是怎样的呢?”“社会契约的成立乃是一种特殊的公约，由于这一公约每个个人就和所有的人订了约，由此也就产生了所有的人对每个人的反约;这就是结合的直接目的。我所谓这一订约是一种特殊的订约，就在于它是绝对的、无条件的、无保留的，它永远不可能是不正义的或者为人所滥用，因为共同体不可能想要伤害它自己，而全体也只能是为着全体。它之所以是一种特殊的订约，还在于它把订约者联系在一起，使他们不受役于任何人，而且在以他们的唯一意志为律令的时候，它还使他们仍然一如既往那样地自由。从而，大家的意志就是至高无上的秩序与律令;而这一普遍的、人格化了的律令，就是我所称为的主权者。由此可见，主权是不可分割的、不可转让的，而且它在本质上就存在于共同体的全体成员之中。”

那么为什么主权是不可转让的呢?卢梭认为主权既然不外是公意的运用，所以就永远不能转让;并且主权者既然只不过是一个集体的生命，所以就只能由他自己来代表自己;权力可以转移，但是意志却不可以转移。

同样，卢梭认为由于主权是不可转让的，主权也是不可分割的。因为意志要么是公意，要么不是;它要么是人民共同体的意志，要么就只是一部分人的。在前一种情形下，这种意志一经宣示就成为一种主权行为，并且构成法律。在第二种情形下，它便只是一种个别意志或者是一种行政行为，至多也不过是一道命令而已。

在卢梭看来，政论家们既不能从原则上区分主权，于是便从对象上区分主权:他们把主权分为强力与意志，分为立法权力与行政权力，分为税收权、司法权与战争权，分为内政权与外交权。他们时而把这些部分混为一谈，时而又把它们拆开。在此卢梭用了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来形容政论家如何分割主权:“他们把主权者弄成是一个支离破碎片凑起来的怪物;好像他们是用几个人的肢体来凑成一个人的样子，其中一个有眼，另一个有臂，另一个又有脚，都再没有别的部分了。据说日本的幻术家能当众把一个孩子肢解，把他的肢体一一抛上天空去，然后就能再掉下一个完整无缺的活生生的孩子来。这倒有点像我们政论家们所玩的把戏了，他们用的不愧是一种江湖幻术，把社会共同体加以肢解，随后不知怎么回事又居然把各个片断重新凑合在一起。”

卢梭认为，政论家的这一错误出自没有能形成主权权威的正确概念，出自把仅仅是主权权威所派生的东西误以为是主权权威的构成部分。例如，人们就这样把宣战与媾和的行为认为是主权的行为;其实并不如此，因为这些行为都不是法律而只是法律的应用，是决定法律情况的一种个别行为。在卢梭看来:“当人们自以为看出了主权是分立的，他们就要犯错误;而被人认为是主权各个部分的那些权利都只是从属于主权的，并且永远要以至高无上的意志为前提，那些权利都只不过是执行最高意志而已。”

那么主权权威如何维持呢?主权能否被代表呢?卢梭在后文的第三卷中专门给予了阐述。卢梭提出，主权者除了立法权力之外便没有任何别的力量，所以只能依靠法律而行动;而法律又只不过是公意的正式表示，所以唯有当人民集合起来的时候，主权者才能行动。集会在一起的人民一旦批准了一套法律，便确定了国家的体制;但这是不够的。他们已经建立了一个永久性的政府，或者是一劳永逸地提供了选择行政官的办法;这也还是不够的。除去意外情况所可能需要的特别集会之外，他们还必须有固定的、按期的、绝对不能取消或延期的集会，从而到了规定的日期人民便能合法地根据法律召开会议，而不需要任何其他形式的召集手续。但是，除了这种纯属按期举行的法定集会之外，其他一切的人民集会——即凡不是由负有这种责任的行政官依法定形式所召集的人民集会——就都应该认为是非法的，而且它所决定的一切也都应该被认为是无效的;因为召集会议的命令本身就应当是根据法律的。对于集会次数，卢梭提出，合法集会次数的多少，则取决于多方面的考虑，在这一点上我们无法作出确切的规定。我们只能一般地说，政府愈是有力量，则主权者就愈应该经常地表现他自己。

此时就遇到一个问题，如果国家包括许多城市，又该怎么办呢?我们是把主权权威分开来呢?还是应当使之集中于一个城市，并使所有其他的城市都隶属于它呢?卢梭认为首先，主权权威只有一个;我们分割它，就不可能不毁灭它。其次，一个城市，正如一个国家一样，是不可能合法地隶属于另外一个城市的。在卢梭看来，把许多城市结合成为一个唯一的城邦，总归是坏事;而且想要进行这种结合时，人们也无法自诩可以避免种种天然的不方便。绝不能以大国的滥用权力为借口来反对主张只要小国的人。人们如果不能把国家缩小到恰当的疆界之内的话，当然还有另一种办法:那就是根本不许有一个首都，而是把政府轮流地设在每个城市里，并在各个城市里一一地召集全国会议。卢梭认为，使人口平均分布在领土上，使同样的权利普及于各个地方，使到处都享有富足与生命;唯有这样，国家才能成为既是尽可能最强而有力的，同时又是尽可能治理得最好的国家。

当人民合法地集会而成为主权者共同体的那个时刻，政府的一切权限便告终止;于是行政权也就中断。因此对于君主而言，这种人民的集会，由于它是对政治共同体的一种保护与对政府的一种约束，因而在一切时代里都成为首领们的一种恐惧。于是他们总是不惜用尽种种心机、种种反对、种种刁难与种种诺言，力求抗拒公民的集会。假如公民是贪婪的、懦弱的、畏缩的、爱安逸更有甚于爱自由的话，他们就不能长期抗拒政府这种一再的努力了。反抗的力量就是这样不断地在增长着，而主权权威便终将消逝，于是大部分城邦也就会过早地倾覆与灭亡。

但是在主权的权威与专断的政府之间，有时候会出现一种中间的力量;这种中间的力量就是议员或代表。卢梭认为，正如主权是不能转让的，同理，主权也是不能代表的;主权在本质上是由公意所构成的，而意志又是绝不可以代表的;它只能是同一个意志，或者是另一个意志，而绝不能有什么中间的东西。因此人民的议员就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代表，他们只不过是人民的办事员罢了;他们并不能作出任何肯定的决定。凡是不曾为人民所亲自批准的法律，都是无效的;那根本就不是法律。在此要区分立法权力和行政权力，在立法权力上人民是不能被代表的;但是在行政权力上，则人民是可以并且应该被代表的，因为行政权力不外是把力量运用在法律上而已。

由此可见，卢梭的人民主权论认为主权是不能分割、转让和代表的，国家的全部政治应当属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社会和国家的主体，不容君主和贵族插手，这是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有力批评，是对君权的彻底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