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契约的基础是自由吗

法国大革命开始之后的第一个月，一个法国人已经敏感到法国式自由理想的悖论:“我们已经迅速地从奴役走向自由，我们正在更迅速地从自由走向奴役!”事实上，这一悖论早在法国大革命的实践历程之前，已经在卢梭的政治设计中开始了。

在《社会契约论》第一卷开篇中，卢梭首先以一位自由者自居:“身为一个自由国家的公民并且是主权者的一个成员，不管我的呼声在公共事务中的影响是多么微弱，但是对公共事务的投票权就足以使我有义务去研究它们。我每次对各种政府进行思索时，总会十分欣幸地在我的探讨之中发现有新的理由来热爱我国的政府!”

在站稳自由者的立场之后，卢梭提出了自己的命题“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一命题是针对王权专制论者“人是生而不自由的”命题而发的。英国王权专制论代表人费尔玛(1653年死)所提出的理论体系认为“没有人是生而自由的”，他的根本立场是“人是生而不自由的”，这就是他的绝对君主制所赖以建立的基础。卢梭对此进行了驳斥，提出“人是生而自由的”，“这种人所共有的自由，乃是人性的产物。人性的首要法则，是要维护自身的生存，人性的首要关怀，是对于其自身所应有的关怀;而且，一个人一旦达到有理智的年龄，可以自行判断维护自己生存的适当方法时，他就从这时候起成为自己的主人”。

但在此命题之后，卢梭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虽然“人是生而自由的”，但是“人却总是在枷锁之中”，为何人生为自由，但却总是在枷锁之中，这种变化是怎样形成的?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对于卢梭而言，他也只是观察到了这一现象，卢梭在《爱弥儿》第一章详细阐述了这一现象:“无论何物:只要出于自然的创造，都是好的，一经人手就变坏了”;“我们所有的智慧，都脱不了奴隶的偏见。我们所有的习惯都在奴役我们，束缚我们，压制我们。文明人从生到死都脱不了奴隶的羁绊”。

那么是什么才使这种现象成为合法的?卢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解答。“当人民被迫服从而服从时，他们做得对;但是，一旦人民可以打破自己身上的桎梏而打破它时，他们就做得更对。因为人民正是根据别人剥夺他们的自由时所根据的那种同样的权利，来恢复自己的自由的，所以人民就有理由重新获得自由;否则别人当初夺去他们的自由就是毫无理由的了。”这种权利就是社会秩序，社会秩序乃是为其他一切权利提供了基础的一项神圣权利。然而这项权利绝不是出于自然，而是建立在约定之上的。换句话说，人民之所以生活在枷锁之中，而这种枷锁又是合法的，其因在于人们已有约定，人们通过约定建立的社会秩序使得人们生活在枷锁之中。卢梭在《山中书简》第八书中提到同样的观点:“自由不仅在于实现自己的意志，而尤其在于不屈服于别人的意志。自由还在于不使别人的意志屈服于我们的意志;如果屈服了，那就不是服从公约的法律了。做了主人的人，就不可能自由。”

那么这种约定是否建立在自由之上呢?建立在约定之上的政治社会又是什么样的呢?卢梭对此打了个比方，他说我们不妨将家庭看作政治社会的原始模型。一切社会之中最古老的而又唯一自然的社会，就是家庭。然而孩子也只有在需要父亲养育的时候，才依附于父亲。这种需要一旦停止，自然的联系也就解体。孩子解除了他们对于父亲应有的服从，父亲解除了他们对于孩子应有的照顾以后，双方就都同等地恢复了独立状态。如果他们继续结合在一起，那就不再是自然的，而是自愿的了;这时，家庭本身就只能靠约定来维系。首领就是父亲的影子，人民就是孩子的影子;并且，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他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会转让自己的自由。

由此可见，在卢梭看来，国家只能是自由的人民自由协议的产物，如果自由被强力所剥夺，则被剥夺了自由的人民有革命的权利，可以用强力夺回自己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