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资本理论和货币思想

第二篇提出了有关资本、储蓄和投资的理论。在现代经济学中，资本、储蓄和投资的理论已经完全摆脱了它们在《国富论》中的淳朴的样子。尤其是在英国天才小将拉姆齐的笔下，这一理论已经完全成为了沟通现代微观和宏观经济理论的桥梁，而且成了现代经济增长模型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在斯密时代，直到庞巴维克，它一直是几乎所有这类著作的基础。

这一篇紧跟在第一篇对银价比较离题的讨论之后，似乎是想与第一部分取得某种联系。而且，在该篇的引论中，斯密再一次求助于“分工”的概念，试图把它和前一篇联结起来。但是，很显然它是独立的，“就像在一座老房子旁边盖的新厢房”。

资本理论

要理解斯密的“资本理论”，必须要先了解斯密对“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分。实际上，这概念，对理解《国富论》全书，都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增加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价值，只有两个办法，一为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数目，一为增进受雇劳动者的生产力。

“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

什么是“生产性劳动”呢？斯密认为，凡是能“加在物上，能增加物的价值”的劳动，都是生产性劳动，而不能固定在物上，也不能增加物的价值的劳动，都是非生产性劳动。前者，比如说，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从事制造业的工人等等；后者，比如说，家仆的劳动，它们“随生随灭，要把它的价值保存起来，供日后雇用等量劳动之用，是很困难的”。

斯密还直言不讳地把社会上等阶层与家仆相类比，把他们划入不生产的范围。比如君主、官吏和海陆军队，这些人的生计，需要完全仰赖他人的劳动产品。同样，像牧师、律师、医生、文人，这些看似“很尊贵很重要的”职业，以及演员、歌手、舞蹈家，这些“低贱，也最不重要的”职业，也完全是不生产的，他们无不仰赖劳动者的生产。

在斯密看来，一个社会用来维持非生产性人手的部分愈大，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的人手就愈少，“次年的年生产物也必然越少”。本着增进国民财富的基本立场，他自然是积极主张增加生产性劳动者在总劳动人口中的比重。

显然，斯密的这一认识，在他所处的时代是有意义的。现在看来，它比较模糊，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非生产性”劳动在很大程度上，与现代的“服务业”相似。无论是生产性的服务，还是纯消费性的服务，现在都被计入“国民生产总值”中，也就是说都被看作“生产性的”。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变化与社会的进步有关。随着工业社会和后工业化的渐次到来，人类生存所必需的自然物质的匮乏的紧箍咒，慢慢被打碎了。对“非生产性劳动过多，会损害人类生存”的忧虑，大部分可以被解除了。对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进行区分的意义，在这样一个时代，至少是大为降低了。

用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自传》中的话说：“经济的一般性结论，不是根据自然必然性，而是根据自然必然性与现存社会制度的结合。”经济的结论，大多可被视为暂时的，随着社会进步将会发生很大变化。

此外，斯密的这一区分，应该是受“重农主义者”启发得来的。这一观念，传到马克思那里，终于掀起了社会变革的狂澜。

为什么它这么重要？——“资本限制劳动”

除了劳动分工和货币的发明以外，斯密认为，没有什么现象比资本更重要，更能成为国民财富的源泉了。

资本积累越多，所能雇佣的生产性劳动数量就越大，分工的范围也就可以越广、越深入。因此，增加一国的资本，即扩展其工业，就是增进社会的福利。“社会劳动只能随社会资本的增加而增加，同时社会资本也只有随社会收入中能逐渐节约下来的部分的增加而增加。”资本是经济生活的真正源泉。资本增加，土地可以肥沃，工业可以增进；资本减少，土地会因无力改良而贫瘠，工商业更会凋敝。

简言之，“资本限制劳动”（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总结出来的简略形式）。“社会的一般劳动，绝不能超过社会资本所能调动的限度。”

显然，资本被放到了一个过分重要的位置。而且令人奇怪的是，在《国富论》第一篇中，斯密明明指出，社会财富的积累一方面是靠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数，另一方面是靠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在这里，劳动竟然被看作是完全从属于资本了！

对它更好的理解应该在于：资本可以用来雇佣生产性劳动，生产性劳动可以通过分工促进经济发展。这就是资本在潜在的斯密增长模型中的作用。用斯密自己的话说，就是“要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数目，必先增加资本，增加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基金”。

那么，资本是如何被积累起来的呢？

“节俭”是一种美德？

斯密极力歌颂节俭，批判懒惰和奢侈。这背后的道理显而易见，只有节俭可以增加储蓄，从而带来资本存量的提高。资本的累积，则意味着可以雇佣更多的“生产性劳动”，最终提高社会的总产出。

换言之，“节俭，可以富国”。而社会和政府的奢侈妄为，却可以把它弄得穷困。

这一章提倡储蓄的内容，说不上是成熟的理论，但这一思想却在以后的一个半世纪中都很受人推崇。

“资本的增加，由于节俭；资本减少，由于奢侈与妄为。一个人节省了多少收入，就增加了多少资本。”他甚至认为，每一个浪费者似乎都是公众的敌人，每一个节俭者似乎都是公众的恩人。

任何一个人，尽管需要面对现在享乐的欲望，但改善自身状况的欲望，还是会带来人的节俭行为。借助于资本雇佣劳动，静态经济的简单循环，很快就可以成为经济发展的螺旋上升的运动。

当然，这说不上是多么高深的理论。和斯密有过交往的富兰克林，也是这样教育他的子女的。或许，这只是常识。不过，在很长时间，就是这种理论在支配着人们对储蓄问题的认识。而且，这种认识，还被一以贯之地带入了斯密对政府收支的看法当中。

但是，应该指出的是，资本的积累并不是社会任何预见的结果，而完全是成千上万人采取共同一致的行动造成的。这些人的行动，是受到改善自身处境的欲望的驱使，从而使自己积蓄部分收入，并用以增加生产。斯密认为，促使人们储蓄的原动力，是改善自身处境的愿望。这种愿望是天生的，而且是非常强大的。许多政府所执行的最愚蠢的措施，甚至也不能抵消它有益的作用。

这样，斯密实际上又再一次把社会发展的动力，放在了人性的基础之上。换言之，它也是不确定的，是受到“看不见的手”牵引的。

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

斯密首次根据使用方式的不同，对“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作出了区分。斯密对这两种资本类型的区分，是以两个原则为依据的。第一，资本带来利润时，要不要经过交换和流通，要不要更换主人；第二，把资本保管在自己手中以取得利润，还是把资本支付出去而获得利润。凡是不需要交换、流通，保管在自己手中即可取得利润的，都是固定资本；而凡是需要经过交换、流通，或需要把资本交付出去才能取得利润的，就是流动资本。

斯密认为，固定资本主要包括四项：（1）用于节省劳动的机器和工具；（2）可以从中获取利润的建筑物，如商店、客栈、农舍、谷仓等；（3）农田的基本建设费和改良费用，如开垦、排水、施肥等；（4）人们通过学习得到的技能，这些技能，就像财产一样固定在他的身上。

流动资本主要包括四项：（1）货币。没有它，其余三项就无法周转、流动到真正的消费者那里。（2）农产品及其他准备出手的食品。（3）原料或半加工的材料。（4）已经生产，但尚未卖出的产品。与第（2）类似，相当于现在通常所说的“库存”。

各个不同的行业中，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所占的比重各有不同。比如，在商业经营中，几乎所有资本都是流动资本。在制造业中，纺织工业要比制鞋业、裁缝业所需的固定资本更多；而钢铁工业，因为需要设置熔炉，需要的固定资本就更大。

与现代资本理论的研究相比，斯密对这两种资本的认识是基础性的，甚至存在某些明显的失误，比如，把货币作为流动资本来处理。而且，这种划分对于个别企业、或者对产业的分析来说，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在考虑总体经济时，它就是没有意义的，或者说至少是不涉及“本质”问题的。斯密也没有把这种划分，延伸到本书其他部分的分析中。实际上，关于资本的精确概念，一直要到一百多年以后，才由奥地利学派的庞巴维克开始提出。

斯密对于“人力资本”概念一词的贡献，是根本性的。他把人们学习到的有用技能，明确作为一种资本来看待。虽然，斯密把它归在固定资本名下，但显然这就是一种有用的社会资本。1979年，西奥多·舒尔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他对“人力资本”的研究。

资本在“三种事业”上的不同用途

资本的用途可以分为四种：（1）用于取得社会每年必需的原生产物的投资，从事这种投资的主要是农业家、渔业家和矿业家；（2）用于改制原生物以适应社会各种需求的投资，从事这种投资的主要是制造业者（工业家）；（3）批发商人为运输原生产物以及制造品而进行的投资；（4）零售商人为把这些产品最终完成和消费者交易的投资。斯密认为，这几种投资用途密切联系，在经济运行中缺一不可。

斯密对资本用途的划分，与我们现在所说的第一产业（1）、第二产业（2）和第三产业（3和4）的说法基本上存在明确的对应关系。实际上，斯密作完资本用途的四种划分后，马上就把大量的篇幅用到论述“三种事业（农业、工业和贸易）”的问题上来。

斯密说：“私人利润的打算，是决定资本用途的唯一动机。”可以说，这是对资本运行的微观基础最好的阐释。因为无论是在哪一个领域投资，对投资者来说，追求的目标都是一样的：利润回报。斯密在作资本用途的分析时，也的确抓住了这一点。

有趣的是，市场机制的作用与他心目中认同的各种资本用途的“自然趋势”，存在某种冲突。在斯密看来，资本投放在这三种不同的事业上，对社会财富增加的效果并不一样。

他提出来的用于检验这种差别的标准有两项：第一，每个部门所使用的资本推动的生产性劳动的数量；第二，使用该资本每年增加到国民收入中去的交换价值的数量。

他分析的结果是，从农业部门、工业部门到贸易部门，资本所能推动的生产性劳动的数量和所得到的交换价值，依次逐渐减少，随着这种减少，它们对国家财富的贡献也在减少。斯密认为，按照事物的自然趋势，进步社会的资本，首先是大部分投在农业上，其次投在工业上，最后投在国外贸易上。

斯密特别强调农业资本和农业家的作用，认为：“和投在制造业上的等量资本比较，投在农业上的资本，不仅推动较大的生产性劳动量，而且，按照它所雇佣的生产性劳动量来说，它对一国土地和劳动年产物所增加的价值，对国内居民的真实财富与收入所增加的价值，都大得多。”因此，他与当时欧洲许多学者一样，认为在农业上投资最富有利润。从此处，我们可以闻到浓重的重农学派的味道。

偏爱农业，讥讽工商业者

《国富论》总是透露出一种对工商业者的讽刺和批判，但却洋溢着对农业生活的赞美和向往之情。如果仅从这类表述上看，甚至很难把他看作新兴工业主义的先驱者。他以其坚韧的性格，墨守农业，不放过每一个机会表示自己对农业的偏好。

在斯密看来，地主和农业劳动者的利益总是和国家的总利益相一致，而商人和制造业者的利益“绝不会和公众的利益完全一致”，他们一贯都是想欺骗大众，甚至压迫大众，而且只要他们聚会，就总是在密谋，无时不是在觊觎公众的利益。斯密的同代人，大多不是这种语调。这也许和斯密作为一个伦理哲学家有关，但这个理由并不充分。

斯密不仅认为，资本投放在农业上最有利于社会，而且他认为，农业的艰苦性远甚于其他行业，而且需要更多的知识和经验（除了艺术和自由职业）。农民需要有各种各样的技能，需要去灵活处理各种各样复杂的事态。因此，他们也总是比城市里终生只是从事简单的一两项操作的人，有着更为灵活的头脑，受到更少的“异化”。他甚至认为：英国的乡绅和农业家们之所以忘掉了他们地位所固有的宽宏大量，而去要求在供应国人谷物和肉类上的独占权利，并不是因为他们个人的利益，而完全是由于错误地想模仿商人和制造业者的行为。

只是在《国富论》第五篇的第二章论述利润税的时候，斯密才表现出了对资本家阶层少见的一丝好感。斯密认为，企业家的纯利润是非常微薄的，而且那是投资风险和困难应得的报酬。利润不是合适的课税对象。如果把此处斯密对投资人或者企业家的看法，与本书其他章节对这一阶层的看法相互比较，简直没人会相信，它们出自一人之口。

也许更好的解释是，这里的利润是斯密理想中的“自由经济”，通过完全的自由竞争得到利润；而在第一篇和全书的很多章节中提到的商人，更多的是在现实生活中，不仅唯利是图，而且总是想通过各种独占手段觊觎社会公众利益的商人。

骡子的劳作，也是生产性的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斯密在对四种资本用途的论述上存在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他把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产业资本）混为一谈。

斯密认为：“把资本投放在四种用途上的人，都是生产性劳动者，他们的劳动，如果使用得当，就可固定而且实现在劳动对象或可卖物品上，至少，也可把维持他们自身和他们自身消费掉的价值，加在劳动对象或可卖物品的价格上。”“零售商的资本，只直接雇佣了他自己，他自己就是受雇的唯一的生产性劳动者。”这就等于说，批发商甚至零售商和工业、农业一样都是物质生产部门。这也就混同了产业资本和流动资本，如此一来，揭示剩余价值秘密的道路自然也就被堵死了。

有趣的是，斯密的这种看法却让萨伊发现了一个决定性的反对重农主义的论据。尽管斯密对重农主义也有批评，但《国富论》的很多细小毛孔却都流淌着重农主义的血液。斯密从未真正摆脱重农主义的观点。他承认，由于自然合作的结果，土地具有独特的生产性。他认为“在农业上，自然也和人一起劳动；自然的劳动，虽无须代价，它的生产物却和最昂贵的工人生产物一样，有它的价值”。甚至认为“牲畜也是生产劳动者”。而医生、饭馆、律师和艺术家等，都被看作是不具有生产性的。

骡子的劳作，也是生产性的。

和孔狄亚克一样，萨伊认为，人类从来不创造物质，而只能仅仅满足于改变物质的形态。生产只是创造效用，增加商品所具有的满足人们需要和欲望的能力。一切工作，不论是工业方面的、商业方面的还是农业方面的，只要能获得这种结果，它就是生产性的。这一论点虽对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一种重要威胁，但却先是给了重农学派致命的最后一击，让重农学派声誉扫地。这样，不是斯密本人，而是他的这个弟子，最终驳倒了可能由于与对手关系密切而未能驳倒的东西。

与“收益递增”思想擦肩而过

尽管对农业偏爱有加，但斯密也注意到，在现实生活中，农业投资所获利润并不比其他事业优越。“我们常常看见一些白手起家的人，他们以小小的资本，甚至没有资本，只要经营数十年制造业或商业，便成为一个富翁。然而一世纪来，用少量资本经营农业而发财的事例，在欧洲简直没有一个。”

其实，如果沿着这一现象进一步探寻，只要稍稍与本书第一篇第十一章中关于“改良的进展对于制造品真实价格的影响”的思想结合，我们甚至可以直接就得出，在农业上，存在边际收益递减；而在制造业，则存在边际收益递增的思想。

顺便插点题外的评述。我们知道，古典经济学家们大都信奉“自然秩序”，并以发现支配经济的自然规律为己任。但实际上，经济学很难说存在什么真正的不变的规律。随着人类社会状况的改变，支配人类经济生活的规律大多也在发生变化。人类能够找到的最多也就是一些“逻辑铁律”罢了，而且这些“逻辑铁律”到底在什么时候发挥作用，还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比如规模经济、规模不经济，边际收益递减、边际收益递增等等。

在农业时代到来之后，农产品的价值相对于社会其他产品（主要是畜牧产品）存在一个逐渐下降的过程。但是，随着工业时代的到来，农产品的价值相对于社会其他产品（主要是工业制成品）实际上又出现了一个上升的过程——因为农产品的边际收益递减，而工业产品的边际收益递增。上述结论则是一个必然结论。

有了这一思想，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给经济学带来的“悲观主义”的情绪不仅可以被大大冲淡，甚至几乎可以完全被避免了。这里我们当然不能苛责斯密，他需要考虑的问题和观察到的现象，实在是太多，也太过庞杂了，以至于他对自己在各处抽象出来的理论之间的矛盾，都无法有完全清楚的认识。

货币与利息理论

《国富论》的第二篇“论资财的性质及蓄积的用途”，主要目的是讨论资本的作用，但是这一部分还包含了斯密的货币思想和利息理论。其原因，也很简单，是出于误会。斯密把货币作为流动资本的一部分来看待的。当然，从总体上来说，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或者，斯密这里的货币更应该被看作现在“资产负债表”上的“现金”。

货币是“流动的大轮毂”

在经济思想史上，货币理论一直是一个争议不断的领域。有学者把西方货币理论划分为五个阶段：货币自然观、货币财富观（重商主义）、货币面纱观（古典和新古典理论）、货币经济观（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以及货币的宏微观结合（货币理论的新发展）。

资产负债表亦称财务状况表’是表示企业在一定时期的财务状况的主要会计报表。

但是，人们对斯密的货币思想的认识通常并不准确。在斯密眼中，货币远远不是“一层面纱”那么简单。

“货币是流动的大轮毂，是商业上的大工具。”“流通国内的金币银币，可与通衢大道相比。通衢大道，能使稻麦流转运到国内各市场，但它本身却不产稻麦。慎重的银行活动，以纸币代替金银，比喻得过火一点，简直有些像驾空为轨，使昔日的大多数通衢大道，化为良好的牧场和稻田，从而，大大增加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

多么无比形象生动的论述啊！难能可贵，它不仅精彩，而且准确！你可以从中寻出“货币可以降低交易费用”的答案。我们不仅可以从中寻出“货币可以降低交易成本”这一理论的踪迹，也可以看出，沿着斯密自己的思路，货币对“扩大市场”能够起到的重大作用。不仅如此，斯密还明确地判断出，随着纯粹的信用货币（纸币）对金属货币的替代，社会相应需要承担的金融风险，会进一步加大；纸币通行，管理不慎，无法制止的灾祸必将来临。

金融业，放任与监管

斯密为我们生动而详细地描述了银行的业务，特别是当时最著名的阿姆斯特丹银行的发展史。它还借此说明了纸币数量的供应和需求问题。

凡适用于金属货币的规律，同样也适用于特种货币——纸币。纸币的供应量可以自发地适应需求量。如果银行发行纸币多于流通所许可的数量，物价就会上涨。大家就会向国外购买货物。而纸币将会回笼到银行，以交换金银——金银是唯一的国际货币。银行显然对发行过多的纸币不感兴趣，因为这会让他们更频繁地应对兑现的要求，储存更多金银现币。

有一个时期，西班牙人每到一个生疏的海岸，第一个要问的问题，就是近处有无金银发现。

斯密还提出，人们没有必要担心银行数量庞大，以及由此引起的竞争行为。他认为，银行林立，竞争增强，只会使得它们各自营业更加慎重，让自己发行的纸币限在较小的范围流通，以降低风险。此外，即使有的银行因竞争失败而破产，对于公众的影响，也会是有限的。同时，竞争还会迫使银行为避免被排挤，自然地改善银行对公众的服务态度。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斯密是一个坚定的市场信仰者，但他更是一个现实的“经验主义者”。并不是每一个银行总是能够了解或照顾它自身的利益，它们有时也会做一些“出格”的事情。比如，政府会禁止某些类型银行的银行钞票、取缔其发行。有人认为，这是对天然的自由的侵犯。斯密在一定程度上，也认可这种法律介入确实是侵犯天然的自由。不过，他却对政府的这种行为，持坚定的支持立场。他说：“从某观点看，这限制诚然是侵犯天然的自由。但会危害全社会的少数人的天然自由，却要受而且应受一切政府的法律制裁，无论政府是最民主的政府或是最专制的政府；法律强迫人民建筑隔墙，以预防火灾蔓延，其侵犯天然的自由，无异于我们这里主张以法律限制银行活动。”

“利息”，一个看似很小的“大问题”

在本篇的第四章，斯密专门讨论了利息问题。利息的概念不可避免地和利润的概念粘结在一起。在斯密看来，利息的含义很容易解释。货币之所以总是能够按照高于票面的价值满足需求，就是由于人们预期借款人可以获得利润。斯密就这样轻描淡写地处理了这个问题。但是，他的后继者们却越来越为利润的解释苦恼。因为和价值理论纠缠在一起，这一理论终于在19世纪的经济学家那里分道扬镳。马克思提出了“剩余价值”和“剥削”的观点，而其他没有坚持劳动价值论的后继者，则都转向了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

在这一章中，斯密提出：第一，说利息率呈下降趋势是由于资本越来越多、竞争越来越激烈，是站不住脚的。第二，坚决反对货币利息理论，这种理论试图用货币金属数量的增加来解释利息率的下降趋势。斯密的这种反对的论点，在后来的150年间一直处于不败之地。第三，对法定最高利率作了适当的而审慎的论证。

对利息的纯理论问题，斯密作出了某些贡献，也比同时期大部分的重农主义者的看法更正确。但和同时代的其他一些学者来比，他在这一问题上的贡献，却并不突出。

在大部分的重农主义者眼中，利息问题是需要政府进行干涉的一个例外。他们大多认为，投放在农业中的资本，真的增加财富，支付利息是正当的。可是，在商业部门，利息显然就是巧取豪夺，就应该像谴责对工商阶级征税一样受到谴责。只有杜尔阁坦率地承认，收取利息是正当的。资本家既可以投资在土地方面，也可以投资在其他各种事业上面。资本是一切企业不可缺少的基础。因此，倘若任何一个借贷者所允付的利息低于资本家自己使用它所得到的利息，资本所有者就不会把资本提供给任何人。这个论点，在斯密的论述中，几乎是按照完全相同的面目出现的。

与杜尔阁观点接近，孔狄亚克也认为，收取利息是正当的，而且利率应该由竞争来决定。在孔狄亚克1776年出版的《论商业和政府中》，提出更为现代的利息理论的基础。他用极好的论点证明了：利息和交换是相同的。交换一般指的是空间，要克服空间的障碍；而利息指的是时间，克服的是时间的障碍。这实际上是现代理论的基础。斯密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也没有从这个角度去考虑利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