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人对柿子的介绍

中华帝国地域广阔，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其中水果种类繁多，令传教士们赞叹不已。李明在自己的著作中介绍了梨、苹果、杏、无花果、麝香葡萄、石榴、核桃、板栗、橄榄、西瓜、荔枝、柿子，橙子、柠檬、柚子、荸荠等水果。李明的介绍除了比以前欧洲人的记述种类更多外，对水果的介绍更准确外，对水果的描写也更细腻、更形象、更生动。

一、荔枝

荔枝是很多传教士都提到的一种水果。克路士是第一位提到荔枝的欧洲人。^〔57〕在他的《中国志》中介绍了荔枝：

有一种许多果园都产的水果，结在树叶粗大的大树上；这种水果大如圆李，稍大些，去皮后就是特殊的和稀罕的水果。没有人能吃个够，因为它使人老想再吃，尽管人们吃得不能再多了，它仍然不能造成伤害。这种水果有一种小些的，但越大越佳。它叫做荔枝（Lechias）。^〔58〕

克路士对荔枝的介绍很简单，大体是正确的，不过他说荔枝多吃不会造成伤害却是错误的。^〔59〕而他的这一错误说法被不少人沿引，如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对荔枝的介绍即是采纳这说法：“他们还有一种叫做荔枝的果子，十分好吃，尽管大量的吃，却从不伤身体。”^〔60〕

利玛窦虽然长期居住中国，而且在广东待的时间也不少，但他对这种主要产于广东的水果介绍也很简单：

中国人有很多欧洲人从未见过的水果，它们全都生长在广东省和中国的南部。当地人把这些水果叫做荔枝和龙眼，味道大都十分鲜美。^〔61〕

曾德昭对荔枝的介绍有了一些补充：荔枝的外皮是橘色的，成熟后很漂亮地挂在生长的树上。它像栗子的心形，去掉紧连的皮，果实如珍珠的颜色，好看更好吃。^〔62〕

李明是第一位完整、正确地向西方介绍荔枝的欧洲人：

除去我们欧洲熟知的水果外，中国尚出产许多我们没有的水果。味道最美的当数荔枝，产于广东省。果大如核桃，核长圆，外覆一层柔软的果肉，果汁丰富，味道甚佳；我不知道欧洲有什么水果与之相似。果肉包裹在似轧华革样的果皮内，果皮极薄，一端呈尖形，如鸡蛋般。如果食用过多，会感觉身体不适。荔枝性热，会使人长疖子。中国人使之连皮晾干，果肉就会变黑发皱，像我们的李子干一样。这样就可备全年食用。一般放在茶中使之略带酸甜味，人们认为其味道比食糖的甜味更佳。^〔63〕

李明对荔枝的介绍内容丰富，而且准确，并对荔枝的外形、果肉、储藏、食用方法进行介绍，还纠正了多食荔枝无害的说法。

二、柿子

柿子也是早期传教士向欧洲人极力介绍的一种中国水果。葡萄牙人因其像无花果而把它称为“中国无花果”。克路士是第一位向西方人介绍这种水果的人^〔64〕，但是他没有提到柿子，而是直接将它称为“无花果”^〔65〕。利玛窦对柿子的介绍没有多少实质性进步：“还有一种水果叫做中国无花果，很甜很好吃，葡萄牙人叫它sucusina。”比克路士后退的是，利玛窦居然说“这种特殊的水果只有制成干果后才能吃，因此葡萄牙人又叫它无花果”^〔66〕。文字的介绍毕竟比较抽象，且克路士、利玛窦对柿子的介绍都很简单。卜弥格弥补了这一缺陷，他是第一个用图文来介绍柿子的欧洲人，使人们对柿子有了直接的感性印象。他称“柿子的果实呈黄色或紫色，比香橙大些。它的果瓤稀软，呈红色，有果仁”。“这种果子干燥后就像无花果一样，可以存放多年，在中医中可以做药用。”^〔67〕

曾德昭在欧洲人中第一个比较详细、准确地向西方人介绍柿子：

全国都产一种红色无花果（这是葡萄牙人取的名字，因为中国话叫柿子［suzu］）。它的颜色、形状和味道都大不同于无花果，外表红色，内里似金色，大小如橘，或略大略小些，好像我们的无花果，也有不同的品种。柿子皮薄，味道甜美，我认为它可算是世界上最好的水果。它有一两个核，似白杏仁。最佳的产于寒冷地区。河南、山西、陕西和山东产的质量最好，而且大量生产，制成果干后销售全国。果干比我们的无花果干更好，我们也有类似的无花果。^〔68〕

李明对柿子的介绍在曾德昭的基础上又有进一步的发展：

中国另有一特有的水果柿子［séze］几乎产于各省；如苹果一样，种类繁多。南方土地孕育的柿子味甜，可溶于水。山西、陕西产的柿子，果实更大，更饱满，更易于保存。南方柿子果皮娇嫩，平滑透明，红得鲜艳，尤其当果实熟透了的时候。有的品种像鸡蛋，呈椭圆形，但一般较大；有黑色扁平的籽核，果肉黏而透明，汁多，以至从一端吸吮，便可将整个果肉吸入口内，人们正是用这种方式食用它。经过晾晒，就会像我们的无花果一样，富含淀粉，表面渐渐覆盖一层糖皮，使之具有极好的口味。^〔69〕

李明还正确介绍了柿子的保存方法：

多在未熟时采摘，以便使其在稻草中成熟，或浸于热水中片刻，以便去除在树上几乎总是留存的涩味和怪味。中国人并不花费多大的劳力种植柿树，因为柿树可自生自长，适应各种土质。^〔70〕

可以说，通过李明的介绍，欧洲人对柿子的认识也不会亚于中国人了。

其实，李明对中国的水果还有很多精彩的介绍。人们可能会问，为什么李明来华时间比他之前的许多传教士都短，但他在介绍这些水果时能够做到既详细又准确呢？大家不要忘记，李明是作为“国王数学家”来华的，除了与其他传教士一样传播上帝福音外，李明等人还带有明确的科学观察的任务。所以，李明对中国的观察是带着科学的眼光，而不像其传教士那样，只是将中国所见作为一种“新奇”介绍给欧洲人。正因为有这种区别，才使得李明在介绍中国时多了几分怀疑和批判精神。

三、荸荠

荸荠，俗名地栗、马蹄、乌芋、红慈姑，是一种常年水生植物的块茎，盛产于我国四川、江苏、安徽、浙江等地。荸荠性寒、味甘、多汁，有清热、明目、利咽、化痰、开胃、消食、益气等功效^〔71〕，是人们十分喜欢的一种水果、蔬菜。但是，让不少传教士对荸荠感兴趣的不是它的这些功效，而是它的另一种神奇功效：化铜。

在李明来华以前，欧洲就流传着一个说法，称中国有一种叫荸荠的水果，它有一种神奇的威力，能够把坚硬的铜溶化。这一说法让他和许多欧洲人感到不可思议。而最早向欧洲人介绍这一奇闻的是一位博学的耶稣会士——卫匡国神父，在他的著作《中国概览》（Description de la Chine）中最先向欧洲人介绍了荸荠化铜的威力。

Il naist par tout ce pays en des eau croupies & marescageuses un certain fruit qui set rond, que ceux de la Chine nonment pecic, il n'ést guere plus gros qu'une chastaigne, le noyau est convert d; une peau fort mince deliée & brune; la chair est fort blache, pleine d'un suc de fort bon goust; ell est un pen plus ferme & plus dure que n'est d'ordinaire cell des pommes, & un pen aigrette & acidc: si vous mettez de la monnoye de cuivre dans vostre bouche avec ce fruit, vos dents la rompront avec la mesme facilité que ce fruit, & la reduiront en une substance bonne à manger: certes ce pouvoir de la nature est admirable & j'en ay diverses fois fait exprés l'experience.^〔72〕

这个地方的沼泽和泥塘生长着一种圆形水果，中国人叫做荸荠。它与板栗差不多大小，果肉外覆盖一层薄薄的栗色果皮。果肉非常白，汁很丰富，味道很好。它比普通苹果的酸性更强烈，更持久：如果你把铜钱与这种水果放到嘴里，你用牙齿将它们咬碎，使得铜与荸荠容易混合，铜就容易因为腐蚀而减少。这种天然的能力令人赞叹。我在这里进行了多次实验。

卫匡国的这一记述又被其他人转述。如1675年3月来华的沙皇使节尼古拉·斯帕塔鲁·米列斯库来华，在中国待了5个月，回国后写了一部游记《中国漫记》，他在书中毫无怀疑地引用了卫匡国关于荸荠的记载，并且更加夸张：

这里的池沼广泛生长一种水果，中国人叫荸荠，圆形，大小如栗子，薄薄的一层红皮，肉白色，味道如苹果，但略酸。这种水果有这样的威力，如果放一颗荸荠在铜或其他金属壶嘴上，并塞紧，这个金属壶会立刻变软。^〔73〕

而到李明时代，“荸荠化铜”的说法变得更不可思议：

人们说，在口中荸荠具有软化铜的功能，恕我冒昧重复别人所述：如果把它们掺和在一起，能使铜成为“可以食用”的物质。^〔74〕

17世纪的欧洲是笛卡尔怀疑主义和培根实验主义盛行的时代，李明身处这个时代，深受其影响。“荸荠化铜”的说法使他感到惊奇和不可思议，所以，当1687年7月他来到浙江，也就是卫匡国谈荸荠能够化铜的那个地方，他就迫不及待地对这则记载进行验证：

然而，荸荠榨出的汁清凉甘美，并不具有任何可腐蚀金属的特性，这就使可以软化铜的说法令人感到诧异。杭州盛产荸荠，所以一到那里，我们就好奇地急于做软化铜的实验。我们取中国的双份铸铜，极易酸腐又极脆的铜和一块荸荠，我们当中牙齿最利的一位把铜咬碎成几块；其他人担心会不舒服，不肯用力，未能达到目的。

咬断的铜的碎块其实还很坚硬，这使我们认为荸荠的作用只在于，当它包裹着铜的时候，保护牙齿，并使牙齿更为有力，以便折断铜却不会感到牙齿不适。一点点皮革也能起到与荸荠同样的作用。为了验证我们的看法，我们使用了经过锻打的铜，无论牙齿还是荸荠都没能在上面留下任何痕迹。在嘉兴城，我们多次重复同一实验，但总是取得同样的结果。真的，若不想受骗，对那些离奇的事物，必须听过不止一次，才能相信。^〔75〕

那么，卫匡国关于“荸荠化铜”的记载是他的杜撰吗？对于卫匡国这样一位博学的耶稣会传教士来讲，这似乎不太可能。毫无疑问，卫匡国关于“荸荠化铜”的知识来源于中国人。因为在中国人的著作中确实很多关于“荸荠化铜”这一神奇功效的记载。

就目前查找的资料来看，关于“荸荠化铜”说法最早来源于民间巫术。宋代储泳撰《祛疑说》载：

向见一女巫，应有祈祷，必纳香钱，使自投于干净盂中，随即不见，人多神之。后得其术，乃用荸荠、水银、杂草叶数种埋之地中，七七药成，每密投少许于水中，钱入即化。挟邪术，托鬼神以欺世如此类者甚多，不欲尽纪，姑叙数端以祛后来者之惑。^〔76〕

此说法被元代陶宗仪撰的《说郛三种》照录。^〔77〕

在一些医书中，关于“荸荠化铜”的记载也多次出现：

元代危亦林撰的《世医得效方》载：

误吞铜物不能化者，浓煎缩砂汤服，其铜自下；又用生荸荠研烂服，其铜自化。^〔78〕

明代周王朱编撰的《普济方》有两则关于荸荠化铜的记载：

误吞铜物不能化者，用浓煎缩砂汤服，其铜自下；又用生荸荠研烂服，其铜自化……误吞钱，用生凫茈取汁呷吃，钱自然消化。即荸荠也。^〔79〕

明代汪机撰的《外科理例》载：

误吞铜钱，用炭末白汤调服，多食蜜、食饴糖，自从大便出；或多食荸荠或胡桃肉，钱自消。^〔80〕

明代王肯堂撰的《政治准绳》载：

吞钱，烧炭末，白汤调服，数匙即出；或服蜜，升许；或食荸荠、茨菇，其钱自化。^〔81〕

从内容上可以看出，明代周王朱撰编的《普济方》关于“荸荠化铜”的记载来自元代危亦林撰的《世医得效方》；而明代汪机撰的《外科理例》和王肯堂撰的《政治准绳》也似同一来源。

所以，卫匡国对“荸荠化铜”的记载并非子虚乌有，而是从中国人的典籍中看到或者从中国人那里听到的。而且在清朝康乾时期，关于“荸荠化铜”的记载也不少。如康熙四十七年由汪灏、张逸少、汪漋等人编著的《御定佩文斋广群芳谱》称：“荸荠煮铜则软”^〔82〕清代礼部侍郎胡煦撰的《周易函书别集》也称：“荸荠煮铜则软，甘草煮铜则硬。”^〔83〕乾隆时期著名的学者纪昀等编的《御纂医宗金鉴》载：“误吞铜钱，虽无疼，久留腹中，病必成。荸荠能化坚为软，多食无伤，可化铜。误吞铜钱，多食荸荠即能化坚为软。”^〔84〕而纪昀在编辑《四库·钦定续通志》也称：“荸荠，一名地栗，种浅水，七修类藁云：荸荠淹铜过夜即烂。”^〔85〕

中国人关于“荸荠化铜”记载形象生动；卫匡国也宣称自己做过多次实验来证明“荸荠化铜”的能力；而李明等人也宣称自己在多处对“荸荠化铜”做过实验，否定了荸荠能够化铜的说法。那么，谁说了假话？是中国人，卫匡国，还是李明？

要判断对错，首先要了解铜和荸荠的性质，因为“荸荠化铜”是个化学反应，所以我们应该先了解铜的化学性质。铜属于不活泼金属，很难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只能与强酸性物质，如硝酸（HNO₃）、浓硫酸（H₂SO₄）才能发生化学反应，溶解铜的化学反应方程式有：

“王水”：浓硝酸与浓盐酸的混合液，体积比为1∶3，也能溶解Cu。

荸荠是弱酸性物质，在实验条件下，它不可能与铜发生化学反应，也就不可能“化铜”（我们可以轻易用实验证明仅仅用荸荠是绝对不可能把铜溶化掉的），所谓“荸荠淹铜”，即把荸荠放到铜壶过夜就能将铜溶化的说法是不可信的，肯定是讹传。

误读是异质文化交流中的常态，却不是必然。大多数的文化误读是由于态度使然，而非知识所限。其实中文记载“荸荠化铜”的来源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巫术，一是医学。即使巫术中的药水真能溶化铜钱，却并不能推断出荸荠就有化铜的功效，因为巫术中所配制化铜“药水”除了含有荸荠外，还有其他东西。更何况巫术中本来就多幻术，不足为信。但对中医来说，如何用科学的方法来解释一直是世界难题，因为中国的医方有很多是经验之学而非实验科学，不具有实证性。就“荸荠化铜”而言，我们知道，固体铜本无毒，即使被人体误吞，如果量少，短期内一般不会致命；相反，铜元素是重金属元素，有剧毒，其形成的溶液若被人吸收，则极易中毒。所以，如果铜在体内被溶解，不仅无益反而有害，所以，医方的记载似乎很难经得起科学实验的推敲、检验。但是，人体自身又是个神奇的化工厂，内部有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所以，也不能轻易对这些古老的医方作出“科学”的评判。

但是，对于学识渊博的早期来华耶稣会士而言，荸荠能否化铜其实只是个很简单的实验，要验证并非难事。尽管卫匡国称自己曾经多次做过实验，但他肯定是在说谎，其目的只是激发欧洲人对“荸荠化铜”的好奇。而后来者更是人云亦云，并进一步夸大事实，最终形成“如果放一颗荸荠在铜或其他金属壶嘴上，并塞紧，这个金属壶会立刻变软”的讹传。

其实，早期来华的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化有很多的误读。如利玛窦在介绍老子时称：“据说他出生之前的怀胎期曾长达八十年，因此叫他作老子，即老人哲学家。”^〔86〕他将明太祖朱元璋的年号“洪武”理解为“洪水般的武功”^〔87〕。曾德昭则把“冷宫”认为“是寒冷之宫”^〔88〕；而安文思也把“中华”解释为“中心的花朵”^〔89〕。……无论是从中文造诣，还是对中国文化的熟悉程度来看，这些早期来华的耶稣会士中的很多人都超过17世纪末来华的“国王数学家”们，但是，这些早期来华耶稣会士的唯一目的是传播上帝福音，介绍中国文化仅是一个副产品，他们只是将自己感兴趣的所见所闻，甚至自己主观臆想的中国风物告诉欧洲人，至于对错却很少认真深究。“国王数学家们”则是带着明确的科学观察任务来了解中国，他们不愿意像早期耶稣会士那样轻信、盲从，而是尽量用实验的方法来明辨是非。从对待“荸荠化铜”的态度我们可以发现“国王数学家们”与早期来华传教士的区别，他们已经开始把中国作为一个科学研究的对象，而不是简单的描述对象。“国王数学家们”来华开启了一个科学研究中国的时代，正如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Chavannes）所言：“以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实肇于十八世纪，创始者为法国的耶稣会士。”^〔90〕

通过对李明著作与早期传教士著作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李明著作对中国介绍内容最丰富，也最详细。我们可以把它看做是探索发现时代欧洲人对新奇事物兴趣的表现，是“国王数学家们”渊博知识和科学精神的体现。但是，在资本主义经济蓬勃兴起，殖民扩张如火如荼的时代，李明对中国的这种详尽介绍就不能仅仅看做是科学研究。如李明看到中国军事的落后便情不自禁地宣称：“在走遍中国居民认为是世界上防卫最好的那些城市之后，我时常欣慰地想到，如果上天让我们离中国更近些，使欧洲最强大的地方不过阻挡少许时日就不得不举起降旗的路易大帝，将会多么轻而易举地整个取下这些省份。”^〔91〕虽然我们对于17世纪来华的传教士也不宜用“殖民主义的急先锋”“帝国主义侵华工具”之类的标签，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他们与19世纪来华的传教士都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它已经发出了警示：明末清初的这段中西文化交流的成果是辉煌的。从李明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17世纪的欧洲人对中国的认识已经相当全面、深刻，但是，这段辉煌的中西文化交流却是不平衡的。当从未到过中国的杜赫德、伏尔泰等人可以声称“自己对中国的认识比对欧洲某些国家还清楚”时，交流另一方的中国人对欧洲却还是那样茫然、无知。大家不会忘记乾隆皇帝对马戛尔尼，同时也是对整个世界所发表的那段盛气凌人的宣言。然而，傲慢往往同无知紧密相连，中国明清时期与欧洲经济文化的差别并不是很大，甚至在某些方面，中国还略占上风。但是，在中西方之间的认识方面，我们已经开始落伍了，近代中国落后和挨打也在明末清初这场和平的文化交流中就已经初显端倪了。

注释

〔1〕　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353页；另见陈开俊等译：《马可波罗游记》，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193页。

〔2〕　［葡］杜亚尔·巴尔博扎（Duardo Banbosa）：《东方纪事》（1516），载澳门《文化杂志》编：《十六和十七世纪伊比利亚文学视野里的中国景观》，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第32页）引用了这则巴尔博扎的材料，翻译上与上文略有不同：“用海螺壳制作陶器，把它磨碎，放在地里提炼，一放就是100年。”

〔3〕　［英］C. R博克舍：《十六世纪中国南部纪行》，第89页。

〔4〕　［英］C. R博克舍：《十六世纪中国南部纪行》，第89页。

〔5〕　陶器与瓷器最大的区别是烧制温度不同。陶器烧制的温度不高，而瓷器则需要较高温度。

〔6〕　《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5页。

〔7〕　参见［葡］曾德昭：《大中国志》，第14—15页。

〔8〕　M. Jarry, Chinoisrrie. Chinese Influence on European Decorative Art 17th and 18th Centyries, 1981, p.63-64．转引自严建强：《十八世纪中国文化在西欧的传播及其反应》，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93页。

〔9〕　详见严建强：《十八世纪中国文化在西欧的传播及其反应》，第195页。

〔10〕　《中国近事报道》，第145—149页。

〔11〕　《中国近事报道》，第149—150页。

〔12〕　参见［法］杜赫德：《耶稣会士书简集》（Ⅱ），第87—113页，第247—259页。

〔13〕　参见张国刚：《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中国社科出版社2001年版，第40—41页。

〔14〕　［英］C. R博克舍：《十六世纪中国南部纪行》，第68—69页。

〔15〕　［英］C. R博克舍：《十六世纪中国南部纪行》，第208—209页。

〔16〕　《利玛窦中国札记》，第20页。

〔17〕　安文思：《中国新史》，第71—76页。

〔18〕　《中国近事报道》，第144页。

〔19〕　《中国近事报道》，第50页。

〔20〕　《中国近事报道》，第70页。

〔21〕　《中国近事报道》，第68页。李明这里批评主要针对安文思和曾德昭。曾德昭也对中国的建筑持赞扬态度，特别是对皇宫赞叹不已：“皇帝的宫殿和其中的一切，我认为是世界上所曾见到的最好的。……这些宫殿的结构都很精巧，其中有很多东西是按照我们的样式修建，如拱门、栏杆、柱子，这些都用大理石精制，上面有几种小的工艺和奇妙的装饰，也有浮雕，即凸显的图像，美观和突出，好像悬在空中。凡是木制的部分都涂之以漆，精巧地描绘。”（《大中国志》，第135页）曾德昭为了说明自己关于中国的报道是真实的，在序言中宣称：“正如一个人的长期观察，即使他的目光不是最好的，但比那些眼光虽佳却匆匆观看的人，一般都能看到更多；我在中国22年的时间中，有机会观察中国的所有方面，肯定我所写的即我所见的，必定比那些没有仔细观察它的人所写的东西，更为确实，即使略输文采。”（《大中国志·序言》，第2页）

〔22〕　《中国近事报道》，第72页。

〔23〕　《中国近事报道》，第88页。

〔24〕　《中国近事报道》，第92页。许多欧洲人对西湖及其周围的建筑都很赞美，其中最著名的是马可·波罗的游记：“城中有一大湖，周围广有三十哩，沿湖有极美之宫殿，同壮丽之邸舍，并为城中贵人所有……湖之中央有二岛，各岛上有一壮丽宫室，形类帝宫。城中居民遇有大庆之宫殿豪宅沿湖而建，其富丽豪华难以想象……”见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331页。

〔25〕　（明）田汝成编：《西湖游览志余》，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第408页。

〔26〕　（明）张岱：《西湖梦寻》，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27〕　《中国近事报道》，第83—84页。

〔28〕　《中国近事报道》，第95页。

〔29〕　［英］玛德琳·梅因斯通等著，钱乘旦译：《剑桥艺术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第2册，第166页。

〔30〕　［德］利奇温著，朱杰勤译：《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的接触》，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48页。

〔31〕　关于茶的研究主要是在计翔翔师的研究基础上略有损益。详见计翔翔：《十七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以曾德昭〈大中国志〉和安文思〈中国新志〉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09—117页。

〔32〕　何高济译：《海屯行纪鄂多立克东游录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43页。

〔33〕　参阅黄时鉴：《茶传入欧洲及其欧文称谓》和《关于茶在东亚和西域的早期传播——兼说马可波罗未有记茶》（均收录黄时鉴：《东西交流史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第459—463页）也有记载，在翻译上略有不同：Ramùsio，张星烺译作“赖麦锡”，Chaggi Mehomel译作“哈智摩哈美德”。Chiai，张星烺作Chai。Cachanfu作Cacianfu（克强府），并谓即“京兆府”之转音，唐宋金元皆用此名，今之西安府也。

〔34〕　见李时珍：《本草纲目》引李鹏飞言：“大抵饮茶……空腹最忌之。”

〔35〕　［英］C. R. 博克舍：《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98页。

〔36〕　［英］C. R. 博克舍：《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204页。

〔37〕　徐珂：《清稗类钞》“长沙人食茶”载：“湘人于茶，不惟饮其汁，辄并茶叶而咀嚼之，人家有客至，必烹茶。……茶去，启茶碗之盖，中无所有，盖茶叶已入腹矣。”

〔38〕　转引自余悦：《研书》，浙江摄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78页。

〔39〕　《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7页。

〔40〕　［葡］曾德昭：《大中国志》，第23页。

〔41〕　李时珍：《本草纲目·果部·茗》。

〔42〕　《四库全书·子部·医家类·证类本草》，卷十三。

〔43〕　《中国近事报道》，第199页。

〔44〕　李时珍：《本草纲目·果部·茗》

〔45〕　《中国近事报道》，第200页。

〔46〕　《中国近事报道》，第200—201页。

〔47〕　《中国近事报道》，第201页。

〔48〕　英文原文是“a roote which it produceth of so high esteeme”（p.21）将其译为“生产一种极珍贵的树根”有误，因为root只是根，不一定是树根。人参属于多年草本，为肉质根。

〔49〕　［葡］曾德昭：《大中国志》，第25—26页。

〔50〕　明代东北是人参采集和贸易的极盛时代，人参价格倍增。

〔51〕　人参一般不用刀切，这样会降低其药效。

〔52〕　［波兰］爱德华·卡伊斯丹斯基著，张振辉译：《中国的使臣——卜弥格》，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第80—81页。

〔53〕　［意］卫匡国：《鞑靼战记》，附安文思：《中国新史》后，第195页。

〔54〕　Martin. Description de la Chine. Paris, 1672, p.45.

〔55〕　详见《中国近事报道》，第202—203页。

〔56〕　［法］杜赫德：《耶稣会士书简集》（Ⅱ），第50—56页。

〔57〕　波兰学者爱德华·卡伊斯丹斯基认为耶稣会士卜弥格是“欧洲第一个介绍这种植物（荔枝）的人”。（《中国的使臣——卜弥格》，第216页）卜弥格是在《中国植物志》中介绍了荔枝，该著作1656年年底出版；而克路士的《中国志》出版于1569—1570年，比卜弥格的著作早了80多年。

〔58〕　［英］C. R 博克舍：《十六世纪中国南部纪行》，第93页。

〔59〕　《食疗本草》载：“（荔枝）多食则发热”；《海药本草》：“食之多则发热疮。”

〔60〕　［西］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第9页。

〔61〕　《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1页。

〔62〕　［葡］曾德昭：《大中国志》，第6页。

〔63〕　《中国近事报道》，第103页。

〔64〕　波兰学者爱德华·卡伊斯丹斯基认为耶稣会士卜弥格是“第一个描写过柿子树并给它画了图的人”。

〔65〕　克路士因柿子像无花果而称其为“无花果”，这一称法也被后来不少欧洲人沿用。事实上，中国人也常常把无花果与柿子相比较。段成式在《酉阳杂徂》中说无花果“无花而实，色类椑柿，一月而熟，味亦如柿”。

〔66〕　《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1页。

〔67〕　［波兰］爱德华·卡伊斯丹斯基：《中国的使臣卜弥格》，第208—209页。

〔68〕　［葡］曾德昭：《大中国志》，第6—7页。

〔69〕　《中国近事报道》，第103页。

〔70〕　《中国近事报道》，第103页。

〔71〕　中国的医书有不少关于荸荠药用功效的记载。据《食疗本草》记载：荸荠能“下丹石、消风毒、除肠中热气，作粉食，明耳目，消黄疸”；《本草再新》称：荸荠能“清心降火，补肺凉肝，消食化痰，破积滞，利脓血”。

〔72〕　Martin. Description de la Chine. Paris, 1672, pp.142-143.

〔73〕　［罗马尼亚］尼古拉·斯帕塔鲁著，蒋本良、柳凤运译：《中国漫记》，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年版，第178页。

〔74〕　《中国近事报道》，第106页。

〔75〕　《中国近事报道》，第106—107页。

〔76〕　（宋）储泳撰：《祛疑说》，载《文渊阁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1983年影印本，第865册，第207页。

〔77〕　（元）陶宗仪等编：《说郛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卷七十六，第1108页。

〔78〕　（元）危亦林撰，王育学点校：《世医得效方》，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年版，第357页。

〔79〕　（明）朱编：《普济方》，人民卫生出版社1959年版，第448页。

〔80〕　（明）汪机撰：《外科理例》，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年版，第180页。

〔81〕　王肯堂：《政治准绳》，卷十八，载《文渊阁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1983年影印本，第767册，第518页。

〔82〕　（清）汪灏等编：《御定佩文斋广群芳谱》，卷六十六，载《文渊阁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1983年影印本，第846册，第771页。

〔83〕　（清）胡熙：《周易函书别集》，卷十五，载《文渊阁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1983年影印本，第48册，第1066页。

〔84〕　（清）纪昀等编：《御纂医宗金鉴》，载《御纂医宗大字金鉴》，台湾文化图书公司1976年版，第2085页。

〔85〕　（清）纪昀等编：《四库·钦定续通志》，卷一百七十七，载《文渊阁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1983年影印本，第394册，第825页。

〔86〕　《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10页。

〔87〕　《利玛窦中国札记》，第45页。

〔88〕　［葡］曾德昭：《大中国志》，第134页。

〔89〕　［葡］安文思：《中国新史》，第1页。

〔90〕　［法］沙畹：《汉学》，载《法国科学》1915年第2册，转引中法汉学研究所编：《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之法国汉学》，第6页。

〔91〕　《中国近事报道》，第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