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数学家”李明来华

李明，法文原名Louis Daniel Le Comte，简称Louis Le Comte、Le Comte、Le Compte或Leconte^〔34〕，1655年10月10日生于法国波尔多^〔35〕。1671年，李明进入波尔多的吉延教区初修院，其署名为Leconte。李明是其中文名，字复初。当酝酿选派赴华的耶稣会士时，李明正在大路易学院进入神学学习的第四年，得知此消息，李明到洪若翰处请求前往，洪若翰让他向自己的长上请求批准，很快得到应许。

传教团虽然很快就成立，暹罗使节的舰船也为搭载这些传教士做好了准备，但要实现中国之行还要面临不少的障碍。首先在欧洲就面临两方面的阻力：一方面是与葡萄牙的保教权冲突。所有到东方的传教士都必须持葡萄牙护照，乘葡萄牙的船只，从里斯本出发。当法国政府向葡萄牙国王申请六位传教士去中国的护照时，遭到葡萄牙政府的拒绝。虽然17世纪末的葡萄牙已经衰落，但它却不愿自动退出世界强国的舞台，而权势如日中天的“太阳王”路易十四“不希望也不允许其臣民（无论他们以什么样的地位和身份）附属于任何人，也不允许其宗教人士依附葡萄牙主教或接受（葡萄牙）的任命”^〔36〕。为此，法国人采取了偷梁换柱的办法。葡萄牙的保教权是对赴东方的传教士而言，路易十四授予六位传教士“国王数学家”（Mathématiciens du Roi）的头衔^〔37〕，希望以此避免外交纷争。正如法国著名学者毕诺所言：“根据教权和俗权两权分离的原则，国王不可能向中国派遣传教士。但他可以向那里派遣学者，甚至是传教士学者，只要他们拥有国王的数学家证书即可。这可能是一种外交托辞。”^〔38〕

另一方面是罗马教廷的宣誓问题。罗马教廷要求所有赴远东的传教士都要向代牧主教宣誓服从的命令不仅引起了葡萄牙的愤怒，也让路易士四很难接受。法国教会长期奉行高卢主义，对罗马教廷有很强的独立性。^〔39〕正如伏尔泰所言“法国对教皇的态度：把他看成神圣但又胆大妄为的人，必须吻他的脚，有时则须捆他的手”^〔40〕。法国向东方派遣传教士本来是为了挑战葡萄牙的保教权，为自己在远东扩张势力，所以，“法国国王在辛辛苦苦地为使法国传教士们摆脱葡萄牙的保教权斗争的同时，却冒着仅为教皇空忙一场的危险。这肯定不是路易十四追求的目的”^〔41〕。为了缓解这一矛盾，后来在誓词中加入“经过国王允许而宣誓”，路易十四才勉强接受。但是，对派出的六位国王数学家，路易十四则不准许他们宣誓。为了免除宣誓，法国人采用先斩后奏的办法。在没有经过耶稣会总会长和罗马教廷的同意下，六位“国王数学家”就匆匆离开法国。在他们离开已经近两周时，法国人才告诉罗马教廷，造成既成事实。经过这样的外交手法，六位“国王的数学家”终于开始了中国之行。

由于采取了曲线来华的政策，所以法国人来华过程也较为曲折。1685年3月3日李明等六人乘暹罗使节的“瓦索”（Oiseau）船从法国的布雷斯特（Brest）港出发，1685年9月底抵达暹罗，等待适当的时机前往中国。在暹罗，传教团受到暹罗国王的热情接待，他们为国王演示了一次星象观测。传教士们的渊博学识让暹罗国王大为欣赏，希望他们留下为其服务，得知传教团的任务是前往中国后，国王只同意让四人前往中国。于是，李明留下为其服务，塔夏尔回法国请求增派传教士来暹罗，洪若翰等四人则于1686年7月离开暹罗前往中国。但是，前往中国的船在海上遇到了风暴，洪若翰等人不得不返回暹罗。这次意外改变了李明在暹罗的计划。考虑到塔夏尔招募的传教士将至暹罗，李明便决定与洪若翰、刘应、白晋、张诚共赴中国。

他们本来打算由澳门进入中国，但不少人劝说他们不要走这条传统路线。^〔42〕因为葡萄牙政府对法国传教士不经其同意就来华十分愤怒，已经下令禁止不是乘坐葡萄牙船只抵达澳门的传教士登岸。^〔43〕1687年6月17日^〔44〕，李明与洪若翰等五人乘一艘开往宁波的商船前往中国，“1687年7月23日，终于靠近宁波这座城市。……距离开法国的时间也已有两年半”^〔45〕。

但要进入中国也并非易事。清政府与明政府一样，对外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顺治十二年（1655年），清廷颁布“海禁令”规定：“今后凡有商民船只私自下海，将粮食货物等项与逆贼者，不论官民，俱奏闻处斩。货物入官，本犯家产尽给告发之人，其该管地文武官各官不行盘缉，皆革职从重治罪。地方保甲不行举首，皆处死。凡沿海地方口子，处处严防，不许片帆入江，一贼登岸。”顺治十七年下“迁海令”，强迫从山东至广东沿海居民内迁三十至五十里，不准商船渔舟片帆出海。^〔46〕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始开江浙闽广海禁，于云山（云台山，今江苏连云港）、宁波、漳州、澳门设四海关，关设监督”^〔47〕。海禁虽开，但仍然有许多限制。对出洋水手和中国商人“各给腰牌，刻明姓名、年貌、籍贯，庶巡哨官兵易于稽查”^〔48〕。而且，在经历杨光先的“历狱”事件后，清朝政府有不少人对传教士仍怀不满。李明等人从暹罗来华冒着极大的风险，他们一到宁波就遇到麻烦。

浙江巡抚金鋐^〔49〕向朝廷奏报，要求将这些法国人遣返。因为“当时在朝诸臣，忌西士者尚多，谓宜驱逐回国，不令登岸”^〔50〕。幸亏国王数学家们早有准备，来中国前便向南怀仁请求帮助。对南怀仁而言，法国传教士的到来令他既喜又忧，喜的是法国传教士的到来可以缓解中国传教区的教士“饥荒”，忧的是法国传教士来华既没有服从罗马教廷的宣誓，又未获得葡萄牙国王的同意。正如李明所言：“如果他（南怀仁）保护我们，他就会冒触犯果阿总督和澳门总督的危险。他曾接到他们的信，而这些信件显然既违背葡萄牙国王的意愿，又不符合基督的慈悲之心。但是，一个时刻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以拯救偶像崇拜者的人，对待从世界另一端赶来支持自己工作的兄弟的性命是决不会漠然视之的。”^〔51〕在南怀仁的周旋下，康熙皇帝下令“洪若等五人，内有通历法者亦未可定，着起送来京候用，其不用者听其随便居住”^〔52〕。事后洪若翰感言“吾人得入中国，而得免浙江巡抚之留难，皆赖其力，此德吾人永世不忘也”^〔53〕。

1688年2月7日，^〔54〕五位“国王数学家”顺利抵达北京。3月21日，康熙皇帝在乾清宫接见他们，并给予优遇。^〔55〕

“国王数学家”们虽然有惊无险地进入中国，但是还得面对在欧洲逃避的问题，即对宗主代牧的宣誓问题和葡萄牙的保教权问题。在他们进入中国以前，中国教区的副省会长殷铎泽神父就多次告诫法国人必须按传信部要求宣誓，驻澳门的视察员马丁（P. Simao Martins）也要求法国传教士必须宣誓，否则不能进入中国。在他们进入中国后，这一问题再次被提出，而法国人的态度也非常坚决。洪若翰在致罗马总会长的信中称：“他们虽然将明确地遵守传信部的指令，但如果因为宣誓而让路易十四不高兴，对他自己和同伴来说也是没必要的。”^〔56〕面对这样的僵局，中国的罗文藻神父帮助法国人解决了困难。作为当时唯一的中国籍宗主代牧主教，罗文藻更多的是从中国的传教事业出发。罗文藻认为，当下的中国紧缺传教士，而法国传教士的到来无疑是雪中送炭，对于宣誓问题，可以灵活解决。1688年10月3日，罗文藻写信给传信部枢机团报告中国教务，对宣誓和法国传教士来华等问题阐述自己的见解：称自己“曾命令法王路易十四派遣来华的五名数学家耶稣会士宣誓，但按照他们的处境，则绝不能宣誓，因此只把他们视为数学家而非教士，允许他们不宣誓也能行圣事”^〔57〕。因此，法国人也非常感激这位中国主教。李明在《中国近事报道》中详细介绍了罗文藻，并且给予极高的评价，称“他在私人生活中堪称一个十全十美的教士典范，他谨慎小心、坚定不移地履行副主教的职责，完全达到了教廷的要求”^〔58〕。

对于葡萄牙的保教权问题，法国人虽然绕道暹罗，甚至不经传统的澳门路线，而由宁波入华，但毕竟中国传教区主要还是由葡萄牙人控制，所以当他们到达北京后，与葡萄牙人的矛盾就凸显出来。葡萄牙人处处给法国人设置障碍，如要求他们的书信只能够用拉丁文或葡萄牙文，而不能用法文，以便葡萄牙人检查；信件和报告必须经澳门传送到欧洲，没有长上，即葡萄牙耶稣会士徐日升（Thomas Pereira）的同意，北京的法国人不能够造访任何人等。^〔59〕1690年，葡萄牙人截留了法国人的经费，致使“国王数学家”陷入困境。李明随洪若翰赴广州与葡萄牙人交涉，未果。洪若翰等决定派李明神父回欧洲求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