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禅之流裔

第三节　阳明禅之流裔

如前所述，王学假禅之思维方式，并以禅学为其根底，若不以禅学为前导，则无以解阳明学之真髓。王门高弟如王畿者，借禅谈儒，均为出兰之辈。至其末流，大多没入禅海中去了。

究其原因，用王守仁评价其讲友萧惠的原话则是:“立说太高，用功太捷，后生师傅，影响误谬，未免坠于佛氏明心见性、定慧顿悟之机。”⁽⁵⁵⁾他还以类似的内容概括其另一讲友湛甘泉之学云:“甘泉之学务求自得者也，世未之能知，其知者且疑其近禅。”⁽⁵⁶⁾黄宗羲大概是受王氏影响，也有相同的看法。他说:“若阳明门下亲炙弟子，已往往背其师说，亦以言之过高也。”⁽⁵⁷⁾“先生之言……本非玄妙，后人强作玄妙观，故近禅。”⁽⁵⁸⁾这就是说，王门弟子流于禅学，是由于立说太高，专从形上之学看待一切。也就是说，他们全以禅学解说阳明“良知”之理，圣王之意也就流入禅门明心见性、般若灵觉的思维框架中了。黄宗羲和王守仁自己也有意把王学区别于禅学，说王门弟子“背其师说”，殊不知，阳明禅之流裔恰恰是承继其师门传统的，只不过有所发展罢了。

《明儒学案》卷11卷首有言:“姚江之教，自近而远，其最初学者，不过郡邑之士耳。龙场而后，四方弟子始益进焉。郡邑之以学鸣者，亦仅仅绪山、龙溪，此外则椎轮积水耳。”可见得王学之大旨真传者，唯钱德洪与王畿二人，且有五祖门下神秀、慧能之美誉。

钱德洪，字洪甫，号绪山，守仁之小同乡。王守仁平濠归越，德洪遂与同邑诸生，禀学于王门。明年，举于乡。嘉靖十一年(1532年)，始赴廷试，补国子监丞，继升刑部主事。次迁员外郎，署陕西司事。时因武定侯郭勋案，德洪以违敕十罪论死，与帝意相左，而被劾下狱。狱中与侍御杨斛山，都督赵白楼讲《易》不辍。郭勋死，始得出狱。至穆宗时致仕，朝列大夫。万历初，复进阶一级。其在野30年，讲学江、浙、楚、广名区奥地。年七十作《颐闲疏》告四方，不再出游讲学。万历二年卒，79岁。

王守仁致良知之说，发于晚年，初起时即以静坐澄心教学者。然而，“良知”以知至善为鹄的，与“无善无恶心之体”互为表里，亦是“未发之中”，故亦以收敛为主。其与王畿，师事王守仁最久，因此，“习闻其过重之言”，而得其禅学真髓。黄宗羲尝评价二氏曰:

龙溪从见在悟其变动不居之体，先生只于事物上实心磨炼。故先生之彻悟不如龙溪，龙溪之修持不如先生。乃龙溪竟入于禅，而先生不失儒者之矩矱。何也?龙溪悬崖撒手，非师门宗旨可以系缚，先生则把缆放船，虽无大得亦无大失耳。

简单地说，钱氏大体上沿袭王守仁“实心磨炼”的功夫，尚保持儒者的风范，实际上是保持着王守仁儒禅兼容的阳明禅的家法。不过，钱氏为学，也曾强调“良知者，无善无恶者也”，显然也是对王守仁“为善去恶是良知”⁽⁵⁹⁾之说的发展，同样也是在“无对”的观念上向禅的靠近。他说:

良知、天理原非二义。以心之灵虚昭察而言谓之知，以心之文理条析而言谓之理。

如此而言，良知也就是天理，就是灵虚昭察之心，自然也就是至善而不与恶对的本体了。王守仁之善恶观念也就变得更加混融了。他还借用别人的话，进一步申明良知即“无善无恶”之心体；

先师曰:“无善无恶心之体。”双江即谓:“良知本无善恶，未发寂然之体也，养此，则物自格矣……”论则善矣。⁽⁶⁰⁾

既然双江之言谓“善”，先师之言也就必有弊了。仅以此论，钱氏也决非固守王氏家法的人。他还指出:

良知广大高明，原无妄念可去，才有妄念可去，已自失却广大高明之体矣。

知善知恶为知之极，而不知良知之体，本无善恶也。有为有去之为功，而不知究极本体施功于无为乃真功也。正念无念，正念之念，本体常寂。⁽⁶¹⁾

上一句简直就是直接批评王守仁“为善去恶”之说的，而以无念之念，本体常寂来说明良知，显然比王守仁更近于禅学了。

王畿，字汝中，号龙溪，浙江山阴人。弱冠举于乡。嘉靖二年(1523年)，下第归而受业于王守仁。嘉靖五年，与德洪同举进士，均绝廷试而归。嘉靖十一年，与德洪同赴廷试，授南京兵部主事，进郎中，给事中。因受权臣所恶，称病归休于林下四十余年，讲学遍及吴楚、闽越、江浙。人称德洪之学如神秀之渐修，龙溪之学则为慧能之顿悟。万历十一年(1583年)卒，春秋八十有六。

黄宗羲论及王畿，其言颇中肯綮。他指出，王畿之学虽近禅、老，“于儒者之矩矱，未免有出入矣。然先生亲承阳明末命，其微言往往而在。象山之后不能无慈湖，文成之后不能无龙溪。以为学术盛衰因之，慈湖决象山之澜，而先生疏河导源，于文成之学固多发明也”⁽⁶²⁾。

这就是说，龙溪之学源于阳明，而多有发展，其失孔门矩矱益大，则距禅学亦益近，世人也多以禅学视之。钱德洪虽然承认与其学“相取为益”，但又指责他“开口论说，千转百折不出己意……多在过思，过思则想象亦足以蔽道”⁽⁶³⁾。由此亦可见龙溪之学务出己意，钱氏对王学的发展也就相形见绌了。至于说其“过思”则“足以蔽道”，大概也有指责其禅意锋芒毕露的意思。

如前所述，王畿对师门四句教显然认为不是尽善之言，即所谓“未是究竟话头”。黄宗羲所谓“先生谓之权法”，只是“为师则讳”的婉词。在他看来，仅强调心体为至善无对，还不是彻底的超越，只有把心、意、知、物视为一体，全都是无善无恶，都是超二元对立的绝对，如此也就使阳明学彻底地禅化了。他与钱德洪专就此“相与质之阳明”，王守仁说其教原有四无、四有两种，“上根者即本体便是功夫，顿悟之学也”⁽⁶⁴⁾，反映了王畿之见对王守仁的启发，也反映了禅宗思想在有明一代学术中不断深化的趋势。

据此而论，王畿思想归之于“四无”，即无善无恶心之体，无善无恶意之动，无善无恶是良知，无善无恶是格物。无论是心，还是物，无论是意，还是知，都彻底地超越了对立观念，即至善而不与恶对了。不过，从根本上说，王畿还是从良知上立论的。他说:

知者心之本体，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是非本明，不须假借，随感而应，莫非自然。⁽⁶⁵⁾

此话与王守仁合心、至善、良知三而为一及良知本有，不假外求的本来面目之说完全一致。因此，也不能说龙溪之学完全出于己意，他只是把王守仁良知说更向禅宗思想靠近一些罢了。他还说:

良知知是知非，其实无事无非。无者，万有之基。

良知本体原是无动无静，原是变动周流。

良知一点虚明，便是入圣之机。

良知原无一物，自能应万物之变。⁽⁶⁶⁾

总之，其所谓良知则远迈师门，而非阳明之说所能系缚。无是无非，无动无静，显系禅家口吻，而以无为基，虚明应变之说，则流于《易》、《老》之间了。难怪他说，“吾儒之学与禅学、俗学，只在过与不及之间。”“养觉啬用”，“佛氏之超脱也”，大概就是他谓之的“过”；“用觉失养”，“世俗之芥蒂也”⁽⁶⁷⁾，或许就是“不及”了。但在“觉”的问题上是一致的，所以，王畿是从来不讳言自己近于禅的。

为了确立良知无善无恶之论，他还批驳了关于良知的种种“拟议搀和”。他指出:

有谓良知非觉照，

有谓良知无见成，

有谓良知是从已发立教，

有谓良知本来无欲，

有谓学有主宰，有流行……而以良知分体用，

有谓学贵循序，求之有本末，得之无内外，而以致知别始终。

所有上述对良知的不同见解，他一一予以辨析:“守其空知而遗照，是乖其用也”；良知即“不学而能”；“良知原是未发之中”；“古人立教，原为欲设”；主宰、流行，即体即用，“体用一原”；所求、所得“始终一贯，不可得而别，别则支矣”。总之，他所说的良知，是体用一原，始终一贯，至善无对的“善学”。这一以禅释儒，以禅解行的“良知”论，便在破中立了起来。

就方法看，王畿有三种悟入和四种息相。前者与禅悟同趋一途，后者兼采老、释，范围三教。

三种悟入，即以知解而得之的“解悟”，依言诠，从静中而得的“证悟”以及“忘言忘境，触处逢源”的“彻悟”。悟虽非禅门专利，但却是禅宗实现超越之境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途径，而将悟分为解悟、证悟、彻悟，尤其与禅家不分彼此，同时也突出了以文字语言作为入道阶梯的作用。

有人问及罗汝芳:“调息之术如何?”罗氏答:“心和则气和，气和则形和，息安用调。”王畿却认为:“调息之术，亦是古人立教权法，从静中收摄精神……息息归根，谓之丹母。若只以心和、气和、形和世儒常谈统承当，无入悟之机。”据此，黄宗羲说:“近溪入于禅，龙溪则兼乎老，故有调息法。”

其调息法曰风、曰喘、曰气、曰息。鼻息出声曰风相。息无声而结滞曰喘相。无声无滞，粗而为气相。出入绵绵，若存若亡则为息相。他说:“欲习静坐，以调息为入门”，“息调则心定”。此几乎可以说是道教的修炼内丹之法了。而佛家《安般守意经》早已取道士家言，亦为禅门所采用。王畿却说:

呼吸之机自能夺天地之造化……范围三教之宗，吾儒谓之燕息，佛氏谓反息，老氏谓之踵息，造化阖辟之玄枢也。以此征学，亦以此卫生，了此便是彻上彻下之道。⁽⁶⁸⁾

以此而论，王畿之学不仅近于禅，而且实兼取《易》、《老》，范围三教之说也不为过。这也是禅宗形成及其综合演进的自然趋势。

《泰州学案》评曰:“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泰州、龙溪时时不满其师说，益启瞿昙之秘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为禅矣……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非复名教之所能羁络矣……非以其聪明，正其学术也。所谓祖师禅者，以作用见性。”以此可知，二王实为阳明禅的两大巨擘。

王艮，字汝止，号心斋，泰州安丰场人。7岁受学乡塾，贫不能竟学。从父商于山东，常揣《孝经》、《论语》、《大学》于袖中，逢人质难，久而信口谈解。“虽不得专功于学，然默默参究，以经证悟，以悟释经，历有年所，人莫能窥其际也。”“行住语默，皆在觉中。”时王守仁巡抚江西，艮寓泰州。有黄文刚闻艮论学，绝类阳明。王艮知而大喜，乃投阳明门下，自称弟子，并从阳明归越。阳明卒，艮开门授徒，以“百姓日用即道”教授学者。黄宗羲曾评价说:“阳明而下，以辩才推龙溪，然有信有不信，唯先生于眉睫之间，省觉人最多。”嘉靖十九年(1540年)卒，年58岁。⁽⁶⁹⁾

观王艮行止，“言悟超旷”⁽⁷⁰⁾，颇类禅者，曾于京师崇文门，峨冠博带，招摇过市，宣讲王学，“都人以怪魁目之”⁽⁷¹⁾。其讲学虽以格物为宗旨，但不失王学致良知之矩矱。格者，“知身之为本，而家国天下之为末”，“故欲齐治平在于安身，“安身者，亦是安其心耳。”⁽⁷²⁾安心、反求诸己，既是阳明之至善而不与恶对的良知之说，而且较良知二字更贴近禅语。他讲:

止至善者安身也，安身者立天下之大本。

安其身而安其心者，上也。

得安身而止至善也。

安身终在安心，安心则止于至善。而求安身心则必须反求诸己。

学者问“放心难求”。先生呼之即应。先生曰:“尔心见在，更何求乎?”

这显然是禅师接引学人的方式。他还有诗云:

人心本无事，有事心不乐。

有事行无事，多事亦不错。

知得良知却是谁，良知原有不须知。

而今只有良知在，没有良知知外知。⁽⁷³⁾

前诗尤可见禅宗“随缘任运”之洒脱，与六祖答卧轮诗⁽⁷⁴⁾有异曲同工之妙。后诗则强调良知本有，不假外求，须反求诸己而自得，此仍是禅宗之奥义。艮出身于社会底层，故对读书的态度，也多类似于慧能。他说:“天下之学唯有圣人之学好学，不费些子力气，有无边快乐。若费些子气力，便不是圣人之学，便不乐。”⁽⁷⁵⁾他告诉人们的不是不读书，而是圣贤之书易读，易学，不费力气且快乐，否则便不是圣人之学。此说够标新立异的，但也是禅宗随顺自心的意思。

至于王艮讲“百姓日用即道”，显然是禅宗“一切现成”的思维方式对王学渗透的结果，也是禅宗超越精神入世转向的过渡形式。他强调“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其目的正在于假禅的思维，肯定世俗活动的合理性，但又绝不落入世俗的网络之中。这与禅宗末流把否定的超越精神，变成对现实全部肯定的倾向是不相同的。正如他说:

有心于轻功名富贵者，其流弊至于无父无君；有心于重功名富贵者，其流弊至于弒父与君。⁽⁷⁶⁾

王艮并不认为视功名富贵如浮云是正确的，但他更鄙视醉心于功名富贵者，一切都应当随顺自然，不执著任何一端。看起来，也可以说他比禅家还要禅化了。

艮子王襞，号东崖。王守仁令其师事德洪、王畿。王艮去世后，遂继艮之讲席。归则于扁舟村落，歌声振荡于林木之间。其有言曰:

鸟啼花落，山峙川流，饥食渴饮，夏葛冬裘，至道无余蕴矣。

鸟鸣花谢，饥餐困眠，无不是道。舞雩气象之中，禅意毕现。⁽⁷⁷⁾

及艮之门者有徐樾、王楝。樾有门人赵贞吉，其言大多与禅师无异。更有贞吉弟子邓豁渠，“闻良知之学，不解，入青城山参禅十年”，俱可见泰州学派，挣脱名教之羁络，使阳明禅和光同尘而为时代风尚。

樾有弟子颜山农，农之高弟罗汝芳，字帷德，号近溪，与王畿齐名曰龙溪、近溪二老。有谓“龙溪笔胜舌，近溪舌胜笔……虽素不识学之人，俄顷之间，能令其心地开明，道在现前”。罗氏江西南城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进士，知太湖县，擢刑部主事，出守宁国府。先后从学于颜均，谈理学，师事胡清虚，谈烧炼，师僧玄觉，谈因果与单传直指。万历五年(1577年)，讲学广慧寺，朝士多从其学者。后往来两浙、金陵、闽广，益张扬王学。万历十六年(1588年)崩，年74岁。

罗汝芳“早岁于释典玄宗，无不探讨，缁流羽客，延纳弗拒”，又曾师事禅僧玄觉，于禅学又在泰州诸子之上。“其守宁国，集诸生，会文讲学，令讼者跏趺公庭，敛目观心”⁽⁷⁸⁾。古人以《春秋》决狱，罗氏以禅观治讼，也可以说是禅风独具。

汝芳之学，“多归于赤子之心”⁽⁷⁹⁾。此赤子之心即禅宗的平常心，亦本于禅宗清净自性，本来面目之说，也开启了李贽童心说之思路。所谓“赤子之心”，即不学不虑，天然而成，与天地万物同体，彻形骸，忘物我，生生不息，人人本具，浑沦顺适的心体，其实也就是王守仁所谓的良知。“然所谓浑沦顺适者，正是佛法一切现成”，故论者谓之“真得祖师禅之精者”。⁽⁸⁰⁾

其也曾引《坛经》智如日，慧如月，自除迷妄，内外明彻之说，谈此赤子之心。他说:

当其觉时，即迷心为觉；则当其迷时，亦即觉心为迷也。夫除觉之外，更无所谓迷，而除迷之外，亦更为所谓觉也。故浮云天日尘埃镜光，俱不足为喻。

觉外无迷，迷外无觉，觉迷浑沦一体，更似禅家超越对立的思维方式，即便是僧人，也常常存有觉、迷的对立，所以他不同意浮云天日之喻，而认为:

若必欲寻个譬喻，莫如冰之与水犹为相近。吾人闲居，放肆一切利欲愁苦，譬则水之遇寒，冻而凝结成冰……是心开朗，譬则冰之暖气消融，解释成水……冰虽凝而水体无殊，觉虽迷而心体具在，方见良知宗旨贯古今，彻圣愚，通天地万物而无二、无息者也。⁽⁸¹⁾

罗氏以水喻赤子之心，以冰水之变喻心之迷觉。依禅的观念来衡量，其泯绝对立、浑沦圆融，显然在浮云日月以及尘镜之上。近溪之学同样比禅家还要禅家了。冰水之喻应当成为禅学中的不刊之论。汝芳也无愧为“得祖师禅之精者”。

汝芳之门有周汝登，初见汝芳，汝芳即授以大型佛教类书《法苑珠林》。汝登参禅，且多言佛理，其以灯、光喻物与太极同体，也有汝芳冰水之喻的妙趣。周门下又出陶望龄，其与焦竑书云:“古人见性空以修道，今人见性空以长欲，可叹也。”⁽⁸²⁾于是引湛然圆澄、密云圆悟之说，张皇王学，禅风益盛于东浙，亦使之流于清谈之列。王学遂失其传，阳明禅也就如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