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舶来品”到初步的中国化

中国近代历史告诉我们，鸦片战争以后，封建统治者丧权辱国，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社会战乱不断，国家积贫积弱，人民饥寒交迫。当时，中国最大的实践就是进行救国救民的革命，完成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历史任务。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等一系列革命的尝试及其失败说明，小农阶级和资产阶级是领导不了这种实践和完成不了这一历史使命的。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向西学得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的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变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20]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活动和他们的思想，已开始零星地被介绍到中国。1899年，《万国公报》曾提到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思想。其后，梁启超、李大钊等人，都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和著作做过片断的介绍。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也多次谈到马克思的著作和思想。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社会条件的局限，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得到传播。一些知识分子介绍马克思主义时，往往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去理解，而且这种介绍当时只在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中发生影响，广大人民群众对此一无所知。所以，这个时期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虽然开始传入，但对中国人民的思想和生活还没有产生什么作用。

十月革命的胜利，鼓舞了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的中国人民。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适应着新的革命斗争实践的需要。我国先进的、革命的知识分子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以极大的热情，向中国人民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的知识分子还身体力行，到工农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这些组织成立后又成为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阵地，它们有组织地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创办刊物，千方百计地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工人群众中去。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一开始就是作为观察中国命运、指导革命的工具被介绍过来的，因而科学社会主义和唯物史观首先得到广泛传播。这种传播是同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的斗争实践日益相结合的。在这种传播过程中，产生并锻炼了中国的第一代共产主义者，青年毛泽东、李大钊、陈独秀、李达、周恩来等人就是突出代表。他们在思想理论上推崇马克思主义，在行动上担当起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任务，其中李大钊是最杰出的代表。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李大钊先后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大量宣传唯物史观的文章，并利用大学讲坛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些文章和讲稿中，李大钊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物质财富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的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阶级与阶级斗争等基本原理做了比较全面、系统的阐述，说明了人民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经济是社会阶级和社会生活变化的最后原因。李大钊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出发点，是社会哲学的出发点。1924年，李大钊写了唯物史观的专著——《社会进化史》，论述了家庭、财产、国家的起源与进化，说明了生产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国家、道德等上层建筑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更，并认为资本主义必然向共产主义发展。通过李大钊等人的努力，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批判了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唯心史观，引起了中国哲学的深刻革命，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做了理论准备。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实际上已经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