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是什么

从前面九章内容看，我们对马克思学说以及国外学者对它的理解作了多层次的生存生态学解读，揭示了生存生态学解读在某种意义上的可能性和有效性，这为深入理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十分有益的理论资源。

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科学内涵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我们一定要更加自觉地珍爱自然，更加积极地保护生态，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新时代”^[1]。这在客观上标志着我们党向世人庄严地宣告：社会主义一定能够建设真正的生态文明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新时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必将成为现实！问题在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为什么是可能的？具有什么样的科学内涵和新时代特征？我们如何努力开展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众所周知，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概念出现之前，国内外学者一直使用“生态文明”概念，并且对“生态文明”概念的含义作了许多界定，比如有学者提出：“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2]也有学者提出“生态文明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生态文明，一般限于经济方面，即要求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而广义的生态文明，则囊括了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这不仅要求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而且也要求实现人与人的和谐，是全方位的和谐，尤其追求社会公正”^[3]；还包含了“人类保护自然环境和生态安全的意识、法律、制度、政策”以及“维护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技术、组织机构和实际行动”^[4]。如此等等的概念含义，是否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概念含义？

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国绝大多数学者实际上将生态文明的上述基本含义当作“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概念的基本含义，换言之，人们很多时候都是将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等同起来看待，亦即从生态文明角度来理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与此相比较，郇庆治先生则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上来定义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郇先生曾经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一种更激进的绿色选择？》一文中明确地提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一个由生态文明了“社会主义”加前缀而形成的复合概念。他认为，我国建设的生态文明不同于西方国家建设的生态文明，前者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后者是“资本主义生态文明”。其理由是：其一，在过去较长的时间里，西方国家已经在环保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而且他们那里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许多‘生态文明’的现象碎片或向‘生态文明’转型的征兆迹象”^[5]。不过，这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进行的，又是服务于资本主义发展，因此这是资本主义生态文明。其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应当是一种比资本主义生态文明更加符合生态规律与原则的文明化生存生活方式，因而体现并代表着人类文明的未来”^[6]。因此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不可能套用西方国家的模式，必须走出一条符合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路子，我们建设的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其三，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重心是“社会主义”而不是“生态文明”，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被“界定为反对和试图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思想与实践努力”^[7]。郇先生还强调道，讨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概念，“就像讨论‘生态文明’概念时一样”，可以把它“简化对‘社会主义’概念本身的讨论”^[8]。

问题的关键在于，到底有没有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与资本主义生态文明的分野？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

我们认为，理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确需要抓住“社会主义”一词，但这不等于我们同意郇庆治先生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与资本主义生态文明之说。事实上，不可能形成资本主义生态文明，因为资本主义发展本质上是反生态的^[9]。人们知道，由于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以及它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与生态文明相冲突，因此，尽管他们在保护自身环境上做得卓有成效，甚至形成了某些所谓生态文明的“碎片现象”，但是凭此就断定西方国家建设的是资本主义生态文明，那岂不是自欺欺人之谈。从实质上讲，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环境保护工作着眼于自身生存而不是全人类生存，着眼于自身的生存环境而不是整个人类的生存环境；尤其要注意，他们的环保成绩是以牺牲第三世界国家的生态环境为代价而取得的，甚至不少地区都因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恶行而出现了不可修复的环境问题。一句话，西方发达国家的环保工作既不是创建生态文明社会，也不是创建所谓资本主义生态文明，而是继续发展资本主义。既然不存在资本主义生态文明，那么理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又何必教条地站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与“资本主义生态文明”的二元分野中去进行呢！

由此来看，正确地理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还需要抓住以下三个方面内容：

第一，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说过，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10]。这实际上指出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不再像以往人类文明那样仅仅追求和服务于少数人的利益，而是惠及整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利益的，为全民族、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而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真正意义的人类文明，是为着创建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11]。

第二，胡锦涛同志还强调道：建设生态文明，“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尤其需要“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这实际上提出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绿色生存观。正因此，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坚定地要求人们“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控制开发强度，调整空间结构，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人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12]。

第三，胡锦涛同志还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同国际社会一道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13]和环境问题。这实际上提出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坚决反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霸权和生态帝国主义行为，反对它们在环境保护方面制造世界的不平等发展，同时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又积极且坚定地倡导全世界人民平等地利用环境资源和共同地应对环境问题的公平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真正意义的生态正义原则，是为着创建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社会，真正实现了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14]。

要言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人类追寻的和谐的、可持续的社会发展方式，真正的人类文明。因此，唯有社会主义，才能够建设生态文明；唯有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才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选择，也是现实社会发展的合理选择！我们一定要努力创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二、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重要意义

从以上内容上看，加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符合人类历史进步规律的要求，因而它能够创建一个更高、更新、更好的新文明。众所周知，人类文明历经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漫长发展岁月，才逐步摆脱了野蛮和蒙昧，摆脱了大自然的制约，迈出了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第一步。然而，无论原始文明、农业文明还是工业文明，它们自身都还存在这样那样的先天性缺陷，在客观上制约了人类实现真正的解放，因此如果人类长期停留或者满足于上述任何一种文明，人类非但不能实现自身的解放，更不能彻底地消除一直存在的生存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讲，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都表征为人类文明史的一个个“路标”，一个个具体的历史阶段。正因此，人类今天虽然正处于工业文明的发展状态中，相对于农业文明来说它是非常先进的、优越的人类文明类型，但是它反而对人的解放设置了更加严厉的限制条件，甚至扭曲了人的力量和本性，阻断了人的解放道路。也就是说，工业文明必然要被另一种新兴文明所取代，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生态文明，而且必然被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所取代。人们应该知道，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不仅超越了以往任何类型的人类文明，而且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缺陷性，是人类历史进步的一个新文明发展阶段。假如说人类可以选择建设所谓的资本主义生态文明，那么从人类史角度看我们的历史必将一直处于资本主义阶段，这就像哈贝马斯所说的，我们今后的社会不过是更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绝对不是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虽然生态文明萌芽于资本主义社会后期，但它兴起于社会主义社会，兴盛于共产主义社会，这一历史走向符合人类历史进步的总方向、总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讲，生态文明建设本质上应当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而不可能是建设所谓的资本主义生态文明。

第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顺应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因而它能够有效地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邓小平说过，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一思想也深刻地体现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之中。一方面，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提出合理地转变社会发展方式，包括国民经济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都需要做出根本性的扭转，通过科学的空间布局，节约集约利用资源以及技术创新，以期实现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提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通过制度创新和公平、平等地施行，“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以期实现全人类的永续发展。正因此，胡锦涛同志强调道：“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人们知道，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使得我国全社会在整体上有着显著的进步，但是也出现了许多严重的发展问题，比如环境污染、资源能源短缺、气候异常变化、风沙和沙漠化日益严重等问题，这些问题已经严重地制约着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长远发展。严重的问题还表现在，上述种种不良现象已经诱导许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质疑，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了他们对这条道路的信心。这就启示我们，加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要知道，虽然这种“质疑”多半源于某些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误解，甚至曲解，但是它也是人们对时下严重的生态问题的一种理性回应，因此我们对此应当给予重视和思考，积极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性和可行性，而加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正是顺应了这一情势的需要，当然，也是顺应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是引导全面准确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需要。我们国家情况复杂，人口多，底子薄，加之过去的社会主义建设没有明显的环保意识和可供借鉴的环保经验，这才出现了这样那样的环境问题，但这类环境问题并不是社会主义本质的派生物，也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派生物，而是我们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认识不足、经验不足和管理不足所造成的消极后果。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提出加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恰恰是为着全面准确地理解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是为着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也是为着增强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信心的。重要的是，我们在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之前提下，通过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方式的创新，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起来。

第三，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霸权主义的有力回击，同时也是为着建构符合全人类利益要求的生态正义和生态价值观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持。人们知道，西方发达国家在今天往往以自身比较成功的环境保护工作为资本，在世界舞台上抢占环保的话语权和主导权，推行生态霸权，同时又据此蛮横无理地指责发展中国家破坏了环境，强迫发展中国家承担超出自身能力和责任的环保义务。其实，今天的环境问题主要根源于西方发达国家长期以来以牺牲他人环境为代价来换取其自身发展，他们理应更多地承担环保的责任和义务，可他们却千方百计地为自己开脱罪责。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西方发达国家通过资本主义方式取得了环境保护的某些成效，甚至出现了某些生态文明的“碎片现象”，但是这类“碎片”不仅算不上真正的生态文明，而且西方发达国家压根儿就不想为全人类建设真正的生态文明，比如美国拒签《京都议定书》和退出《里约公约》等国际环保公约以及故意阻挠和破坏历次国际气候大会的顺利召开等，都一次次有力地证明了西方发达国家的自私、虚伪和霸道。由此来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西方发达国家的环保模式不是值得人们去仿效的最优模式，因而，在全球的环保上需要全世界人民共同努力，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创新环保模式，但就是不需要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野蛮行径，更不需要它们的新帝国主义式的环境保护方式。在这里，坚持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之路，是一条可行且有效的环保之道。从20世纪的全球环境历史来看，也只有在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前提下，积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才能彻底解决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环境问题，实现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和谐发展、协调发展、持续发展，也才能建成符合全人类利益要求的真正的生态文明。因此，不论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其他社会性质的国家，在环境保护上，就像前文所述，人们都应当遵循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本质要求。尤其是我们自己，更应当看到我们自身的长处和优势，努力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展示我们的自信和自主权，包括展示我们的社会主义生态智慧和生态觉悟、社会主义生态价值观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

简而言之，我们一定要坚信，建设符合全人类利益要求的生态文明，就只有通过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才能获得最终的实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是正确的选择，而且是能够成功的。

三、“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新时代”重在建设

作为崭新的人类文明类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在本质上是可建设的，尤其将着力点置于建设环节。只有通过实切的建设工作，才能创建一个真正的生态文明社会，真正实现人类的可持续生存与发展。

第一，把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当作一项重要的基本国策来抓。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为着又好又快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着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人们知道，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和最终实现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为行动任务，实际上，这也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行动任务，因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实际上体现为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际地体现为协调好人与人的关系，这两方面的综合效果就表现为对“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这就是“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理想生存状态，也就是生态文明社会状态。正如韦建桦先生所说，建设生态文明社会之所以“是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和重要特征之一”^[15]，就在于：一方面“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种种危及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灾难性弊病”^[16]，另一方面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保障人从根本上摆脱动物界，变动物的生存条件为人的生存条件，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薛晓源、李惠斌先生强调过，虽然“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保证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要使人与自然从‘对抗’（Antagonismus,Konfrontation）转变为‘和解’（Vers hnung）”，但是只要“人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认真的探索”^[17]，那么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关系必定能走向真正的“和解”状态；只要在社会主义制度引导下，那么“人们有可能自觉地对唯利是图、急功近利、目光短浅的生产方式和经济行为逐步实行彻底的变革，同时对自身的伦理观念、道德意识和行为方式自觉地进行相应的反思和更新；人们经过长期的、往往是痛苦的经验，经过对历史材料的比较和研究，坚决杜绝以往统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穷奢极欲的挥霍之风，渐渐学会认清自己生产活动的间接的、较远的社会影响，从而有可能去控制和调节这种影响，以保证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共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推动人类文明持续健康地发展”^[18]。正因此，“马克思恩格斯以满腔的热情憧憬和展望社会主义社会，‘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19]。

第二，把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当作实现社会发展方式转型来抓。众所周知，科学发展观是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新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具有丰富的、科学的内涵，重要的是它把生态文明建设与转变社会发展方式结合起来，强调了二者的辩证统一关系，也就是说，从本质上讲，生态文明建设与转变社会发展方式是互为前提的。换言之，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既是人类历史的必然趋势，也是社会发展方式变革的必然要求，这是因为它们的核心任务都着眼于促进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关系走向真正的“和解”，着眼于促进人与自然的共存共荣以及社会各方面的协调发展；尤其是，在围绕生态文明建设的总目标下，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实现由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产业、由资源能源依赖型和高污染产业转向绿色产业，达到节约资源能源，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保障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和维护社会生活的平衡。首先，需要摒弃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老路，创新现代化建设的新思路，走绿色现代化道路。一句话，我们的现代化不能再重蹈西方现代化的覆辙，一定要避免那种“三高一低”的老路。其次，努力转变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方式，发展绿色的生态经济，创建绿色的生态生活。一方面坚持集约化、生态化的发展方式，另一方面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与资源循环利用的产业，通过物质的不断循环与反复利用达到以最小的资源投入和最低的资源消耗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再次，用“全球尺度”^[20]来联合世界各民族实现全球的平衡发展。生态危机、环境问题也是全球性危机，对整个地球生命都会产生深刻影响，这就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创建一个“平衡的和联合的”发展方式。所谓“联合发展”在名义上就是指共同开发、共同获利、共同发展。因此，构建真正的联合发展模式，需要人们从国际正义出发，以生态正义为导向，构建真正的世界一体化发展模式。比如，加强国际技术合作与探索，提高全球性资源的有效利用率，使节约和高效利用资源成为现实；通过国际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加快世界分工的科学化和合理化进程，推进国际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合理布局，不仅大力发展绿色产业，而且要使得世界各地都能发展起绿色产业；通过国际社会的多层次多维度的合作，加强国际环境立法，使得国际社会的环境资源与质量的评估、预测、规划与保护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推进全球环境质量的迅速改善和提高。这些都意味着我们需要在全球尺度下开展一场深刻的生态革命，率先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抛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那种“先发展、后治理；先破坏、后建设”的发展模式，积极地转向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模式，探寻生产与消费的和谐关系，促进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争取实现现代化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第三，协调好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我国科学工作者说过：“中国土地政策存在‘三元悖论’，即在满足粮食安全、城镇化发展、生态保护三者的土地需求之间存在冲突”^[21]，这是长期以来重视物质文明而忽视生态文明和其他文明的后果。西方学者批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错误政策和意识形态导致了生态危机。这就揭示了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没有得到健康发展所致的后果。现在看来，社会发展不仅要重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更需要从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来认识和实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因而，不只是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放在一起抓，更重要的是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标杆来统筹人类文明的各项内容，促使各部分协调、健康、可持续地发展起来。一个真正的文明社会，它首先必须是生态文明社会，也就是说，不论我们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取得了何种程度的进步，只要它们还处于单方面的进步序列上，那么这个社会就算不上真正的文明社会，更谈不上是生态文明社会。从当今世界的发展来看，西方发达国家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成就不可谓不大，更何况它们的生态环境建设也搞得很不错，难道说它们的社会就是真正的生态文明社会吗？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唯有以生态文明为标杆，科学地谋划和建设人类文明的新思路，科学地安排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全面协调地推进其他方面的合理发展，才有可能创建一个真正的文明社会，否则，非但不能建设这样的社会，反而会造成社会的畸形发展：要么出现经济繁荣、物质富有与精神空虚、道德堕落、生态危机相并存的怪现象，要么既贫穷落后又遭遇生态危机和环境恶化，要么环境保护良好而社会经济无起色等，这些都有违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宗旨。因此，为了保证我国社会和谐健康的发展，必须积极探索统筹兼顾、全面发展的新思路，切不可急于求成，在具体工作中，要做到从易到难，从基础到复杂，做好每一时期、每一阶段的相关工作，确保各期各项工作循序渐进地展开。

第四，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要知道，生态文明建设包括保护生态环境和利用生态资源两个方面，无论哪个方面的工作，都需要规范化、合乎法律要求地进行。如果没有科学合理和可操作的制度规范，那么在实际工作中就难以有效地治理环境问题，也难以有效地防范工作失误的发生；同样，如果没有健全的法律制度，也就难以有效地威慑和打击那些无视环境保护的违法犯罪行为。还是党的十八报告说得好：“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22]。那么，如何“依靠制度”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呢？第一，加快建立健全关于国土资源的规划、开发、管理和监管四个方面的法律法规制度建设，这就需要我们不仅仅着眼于国家层面的整体制度建设，还需要大力抓好地方层面的相关制度建设。第二，进一步完善关于国家与地方的社会经济生活规划与监管方面的法律法规制度和协调制度建设。第三，完善各项专门性的法律法规制度，比如水资源、耕地、森林、矿产等方面的规划、开发利用、监管制度，比如相对应的评估制度、监控制度、补偿制度、奖罚制度。第四，建立健全群众参与监管的法律法规制度，确保人民群众参与的有效性和积极性。第五，进一步强化目前正在施行的奖惩制度，加大奖惩力度。第六，制定可行的制度，确保生态文明建设的宣传工作常态化、实效化。第七，建立健全相应的组织制度和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制度。第八，建立健全国际合作与协调制度，做到有计划、有组织、有规范地引进国外先进的环保经验和技术，提高我国的环保质量。

【注释】

[1]胡锦涛，《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载《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

[2]姬振海主编：《生态文明论》，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页。

[3]薛晓源、李惠斌主编：《生态文明研究前沿报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3页。

[4]薛晓源、李惠斌主编：《生态文明研究前沿报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3页。

[5]郇庆治主编：《重建现代文明的根基——生态社会主义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61页。

[6]同上，第264页。

[7]同上，第260页。

[8]同上，第260页。

[9][美]约翰·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14页。

[10]胡锦涛，《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7页。

[12]胡锦涛，《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

[13]胡锦涛，《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4页。

[15]薛晓源、李惠斌主编：《生态文明研究前沿报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页。

[16]薛晓源、李惠斌主编：《生态文明研究前沿报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页。

[17]薛晓源、李惠斌主编：《生态文明研究前沿报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页。

[18]薛晓源、李惠斌主编：《生态文明研究前沿报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页。

[19]同上，第10页。

[2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科学院编：《未来10年中国学科发展战略：资源与环境科学》，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46页。

[21]同上，第20页。

[22]胡锦涛，《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