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般而论，生态革命是着眼于消除那些导致环境问题的消极因素。福斯特却认为，生态革命的首要任务是清除资本主义的不道德的积累体制。因此，生态革命的斗争中心应当是变革资本主义的积累体制。福斯特坚信：“在发达的社会经济体制下，与环境建立可持续关系的社会生产方式是存在的”，只是现行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阻碍了这种变革”[95]，因此，“我们今天正在看到对全球范围内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进行生态批判的崛起”[96]。
一般而论，生态革命是着眼于消除那些导致环境问题的消极因素。莱易斯认为，首先革除的是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自然的控制”观念；高兹认为，首先革除的是资本主义奉行的“生产越多越好，消费越多越幸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詹姆斯·奥康纳认为，最应该革除的是资本主义的分配性正义原则。福斯特却认为，生态革命的首要任务是清除资本主义的不道德的积累体制。依他之见，生态革命本质上是为着“创造全球性社会，以提升整个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地位，使自然与人类社会高于资本积累，公平与公正高于个体贪婪，民主制度高于市场经济”[91]，确保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然而“当今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内含的生态帝国主义倾向的迅速全球化”已经导致严重的生态危机，严重的是它还导致人类“对地球某一区域依附感的失落”[92]，因此“如果不直面这种更高的不道德，就不可能在地球保护方面取得任何持续进展”[93]。从这个意义上讲，“能解决问题的不是技术，而是社会经济制度本身”[94]。因此，生态革命的斗争中心应当是变革资本主义的积累体制。福斯特坚信：“在发达的社会经济体制下，与环境建立可持续关系的社会生产方式是存在的”，只是现行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阻碍了这种变革”[95]，因此，“我们今天正在看到对全球范围内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对所有将生态和人类福利简化为单调的生产过程）进行生态批判的崛起”[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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