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对自然的影响是其重要渊源，因为无论是通过成本外化还是自然内化于经济，都是为了资本的无限增长”[36]，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经济必然会不接受“自身以外的任何阻碍，只一味追求扩大它的影响范围而不考虑对生物圈的负面作用”，或者说，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自然被简化为单纯的金钱关系”，而不是“按照更多更广泛的生态原则对待自然”[37]。因此，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世界规模扩张，“我们面临的生态问题也越来越多，其规模也越来越大”[38]。这就告诉我们，由于自然不是在市场上可以出售的商品，“在很大程度上它也不能成为私有财产”，而且“环境物品的配置需要国家的调节”[39]而不是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允许‘盈亏底线专制’主导我们与整个自然关系的企图都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40]。
这就说明，资本主义与生态危机的关系既是直接的价值关系又是直接的因果关系。事实也证明，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世界规模扩张，“我们面临的生态问题也越来越多，其规模也越来越大：全球变暖、臭氧层破坏、物种灭绝、遗传多样性减少、热带雨林丧失、沙漠化、有毒废料扩散、海洋污染、环境健康下降等。虽然这些问题在许多方面是各自独立的，但它们之间却是相互联系的，其中商品经济对自然的影响是其重要渊源，因为无论是通过成本外化还是自然内化于经济，都是为了资本的无限增长”[41]。究其原因还在于，资本主义是一个自我扩张的价值体系，其“经济剩余价值的积累由于根植于掠夺性的开发和竞争法则赋予的力量，必然要在越来越大的规模上进行”[42]。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就不会接受“自身以外的任何阻碍，只一味追求扩大它的影响范围而不考虑对生物圈的负面作用”。这种情况“并不是作为环境资源的大部分自然尚未纳入经济的问题，而是越来越多的自然被简化为单纯的金钱关系，没有按照更多更广泛的生态原则对待自然”[43]。马克思在描述资本主义社会时也写道：“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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