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危机问题

早期的生态学着眼于自然环境（乃至生物圈）的系统构成和功能问题的研究。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起，生态学则将环境问题（尤其是生态危机）作为其重要研究对象。从外因看，这种选择缘起于西方生态主义和环境保护主义运动的兴起；从内因看，这种选择缘起于自然环境和生物圈的内在变化，即生态危机的日益严重化，以及这种变化对人的生存与发展所构成的损害程度越来越大，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和深深担忧。

要知道，生态危机并不是纯粹的自然环境的危机。即便在西方生态主义理论（包括生态社会主义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中，也有不少学者持有类似的看法，比如威廉·莱易斯、本·阿格尔、詹姆斯·奥康纳、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大卫·佩珀、安德烈·高兹等学者都选择了从人文生态学意义上理解生态危机。在他们看来，生态危机其实就是人的生存危机。我国学者吴国盛先生也提出过类似观点。他提出：“环境和生态问题事关人类的生存大计”^[25]。他还认为，很多国外生态学理论都把生态问题与人的生存问题结合起来思考，这种“结合”不仅富有启发意义，而且表明生态危机问题本质上关涉着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换言之，它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环境问题，在实质上是关于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亦即是一个社会发展问题，否则，人类不会如此为环境问题所困扰，也不会如此重视环境，更不会如此卖力地去解决它。他写道：

在世界环境运动史上，有许多绿色著作以其对生命和自然的深刻体悟、对美丽荒野的细致描绘、对家园毁损和生存危机的忧患意识、对现代生活观念的历史性反思，感动过成千上万的读者，激励他们自觉投身于环境保护的事业中……正是这些书籍的广泛传播，在一定意义上改变着整个人类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促成了一系列国际性环境保护机构和组织的酝酿成立及国际性环境保护运动的风起云涌，也在一定意义上延缓了某些环境劫难的发生时间……^[26]

在这里，吴国盛先生将环境问题视为人的生存危机，将之视为反思其他环境理论和生态学理论以及现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的现实基础。这也告诉人们，生态危机不是纯粹的自然系统故障问题，而是人的生存与发展在现代社会发展中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乃至困境。

一般说来，从生态主义视角看，生态危机仅仅指生态系统的秩序和功能出现了紊乱，从而危及生态系统及其中的存在物的存在。因此，人之所以对生态危机产生极大的惊慌正源于人是生态系统中的一员，作为这个系统的存在物，它的生存必然受到生态危机的影响，这样一来，生态主义就把人的生存危机与纯粹的环境灾变等同起来了。就非人的自然存在物说来，环境灾变是它们的存在危机，但是这种危机不能直接被看作人的生存危机。就人说来，环境问题始终与人自身的实践活动相关联。这就意味着生态危机是人的生存危机，也是环境危机，根源于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的相互制约而出现的异变，这是经由人的劳动改变过的历史过程。就像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61—1863）》中所说的那样：“甚至大多数被看作自然产物的东西，如植物和动物，它们现在被人类利用，并处于重新生产的形式，也是经过许多世代、在人的控制下、借助人的劳动不断使它们的形式和实体发生变化的结果。”^[27]

依马克思之见，人不是纯粹的自然存在物，虽然他与自然界之间有着相通的内容，即在人身上有一个自然界存在着，这个自然界与人外在的那个自然界是相通的，且持续进行着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活动，但是这一切都不是直接的自然界活动，而是经由人自己的劳动完成的历史过程，重要的是这种活动不是纯粹的自然存在物所可能具备的独特内容，而是人类自身的劳动活动把人所在的自然存在物与先在自然界的存在物区别开来，也把人自身与先在自然界存在物相区别。正因为如此，自然存在物经由人的劳动活动的作用之后就不再是纯粹的自然存在物，亦即它们不再是先在的自然存在物，而是作为人的生存内容的、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自然存在物，就是说，在经由人的劳动活动作用之后，自然界的存在物就不再是先前那种纯粹的自然存在物，而是人的自然界存在物。正如马克思所写的那样：“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就是说，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他必须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28]何谓“人的自然存在物”、“类存在物”？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涉及人的生存方式问题。

要知道，属于“人的”自然存在物，虽然仍然具有某种自然性，但是它的生存方式已不再是纯粹的自然存在，而是经由人类的劳动而存在的。劳动是人之为人的存在方式，也是人作为类存在物的生存方式，处于这一方式下的人是“自为地存在着的”，是在自己的劳动活动中消灭自己又实现自己。这是一切纯粹的自然存在物所不可能拥有的本质性内容，也是费尔巴哈始终都不能理解的实质性内容，因为他不懂得人的实践就是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就像马克思曾经批判过的那样：“在这样的场合费尔巴哈从来不谈人类世界，而是每次都求救于外部自然界，而且是那个尚未置于人的统治之下的自然界。但是每当有了一项新的发明，每当工业前进一步，就有一块新的地盘从这个领域划出去，而能用来说明费尔巴哈这类论点的事例借以产生的基地，也就越来越小了。”^[29]由此可见，从根本上讲，生态危机不能被理解为纯粹的自然环境危机。在纯粹的自然状况下，无所谓我们所说的生态危机，生态危机本质上是在人的存在意义上提出来的，也是在人的活动中产生出来的，如果不了解这一点，就不仅不能了解世界历史的本质，而且也不可能了解人的本质。还是马克思说得好：

因为在社会主义的人看来，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产生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因为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即人对人说来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说来作为人的存在，已经变成实践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所以，关于某种异己的存在物、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即包含着对自然界和人的非实在性的承认的问题，在实践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30]

那么劳动为什么会导致生态危机呢？这是因为人的劳动是历史地发生的，是在一定条件下发生的，受到历史水平的限制和制约。就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所说：“动物和植物通常被看作自然的产物，实际上它们不仅可能是上年度劳动的产品，而且它们现在的形式也是经过许多世代、在人的控制下、借助人的劳动不断发生变化的产物。尤其是说到劳动资料，那末就是最肤浅的眼光也会发现，它们的绝大多数都有过过去劳动的痕迹。”^[31]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这个“上年度劳动”不是为人的生存服务的，就像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劳动被异化为人的异己力量而不断地奴役人、奴役自然，虽然异化的劳动仍然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人的生存方式，但它不是为了发展人反而成为消灭人的力量，那就不难理解，发生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异化劳动，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危机状况的真正根源所在，同时也是造成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亦即生态危机）的直接推手。

总之，生态危机从表面上看表现为环境危机，但是从实质上看，却是人的劳动危机，是人的生存危机的本真状态。由此来讲，生态危机应当成为生存生态学的研究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