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从建党起，就投入了争取民族解放的革命洪流中。一路走来，筚路蓝缕，苦难辉煌，共产党人如何才能历经九九八十一难，修成革命的正果？在白色恐怖的岁月里，共产党人难得有机会沉淀心思，静静地思考这些问题。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共产党人终于可以以抗日的名义获得合法性的存在。从1938年10月至1943年12月，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这一时期，国内的局势相对比较稳定，特别是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由于远离了抗日战争的主战场，获得了难得稳定的社会环境。为了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解决马克思主义到底如何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从1941年5月毛泽东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开始，到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止，以延安为中心，在全党范围内普遍开展了整风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有领导、有准备、有计划、有步骤的大规模整风运动，使全党受到了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
那么，为什么党要进行这样一场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呢？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事业继续前进的现实需要，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
首先，党内在指导思想上仍存在着分歧。这一时期，由于以前合作的经历和国共两党所代表的阶级利益的不同，毛泽东虽然赞成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但他认为我们不能过分相信国民党，必须时刻保持中共的独立性。1937年11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国内，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依仗着在共产国际的关系，对毛泽东提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应保持独立自主观点发出指责，提出了“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口号，主张对国民党作出让步。之后，他在洛川会议和政治局会议上，又一再反对洛川会议以来党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不点名地批评了毛泽东。由于王明手握共产国际指示这道圣旨，而共产国际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有着很高的威信，因此他的这种右倾思想一度占了上风，中国共产党内思想认识出现了混乱。而且，自遵义会议以来，我党没有来得及从思想方法的高度对造成过去党内历次“左”倾和右倾错误的根源进行深刻总结，此时抗日战争正处在最困难的阶段，为了实现党内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同心同德地战胜困难，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中共中央认为有必要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克服错误的立场、观点、方法。
其次，为了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1935年12月，我党召开了瓦窑堡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批判了成为当时党内主要危险的关门主义，提出必须克服党在发展组织中的关门主义倾向，必须在组织上扩大与巩固党。很快，中国共产党就吸收了大批新党员入党。从1937年到1942年春，党员人数从几万人迅速发展到80万，其中90%以上是抗战以后入党的新党员，这些党员大多数出身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由于这次吸收党员没有把社会成分作为主要标准，以至很多地主富农分子进入了党内。其中，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东西，他们的世界观还没有得到根本改造，缺乏革命斗争的实际锻炼，也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为了实现党内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同心同德战胜困难，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亟待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
最后，继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延安整风以前，我们党在处理中国革命问题时还不够成熟，教条主义仍然存在，时常犯一些“左”倾或右倾的错误，这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照抄照搬共产国际指示的结果。党内这些教条主义的表现，说明我们党还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尤其是1941年1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损失惨重。而在事变发生以前，毛泽东就制定了拟派15万精兵打到国民党后方去的计划，已达到先发制人的目的，但是这个计划最终被共产国际否定了，这件事深刻反映了党与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为了避免重蹈皖南事变的覆辙，毛泽东决定在全党范围开展一次整风运动，以使全党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从思想根源上破除将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和教条化的禁锢，从而尽快摆脱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过度干预。可以说，正是皖南事变的发生，促使毛泽东思考如何尽快改变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这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导火线。
鉴于以上原因，中央认为，为了党内在思想上、政治上和行动上的一致，为了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有必要发动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
中央对整风运动作了充分准备，也提出了具体要求。全党整风的主要任务是，以“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大力宣传唯物主义，宣传辩证法，端正党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和文风，最主要的目的是端正党的思想路线，从认识论的高度彻底清算党内的“左”、右倾错误，特别是清算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在党内的恶劣影响，教育全党干部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具体而言，整风运动经历了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为准备时期（1941年5月—1942年1月），是全党整风的准备阶段，这一阶段的重点是党的高级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阶段，在延安参加学习的高级干部120多人，核心干部40多人。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提出了改造全党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的任务，批判了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同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从政治路线上分清是非，达成基本一致的认识。全党整风的条件逐渐成熟。
第二个时期为全党普遍整风时期（1942年2月—1943年10月），大体上经过普遍发动、整顿学风、整顿党风、整顿文风、整风总结五个步骤，这五个步骤，是一个大致的划分，各单位根据自己的情况，学习的内容和时间上各有侧重，各不尽相同。整风运动在全党普遍进行，是从1942年2月毛泽东发表《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演说开始的。
第三个时期为总结历史经验时期（1943年10月—1945年4月），这一时期对于党的历史上的重大的错误进行彻底清算。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内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做出了正式结论。这个决议的通过标志着整风运动的结束。
在整风运动最后阶段的1944年三月十九日，恰逢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进京300周年的日子，郭沫若撰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首次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该文写的事件是，1644年（中国农历的甲申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领导的明末农民起义军经过16年艰苦斗争，终于攻占北京城，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明王朝覆灭。但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建立的大顺政权，在北京只存在了40天，就仓皇退出，一败涂地，最终全军覆没，留下千古遗恨，令后人每每痛心疾首。事隔300年后，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这一长篇史论文章中，深刻剖析了明朝灭亡的原因，揭示了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浴血征战、最终推翻明王朝，却迅速走向败亡的过程、原因和历史教训。文章指出，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虽在短时间内取得军事胜利，但却在胜利的凯歌声中滋长了骄傲情绪，因胜而骄、因胜而腐、因胜而讧，最终酿成了历史悲剧。1944年三月，文章在中国共产党第一张全国公开发行的大型机关报——重庆《新华日报》上连载后，立刻激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应。此时，中国抗日战争正处于胜利的前夕。以什么样的精神和姿态，迎接即将到来的胜利，是共产党人面临的新的重大考验。
《甲申三百年祭》为全党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免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提供了绝好的教材。远在延安的毛泽东非常赞赏这篇文章，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睿智，敏锐地体察到《甲申三百年祭》的深刻含义，4月12日毛泽东在为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作的《学习和时局》报告中，历数了我们党历史上因为骄傲而吃了四次大亏的教训，强调：“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延安《解放日报》全文予以转载，延安新华书店总店和各解放区陆续印发了单行本，并把它列为延安整风的重要文件。这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联合发出通知，号召党员干部认真学习，要求全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的态度，千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踏李自成的覆辙。”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要求下，全党对《甲申三百年祭》进行了认真学习领会，这对于全面夺取抗战胜利，以及胜利后继续保持清醒的头脑，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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