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当代解读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结尾，恩格斯借用摩尔根的话指出了文明时代的历史性及其必将被更高阶段的未来社会所代替的必然性，即“自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所经过的时间，只是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只是人类将要经历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教育的普及，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1010]既然文明时代具有历史性，必将被更高阶段的未来社会所代替，那么作为文明社会的概括的国家^[1011]也必然具有历史性，其存在的重要任务之一无疑将是为未来社会的实现创造必要的条件。因此，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描述出发，反观文明时代国家的任务与职能，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对国家作出当代解读，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当代条件下国家——尤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国^[1012]——的主要发展方向和任务。

(一)马克思恩格斯视域中的未来社会

关于未来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013]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一直未发生变化，甚至在《宣言》出版四十多年后，当马克思已经逝世而恩格斯被请求用简短的字句来表述未来的社会主义^[1014]纪元的基本思想时，恩格斯仍然写道：“除了《共产主义宣言》中的下面这句话……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015]由此可以看出，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共产党宣言》中的这句话始终是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最好描述。那么，这句话中所饱含的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核心观点是什么？在笔者看来，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未来社会是一个无阶级和阶级对立的社会。第二，未来社会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第三，未来社会是一个每个人都能自由发展，且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社会。

(二)由马克思恩格斯视域中的未来社会反观当代国家的任务与职能

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描述为参照物，文明时代的国家应完成怎样的历史使命？笔者认为，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大力发展生产力，为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实现未来社会创造物质条件。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将未来社会描述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1016]社会，间接指出了未来社会的无阶级和阶级对立的性质，在《论波兰问题》中，他们明确提出，“共产主义否认阶级存在的必要性；它要消灭任何阶级，消除任何阶级的差别。”^[1017]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再次强调，“随着阶级差别的消灭，一切由这些差别产生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也自行消失。”^[1018]

既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未来社会是一个无阶级和阶级对立的社会，那么在他们看来，消除阶级和阶级差别的必要条件是什么？回顾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著作可以看出，这一必要条件便是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分工。例如，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阶级的划分……是以生产的不足为基础的，它将被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生产高度发展的阶段为前提的”^[1019]，与此同时，“只要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被迫专门从事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掌管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国家事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1020]。那么，为什么生产的不足和分工的规律是阶级划分的基础呢？关于这一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其次，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1021]；分工的规律之所以是阶级划分的基础，是因为“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个人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人们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分工……给我们提供了第一个例证，说明只要人们还处在自发地形成的社会中，也就是说，只要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发的，那末人本身的活动对人说来就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原来，当分工一出现之后，每个人就有了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的、不受我们控制的、与我们愿望背道而驰的并抹杀我们的打算的物质力量”^[1022]，“只要实际从事劳动的居民必须占用很多时间来从事自己的必要劳动，因而没有多余的时间来从事社会的公共事务——劳动管理、国家事务、法律事务、艺术、科学等等，总是必然有一个脱离实际劳动的特殊阶级来从事这些事务；而且这个阶级为了它自己的利益，从来不会错过机会来把越来越沉重的劳动负担加到劳动群众的肩上”^[1023]。因此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生产的不足，消灭分工，“才有可能把劳动无例外地分配给一切社会成员，从而把每个人的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使一切人都有足够的自由时间来参加社会的公共事务——理论的和实际的公共事务”^[1024]，才能使“某一特殊的社会阶级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从而对政治统治、教育垄断和精神领导地位的占有，不仅成为多余的，而且在经济上、政治上和精神上成为发展的障碍”^[1025]，从而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1026]，“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1027]

事实上，以上述分析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在自己的经典著作中，早已从国家、现代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国家^[1028]三个层面，论述了文明时代国家的重要使命——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生产的不足、消灭分工，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例如，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恩格斯指出：“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现在我们正在以迅速的步伐走向这样的生产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这些阶级的存在不仅不再必要，而且成了生产的真正障碍。阶级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1029]在《资本论》第一卷、《哥达纲领批判》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现代国家’……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建立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1030]，“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1031]，在现代国家中，“资本家……作为价值增值的狂热追求者，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1032]在《共产党宣言》、《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1033]，“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034]，“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的必然的过渡阶段。”^[1035]

第二，大力发扬民主，为创建自由人的联合体创造政治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未来社会的第二个设想是，未来社会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那么，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视域中，什么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它有哪些基本特征？弄清这两个问题对于明确当代条件下国家的努力方向和主要任务至关重要。

关于未来社会的“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恩格斯在多个地方有过论述，但其中最简明扼要的概括当属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论述，即“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1036]。这一论述至少阐明了“自由人的联合体”的三点特征：

一是构成“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基本要素是作为“个人”、作为“自由人”的“生产者”，而不是作为“阶级的成员”的生产者。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在过去的种种冒充的共同体中，如在国家等等中”^[1037]，“某一阶级的各个人所结成的、受他们的与另一阶级相对立的那种共同利益所制约的共同关系”^[1038]，总是使个人“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阶级的成员处于这种共同关系中”^[1039]。而“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1040]，“在控制了自己的生存条件和社会全体成员的生存条件的革命无产者的共同体中……各个人都是作为个人参加的。它是各个人的这样一种联合(自然是以当时发达的生产力为前提的)，这种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1041]，“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1042]。

二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是生产者“自由”的联合体。既然“自由人的联合体”是生产者“自由”的联合体，那么首先就要了解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视域中，什么是“自由”？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指出：“克服这种障碍本身，就是自由的实现，而且进一步说，外在目的失掉了单纯外在自然必然性的外观，被看做个人自己提出的目的，因而被看做自我实现，主体的对象化，也就是实在的自由——而这种自由见之于活动恰恰就是劳动”^[1043]。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卡罗尔·C.古尔德(Carol C.Gould)认为，马克思《大纲》中的这段话最好地表达了马克思关于自由的观点，即自由包括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两方面，一方面，自由是克服阻力或障碍的过程，是通过个体活动把自身从自然需要和社会控制的外在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过程，是“克服……的自由”；另一方面，自由又是通过设计各种可能性并依之行动来“做……的自由”，是自我决定和自我实现。^[1044]以马克思关于自由的论述和古尔德关于马克思的自由定义的阐释为基础^[1045]，可以看出，生产者“自由”的联合体又可以解读为生产者从自然需要和社会控制的外在束缚中解放出来，实现自身的联合体。

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是生产者“平等”的联合体。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马克思恩格斯都曾表述过“自由人的联合体”应是生产者“平等”的联合体，应由“联合起来的个人”共同支配的观点。例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指出：“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做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这些前提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1046]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指出，在未来社会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中，“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1047]。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指出：“随着阶级差别的消灭，一切由这些差别产生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也自行消失。”^[1048]马克思恩格斯不仅阐释了“自由人的联合体”应是生产者“平等”的联合体的观点，而且还对“在过去的种种冒充的共同体中，如在国家等等中”^[1049]存在的不平等现象进行了揭示，以此与生产者“平等”的联合体相对比。例如，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由于它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1050]，在这里，“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他们之所以有个人自由，只是因为他们是这一阶级的个人。从前各个人联合而成的虚假的共同体……由于……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1051]。

从“自由人的联合体”是“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1052]，具有三点特征(即作为“个人”、作为“自由人”的“生产者”的联合体；生产者“自由”的联合体；生产者“平等”的联合体)来看，文明时代的国家至少需要完成两大重要任务。一是要大力发展生产力，把生产者从自然需要的外在束缚中解放出来，以使生产者具备作为“个人”、作为真正“自由人”(而不是作为“阶级的成员”)组成“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必备条件，以使生产者能够不受自然需要的外在束缚而在一定程度上“自由”地结合成联合体；二是要大力发扬民主，以使生产者能够不受社会控制的外在束缚、做到自我决定和自我实现，真正“自由”、“平等”地结合成联合体，而不再被划分为统治阶级和被支配阶级。其中，第一项重要任务——大力发展生产力，已在当代国家的任务与职能的第一方面中进行了专题论述，这里将着重论述第二项重要任务——大力发扬民主。

事实上，与我们上述从未来社会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反推出来的当代国家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大力发扬民主相一致，马克思恩格斯在自己的经典著作中，也多次强调，民主共和国是国家的最高形式，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将为未来社会管理上的民主、权利的平等的重要特征奠定坚实的基础。例如，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指出：“国家的最高形式，民主共和国，在我们现代的社会条件下正日益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它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最后决定性斗争只能在其中进行到底的国家形式”^[1053]，在《答可尊敬的乔万尼·博维奥》的信中，恩格斯再次强调，“马克思和我在40年间反复不断地说过，在我们看来，民主共和国是唯一的这样的政治形式，在这种政治形式下，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的斗争能够先具有普遍的性质，然后以无产阶级的决定性胜利告终”^[1054]；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055]，在恩格斯晚年为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所作的“导言”中，恩格斯强调，“《共产主义宣言》早已宣布，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是战斗的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1056]，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恩格斯指出：“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1057]。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如此强调民主制，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民主制是一切形式的国家制度的已经解开的谜。在这里，国家制度不仅自在地，不仅就其本质来说，而且就其存在、就其现实性来说，也在不断地被引回到自己的现实的基础、现实的人、现实的人民，并被设定为人民自己的作品。国家制度在这里表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1058]，“在民主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具有与它本身的意义不同的意义。每一个环节实际上都只是整体人民的环节”^[1059]，“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法律、国家本身，就国家是政治制度来说，都只是人民的自我规定和人民的特定内容。”^[1060]这样的政治制度将为“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1061]，即未来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打下“管理上的民主……权利的平等”^[1062]的坚实基础，从而实现“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1063]。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表达了对古代氏族制度的民主特质的感叹，即“这种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制度呵！……一切问题，都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大家都是平等、自由的”^[1064]，“雅典人国家的产生……使一个具有很高发展形态的国家，民主共和国，直接从氏族社会中产生”^[1065]，“德意志人究竟是用了什么神秘的魔法，给垂死的欧洲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呢？……使欧洲返老还童的，并不是他们的特殊的民族特点，而只是……他们的氏族制度而已。他们的个人才能和勇敢，他们的自由意识，以及把一切公共的事情看做是自己的事情的民主本能”^[1066]，等等。

第三，大力倡导互惠性的社会关系，为实现“每个人都能自由发展，且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社会”创造社会关系条件。

“每个人都能自由发展，且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是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未来社会的又一重要特征。关于未来社会的这一特征，马克思在其他地方也有过进一步阐述，例如，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指出，未来社会是“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1067]；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强调，在未来社会中，“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1068]，“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1069]。马克思的上述论述表明，在马克思的视域中，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是对前资本主义社会“人的依赖关系”和资本主义社会“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克服，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1070]，它不仅是一个人能够在其中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而且是一个每一个人都能在其中平等地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不仅是一个每一个人都能在其中平等地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而且是一个“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不仅需要相应的物质条件(生产力高度发展)、政治条件(民主政治)，还需要相应的社会关系条件，即互惠性的社会关系。所谓互惠性的社会关系是指，在这种社会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控制或支配关系，每一个人都不再把他人看作是一种工具或手段，而是看作一种目标本身；每一个行为者在意识上都承认并尊重个体差异和他人的规划，即不仅承认和尊重他人的追求自由的能力，而且承认和尊重他人实现这种能力的具体方式，承认和尊重他人的积极自由的发展。此外，互惠性的社会关系还是一种积极关系，通过实践活动来提升他人，帮助他人实现他/她的需要和目标，且每个个体提升他人的程度越高，他/她自身的发展就越大。^[1071]

既然互惠性的社会关系是实现“每个人都能自由发展，且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未来社会的必要条件之一，那么它便无疑成为了当代条件下国家的努力方向和主要任务之一。当代条件下的国家应该努力创建一种每一个体都意识到了其他个体的自由，并且赋予其他个体自由以促进其他个体的自由发展的社会关系，努力摒弃那种一个个体或群体控制其他个体或群体的社会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表达了这样的感慨，即“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总是表现为生产的目的”^[1072]，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对“人……总是表现为生产的目的”的复归，在那里，“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1073]。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也借用摩尔根的话表达了对互惠性的社会关系的向往，即“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教育的普及，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1074]，以至于最终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期望，即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1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