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法律思想对公民法律意识的消极影响

虽然先秦儒家法律思想中诸多优秀成分对促进公民法律意识的形成具有正面作用,但矛盾普遍性原理要求我们对待事物需要分析其两面性,用发展和联系的辩证眼光看待儒家法律思想,尤其是它的局限性对公民法律意识的消极影响。

(一)宗法等级,推崇礼治

先秦儒家推崇礼治,讲究遵守宗法人伦,维护等级秩序作为指导立法审判的根本原则。因此,儒家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等级名分。孔子首倡“正名”,要求纠正违反等级名分的混乱现象,反对犯上作乱,反对僭越。孟子宣称“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29]和“五伦”道德规范,不容背离。荀子则把确立“贵贱有等、长幼有差”^[30]的礼作为“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的“大本”。这样过于强调尊卑等级的思想阻碍了公民法律意识中无差别适用观念的形成,即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相冲突,同时也不利于自由平等、公共理性的法治秩序的形成。此外孔、孟尤重的“亲亲”宗法原则,一再强调“笃于亲”^[31],甚至当“亲亲”与法律冲突时仍然坚持“亲亲”,遵循“父为子隐,子为父隐”^[32]。这样的思想主张,虽然有利于当时国家的统治和社会秩序的维护,但就当今社会发展和公民法律意识的培育来看,严重违背了公平正义和权力尊严的精神内涵,与民主平等原则相背离。同时这种义务本位的法律思想过于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地位等级差别,过于强调服从和履行的观念,不利于唤醒公民法律意识中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更不利于实现个体独立的法律人格价值,抑制了法律关系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33],无法实现真正的平等、权力和民主。

(二)重德轻刑,讲求人治

在统治方法上,先秦儒家提倡“为政以德”和“以德服人”,应用到法律与道德上,即成为明显的重德轻刑,突出德治、人治的作用。孔子主张“导德齐礼”,虽也有“宽猛相济”之论,但在一般情况下,他总是强调德化的作用,后来演化为“德主刑辅”的思想,同时,孔子坚持“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34]。认为人的地位先于法律。而孟子的仁政思想也继承了孔子的观点,肯定“为政在人”“其人存则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35]。作为先秦“贤人政治”的倡导者,他提出“惟仁者宜在高位”^[36]。而荀子在此基础上提出“明德慎罚”^[37],并且认为治理国家关键是“人”,“君子者,法之原”^[38],提出了“有治人,无治法”^[39]的著名论断。而在此思想观点影响下,秦汉之后,董仲舒又确立了“原心论罪”的审判原则,即“原情定罪”,审判断案的依据不是法规,而需要法官考察人性的善恶,不是法理而是人情成了判案的逻辑前提。儒家的这些思想忽视法治,强调德化和人治的思想,“使道德高于法,法律在中国人心目中只是统治的工具而非信仰的对象”^[40]。这不但消解了法律信仰,削弱了法律权威,不利于公民法律意识中法律至上的法律权威意识的觉醒,而且损害了制约权力的观念,造成了社会生活中“以权越法”“以权代法”的现象,不利于实现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和正义,阻碍了法制环境的营造。这些延续两千余年的思想传统对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的负面影响自是难以避免的。

(三)轻松贱讼,忽视法用

儒家“天人合一”的核心理念主张“贵和”,因此其法律价值取向也是“无讼是求”“止争定分”的。孔子之“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41]是对“无讼”思想最好的阐释。“讼”,是因诈伪萌生,由诚信窒塞而起。因此,孔子反对诉讼,认为诉讼徒增审理部门的负担,又疏远了人际关系。而孟子也主张个人修养和自律,轻视法律刑罚和他律的强制作用,主张“教以人伦”^[42],肯定“父子相隐”。而荀子在礼法并用的前提下还是将“德治”作为主导思想,强调教化的优越性,诉诸礼义教化来调解纷争,可以“罚不用而民服”^[43]。“无讼”作为儒家法律思想的价值取向,始终影响着人们对诉讼的态度和心理,促使人们形成“厌讼”“贱讼”“息讼”的心理。这与公民法律意识中的法律权威意识和程序正义意识相矛盾,不符合“法律是解决社会冲突的首要渠道”的法律至上原则,不但不利于人们自觉学习法律,运用法律维护自身正当权益,致使公民与法律之间的疏远,而且,难以使公民体会到程序正义的重要意义,无法“积极参与裁决制作过程,主动影响裁决……使其受到一个道德主体所应当得到的尊重”^[44]。同时,轻视法律,注重调解也难以维护双方的合法权益,违背了公平权利的法治精神,阻碍了公民法律意识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