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手稿》“实践”概念再解读

王巍(135)

近年来，有关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研究与“中国马克思学”的讨论方兴未艾。其中，对《巴黎手稿》(136)的文献学和相关思想的再解读成为继“两个马克思”的争论、“异化与人道主义”的讨论之后，学术界再次关注的热点问题。因为文献学研究视角的引入，这次学术热点在学理性和讨论深度上较以往无疑有了质的提升。关于文献学研究对于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意义，国内已有不少学者作了深入阐发。需要指出的是，文献学研究必须要同文本学解读尤其是思想研究相结合，否则就会像《资本论》研究专家、日本学者内田弘教授所说的那样：丧失思想史研究指引的单纯文献学研究将不得不沦为一种机械的文献偏执主义。(137)

本文依据《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成果，运用“学术文本词频统计”(138)的方法，以“实践”概念为解读文本之钥，详细梳理笔记本Ⅰ和笔记本Ⅲ中“实践”概念的不同内涵。这样，既站在文献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新厘清和展示马克思在该时期思想发展变化的复杂性和深刻性，又从文本解读和思想研究的双重角度，证明了如果文献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确能说明既有研究成果的不完善和不准确，那就应当勇于修正既有观点。这种修正并非说明既有成果没有能够体现出高的研究水平，恰恰相反，这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事求是”原则的真实在场(139)，才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基本问题研究的科学态度。

一、笔记本Ⅰ与笔记本Ⅲ中“实践”概念的不同含义

根据既有研究，《巴黎手稿》的支配性概念是“异化劳动”。既然如此，为什么要以“实践”概念作为核心范畴来解读文本？这是因为，一方面，科学实践观的确立是马克思新世界观诞生的重要标志；另一方面，当前有关《巴黎手稿》思想史定位的争论都涉及怎样理解和准确把握马克思的实践观。因此，以正本清源的精神来分析和考量《巴黎手稿》中“实践”概念的准确内涵，就成为我们进行文献考证、文本解读和思想研究的基础性、前提性工作。根据对“实践”概念进行的文本词频统计，《巴黎手稿》中共出现了16处“实践”概念。那么，应当如何准确理解每一处“实践”概念的准确内涵？

必须站在文献学研究既有成果的基础上来理解“实践”概念。让我们从《巴黎手稿》的基本文献学事实出发吧。在《巴黎手稿》所有文献学信息中，对文本写作顺序的考证和判定无疑对“实践”概念乃至马克思该时期思想的总体定位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写作《穆勒笔记》与笔记本Ⅰ的前后顺序更是研究的核心之处。目前，国内外学界有关《巴黎手稿》写作顺序的观点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观点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即中文第一版第42卷）为代表，认为《穆勒笔记》的写作早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三个笔记本。这种观点实际上指认了“《穆勒笔记》—笔记本Ⅰ—笔记本Ⅱ—笔记本Ⅲ”的写作顺序。国内有学者坚持这种观点(140)；也有学者早先同意这种观点，但后来又改变了这种看法(141)。

第二种观点以苏联马克思文献研究专家拉宾为代表。拉宾指认了，从1843年底到1844年8月，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存在着两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从开始接触经济学著作到写完笔记本Ⅰ，第二阶段从对李嘉图和穆勒著作的摘录到写完笔记本Ⅲ(142)。稍后的文献专家罗扬甚至推断出笔记本Ⅱ是《穆勒笔记》的结尾，原先以为遗失了39页的笔记本Ⅱ实际上只遗失了从34到39共六页手稿。这种观点实际上提出了“笔记本Ⅰ—《穆勒笔记》—笔记本Ⅱ—笔记本Ⅲ”的写作顺序。日本的一些学者也持有类似观点。国内有学者同意这种观点并呼吁“现阶段我们把研究重心转到《穆勒笔记》以及第二和第三《巴黎手稿》的研究上来，将会带来《巴黎手稿》研究的新突破”(143)。也有其他国内学者认同这种观点(144)。

第三种观点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版（MEGA2）编委英格·陶伯特为代表。陶伯特认为，马克思是在写完笔记本Ⅲ，也就是整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三个笔记本之后，才开始动手对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和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法译本进行摘录的。因此，她是按照“笔记本Ⅰ—笔记本Ⅱ—笔记本Ⅲ—《穆勒笔记》”的顺序来理解《巴黎手稿》的写作过程。国内有学者同意这种观点。(145)

笔者通过对“实践”概念进行学术词频统计，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文本学研究和思想解读，证明了上述第二种文献学观点即“笔记本Ⅰ—《穆勒笔记》—笔记本Ⅱ—笔记本Ⅲ”这一写作顺序的正确性与可靠性，从而使得文献学研究不仅仅是一种“机械的文献偏执主义”，而成为版本考证、文本解读和思想研究的统一。

依据这种文献学观点，可以给出一个预判断：马克思此时的思想发展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即笔记本Ⅰ，第二阶段从《穆勒笔记》到笔记本Ⅲ；第二阶段的思想发展水平高于第一阶段。当然，学术词频统计本身并不能直接导致文本分析的结果。下面，就以“实践”概念为例进行深度文本学研究，具体分析和证明笔记本Ⅲ中的“实践”概念在理论层次上何以高于笔记本Ⅰ中的“实践”概念。

在《巴黎手稿》的笔记本Ⅰ中，“实践”概念一共出现过7次：

1．“现在让我们完全站在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并且仿效他把工人的理论要求和实践要求比较一下。”（122）(146)

2．“我们从两个方面（即工人和劳动产品相异化、工人和劳动相异化——笔者注）考察了实践的人的活动即劳动的异化行为。”（160）

3．“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做自己的对象。”（161）

4．“从实践领域来说，这些东西（指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和光等等——笔者注）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161）

5．“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做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做类存在物。”（162）

6．“在实践的、现实的世界中，自我异化只有通过对他人的实践的、现实的关系才能表现出来。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165）

7．“工人在生产中的现实的、实践的态度，以及他对产品的态度（作为一种内心状态），在同他相对立的非工人那里表现为理论的态度。”（169）

笔记本Ⅱ中没有出现“实践”概念。

在笔记本Ⅲ中，“实践”概念共出现过10次：

1．“感觉在自己的实践中直接成为理论家。……当物按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时，我才能在实践上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190）

2．“不仅五官感觉，而且连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191）

3．“为了创造同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实践方面来说，人的本质的对象化都是必要的。”（192）

4．“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做理论的任务。”（192）

5．“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193）

6．“社会主义……是从把人和自然界看做本质这种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感性意识开始的。”（197）

7．“正像无神论作为神的扬弃就是理论的人道主义的生成，而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的扬弃就是要求归还真正人的生命即人的财产，就是实践的人道主义的生成一样。”（216）

8．“从拜物教就可以看出，理论之谜的解答在何种程度上是实践的任务并以实践为中介，真正的实践在何种程度上是现实的和实证的理论的条件。”（231）

9．“当法国社会主义工人联合起来的时候，人们就可以看出，这一实践运动取得了何等光辉的成果。”（232）

10．“关于人的科学本身是人在实践上的自我实现的产物。”（242）

从上述学术统计可以看出，“实践”概念在笔记本Ⅰ和笔记本Ⅲ中分别出现过7次和10次，在频率上相差不多。但是，不能仅仅以出现频率的高低来判定一个概念在文本中的地位。通过仔细甄别与分析，上述16处“实践”概念大致有三种内涵：

第一种与“理论”相对，仅指“现实的”。

第二种指对象化劳动，即“人的能动的类生活”(147)。

第三种接近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科学的“实践”概念。

其中，属于第一种含义的有：笔记本Ⅰ的1、3、6、7四处；笔记本Ⅲ的2、3、6、7、9五处；属于第二种含义的有：笔记本Ⅰ的2、4、5三处；笔记本Ⅲ的第1处；属于第三种含义的有：笔记本Ⅲ的4、5、8、10四处。可以发现，笔记本Ⅲ中的“实践”概念比笔记本Ⅰ多出了一种含义。正是这一新的含义，开始接近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实践”概念。

“实践”概念内涵深化的原因在于，从《穆勒笔记》和笔记本Ⅱ开始，马克思论述的重点已不再是人的类本质的具体内容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现实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异化特征，而是人通过对象化劳动的实践，经历并扬弃劳动异化关系的过程。因此，从整个《巴黎手稿》的完整内容来看，马克思的“异化”逻辑只是其理论主题的一个子内容，其理论主题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则是建立在“实践”逻辑基础上扬弃“异化”的理论思路，或者说，“异化”概念只是笔记本Ⅰ的核心概念。因此，“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一节只是笔记本Ⅰ的核心内容，而不能看做是整个《巴黎手稿》的核心内容。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在笔记本Ⅰ中提及“实践”概念时，更多地是在“对象化劳动”的含义上来使用，因为此时“实践”概念的理论地位是低于“异化”概念的，“实践”的逻辑从属于“异化”的逻辑。“在实践的、现实的世界中，自我异化只有通过对他人的实践的、现实的关系才能表现出来。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148)这句话是说，人通过对他人的“实践”活动产生出了自我异化的关系，这与笔记本Ⅲ中所说的人在“实践”活动中扬弃异化的思路是不同的。仅把实践理解为“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还不够，还必须认识到实践是异化借以扬弃的途径。因为，如果像笔记本Ⅰ那样停留在异化的实现上，依然还是用异化的眼光来看待现实；而如果像笔记本Ⅲ那样，认识到实践是异化借以扬弃的手段和途径，这就超越了从异化来看待现实而进入到了在实践活动中扬弃异化的理论层次。这无疑已经非常接近《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49)的观点。

因而，马克思在笔记本Ⅲ中使用“实践”概念时，虽然在有些地方仍是“对象化劳动”之义，但是在另几处论述中却已是类似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实践”概念，包含了人在这种实践中不断扬弃异化、不断获得自身之本质内涵的意思。通过人的对象化实践活动必然不断剥离和扬弃自我的关系，进而达到“共产主义”的状态。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做理论的任务。”(150)作为最终的结束状态，理论对立的消失必须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异化劳动的扬弃必须建立在实践活动之上。这几乎说出了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151)相同的观点。正是由于“实践”概念的理论地位发生了改变，马克思才接着说，“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152)这里的意思是，工业将通过自己的运动剥离在自身发展中存在的异化劳动现象，这表明马克思已经充分认识到工业作为一种生产实践在人的解放过程中所起的客观性、决定性作用。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通过《穆勒笔记》的研究，其文本的支配性概念已经从笔记本Ⅰ中的“异化”转变为笔记本Ⅲ中的“实践”。那么这种转变是缘何发生的呢？从《穆勒笔记》的内容来看，异化视角与实践视角的差异在于后者内涵了一种“社会关系”的维度。人正是在与他人发生社会关系的“实践”中扬弃异化的。《穆勒笔记》在马克思哲学发展史上第一次打开“社会关系”的理论视域。它一方面使得马克思逐渐摆脱了脱离社会现实的抽象人本主义的异化逻辑，另一方面使得马克思开始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理解社会，为科学的“实践”概念的诞生提供了理论转型的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说，“不论是生产本身中人的活动的交换，还是人的产品的交换，其意义都相当于类活动和类精神——它们的现实的、有意识的、真正的存在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因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153)这段话表明，马克思已经认识到了人的现实社会活动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性活动，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处在真正的社会关系之中。从社会关系的维度来重新定义“实践”，标志着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转变。“实践”作为新世界观诞生的基本观点的地位在笔记本Ⅲ中已成雏形。

二、对两种流行观点的评析

在国内研究《巴黎手稿》的诸多观点中，有两种观点具有代表性。

第一种观点认为，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是从抽象的理想化劳动出发来批判私有制下的现实的、具体的劳动，并得出现实的劳动都是“异化劳动”的结论。《巴黎手稿》的主导逻辑仍然是以抽象的“人的本质”为出发点的思辨逻辑。可以看出，这种观点将仅在笔记本Ⅰ中占据支配性地位的观点抬升至整个《巴黎手稿》核心思想的地位，进而认为“异化劳动”是马克思思想发展中“巴黎时期”（即1843年10月—1845年2月）的主旨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马克思《巴黎手稿》写作过程和思想发展所经历的两个异质性阶段。

当然，也已经有学者敏锐地指出了“两种完全异质的理论逻辑和话语并行在马克思的同一文本（指《巴黎手稿》——笔者注）中，呈现了一种奇特的复调语境”，“马克思在许许多多的理论触电上不自觉地接近他后来的哲学革命和第一个伟大发现——历史唯物主义。……实际的文本依据表明，这种复杂的思想矛盾进程主要呈现在第二至第三《巴黎手稿》的文本中。”(154)这已经正确指认了马克思的思想在笔记Ⅱ和笔记本Ⅲ中较笔记本Ⅰ中有了大的飞跃，但此时马克思发生转变的具体原因以及转变的具体逻辑环节和过程仍需依据文本加以详尽说明。

与上一种观点相反，近几年学术界兴起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只要一个思想家研究的对象不是精神、意识，而是社会现实的东西，他就应当是一个社会研究领域中的唯物主义者。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按照唯物主义的哲学定义，只有那些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人才是唯物主义者。而这里的“本质”如果放在思维层面上来讲，显然不能简单归结为“研究对象是否是物质性的东西”，而应是“研究问题的出发点、逻辑前提和理论基础”。因而，当用这种观点解读《巴黎手稿》时，自然会因为看到其中大量出现的“劳动”和“实践”等概念，便将马克思此时的思想主题概括为“劳动实践观”，将这里的“实践”内涵完全等同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实践”概念。这种没有从文本的内在逻辑和理论基础出发来看待《巴黎手稿》中“实践”概念的做法，不符合文献学与文本学研究的科学方法。

那么进一步追问，这种观点何以认为手稿的逻辑主线是“以实践观为核心的新唯物主义逻辑”的呢？其立论关键在于指认此时马克思的“实践观”已经成熟，因而在其基础之上的新唯物主义也已诞生。

如上文所提，“实践”确实在《巴黎手稿》中多次出现，难道这就标志着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在《巴黎手稿》中成熟了吗？的确，“实践”的观点是新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是新唯物主义诞生的标志，但还必须看马克思究竟在怎样的理论层面上用怎样的方法赋予了“实践”怎样的含义。须知在西方思想史上，“实践”一词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就使用了，康德、费尔巴哈、赫斯等思想家都曾使用过“实践”概念。马克思之后也有南斯拉夫“实践”派、国内的“实践人道主义”等等，这林林总总的“实践”都等同于马克思新唯物主义语境中的“实践”吗？稍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史的人都会给出否定的答案。通过本文第一部分的分析，我们知道，笔记本Ⅰ中所使用的“实践”概念的含义绝非“新唯物主义”视阈中的“实践”。马克思此时的主导逻辑确是人本主义的异化逻辑，尚未形成科学的实践观。这种观点所列举的几处“实践”的内涵，无非是笔记本Ⅰ中抽象的一般生产过程的“对象化劳动”而已。因此，不能简单地从字面上出现一个概念来判定一个思想的出现，而必须分析具体语境下概念的真实含义。譬如，早在《博士论文》时期，马克思就开始使用“实践”一词了：“我们看到，前面表现为理论意识方面的差别的东西，现在表现为实践活动方面的差别了。”(155)这里的实践只能理解为自我意识的思想实践。同样，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也曾提到过“实践”，他说：“对思辨的法哲学的批判既然是对德国迄今为止政治意识形式的坚决反抗，它就不会专注于自身，而会专注于课题，这种课题只有一个解决办法：实践。”(156)这里的实践也并非社会历史性的实践，而是指带有政治性纬度的笼统性实践。《博士论文》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主导逻辑都不是新唯物主义。同理，不能因为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多次使用了“实践”概念，便可以说新唯物主义的实践观已经成熟了。

更进一步说，这种观点误读《巴黎手稿》的原因在于把笔记本Ⅰ和笔记本Ⅲ中的“实践”概念混淆起来了，同质性地对待该文本中所有的“实践”概念。在这种观点看来，只要在理论对象上已经涉及了“实践”，那么，其理论认识的方法就已经是“新唯物主义的实践观”了。因此，当这种观点提出实践的观点，是《巴黎手稿》的首要、核心的观点，是贯穿《巴黎手稿》的逻辑主线，是马克思初步确立的新唯物主义实践观的时候，它所说的“实践”和“逻辑主线”其实根本不是一回事。“实践”在笔记本Ⅰ中的出现只能说明马克思已经开始将理论的视角投射到一般性的经济生产过程之中，但“转向”一般性的经济生产过程并不代表对这一过程的本质已认识清楚；而“逻辑主线”是指整体性的论证方式。根据前文分析，笔记本Ⅰ中的论证方式无疑还是人本主义的抽象类本质的价值悬设。譬如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其《导言》中就已经开始转向对“市民社会”的批判了，但是却谈不上对“市民社会”的本质性理解，因为当他没有深入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内在矛盾的客观历史本质性维度时，他所能做的仅仅是对“市民社会”的抽象政治批判而已。同样，在笔记本Ⅰ中，马克思对于“实践”的理解还是很模糊的，他必须要在经济学研究中进一步对“实践”概念进行升华，这一过程是通过对穆勒经济学的研究最终在笔记本Ⅲ中完成的。“社会历史性的生产实践”才是马克思成熟的实践观，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说“实践是新唯物主义的逻辑基点”。

总之，正因为对实践概念的同质性理解，导致“新唯物主义逻辑”在看待《巴黎手稿》的资本主义观时也发生了理论偏差。“新唯物主义逻辑”在论述实践观点是《巴黎手稿》资本主义观的核心观点时，用“资本是积蓄的劳动”(157)来证明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是用“劳动来说明资本”的。应该说，“资本是积蓄的劳动”这一判断只是马克思所援引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资本”概念。我们知道，马克思剥离“资本”本质的关键在于指出了资本不是金钱而是社会关系，对资本的批判不能等同于对货币、金钱的批判，而必须归结为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因为资本关系是商品关系和货币关系的完成，只有从前者入手才可能解释后两者。“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158)从“实体性”的资本概念到“关系性”的资本概念，是马克思“资本”概念的核心要点。而“新唯物主义逻辑”却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不成熟的观点“资本就是积累的劳动”来论证实践观是《巴黎手稿》中资本主义观的核心观点，自然就谈不上对马克思“资本”概念的准确理解。此外，马克思虽然在《巴黎手稿》中认为劳动与资本的对抗是导致资本主义灭亡的真正根源，但这完全支撑不了实践观是《巴黎手稿》中资本主义观的核心观点这一论断。根据马克思后来的观点，只有立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角度，才可能真正地理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对立。而《巴黎手稿》却是在将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这三个因素分列开来的前提下对它们各自进行独立研究。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劳动与资本普遍对立的历史，显然不是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史，而只能是人的异化程度不断增强的历史。这种立足于抽象悬设的人性线索，无论如何都不能支撑实践观是《巴黎手稿》资本主义观的核心观点这一论断。

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学界关于《巴黎手稿》的这两种流行观点看似相互对立，但共同的隐形逻辑前提都是将《巴黎手稿》看成是一个整体性的同质文本，忽视了文献学研究成果对文本解读和思想研究的基础性意义。《巴黎手稿》的写作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其思想发展水平也经历了两个不同阶段，其第二阶段的思想发展要高于第一阶段。“异化劳动”仅仅是第一个阶段而非整个《巴黎手稿》的核心概念。伴随着《穆勒笔记》和笔记本Ⅱ、笔记本Ⅲ的写作，马克思的视域已逐步摆脱了抽象的异化劳动史观，开始着眼于现实的实践活动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这是主导逻辑不同的两个阶段。第一种流行观点过于强调笔记本Ⅰ的“异化劳动”逻辑，将其指认为整个《巴黎手稿》的主导逻辑；第二种流行观点则过分抬高笔记本Ⅰ中“实践”概念的理论地位，将其等同于笔记本Ⅲ中的“实践”观点，从而抹杀了这一阶段马克思哲学思想经历的深刻性、复杂性变化。鉴于此，有必要再次强调，那种无视文献学研究基本事实的“过度诠释”是时候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