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叶以重“人心”代重“天理”的教育变革

第三节　明中叶以重“人心”代重“天理”的教育变革

明朝中期，王阳明（1472—1529），名守仁，在思想道德教育中力倡新说，推行以重“人心”取代重“天理”的变革，实现从权力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换。这股思想教育变革新潮得到全社会的认同，在思想意识领域产生了一新耳目的作用，海内为之震动。

一、王阳明重“人心”思想的崛起

明朝中叶，官吏贪腐，民乱蜂起，政治危机深重，朝廷与民众尖锐对立，关系紧张，社会矛盾激化，封建统治岌岌可危。王阳明从平定朱宸濠叛乱的自身经验中得到启发，“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与杨仕德薛尚诚》），民变频发不仅是一个军事、政治问题，更是一个思想、心理问题，于是他立志于寻求以暴制暴之外的新的思路，以化解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与此同时，朱熹理学思想作为一种传统思想流，其社会影响力已经不断弱化以至衰微，当时朝廷即使可以凭暴力镇压农民起义，也难以消除民众中存在的反社会心理。

面对社会性的沉重的思想危机，王阳明挺身而出，弃因循，求变革，敢“冒天下之讥”，别树一帜，提出“为政不事威刑，惟以开导人心为本，”（《王阳明全书·年谱》），即通过思想道德教育去化解社会的政治矛盾与利益冲突，自觉地把“整治人心”作为自己的社会责任，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放到社会性的思想道德教育上，并锐意于思想教育自身的变革，试图打破程朱理学思想一统天下的局面，实现重天理向重人心、重外灌输向重内开发的教育变革，把人的主体性从“天理”的压抑下解放出来，使思想道德意识的教育传播社会化，儒学思想理解与接受的世俗化，使思想道德教育活动向社会底层延伸，在平民百姓中拓展空间，开辟新的思想传播天地，把思想道德教育归结到“正人心”上，这不仅把传统的思想道德教育推进了一个新的阶段，上了一个新的层次，在思想教育界产生革命性的社会振动，也使王阳明被公认为一代宗师，在社会上享有很高声誉。王阳明思想在社会上影响之大、流传之广，成为主流思想，影响了一个时代。时人王世贞曾说，“今天下之好称守仁十七八”（《弇州社会续稿》卷八十六），被视为是挽救社会衰败、挽救人心颓势的高招。

二、王阳明思想道德教育实践的五大变革

一是立意到人之心中寻求思想教育与修养的原动力。王阳明反对盲从经学权威，主张人的主体精神的自我张扬。他认为人的思想道德境界的提升不在朱熹所说的外在的“理”上，而在内在的“心”上。他不赞成人之“心”应受外在的“理”的制约，相反，外在的“理”应受内在的“心”的驱动。他认为思想道德教育应以“致良知”为纲，这是“圣人教人第一义”（《传习录》中），他曾表示他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致良知”即使人良知觉醒，人的道德理性得到张扬，以良知指导自己的修与行，以吾心之良知为推断是非的标准，不能如朱熹说的那样，人只能是经书的奴隶，“致良知”是思想道德教育的本质内涵与根本目标。

王阳明所说的“良知”即心，即人之“真诚恻怛”，心外无理，天理即是人心。“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传习录》下）“自圣人以至愚人，自一人之心以达于四海之远，自千古之前以至于万代之后，无有不同，是良知也者，是所谓天下之大本也。”（《王文成全书·书朱守乾》）人的良知无论圣凡古今近远都存在，具有普在性。人靠自己的良知去把握主观的好恶与客观的是非，人的思想道德状态如何，在我不在他，在内不在外，“自己良知原与圣人一般，若体认得自己良知明白，即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矣”（《传习录》中）。只要能体认自己的良知就能成为圣人，无需外求。所以说“这良知还是个明师”（《传习录》中）。对人的思想道德教育就是去除“物欲”对人的“良知”的“昏蔽”。朱熹是主张以外在于人的天理来修养人之心身，而王阳明则要求以内在的理性去作用于外在的言行，如果说朱熹的理在心外是思想教育的一种冷峻，那么王阳明的理在心中的“良知”论则是思想教育中的一种热情，这也是在思想专制背景下以朝廷之是非为是非的一种抗拒，强调是非在人自身心里。

二是强调把“六经”当成“史”来读。王阳明对思想道德教育中的理学理念持批判态度，理学家就是要人读经，死抱经典不放，只读“六经”文字，不懂“六经”血脉。王阳明认为，“六经皆史”，应从史的角度读经，这是他对“六经”性质的认定。“六经”是以“事”言“道”的，不能只看到“道”而不看到“事”，只把“六经”看成“道”则“晦”，而看成“事”则“明”，其旨是经典学习要联系实际，学经以致用，把经当史读，才易于应用于治世。不应该把六经当作理论教条，而应该当成历史事实；不只是在意于教人，更应在意于治世；不是志在恪守，受其思想束缚，而是可引为借鉴，为我所用。施教“六经”应敦本尚实，返朴还淳，才能最佳开发“经”的内在的价值，才能“千经万典，颠倒纵横，皆为我所用”，这样才有教育价值。

三是把思想教育的力点放在人的“行”上，而不是“知”上。王阳明竭力主张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过程变革，他反对思想道德教育中把知与行分割开来，认为把知与行割裂开来的弊端由来已久，积弊甚深。他批评朱熹的“知行分离”、“知先行后”的理论偏见，认为思想道德教育不能停留在认知上，要承认感性在思想道德教育中的地位，以心为本，尊重人的直接感性体验的价值，寻求内在德性与外在德行的互动，提倡知与行的共时、圣与王的统一、知识理性与道德理性的结合。他认为人不应该无“知”，只是懵懵懂懂、冥行妄作，也不应该不“行”，只是茫茫荡荡、悬空思索，只有“著实躬行”，“方才知得真”（《传习录》上）。他认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传习录》上）。不能满足于对经典著作中的理论知识的认知，只有到实践中才能真正体现“知”的状态；他认为知而不行难以穷理；不讲行而求知会滑向只在思想“经典”的文字章句上下工夫，陷入思想道德教育的死抠经典、盲从权威的误区。

四是以发挥受教者的主动性为教育主旨。王阳明的思想道德教育理论的一个可贵之处是，其注视点从“教”移向“受”，尊重与肯定受教者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强调受教者要自立自重、自信自得，认为所谓“学”、“受”都是“尽吾心”而已，要讲求内心体悟，贵得于心，贵“惟是之”。他说：“学问也要点化，但不如自家解化，自一了百当，不然，亦点化许多不得。”（《传习录》下）思想道德教育要靠教育者的“点化”功夫，更要靠受教者的自身“解化”力气，教者之“点”是有限的，受者之“解”是无限的。思想道德教育要激发受教者的主体性，通过自身的“解化”去扩大思维空间，通过自己体悟、自得于心、自我生成，以达到一了百当、举一反三之效。

五是要到民间去寻求思想道德教育的最佳回应。在明朝思想专制的政治背景下，在自身遭遇政治挫折之后，王阳明把对政治的关注与对社会的热心转向社会底层，他到民间去开辟自己的思想教育活动天地，虽然他依然对社会性的思想道德建设倾注自己的全部热心，祈求通过自己的努力对社会稳定与发展有所裨益，但他分明从依附权力行道转向面向民众宣传，从上行路线转向下行路线，对社会问题从暴力迷信转向对道德教化的信赖，这一方面是他意识到社会底层思想道德教育的现实需要与长远意义，决心到民间去开辟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开阔天地；另一方面也是他对当时已经出现的腐败政治的有意回避，他清楚地意识到只有到民众中去才能得到最佳的教育回应，因此他致力于构建乡间的思想道德教化体系，在提升民间的思想道德社会风尚中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

三、王阳明思想道德教育传播活力的营建

王阳明为拯时救弊，从37岁开始四处讲学，宣传自己的思想，即使遇到种种磨难挫折也“惶惶然不忘讲学”，讲学是他开展思想道德教育的最有效的手段，正是他直接推动了社会上的讲学宣传之风。他的门徒遍天下，弟子甚众，且“都好讲学”，不仅以王阳明思想为宗，而且发展王阳明的思想，他们四处奔走，到处讲学，宣传自己的思想，社会热情很高，思想也很活跃，讲会遍布全国，不少在社会上负有盛名，有的在狱中仍然讲学不辍。如果说讲学的主要受教育对象是知识层，那么嘉靖末年朝廷专门为心学宣传教育举办了声势浩大的灵济宫大会，其主要对象则是高层官员，在社会上产生了轰动效应，流风所被，倾动朝野。

王阳明还注重组织巡回宣讲，向社会底层深化，以形成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王阳明曾组织了两种思想道德宣传教育力量，一是组织知识分子宣传教育队伍，直接从学校的年轻学子中，或从社会上的有知识的贤达之士中，挑选有知识、懂礼义的人到乡村里巷去宣讲道德礼义规范。二是组织民间的思想道德宣讲队伍。各地挑选三四十或一二十个德高望重的、在民众中有威信的人，把他们组织起来，深入到穷乡僻壤、深山穷谷，特别是深入到思想道德问题较多的地区，开展巡回民风督察、思想宣讲与道德劝导，他们一当老师施教，二当督察检查，即“教其不能”，也“督其不率”，耳提面命，直接教育，用多种方法进行化导，以改善乡风民俗（《牌行南粤申行十家牌法》）。

清朝颜元说他“开二千年不能开之口，下二千年不能下之笔”，是“二千年思想的大革命者”，可见他是一位很有影响的思想教育变革者，为巩固封建统治、挽救封建制度的衰败，竭尽了自己的忠心。虽然王阳明热心于社会底层的思想道德教育，其出发点只是“小民学道则易使”（《告谕新民》），通过民风教化使百姓听话顺从，但毕竟改善了社会底层的文明风尚，为沉闷的思想道德教育注进了一股清泉，使社会性的精神生活出现了一派生机。梁启超很看重他的思想教育变革主张，说“王阳明是一位豪杰之士，他的学术像打药针一般，令人兴奋，所以能做五百年道学结束，吐很大光芒”⁽¹⁾。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也称赞“阳明先生之学今遍行宇内”，可见其影响之深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