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太宗到唐玄宗的教育导向的嬗变

第一节　从唐太宗到唐玄宗的教育导向的嬗变

在魏晋南北朝的长期社会动乱中，经过不断的分化改组，社会结构、经济关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上弥漫着一种沉重的危机心理与渺茫心态，直到隋朝统一天下，紧接着的是隋炀帝骄奢淫逸、纵欲无度、滥用民力，引起了隋朝末年的社会纷乱，断送了隋文帝打下的良好基础，留下了深刻的时代反思。

在意识形态领域，东汉后期经学神学化导致思想僵化，动摇了儒学思想的社会主导地位，弱化了思想道德教育的社会作用力，因而也引起魏晋以来佛的恃强、玄的泛化与儒的懦弱的思想氛围，直到隋朝未能改观，如何矫正历史的偏失，重振思想道德教育的张力，成为社会上下的普遍思考。

一、唐太宗的思想开放性的教育指向

唐太宗胸襟开阔，具有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恢弘气度。他，一身豪气、霸气，也是一身人文之气，他励行政治开明，享有很高的社会声誉，是唐朝思想道德教育的主要设计者与主持人，他强有力地制控了社会的思想道德教育。虽然在唐朝的近三百年历史中，思想道德教育理念上不免有些嬗变，但中唐以后最高统治者对思想道德教育的制控力弱化，真正影响社会意识形态的，还是唐太宗所营建的以儒为统的开放性的思想道德教育体系。

唐高祖李渊早在武德二年就要求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四时祭祀，这就向国子学的师生们公示，应把传承周公、孔子思想作为思想道德教育的主导思想。李世民于公元626年登帝位，即十分重视思想道德教育，令百官“各呈安人理国之要”。

唐太宗有非常深刻的隋亡之戒的心理基础，每念及此，怵然心惊，这种心理保证了他对思想道德教育的运筹与指导的审慎与果断。可以说亡隋之鉴教乖了唐太宗，使他确立通过思想道德德教育以和谐治国的政治理念。同时他也突破立国之初军功大臣的反文治思潮，在军功政治、文人政治之间作出了果断的选择，他认为，“朕看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任法御人者，虽救弊于一时，败亡亦促”（《贞观政要·仁义》）。他坚持耐心的思想道德教育，拒绝暴力迷信，期望通过强化思想道德教育以强化国家的软实力。

唐太宗高瞻远瞩，以恢弘的气度、开放的胸怀，在坚持儒学思想的统治地位的同时，接纳道、法、释思想，以丰富占统治地位的儒学思想的内涵。他锐意经术，曾公开标榜，“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之有翼，如鱼之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贞观政要·慎所好》）。他意识到思想统一才有力量，亲自组织人员考编《五经定本》，并命孔颖达编写《五经义疏》，唐太宗亲自改之为《五经正义》，而后唐高宗颁行天下，规范思想道德教育的基本教材，统一了思想道德教育的基本理念，被天下奉为圭臬，士人谨守官书，莫敢异议。唐太宗还亲自观听讲经，竭力提升思想道德教育的社会地位，有意识地提升儒学思想道德教育的社会权威性。

为了广收天下人心，他还有意扶助佛老。因为老子姓李，所以李唐王朝以老子为祖宗，并以此为荣耀，对老庄道学思想尊崇有加，有意渲染“尊祖”意识，把“儒道并举”作为思想道德教育的一条“不易之则”。于是在统治层中出现了道学思想热，对《道德经》、《庄子》、《列子》、《文子》有研究专长的都予表彰，有力地推动了道学思想在社会上的传播与扩散。唐朝统治者意识到，道家以无为、任自然为宗，不会扰政，不会给政治带来麻烦。

当时佛教已有相当大的社会基础，政治家们意识到有利用佛教的价值，因此最高统治层信佛风盛，建佛寺、造佛像、唱佛经，佛教思想的传播扩散很快。但佛教对于唐太宗来说，只是工具，而不是信仰，唐太宗曾说：“朕于佛教，非意所遵。”（《全唐文·贬肖瑀手诏》）但他深深地意识到佛教具有安抚人心的政治作用，为了广收天下人心，有意识地放开佛教思想传播，这种思想道德教育的开放心态，使思想道德教育内涵丰富化，提升了思想道德教育的社会影响力与受欢迎度。唐太宗的以儒为宗三教并举的教育指导思想得到后续贯彻，武则天曾命人编《三教珠英》，以为佛道之教同归于善。

二、唐玄宗时思想道德教育走向的异变

唐玄宗前期励精图治，创造了开元盛世，成为亚洲经济文化交流中心，把盛唐推上了高峰，但是正是唐玄宗引发了安史之乱，唐朝从此走向衰败。造成这种盛世危局的主要原因究竟是什么？有不同的看法，唐玄宗在思想建设思路上出现的异变，不宜排除在原因之外。

首先，在思想道德教育的指导思想选择上出现强枝弱干现象。从唐玄宗开始，思想道德教育的主轴模糊化、软化。虽然唐玄宗也儒道佛并重，他亲自注过三经，即《孝经》、《道德经》、《金刚经》，他认为《孝经》有移孝作忠的政治功能，他曾发动群臣讨论整理《孝经》，要求家藏户备，但他一没有注意到以儒为主心骨，以儒为重，以儒为统；二没有注意到《孝经》不是儒学思想的核心，以孝经教育代替儒学思想教育显然是舍本逐末。

其次，思想道德教育力点下移，政治方向与政治道德教育弱化。唐玄宗时，唐太宗所开创的教民先教吏的思想弱化，思想道德教育从重对执政者的教育转向重对民的教育。唐太宗关注的是政治层面，重对上层的教育，重历史经验教训的教育，对国家政治生活影响大，但到唐玄宗时则重的是对下层的教育，重道德规范的教育，对国家政治生活影响小。唐太宗把“五经”作为政治教科书，玄宗把《孝经》作为道德手册，显然内容组合上失重，政治层面的教育重于“正”、“公”的政治教育，而道德层面的教育则重于“孝”、“忠”的伦理教育。如果为官的不能“正”、“公”，而要求为民的“孝”、“忠”，其教育的社会作用力是有限的。

再次，解读历史经验失偏。唐玄宗从汉末的社会思想混乱的情况中看到了儒学的弱点，从武周时期的社会思想状态中看到佛教的弱点，他认为道家思想为主导是最好的选择，他忽视了社会背景的非适合性。他曾多次带人拜谒玄元庙，追号老子为“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还亲注《道德经》，作为思想道德教育的必读书，并于开元二十一年正月初一下令全国“家藏一本”，人人习读，“使知旨要”。他还组织编写道教经书《三洞琼纲》数千卷，道教发展到顶峰，宫观遍布全国。开元二十四年，他想以道家的无为而治思想作为自己的思想道德教育纲领，显然是对已出现的社会思想矛盾的麻木，是很不合时宜的选择。

最后，唐玄宗没有如唐太宗那么深刻地感受到政治开明的治国价值，滋生对民间舆论的疑忌，他曾于开元五年下“禁断止街坊轻浮言语”诏，不准“闾阎之内，口无择言”（《唐大诏令集》卷一百九），这虽有经过武周事变以后稳定社会思想秩序的意义，但也发出了一个思想道德教育的思路狭窄化的信号。

因此唐玄宗以后思想创新意识缺位，对社会性的思想矛盾缺少问题诊断力，更缺少教育疗救力，思想道德教育的科学性与力度都明显弱化，社会切合度偏离，严重地损害了思想道德教育的权威性与有效性。其实在唐玄宗之前已经存有一些不良现象，这可以从《将仁释奠礼令》中可以看出，“夫谈讲之务，贵于名理，所以解疑辩惑，凿瞽开聋，使听者闻所未闻，视者见所未见，爰自近代，此道渐微。问礼言诗，惟以篇章为主，浮词广说，多以朝谑为能，遂使讲座作俳优之场，学堂成调弄之室”。思想道德教育脱离实际，只是“浮词广说”，失去“解疑辩惑，凿瞽开聋”的价值，统治者虽也想矫正之，但唐玄宗后也未能有效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