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为宗的主导思想的形成

第一节　以法为宗的主导思想的形成

从秦的崛起到最后一统天下的过程来看，秦的思想道德教育始终有其清晰的政治目标，这就是要以法家思想为主导，以思想统一来维护政治统一，建立并巩固封建王朝的中央集权，以传千秋万世。

秦形成自己的思想道德教育体系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段。

秦穆公时期（前659—前620），其施政活动与社会教育受到周朝的礼乐文化的影响，推行礼法并重的思想指导方针。但秦穆公志存高远，出于其强国竞争的追求，感到礼乐教育只有守成价值，需要到礼乐之外去寻找强国之道，于是比较注意尊重并吸收社会上的各种思想。他对戎王的来使由余提出一个问题：“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史记·秦本纪》）这说明秦穆公并不满足于周朝的礼乐思想文化，已经感受到对施政教民指导思想进行变革的政治需要。

后有秦孝公（前361—前337）一怀政治雄心，“据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贾谊《过秦论》）。他诚心求实、求变，尚法、尚武，一心改变“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的外部形象，他要“布德修政，发愤强秦”，下令求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他决心前伸政治目标，确立吞天下之志，他非常欣赏商鞅的以法为教思想，因为符合其外向性的强国目标追求，但他很担心改变周礼为主导的思想文化体系的社会可接受性，顾虑“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商君书·更法》），最后还是毅然拒绝儒家思想，采纳商鞅的法治思想作为社会教育的主导思想。其教育是成功的，“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史记·商君列传）。此后权力至上、功利主义等思想道德意识在社会上不断蔓延开来，以法为教的指导方针也在政治生活中凸现出来，并一直延续下去。

秦王政于公元前246年执政后，天下要定于一的政治目标是清晰的、坚定的，但有吕不韦与李斯的两种思路可以选择。一是吕不韦，他身处相国之尊，很有政治远见，在秦统一中国前，就为配合政治上统一的追求作思想上统一的前期准备，他招收三千食客，人人著所闻，组织他们编写《吕氏春秋》，撷取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家学说，进行糅合，以形成一种新的思想理论体系，以期通过思想上、学术上的统一推动政治上的统一。吕不韦此举不仅适应统一天下的政治需要，也适应社会上的思想统一的要求。他虽倚重道家思想，但他明显地把道法儒思想糅合在一起。他主张在思想上兼收并蓄，采诸家之长，丰富自我，在其《用众》篇中说：“物固莫不有长，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他直率地说：“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夫取于众，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他还主张推行“天下为公”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在其《吕氏春秋·贵公》中认为，三皇五帝以来，“有得天下者众矣，其得之以公”，“凡主之立也，生于公”。他还说：“昔先圣之治天下，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可见在他看来，得天下者、治天下者的应有品性是“公”，即公正。对此，他还以“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吕氏春秋·去私》）为佐证。他还认为，要统一全国民众思想，就要关心公利、关注民生，“群之可聚也，相与利也。利出于群也，君道立也，故君道立则利出于群，而人备可完矣”（《吕氏春秋·恃君览》），为君的重要作用，思想教育的重要内涵，就在于组织社会，实现公利，开展思想道德教育的目的是实现“天下之公利”。这个思想在当时独尊法家思想的秦国虽有补偏作用，但难为秦始皇所重视。二是李斯（？—前208年），他主张以一为宗、以法为教，政治方向清晰，虽然理论上无多大创造，但思想上笃信、实践上坚定，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强者追求、进取精神。秦始皇执政后，采纳了李斯的政治主张，坚持以法家思想为主导的思想道德教育体系，无论是政治教育、思想教育还是道德教育，都要坚持为统一天下、强化中央集权、稳定封建王朝服务，其主旨是清晰的，目标是明确的。秦王政在统一天下、建立封建王朝过程中，面对李斯的以法为统的教育思路与吕不韦的博采众长的教育思路之间的政治选择应该说是正确的。

从历史状况看，秦孝公的以法治国、以法施教的成功使秦王政坚定了对法家思想的信赖；从现实思想情况看，以百家争鸣为主导的春秋战国时代，留下了各种不同思想的尖锐矛盾与激烈冲突，只有以法为教才能有效地排除各种思想对统一天下与建立中央集权的政治目标的干扰，只有以法为教才能坚定有力地贯彻以法治国的政治路线。《商君书·农战》中说道，“善为国家者，其教民也，皆作壹而得官爵”，“君修赏罚以辅壹教，是以其教有所常而政有成也”。“壹教”思想的内涵是：统一教育原则，只能下听上，以吏为师；统一教育内容，只能以法为教；统一教育目标，民只能一心，不能有二心，壹教即为了民无二心。这是秦国思想道德教育的基本目标，所追求的是与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相般配的思想归一，以做到“黔首改化，远迩同度”。

一个时代的思想道德教育总是出于社会的政治需要，秦统一中国前后遇到的是以思想统一促进政治统一的现实课题，满朝文武都能意识到思想道德教育任务的艰巨，秦的思想道德教育就是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的。即使一个沉溺于暴力迷信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改化黔首、匡饬异俗的重要性，不得不把思想道德教育作为行政的要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