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同志有理财治国的才能

陈云同志有理财治国的才能

“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每逢经济遇到困难的关头，毛泽东首先想到陈云，请他出来调整政策，改变局面。毛泽东逝世之后，他作为中央核心人物之一，为纠正“文革”错误，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毛泽东评点原文

在延安的时候，还没有发现陈云同志有“理财治国”的才能。……有时真理在一个人手里。^[1]

陈云同志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看问题有眼光、尖锐，能抓到要点。^[2]

陈云简介

陈云（1905.6.13～1995.4.10），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的领导人。

陈云出生于江苏省青浦县练塘镇（今上海青浦区练塘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两岁丧父，四岁丧母，由裁缝出身的舅父抚养。1919年五四运动的影响传播到他的家乡，他参加了罢课和宣传活动。这一年的冬天，他高小毕业，因家贫无力再上学，离家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后来当店员，独立谋生。1925年他参加五卅运动，同年8月任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会委员长，参加领导全馆职员的大罢工，并取得胜利，随后即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任中共青浦县委委员、淞浦特委组织部部长等职，参加领导当地农民武装暴动，受到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通缉。

1929年春至1931年春，他先后任中共江苏省委沪宁巡视员、省委军委委员、省委常委兼农委书记，中共上海闸北区委书记、法南区委书记，中共江南省委组织部部长兼外县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书记等职，参加领导江苏和上海的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1930年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5月任中央特科（担负保卫党中央机关安全任务的组织）书记，9月被指定为中共临时中央成员。1932年3月任中共临时中央常委、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

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兼任白区工作部部长，2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同年夏，负责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军需生产。在1934年10月中旬开始的举世闻名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中，他担任五军团（后卫军团）中央代表，后改任军委纵队政委。10月20日他率五军团十三师最后渡过于都河向湘西进军。1935年1月，红军占领贵州省遵义县城时，陈云同志任遵义警备司令部政委。在遵义会议上，他积极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会后，他撰写了《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并到部队传达。这个提纲是在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关头留下的一份非常珍贵的历史文献。1935年9月受命由上海抵达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向西北战略转移及遵义会议的情况，并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他化名“廉臣”，撰写了《随军西行见闻录》，1936年3月起，先后在法国、苏联和中国出版发行，第一次向世界宣传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随后，他进列宁学校学习，并在东方大学任教。1937年4月他回国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

1937年11月至1944年3月，陈云在延安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在这段时间里，他用很大精力从事党的建设，包括组织建设、培养使用干部、党员教育、群众工作以及秘密工作等。1938年5月，他兼任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在延安整风期间，他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任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成员之一。他从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中，提出领导者指导工作应该采取“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科学态度。1944年3月，他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卓有成效地执行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1945年6月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8月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9月陈云到达沈阳，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参加领导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斗争。1946年6月，他任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7月，他为东北局起草的《东北的形势和任务》，经东北局扩大会议一致通过并得到中共中央批准。这一决议按照中央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思想，进一步明确提出深入农村、发动农民是东北斗争成败关键的工作方针；对敌作战则应遵守不重于城市和要地一时的得失，而是力求消灭敌人，改变敌我力量对比的原则，从而进一步统一了东北党政军的思想，使建设根据地的工作大步前进。陈云在参加领导东北三年解放战争中，坚定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的战略思想、工作方针和作战方针，并提出了若干关系全局的正确意见，为东北根据地的巩固和全境的解放，为东北经济的复苏和大部队顺利进关作战，作出了突出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云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重工业部部长。1950年10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54年9月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他长期主持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指导思想、工作方针和重大措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中共八大前夕，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对陈云评价很高。毛泽东同志说，陈云同志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看问题有眼光、尖锐，能抓到要点。这个评价为全会所接受。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陈云同志被选为中央副主席。1956年11月，他兼任商业部部长。1957年1月，他兼任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1958年6月改设财经小组）组长。11月，他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建议，为国务院起草了关于改进工业、商业、财政管理体制的三个决定。他指出，现在集权太多，分权太少。我国人多、地大、各地情况不一样，集权不能过分，但职权下放以后，也要注意地方可能发生的不顾全局的倾向。这是党和政府在改革过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方面所进行的最早的尝试。1958年9月，他兼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

从1958年开始，党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上发生“左”的错误，随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遇到严重挫折，城乡人民的生活发生很大困难。陈云同志较早地发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问题，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补救工作。1962年4月，陈云重新出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在毛泽东支持下，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一道，为克服“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消极后果，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国民经济有效地得到恢复并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陈云在这个历史阶段的突出贡献，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公认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陈云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时他受到错误的批判，在党内只保留了中央委员的名义。1969年被下放到江西南昌的一个工厂“蹲点”，长达三年之久。他在这段时间里，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特别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写的有关新经济政策方面的著作，并联系中国实际，研究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若干问题。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1977年3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郑重提出和坚决支持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领导工作，主张正确认识和重新评价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他积极支持对“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批评，积极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非常赞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提法。1978年3月，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陈云继续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同年11月至12月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率先提出平反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的所谓叛徒集团案件，彻底改正对陶铸、王鹤寿等同志的错误政治结论，承认彭德怀同志是对党的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的共产党员。同时指出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建议中央进行审查。在这次会议上，他还提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大进军中，必须既积极又稳重。他主张采取积极措施，先把农民这一“大头”稳定下来，使之休养生息；工业的引进项目，要循序渐进，不能一拥而上；应给各省市一定的机动财力。所有这些，对纠正当时党内存在的“左”的错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78年12月，在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同志重新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并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作为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党和国家的主要决策人之一，同中央领导集体的其他同志一道，为带领全党同志进行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为制定和执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为正确解决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成功地开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期间，他在若干重大的关键问题上，提出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观点和主张。

陈云非常关心知识分子问题和教育问题。1982年7月，他写信给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要改善中年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认为不这样做，我们的科学技术不可能上去，生产力也不可能上去。1984年9月，他提出要提高中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逐步使教师工作真正成为社会上受人尊敬、最值得羡慕的职业之一。

党的十三大以后，陈云退出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党的十四大以后，他过着离休的生活，但仍时刻关心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他特别强调，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

陈云在七十余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伟大事业坚贞不渝，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堪称楷模。他赢得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试析

毛泽东对陈云有过多次评价，称赞他有“理财治国”的才能。早在50年代初，毛泽东对薄一波说：“在延安的时候，还没有发现陈云同志有‘理财治国’的才能。”此事薄一波同志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有具体记载。他说：记得有一次我去毛泽东那里谈完工作后，说到陈云主持中财委的工作很得力，凡看准了的事很有勇气去干的，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就是他力主要做的，结果很快成功了。毛泽东听后说，陈云有这样的能力我在延安时期还没有看得出来，可称之为能。接着，他顺手在纸上写下了一个“能”字。毛泽东善于借用典故来抒发思想和感情。在这里，他借用诸葛亮在《前出师表》里叙述刘备夸奖向宠的用语（“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来赞扬陈云的理财之能。在上海会议上，毛泽东又说：“有时真理在一个人手里。”意思是指大跃进以来，人们头脑普遍发热的情况下，陈云是比较冷静的。

1959年7月11日晚，毛泽东在住处与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毛泽东说：“五八年有些事，我有责任，提倡敢想敢干，‘八大’二次会议达到高峰。其中也有些是胡思乱想，唯心主义。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个部门。”毛泽东说这话的时候，表情是诚恳的。“否则的话，人们就会像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哪！”在座的几位，哄堂大笑：主席，你说得太对了。下属有苦难言，而由您一语道破，太有意思了。谈话中，大家呼吁陈云出来主管经济。

接着，毛泽东赞扬了陈云，并讲了曹操败于赤壁，思念郭嘉的故事。毛泽东说：“世上没有先知先觉，没有什么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刘伯温。无非是多谋善断，留有余地。《三国志》里《郭嘉传》值得一读。郭嘉这个人足智多谋，初在袁绍麾下不得施展。他说袁绍‘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就跑到曹操那里。曹操说他‘每有大计，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可惜中年夭折。曹操大哭。大跃进出点乱子，不要埋怨。否则就是‘曹营之事不好办’，或者叫你‘欲与共济天下大难’！”毛泽东随即吐出一口烟，专心思索片刻，叹道：“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间接表达了打算重新启用陈云主管经济工作的念头。

毛泽东忘记不了，新中国成立后，陈云担任过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副主席、中央经济领导小组组长等职，长期主持全国财政工作。建国初期，在实现全国财政经济统一、迅速稳定金融物价以结束国民党政权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恢复国民经济、安定人民生活等一系列严重困难的斗争中，在对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的重大决策中，在有步骤地开展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复杂和深刻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在制定和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奠定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的开创性工作中，他创造性地贯彻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指导思想、工作方针和重大措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毛泽东也忘记不了，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陈云一贯坚持立足实际、实事求是的原则，反对不顾现实条件的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表现出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严格的科学精神。他总是强调，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制定经济计划必须做好财政收支、银行信贷、物资供需和外汇收支的综合平衡，以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健康发展。

当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遭受严重困难时，陈云重新出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一道，为克服“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消极后果，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在全党、全国人民团结一致的努力下，使国民经济在不到三年时间里，有效地得到恢复并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陈云的理财治国才能，不仅表现在毛泽东生前与毛泽东的合作上，也表现在毛泽东逝世后他同党中央第二、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合作上。他在1979年3月指出，过去我们计划工作制度中的主要缺点，是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他特别指出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是一种好现象，同时指出国家干预也是必要的。他一贯主张，国民收入分配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要适当，不赞成积累比重过大，即建设挤生活，也不赞成消费增长超过生产增长。党的十四大以后，他特别强调，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要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他反复倡导领导干部要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性地提出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样的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给广大干部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

陈云的一生，是为中国各族人民彻底解放、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顽强奋斗的光辉的一生。他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下，始终坚持并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领导革命斗争、经济建设和党的建设，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和杰出的领导才能。陈云的思想和观点，集中表现在他的三卷文选中。他的著作是他留给党和人民的宝贵的精神财富。陈云具有很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一贯顾全大局，坚持原则，维护团结，遵守纪律，光明磊落，谦虚谨慎。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善于倾听不同意见，具有注重实践、亲自动手、踏实细致、多谋善断的工作作风。他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尊重群众的创造。他爱护干部，珍惜人才，尊重知识。他艰苦朴素，克己奉公。他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深得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注释】

[1]引自毛泽东在50年代初同薄一波的一次谈话（见黄丽镛编著《毛泽东读古书实录》，第26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摘自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见《陈云同志伟大光辉的一生》，1995年4月17日《人民日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