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一个领导人才

邓小平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一个领导人才

他是继毛泽东之后领导中华民族振兴的又一位伟人。他“三落三起”，一次比一次辉煌，有着传奇的人生经历。他是毛泽东很长时期信赖和倚重的人物。他创立的邓小平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正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继续进行新的长征……

毛泽东评点原文

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比较有才干。你说他样样事办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不满意他的人也有，像有人不满意我一样。但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1]

这个人（指邓小平——引者注）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一个领导人才。^[2]

我的接班人，第一是刘少奇，第二是邓小平。^[3]

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他呢，有些人怕他，但他办事比较果断。（毛泽东又对邓小平说）我送你两句话，“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4]

（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比你（指王洪文——引者注）强。^[5]

邓小平简介

邓小平（1904.8.22～1997.2.19），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邓小平的一生，是光辉的战斗的一生。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发展，建立了永不磨灭的功勋。

1904年8月22日，邓小平出生在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原名邓先圣，5岁进私塾发蒙，学名邓希贤，后转入新式小学。高小毕业后，考入广安县中学。1919年秋考入重庆勤工俭学留法预备学校。受五四运动的影响，这时他有了朴素的“工业救国”的爱国思想，他同全校同学一起参加抵制日货、声讨卖国贼的活动。1920年夏，赴法国勤工俭学。

邓小平到法国后，因生活所迫，只在中学学习过几个月，就先后到几个工厂做工，他体验到生活的艰辛，体验到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当时，他和一批先进的中国留学生，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先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走上革命道路。1922年他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92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他走上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的道路，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1926年初，邓小平离法赴苏，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学习。

1927年春，邓小平受党的派遣回国，到西安冯玉祥国民军联军担任中山军事学校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并任该校中共组织的书记。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邓小平于六七月间转赴汉口，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为了适应秘密工作环境，他从此改名为邓小平。8月7日他参加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1928～1929年，任中央秘书长。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为了挽救革命，发动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1929年夏，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广西领导起义。他化名邓斌，任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书记，同张云逸等于12月发动百色起义，创建了红军第七军和右江根据地。次年2月，又发动龙州起义，建立了红军第八军和左江根据地。他出任红七军、红八军政治委员和前敌委员会书记。在邓小平等人的领导下，在四个多月的时间里，红军发展到七千人，红色区域扩展到二十多个县，拥有一百多万人口，成为当时较大的革命根据地之一。由于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影响，部队作战连连受挫，不得不转战七千里，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同中央红军会合。邓小平对“左”的错误指挥提出过不同意见，但未被采纳。1931年2月，受前委的委派，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在这期间他写了《七军工作报告》，详细叙述了红七军的情况，总结了起义前后的经验教训。

1931年夏，邓小平到达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瑞金县委书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这时，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邓小平同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一直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他们反对“城市中心论”，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反对军事冒险主义，主张诱敌深入；反对用削弱地方武装的办法来扩大主力红军，主张两种武装力量都要发展；反对“左”的土地分配政策。临时中央开展了对邓、毛、谢、古的斗争。邓小平被撤销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受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被派往中央苏区边远的乐安县所属南村区委当巡视员。这是他在党的政治生活中受到的第一次错误处分。后来，在军委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等人的支持下，被调到总政治部担任秘书长。不久，负责主编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

1934年10月，邓小平随中央红军长征，年底任中央秘书长。1935年1月，他参加了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他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后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主任。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了全面的侵略战争。大敌当前，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937年8月，邓小平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奔赴华北抗日前线。1938年1月，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师长是刘伯承。

邓小平和刘伯承率一二九师深入日本侵略军占领区的后方，以太行山为中心，依托山区，并向平原发展。1939年12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向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所在地的太行地区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1940年3月，刘邓指挥部队，在晋察冀军区部队的配合下，奋起反击，全歼进攻太行地区的国民党顽固派军队一万余人。为粉碎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打击日军的“囚笼政策”，从1940年8月起，八路军向华北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了大规模的破袭战役，即“百团大战”。刘邓率领所部38个团参加，进行大小战斗五百余次，给日、伪军以很大打击。

1942年9月，邓小平兼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彭德怀、刘伯承回延安参加整风后，他于1943年10月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并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在艰苦的条件下，担负起领导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党政军的全面工作。1945年6月，邓小平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他和刘伯承率部开创的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块根据地已基本连成一片，成为拥有2400万人口、30万军队的全国最大的解放区。同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军区，邓小平任中央局书记和军区政治委员，刘伯承任军区司令员。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在与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不断地挑起局部战争。1945年9月，邓小平和刘伯承指挥了著名的上党战役，全歼侵入解放区腹地的国民党军队，巩固了晋冀鲁豫解放区。

1947年5月，邓小平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6月，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的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战略部署，他和刘伯承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12万人，强渡黄河天险，在鲁西南地区，经过28天连续作战，歼敌5.6万余人，打开了南下的通路，接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长驱直入，从几十万敌军前堵后追中杀开一条血路，千里跃进到大别山地区，由此揭开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地区后，对国民党在长江以南的广大统治区形成了直接威胁，迫使国民党军队调动主力回援。围困大别山地区的敌军增加到约20万人，斗争极端艰苦。

从1948年春起，中原野战军与华东野战军协同作战，相继发起洛阳、宛西、宛东、豫东、襄樊等战役，粉碎了中原国民党军队的防御体系。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开始。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邓小平任书记，统一指挥中原野战军（后改称第二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后改称第三野战军）。淮海战役中，蒋介石先后集结近80万军队，而人民解放军参战部队只有60万人，在武器装备上国民党军队更是占有巨大的优势。总前委执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经过66天的作战，共歼敌55.5万人，取得了淮海战役的完全胜利。1949年3月，邓小平出席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受命兼任华东局第一书记。4月21日，遵照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统率第二、第三野战军发起京沪杭战役，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长江防线，浩浩荡荡渡过长江，解放了南京、上海及苏、皖、浙、赣等省广大地区。南京的解放，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

1949年9月，邓小平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0月，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随后他和刘伯承率部进军大西南，迅速消灭了盘踞在云、贵、川三省的90多万国民党反动武装，把国民党反动统治势力最后逐出中国大陆。在西南期间，他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他参加领导了进军西藏和西藏和平解放的工作，实现祖国大陆的完全解放。

1952年7月，邓小平调到中央，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后又兼任政务院交通办公室主任和财政部部长。1954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组织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在反对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中，邓小平作出了重要贡献。1955年4月，在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提出和深刻论述了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任务，指出党面临新的考验，必须经常警惕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要求全党坚持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健全各级党组织的集体领导，避免个人专断和个人决定重大问题。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毛泽东在推荐邓小平当总书记时，说他比较顾全大局，比较有才干，比较周到和公道，是个厚道人。1959年他又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

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长达十年。这十年，是我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取得很大的成就，积累了重要的经验，同时也有过严重的失误。邓小平一直处在中央领导工作的第一线，参加党和国家的重要决策，在许多方面提出过重要的正确主张。这是他工作最繁忙的十年。

1966年，毛泽东领导和发动“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在这场长达十年的动乱中两次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斗争，并被撤销一切职务，经历了他革命生涯中最艰难、最曲折的时期。1969年10月他被送到江西省新建县。他每天到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半天，做钳工活。在这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和古今中外的书籍。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被粉碎后，毛泽东有意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在周恩来支持下，邓小平于1973年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74年他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在筹备四届人大和酝酿国务院领导人选时，毛泽东评价他“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邓小平主持起草了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1975年1月他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周恩来病重以后，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在这期间，他力挽狂澜，同“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所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收到显著的成效，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起初，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工作是支持的，但是不能容忍他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4月5日，天安门广场发生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拥护邓小平的群众运动。“四人帮”乘机诬陷邓小平，他再一次被错误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9月，毛泽东逝世。10月，“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在1977年8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1978年3月，他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当时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整个国家问题成堆，亟待解决。他一出来工作，立即表现出作为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在千头万绪中抓住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首先推动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领导和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提出必须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长期以来禁锢人们思想的僵化的局面被冲破。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创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邓小平在全会前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实际上是这次全会的主题报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经过这次全会，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由他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总结了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思想。在这次中央全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军委主席。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次大会确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他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他任中央军委主席。十二大选举产生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在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他当选为主任。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主题，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从党和国家的前途着眼，坚决主张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并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他曾多次提出辞去领导职务。1987年11月中共召开十三大，他不再参加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1989年11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他又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实现了他从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的夙愿。在以他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顺利过渡、保持党和国家稳定的过程中，他起了关键的作用。

从领导岗位退下来的邓小平，仍然以历史责任感关注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1992年初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重要谈话，总结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回答了经常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他的这个谈话为开好中共十四大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必须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确定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目标。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993年，邓小平以89岁高龄亲自主持编辑和逐篇审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邓小平文选》共出版三卷。第二卷和第三卷汇集了邓小平在形成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富有独创性的重要著作，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指南。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因病逝世，享年93岁。

试析

邓小平比毛泽东晚出生10年，但他很早就参加了革命，成为毛泽东的战友，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发展，人民军队的创建与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与发展，并肩战斗。他是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是建国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毛泽东对他很了解，作过多次评价。

毛泽东在八大召开之前的最后一次中央全会上，推举邓小平担任新设立的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说：对总书记这一职务，我有六个字，一不行，二不顺。当然，革命工作决定了也没有办法，我自己是诚惶诚恐的。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毛泽东说：他愿意当中国的秘书长，不愿意当外国的总书记，实际上外国的总书记就是中国的秘书长。他说不顺，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接着，毛泽东评价他“比较公道，比较有才干”；“会办事，比较周到”；“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这是1956年讲的，这个结论来自于战争年代邓小平出色的工作和办事能力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

在中央苏区时，邓小平曾被打成“毛派”分子。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注意。

1942年，刘、邓领导的一二九师坚决执行党中央、毛泽东关于“精兵简政”的方针，进行了三次大精简，顺利完成任务。毛泽东表扬刘、邓说：“晋冀鲁豫边区的领导同志，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做出了精兵简政的模范例子。”

邓小平初上太行山不久，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指导工作，他在部队一次干部会议上讲了“照辩证法办事”的名言。这话传到延安后，深得毛泽东的赞赏。毛泽东在1945年6月所作的中共七大总结发言中，谈到今后我们要怎样领导全国人民争取革命胜利时，高度评价了邓小平这句话：“总而言之，就是如同太行山的同志所说的，要按照辩证法办事。”

1945年，刘邓大军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取得上党自卫作战的伟大胜利。毛泽东高度赞扬刘邓大军在该战役中“打”得很好，“争”得很好；“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

1947年8月，刘邓大军12万余人，从鲁西南直插蒋介石的心腹地区大别山，实现了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到战略反攻的大转折。

1948年秋，邓小平任淮海战役总前委书记。在总前委的指挥下，“中野”、“华野”密切配合，历时66天，歼敌55万，取得了淮海战役的全胜，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毛泽东对刘、邓、陈说：“淮海战役打得很好，好比一锅夹生饭，还没有完全煮熟，硬被你们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

此后，邓小平在渡江战役、解放宁沪杭战役、进军大西南战役中均作出了重大贡献。从1949年到1952年，在邓小平主持西南工作的两年多的时间里，西南几省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对邓小平的卓越才干和出色工作，毛泽东多次称赞。1951年1月28日，毛泽东称西南的工作“路线正确，方法适当，成绩很大”，并将邓小平的综合报告批转各地学习。这年的9月3日夜，毛泽东同著名学者、民主人士梁漱溟谈话。当梁漱溟夸奖邓小平在四川工作表现出杰出才干时，毛泽东马上说：“梁先生看得蛮准，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6]

1952年邓小平调中央后，直接工作在毛泽东身边，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办事能力和才干有了更直接更具体的感受，使毛泽东形成了“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人才难得”的好印象。

毛泽东称邓小平政治思想强，比王洪文强的话，客观公正，寓意深刻。“政治思想强”，不仅是毛泽东对邓小平的高度评价，也是党内许多老同志的一致看法。刘伯承元帅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我领导打仗还行，政治宣传和党内组织工作得靠邓小平政委。”邓小平政治思想强，表现在他有坚强的党性，坚定不移地贯彻部署执行党中央路线、方针、政策，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表现在他具有敏锐的政治眼光，及时洞察和发现倾向性问题，并以得力的对策措施，解决和纠正错误倾向的组织领导才能及政治思想水平。他的这一特点，毛泽东在世时表现鲜明，毛泽东去世后表现更为突出。他不同意“两个凡是”的提法，不同意社会主义时期继续搞“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作为党在新时期的基本路线。他坚持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和理论，同时坚决顶住完全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

邓小平有着崇高的品格和风范，这体现在他全部革命实践活动中，体现在他“三落三起”的经历和他勇敢地开拓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新道路的进程中。当他受到错误打击、处于逆境的时候，他从不消沉，总是无私无畏，沉着坚韧，对未来抱乐观主义。他总是由此更加深刻地考虑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和根本规律问题，发愤要有新的更大作为。正因为这样，他才能顺应历史和时势的要求，在经历逆境之后重新起来担当重任。特别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起落，更引起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深刻反思，从而使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毅然决然地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开拓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在开拓新道路的进程中，他尊重实践，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既借鉴世界经验又不照搬别国模式，总是从小国的现实和当代世界发展的特点出发去总结新经验，创造新办法。他尊重群众，关注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他目光远大，胸襟开阔，总是从大局着眼来观察和处理各种重大问题。他崇尚实干，行动果断，在关键时刻作出重大决策更是表现出非凡的胆略和勇气。

邓小平不争功，不推过。他对自己一生所做的工作总是一分为二地来看待。1980年8月，他同意大利记者谈话，当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到“你对自己怎样评价”时，他答道：“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算成是毛主席一个人的。”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邓小平反复讲自己犯过错误。他说：“1957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1958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热，在座的老同志恐怕头脑热的也不少。这些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我们应该承认，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拿我来说，能够四六开，百分之六十做的是好事，百分之四十不那么好，就够满意了，大部分好嘛。”

邓小平多次反复地用“对半开”、“四六开”、“做了不少好事，但也做了一些错误事”的结论来说自己的功过，反映了他的求实态度和谦虚品质，不仅影响不了他的伟大，反而更加赢得人们对他的崇敬和爱戴。

【注释】

[1]摘自毛泽东在八大召开前夕推荐邓小平当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谈话（见刘金田编：《邓小平的历程》（下），第81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2]摘自毛泽东1957年在莫斯科同赫鲁晓夫的谈话（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电视台合编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解说词，第8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3]摘自毛泽东1961年同蒙哥马利的谈话（见陈继安编《邓小平谈邓小平》，第309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摘自毛泽东1973年12月15日同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大军区司令员的谈话（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电视台合编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解说词，第10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5]摘自1974年底毛泽东同王洪文的谈话（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电视台合编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解说词，第10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6]见陈微主编《毛泽东与文化界名流》，第32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