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飘萍是一个具有热烈的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

邵飘萍是一个具有热烈的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

“五四”时期，毛泽东在长沙办《湘江评论》、《新湖南》，为《大公报》、京、沪等地报纸投稿，干得风风火火，熟练泼辣，这得益于谁呢？得益于在北大旁听时给他讲课的邵飘萍。邵飘萍给毛泽东以深刻的影响。

毛泽东评点原文

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在新闻学会里，我遇到了别的学生，例如陈公博，他现在在南京当大官；谭平山，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之后又变成所谓“第三党”的党员；还有邵飘萍。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的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1926年他被张作霖杀害了。^[1]

邵飘萍简介

邵飘萍（1884～1926），著名新闻记者、主笔、文化战士。曾名振青。浙江金华人。他14岁中秀才，18岁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青年时，从崇拜康梁到崇拜孙中山。1912年在杭州创办《汉民日报》，一年后即因反对袁世凯而被查封，其间曾三次入狱。1914年赴日留学，组织东京通讯社，向国内各报发稿，揭发日本侵华野心和“二十一条”真相。1916年春，应上海新闻界电邀回国，先在《申报》、《时事新报》、《时报》等担任主笔，继之应聘为《申报》长驻北京记者，为该报日拍新闻专电。1918年在北京创办新闻编译社，为国内第一个通讯社，以消息准确迅速蜚声海内，新闻记者的社会地位因此得以提高。同时在北京大学等校讲授新闻学。1918年还创办著名日报《京报》，宣传十月革命，传播社会主义，支持南方革命政府。五四运动时，《京报》发挥其“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的宗旨，揭发段祺瑞政府卖国罪行，被下令查封。邵本人被通缉，流亡日本。在日期间，仍从事新闻事业，并研究社会主义思潮。1920年回国，复刊《京报》，在平民大学执教，办报学系。遇大事，邵必亲自采访，尤重视副刊，《京报副刊》达12种，实兼日报与杂志两长。副刊中最著名的有鲁迅主编的《莽原》周刊；《西北周刊》更给冯玉祥以直接影响。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支持群众反帝反军阀斗争，《京报》成为讨伐段政府的舆论阵地。4月，段失势出走，奉系进驻北京。4月26日，邵飘萍因“宣传赤化”罪名，被奉系军阀杀害于北京。牺牲时年仅42岁。著有《实用新闻学》、《新闻学总论》、《新俄国之研究》等。

试析

邵飘萍是一个赢得青年毛泽东敬重，并对毛泽东产生较大影响的新闻记者，直到晚年毛泽东都对他记忆犹新，深深怀念。毛泽东认识邵飘萍是在1918年。那年8月，毛泽东从长沙来到北京，为解决生活开销，由杨昌济介绍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职责是在红楼第二阅览室管理报刊，并登记阅览者的姓名。虽然待遇菲薄，工作琐碎，但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在这里他可以阅读各地的报纸，旁听北大有兴趣的课程，参加学校设立的各种学术团体的活动。由于他爱读报，便参加了新闻学研究会。

北大新闻学研究会于1918年10月14日成立，蔡元培被选为会长，亲自为该会制定了8条简章，其宗旨为“灌输新闻知识，培养新闻人才”。研究会每周都有讲课活动。邵飘萍兼任导师，讲授办报经验。研究会还办了一种《新闻周刊》，由会员撰写稿件，作为实习阵地。戈公振著《中国报学史》称该会为“中国报业教育之发端”，该刊为“中国惟一传播新闻学识之报纸”。毛泽东获得听讲半年的证书。1936年他在延安窑洞同斯诺谈话回忆自己的经历时谈到邵飘萍。直到1974年，81岁的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还曾提到邵飘萍其人。

邵飘萍为什么对毛泽东影响那么深呢？首先他是一个站在时代的最前面，以报纸和新闻做手段，鼓吹新思想、传播新文化的勇敢战士和报人，他敢于冲锋陷阵，不畏任何强暴，终于以身殉职。1918年10月5日《京报》创刊时，他在编辑室大书“铁肩辣手”四个字，勉励同人“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他本人就实践了这四个字。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担任导师时，他已有自己的著作《新闻学总论》和《实际应用新闻学》，向会员系统地传播有关报纸的作用、任务，以及如何组稿、采访、编辑、校对、排版、印刷等整套业务知识，并且介绍国内报界和世界各重要通讯社的情况。他非常强调新闻的作用，认为“新闻是社会的耳目”，“与社会有莫大关系。报纸的任务就是供给新闻，代表舆论，提倡道德，传播知识，协助工商业的发达”，等等。他强调新闻之第一要义为：“确实”，尊重事实，摒除偏见，反对以讹传讹，颠倒是非，尤其反对刊登黄色新闻。他以自己多年办报和当记者的经验，帮助学会的《新闻周刊》，将一个星期之内国内外各种重要新闻，做出系统的记载，并加评论。这种从理论到实践的教育方法，现身说法的实际经验，其人格力量和辣手文章，无疑给学员以深刻影响。

此外，邵飘萍还是五四运动时期最早宣传社会主义思潮、马克思学说和介绍十月革命的少数人之一。他在新闻学研究会的教学活动中，也贯彻了他这方面的思想观点。1919年，他还将自己在日本学习所得，编成两本当时最符合形势需要的书，一为《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一为《新俄国之研究》。前者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后，风行一时。上编为《社会主义之概念与历史》，其中“德国社会主义之发达”一章，详细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及其学说：“彼两人之著书，对于现在之社会经济状态，下深刻之批评。明示社会发达之倾向，社会主义社会有必然实现之趋向，而说明真理之路。其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成为近世社会主义运动之中心色彩。”又介绍《共产党宣言》：“此宣言之内容，至今世界各国学者研究社会主义，每引证之，以为立说之张本，实于世界社会主义史上，占重要之地位。”“其有名之语曰：‘由来一切社会之历史，阶级斗争之历史也！’继又介绍马克思的《资本论》：‘自马克思此书出世，从前空想的社会主义，至是乃形成科学的社会主义，且供给实行方面，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之党纲。’”此书下编分述6种社会主义思潮的概要：国家社会主义，马克思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之“修正”，无政府主义，布尔什维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重点介绍了布尔什维主义，并说：“在布尔什维克联系下，俄国革命于1917年11月7日宣告成功。”“据悉，劳农政府已对我国宣言，抛弃其旧俄帝国在华所得权利。我国政府虽无相当表示，然已觉研究俄事之急要。”《新俄国之研究》一书出版后，即销售一空。这两本书，估计毛泽东当年很有可能读到过。

五四运动时期，在湖南从事学生运动、驱张运动、新文化运动、湖南自治运动和后来的工人运动时，毛泽东十分注意运用新闻报刊作武器，或自己办刊物，办通讯社，或利用报纸，充当记者。这无疑同参加新闻研究会的半年活动，以及邵飘萍的教学，有直接的关系。五四时期，毛泽东先是在长沙主办《湘江评论》周刊，自己撰稿，当编辑，做校对，跑印刷厂；《湘江评论》被查封后，接着主编《新湖南》周刊，又被封后，就当时有关事件，向湖南《大公报》接连投稿，驱张运动时，无法利用长沙的报纸，直接向京、沪的报纸投寄文稿，揭发张敬尧的祸湘罪行；为扩大驱张运动在全国的影响，在北京办平民通讯社，从编写稿件到油印发行，一手包办；又协助彭璜在上海办《天问》周刊。湖南自治运动时，创办著名的文化书社，在全省推销报刊书籍；支持何叔衡等办《湖南通俗报》，同湖南《大公报》的负责人结成同盟军，在该报接连发表10篇檄文，还充当该报的特殊记者，为蔡元培、罗素等人来长沙讲演时做记录，记录稿随即在报纸上发表。从事工人运动时，湖南《大公报》仍一直是工人运动的宣传阵地。由此可知，为什么多年之后，毛泽东还要说，“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始终对他怀有感激之情。

【注释】

[1]埃德加·斯诺著：《红星照耀中国》，第130页，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