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没有继承司马迁的传统

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没有继承司马迁的传统

《三国演义》是毛泽东喜爱的一部名著。有人说，毛泽东靠《三国演义》指挥现代战争，这当然是误解，或有意诽谤。然而，毛泽东确实从《三国演义》中发掘出了许许多多给今人以启发的大学问。毛泽东认为罗贯中没有继承司马迁的传统，那么，继承了谁的传统呢？

毛泽东评点原文

《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迁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南宋时，异族为患，所以朱熹以蜀为正统。明朝时，北部民族经常为患，所以罗贯中也以蜀为正统。^[1]

看这本书，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而且要看组织。你们北方人——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组织了一个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干部”一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2]

罗贯中简介

罗贯中(约1328～1398)，名本，字贯中，号湖海散人。祖籍山西太原，生于钱塘(今浙江杭州)。生平事迹不详。

曾有过政治抱负，在元末明初参加过反元斗争，东奔西走而无显著成就。明政权建立后，他开始专心致力于小说和杂剧的创作。

据明人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说，罗贯中“编撰小说数十种”；又相传他有巨著《十七史演义》。今仅存四种，除《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称《三国演义》)以外，尚有《隋唐两代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传》、《三遂平妖传》。关于《水浒传》的作者，一般均认为是施耐庵。但，明人郎瑛的《七修类稿》、明人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明人王圻《续文献通考》、清人周亮工《书影》、清人钱曾《也是园书目》等，都说《水浒传》是罗贯中著。明清时期曾有多种《水浒传》刊本，都署罗贯中“编次”或“纂修”。《百川书志》卷六著录《忠义水浒传》，则题“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所以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说罗贯中是施耐庵的“门人”。

罗贯中的杂剧，《录鬼簿续编》著录了三种：《赵太祖龙虎风云会》、《忠正孝子连环谏》和《三平章死哭蜚虎子》。今仅《风云会》留存了下来。《风云会》写的是，赵匡胤在陈桥驿黄袍加身之后，依然以天下未统一而惴惴不安，遂于一个风雪交加之夜，造访丞相赵普，与他商议征讨诸国之策。这一折“雪夜访普”，是全剧的精华，它表达了赵匡胤要以“正三纲，谨五常”的方针，来结束“奸雄争霸”以致“民力疲乏”、“尸骸遍野”的局面的强烈愿望。在剧中，赵匡胤被描写成一个“晓夜无眠想万方”、关心百姓疾苦的皇帝。全剧事件繁杂，人物众多，结构较为散漫。

《三国演义》以东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的历史为背景，描写了黄巾起义、群雄混战、魏蜀吴三国的兴衰、司马氏统一天下建立晋朝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以及在这个历史舞台上扮演各种角色的历史人物。但它不是历史书。它的基本框架与基本事实是符合历史的，却又存在大量虚构与渲染、夸大与缩小、想当然与化可能为事实等等成分。故历来有“七分真实三分虚构”之说。其实，在部分上，《三国演义》具有历史的真实性，而在全体上，《三国演义》则具有艺术的真实性。

三国时期的故事，在《三国志》裴松之注中，便有很多传说成分。同时的《裴子语林》、《殷芸小说》、《世说新语》等书，都辑录了一些三国时期人物的逸闻趣事。罗贯中在民间传说以及民间艺人、下层文人创作的话本、杂剧、诸宫调等等的基础上，吸取《三国志》及裴注中的资料，经过自己的再创作而写成了这本75万字的长篇巨制。《百川书志·史部·野史》总括说：《三国志通俗演义》“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非伪非虚，易观易入。”

现在能够看到的《三国演义》的最早版本，是明代嘉靖元年(1522)的刻本。清人毛伦、毛宗岗父子假托《三国演义》古本，就罗贯中的原著增改情节，整顿回目，削除论赞，改换诗文，又作夹批回评，并伪造金圣叹序，题为“圣叹外书”、“声山别集”、“第一才子书”。这就是今天广为流行的《三国演义》的本子。

试析

毛泽东在他的著作和讲话中，引用最多的古书是《三国演义》。他从小就爱读《三国演义》，至老而兴趣不衰。

十二三岁的时候，毛泽东开始阅读《三国演义》等历史小说。1936年，他在陕北的保安接见斯诺时，回忆说：

我是家里的“读书人”。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我很小的时候，尽管老师严加防范，还是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这位老先生讨厌这些禁书，说它们是坏书。我常常在学堂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正经书遮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背得出，而且反复讨论了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常常和我们互相讲述。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因多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3]。

1910年秋，十七岁的毛泽东离开韶山冲，去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求学。那天，刚蒙蒙亮，他就起床收拾好被帐等，“扎到扁担的一头，另一头系着一个篮子，里面装着他的那两本宝书：《三国演义》和《水浒传》”。^[4]

到东山高等小学堂后，毛泽东和同学们经常谈论的话题，还是包括《三国演义》在内的历史故事。他的同学萧植藩(后改名萧三)追述道：“我们在一起交谈读书心得。毛泽东同我们大家一样，不喜欢孔夫子。他背着父亲和教师读了很多中国古典小说，像《西游记》、《三国演义》、《说岳》、《说唐》等。他给我们讲这些书的内容。”^[5]

可以说，最初是《三国演义》等历史小说把青年毛泽东引进了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殿堂。

后来，即使在红军初创的最艰苦的时候，他也没有忘怀于《三国演义》等历史小说。1938年5月3日，他在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第二大队讲话时，为了说明少数人对共产主义的误解，说了一则自己的故事：初到井冈山时，他想到土豪家户去找一找《三国演义》之类的书籍，有位农民对他说：“没有了，没有了！昨天共了产。”^[6]

60年代，毛泽东的案头还摆着一套《三国演义》连环画册，不但自己看，还要卫士看，给卫士讲三国故事。

毛泽东对《三国演义》是如此的娴熟，以致他著作或谈话时信手拈来，恰到好处。

1936年9月8日，他给时任陕西省主席的邵力子写信，谈起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问题时说：“国共两党实无不能合作之理。《三国演义》云：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弟与先生分十年矣，……今又有合的机会，先生其有意乎？”^[7]

1937年7月，他写成《实践论》，其中谈到：“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就可产生出合乎论理的结论来。《三国演义》上所谓‘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们普通说话所谓‘让我想一想’，就是人在脑子中运用概念以作判断和推理的工夫。”^[8]

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说：“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这是中国的成语。……我们中国还有一句成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合乎我们赫鲁晓夫同志的口号——集体领导。单独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我看要是自称全智全能，像上帝一样，那种思想是不妥当的。”^[9]

上述三例是以古证今，即以古人的观点证明今天的观点，以古人说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说明国共两党之间有斗争，也有合作；以古人说的“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说明判断和推理的过程；以“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说明集体领导和团结的重要性。

1953年6月30日，毛泽东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时说：“要选青年干部当团中央委员。三国时代，曹操带领大军下江南，攻打东吴。那时，周瑜是个‘青年团员’，当东吴的统帅，程普等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现在要周瑜当团中央委员，大家就不赞成！团中央委员尽选年龄大的，年轻的太少，这行吗？自然不能统统按年龄，还要按能力。”^[10]

1957年4月上旬，在四省一市省市委书记思想工作座谈会上，毛泽东提出，要选拔党龄短、年龄轻但有能力的干部。他说：赤壁之战，程普四十多岁，周瑜二十多岁，程普虽是老将，不如周瑜能干。大敌当前，谁人挂帅？还是后起之秀周瑜挂了大都督的帅印。孔明二十七岁成名，也未当过支部书记、区委书记嘛！也是个新干部嘛！赤壁之战以前无名义，之后才当军师、中郎将。古时候可以破格用人，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大胆提拔？

1958年5月8日，在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又举了古今中外三十人为例，说明年轻人最终会战胜老年人，其中举出了周瑜。他说，程普是老将，孙权打曹操不用他，而用周瑜做都督，程普不服。但是周瑜打了胜仗。周瑜死时才三十六岁。^[11]

毛泽东读欧阳修《为君难论》，至“予又以谓秦、赵二王，非徒失于听言，亦由乐用新进，忽弃老成，此其所以败也”时，批评说：“看什么新进。(白)起、(王)翦、(廉)颇、(李)牧，其始皆新进也。周瑜、诸葛、郭嘉、贾诩，非皆少年新进乎？”^[12]

毛泽东四次以周瑜为例，用类比的方法，以古鉴今，说明了选拔有能力的青年人的重要意义。

1959年7月11日，毛泽东在庐山与周小舟等三人谈话时说：“提倡敢想敢干，确引起唯心主义，我这个人也有胡思乱想。有些事也不能全怪下面，怪各部门。否则，王鹤寿会像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13]

这也是用类比的方法，以古鉴今，说明领导者胡思乱想，很可能引起“下面”因“难办得很”而产生抱怨情绪。

《三国演义》通过对魏、蜀、吴三国兴衰过程的描写，展示了中国2世纪至3世纪约一百年的军事、政治、外交斗争的广阔画面，揭露了封建统治者内部勾心斗角、残酷毒害人民的丑恶嘴脸，也反映了人民渴求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的愿望，和重义守信、平等互助等处理人际关系的伦理观念。因而《三国演义》历来被农民起义领袖视为学习军事知识和斗争经验的教科书。清代黄人《小说小话》载：“张献忠、李自成及近世张格尔、洪秀全等初起，众皆乌合，虽无纪律，其后攻城略地，伏险设防，渐有机智。……闻其皆以《三国演义》中战案为王帐惟一之秘本。”清人刘鉴《五石瓠》说张献忠“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清人张德坚《贼情汇纂》说：“贼(指太平军)无定法，其懈我诱我图我误我，无非诡计。兵法战略，草野罕有。贼之诡计，果何所依据？盖由二三黠贼，采稗官野史中军情仿而行之，往往有效，遂宝为不传之秘诀。其取裁《三国演义》、《水浒传》尤多。”不止农民起义领袖，据清人陈康祺《郎潜纪闻》记述，清初许多八旗武将打仗，也往往参考《三国演义》，他们不识汉字，皇朝还特地命人翻译此书为满文。

有人说，毛泽东是把《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作为现代的战略战术。当然这是误解，或有意攻击。但是，毛泽东并不讳言，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他重新读过《三国演义》，《孙子兵法》那时他还无法找到。可以想像，一个青年学生带领一批起义的农民上了井冈山，周围都是势力强大、凶狠残忍的武装敌人，如何斗争、如何打仗，《三国演义》中的军事知识当然是现成的参考资料。后来，毛泽东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从游泳中学游泳，从战争中学战争，总结出十大军事原则，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科学理论，自然远非《三国演义》中那些初级的战略战术所可比拟。

毛泽东不仅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即使是后来的军事著作中，也常常以古喻今，引用一些古代的战例来说明现代的军事原则。例如，毛泽东为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于1936年12月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其中写道：

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14]

上述六个战例，有三个发生在三国时期，《三国演义》第三十回、第四十九回和第八十四回，分别有反映，其中赤壁之战尤其写得生动而具体。

《三国演义》具有极丰富的内容，不但军事斗争，而且在政治斗争、用人原则、伦理观念、道德规范、思想和工作方法等等方面，都有可借鉴的思想资料。毛泽东说：“看这本书，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而且要看组织。”他从多方面肯定了《三国演义》的借鉴价值。例如，曹操惟才是举，刘备以仁义待人，都是他们能够组织和团结一批人为他们争夺天下效力的原因。

以古喻今，是毛泽东阅读文史古籍的又一个重要方法。上举六个战例是如此，在说明应重视有知识的人才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也没有忘记引用古代的例子来作论据。1945年4月24日，他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时说：

一个阶级革命要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的。你们看过《三国演义》、《水浒传》。魏、蜀、吴三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有高级的知识分子，有普通的知识分子，那个穿八卦衣拿鹅毛扇的，就是知识分子；梁山泊没有公孙胜、吴用、萧让这些人就不行，当然没有别人也不行。无产阶级要翻身，劳苦群众要有知识分子，任何一个阶级都要有为它那个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奴隶主有为奴隶主服务的知识分子，就是奴隶主的圣人，比如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我们中国的奴隶主也有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周公旦就是奴隶主的圣人。至于封建时代的诸葛亮、刘伯温、《水浒传》上的吴用，就是封建社会里的知识分子。因为整风审干，好像把知识分子压低了一点，有点不大公平。好像天平，这一方面低了一点，那方面高了一点。我们这个大会，要把它扶正，使知识分子这一方面高一点。^[15]

他从《三国演义》、《水浒传》里的诸葛亮、吴用等人的作用，引发出了一个公式：“任何一个阶级都要有为它那个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这是他归纳出了中外古今一种普遍的历史现象，总结出了一条历史发展的规律。

从对《三国演义》的运用，我们可以看出，以古证今、以古鉴今、以古喻今等是毛泽东古为今用的三种形式。

至于《三国演义》以蜀汉为正统的问题，这是有多方面的缘由的。

毛泽东说：“南宋时，异族为患，所以朱熹以蜀为正统。明朝时，北部民族经常为患，所以罗贯中也以蜀为正统。”由于汉朝的强盛，后人把中华民族中人口最多的这一部分，称为汉族，或汉人。在外族入侵、严重为患的时候，人心思汉，因而朱熹也好、罗贯中也好，以蜀汉为正统，体现着他们强烈的民族意识。陈寿撰《三国志》，尊魏为正统，因为陈寿是晋人，而晋是继承了魏的“天统”、“皇统”。后来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援陈寿之例，以魏为正统，因为司马光为宋人，由晋而隋，由隋而唐，由唐而宋，这个皇朝的更迭，在封建文人看来，都属于“天统”的延续，都是有“脉”相承的。而东晋人习凿齿作《汉晋春秋》时，北方出现了五胡十六国，这个时期，又人心思汉，所以他改为以蜀汉为正统。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文德》对这一史学现象说得很明白：“昔者陈寿《三国志》，纪魏而传吴、蜀，习凿齿为《汉晋春秋》，正其统矣。司马《通鉴》仍陈氏之说，朱氏《纲目》又起而正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应陈氏误于先，而司马再误于其后，而习氏与朱子之识力偏居于优也。而古今之讥《国志》与《通鉴》者，殆于肆口而骂詈，则不知起古人于九原，肯吾心服否耶？陈氏生于西晋，司马生于北宋，苟黜曹魏之禅让，将置君父于何地？而习与朱子则固江东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争天统也。诸贤易地则皆然，未必识逊今之学究也。”史学家撰史评史，各人因所处的时代不同，而对历史有不同的处置，这是常有的，也是必然的。

以蜀汉为正统，也与罗贯中创作他笔下的人物的意图有关。《三国演义》以蜀汉为正统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尊刘抑曹”。罗贯中美化、歌颂刘备的政治品性和道德品质，把他刻画成封建时代的理想仁君形象，自然要把蜀汉写成正统。在罗贯中笔下，曹操是一个欺君罔上、背信弃义、口是心非、诡谲多变、心狠手辣的极端利己主义的典型，这样的人，罗贯中自然不会写成正统的人物。其实，“尊刘抑曹”的倾向，并不始自罗贯中。苏轼早就记叙宋人“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则喜唱快”，倾向性很强烈。《三国志平话》和一些金元时代的杂剧都承袭了这种倾向。值得特别一提的是，清人毛纶、毛宗岗父子修订《三国演义》时，在不少地方，加深了对曹操奸雄面目的揭示，加强了刘备仁德心肠的描绘，从而使“尊刘抑曹”的倾向更为鲜明。罗贯中究竟是要把蜀汉写成正统，才美化刘备和丑化曹操的呢？还是因要美化刘备和丑化曹操，才把蜀汉写成正统的呢？这两种因果关系，也许都合理。不过，以蜀汉为正统，与塑造人物形象有密切关系，则是确然无误的。

【注释】

[1]摘自林克：《忆毛主席学英语》，见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著：《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7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2]摘自薄一波：《回忆片断》，见《人民日报》1981年12月26日。

[3]埃德加·斯诺著：《西行漫记》第108页，三联书店1979年版。

[4]萧瑜：《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第10页，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

[5]《毛泽东》，《党的文献》1993年第3期。

[6]转引自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著：《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9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7]《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4～55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8]《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64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10]《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00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1]以上转引自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1395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2]《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97～9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13]转引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63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版。

[14]《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5]《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4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