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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几说的“识”极端重要

时间:2022-12-1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我现在特别提醒同志们注意的是,我们应该有识别风向的能力,这一点有极端的重要性。刘知几的力作《史通》,是中国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毛泽东说“识的极端重要性”,正是继承了刘知几的这一思想。刘知几说的“才、学、识”,本来只限于“治史”这个领域,而毛泽东1958年5月20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谈“才、学、识”,却把它扩大到了政治领域。这是对刘知几的古义作了今训,亦即对刘知几的“识”作了新解释。

刘知几说的“识”极端重要

1300年前,刘知几说的“识”,指什么?毛泽东说的“识”,又指什么?外壳一样,内涵变了。

毛泽东评点原文

提高嗅觉,辨别风向。

才、学、识,这里讲的是识,刘知几,识的极端重要性。[1]

唐朝有个刘知几,是个历史学家。他主张写历史的人要有三个条件:才、学、识。他说的识,就是辨别风向的问题。我现在特别提醒同志们注意的是,我们应该有识别风向的能力,这一点有极端的重要性。一个人尽管有才有学,如果不善于识别风向,那还是很迟钝的。

刘知几简介

刘知几(661~721),字子玄。徐州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人。父亲藏器长于词学,兄知柔亦善文词。年幼时,爱好史学,通览了《左传》及《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唐高宗永隆元年(680),他二十岁中进士,授获嘉县主簿。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开始修史。由著作佐郎升任左史,官凤阁舍人。唐中宗景龙初年,迁太子中允、率更令,不久升秘书少监。睿宗景云年间,升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馆学士,又加银青光禄大夫。唐玄宗开元初年,升左散骑常侍。虽然官衔累次升迁,却始终在纂修史书,首尾二十多年。长安三年,与朱敬则等人合撰《唐书》。神龙年间(705~707),与徐坚等人撰《武后实录》。玄宗先天元年(712),与柳冲等改修《氏族志》,至开元二年(714)撰成《姓族系录》。开元四年(716),与吴兢等撰《睿宗实录》,重修《则天实录》和《中宗实录》。又自撰了《刘氏家史》、《刘氏谱考》。另有诗文集三十卷。

由于不满史馆制度的混乱和监修大臣的横加干涉,刘知几于景龙二年(708)辞去史职,“退而私修《史通》,以见其志”。

修成《武后实录》后,武则天封他为居巢县子。他的家乡人因见刘知几兄弟六人都中了进士,都以文学知名,便改称他的故乡为“高阳乡居巢里”。开元九年(721),他的长子、太乐令刘贶犯罪,被流放,他到执政面前去为儿子辩护,触怒了皇上,被贬为安州都督府别驾。到安州不久,便与世长辞,享年六十一。

刘知几的力作《史通》,是中国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当时,太子右庶子徐坚特别看重这部著作,说:“居史职者,宜置此书于座右。”《史通》成书于唐中宗景龙末年(约709),时年四十八九。全书分内、外篇,共四十九篇,阐述了唐以前历史著作的流派与体裁,论述了史料的鉴别与采择,写史的原则与技巧,史官史馆的沿革与得失,史书的文风与语言,等等,对我国的史学史、史学研究及史书编纂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史学思想上,有承先启后的作用。《史通》是对唐以前的史书编纂从理论上和方法上进行概括和总结的专著,是中国史学史从编纂历史到评论史书、史家和史学工作的开创之作。

试析

刘知几关于史家须有“三长”的说法,不出自他本人的著作,而见之于《旧唐书》和《新唐书》。《旧唐书》,记之较详:“子玄掌知国史,首尾二十余年,多所撰述,其为当时所称。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子玄曰:‘自古已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刘知几于是回答了下面这段话,成为千古名言:

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长,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籝,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梗楠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叼居史任。自/古已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

刘知几所说的史才,指考订史料、编纂史书的才能;他所说的史学,指对丰富史料的了解与掌握,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及历史发展大势的通晓与熟悉;他所说的史识,指纂史者对历史的观点、见解,以及秉笔直书、忠于史实的品质。他在《史通·辨职》中说:“史之为务,厥途有三焉。何则?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编次勒成,郁为不朽,若鲁之丘明、汉之子长,此其次也。高才博学,名重一时,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这里说的“彰善贬恶,不避强御”,与“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是一个意思,都是说明“史识”的含意。清人章学诚把这种直书求真、彰善贬恶的“史识”,改称为“史德”,意思更明白了。

刘知几把“彰善贬恶,不避强御”的史识,定为“此其上也”,也就是说,他在史才、史学及史识三者之中,以史识为首位,强调以史识统帅史才与史学。毛泽东说“识的极端重要性”,正是继承了刘知几的这一思想。

刘知几说的“才、学、识”,本来只限于“治史”这个领域,而毛泽东1958年5月20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谈“才、学、识”,却把它扩大到了政治领域。他说,“识”,“就是辨别风向的问题。”这是对刘知几的古义作了今训,亦即对刘知几的“识”作了新解释。当然,“彰善贬恶,不避强御”,有个政治标准问题,“辨别风向”,也有个政治标准问题。从都应以一定的政治标准来衡量的这个角度看,“彰善贬恶,不避强御”与“辨别风向”,是有相通之处的。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什么是强御,什么是必要的强制手段,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不同的标准,而且与不同的时代要求有关;而弄清这个标准,弄清时代的要求,就是一个辨别政治风向的问题。

如果把“识”全面地引入政治领域,有“识”者,当指这样一些人,他们能观察到事物的底蕴,分析出事物的本质,掌握事物的发展规律,能站在时代的前面,至少不落后于时代,能与时代一起前进。能辨别政治风向,也是他们的“识”的一个表现。

毛泽东关于识的极端重要及识就是辨别风向的论述,是他古为今用的一个范例。

【注释】

[1]摘自1958年5月20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200、20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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