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开始了中国的文学批评

曹丕开始了中国的文学批评

中国文学创作源远流长，诗歌集《诗三百》，至少成集于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但到公元后2世纪，才出现第一部文学批评专著，它就是曹丕的《典论》。

毛泽东评点原文

中国自觉的文学批评的历史是从哪里开始的呢？从曹丕的《典论·论文》和曹植的《与杨德祖书》开始的吧！^[1]

曹丕简介

曹丕(187～226)，字子桓，谯郡(今安徽省亳县)人，曹操次子。八岁时能文。建安十六年(211)为五官中郎将，置官属，为丞相副。二十二年(217)立为魏太子。二十五年(220)正月，曹操死，袭位为汉丞相、魏王，改建安二十五年为延康元年。同年十月，他废汉献帝，自立为皇帝，又改延康为黄初，都洛阳。在位七年，死后谥魏文帝。

他坚持大权独揽，设立中书省，逐渐掌握机要大权，其官员改用士人担任，与西汉用宦官担任不同。规定后妃及藩王不得干预朝政；后族不得当辅佐之任。

他采用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实行九品中正制，即在中央选择“贤有识鉴”的官员，兼任本郡的中正，负责察访同郡的士人，按才能分别定为九等，吏部按等授予官爵。这样做，保持了曹操用人“不计门第”的原则，选用了一些有才干之士，同时，也使用人权从大族名士手中收归朝廷。

曾两度兴兵伐吴，均无功而返。

据《典论·自叙》说，他六岁知射，八岁能骑，后又学会击剑。常跟随乃父南征北战，颇知军事。《自叙》说：“上(指操)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每定省从容，常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唯吾与表伯业耳。余是以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他曾命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号曰《皇览》。全书分四十部，共千多篇，八百多万字。

他曾将自己所作诗文汇集成书。今存诗约40首；其《典论》亦已亡佚，《论文》一篇因萧统编入《文选》而得以保存。明人张燮辑有《魏文帝集》流传于世，近人黄节有《魏文帝诗注》。

曹丕的诗歌形式多样，除七言外，还有四言、五言、六言、杂言等。他学习汉乐府民歌，语言平易，极少雕琢，钟嵘《诗品》称其诗“率皆鄙直如偶语”，倒是切中肯綮。

曹丕也颇长散文，他的《典论》共20篇，除《文论》外，现在还留有《自叙》一篇，写个人的才艺和志趣，通过一些细节描写，传情达意，真切动人。他的《与吴质书》、《又与吴质书》，表达对友人的思念或哀悼，文笔清新酣畅，通脱自然，使人爱读，对后代的抒情散文的发展颇有影响。

曹丕是建安时期抒情的咏物小赋的主要作家之一。他的赋，今存约30篇，与他的同类题材的诗歌风格接近，均笔致细腻，凄婉动人。

试析

毛泽东说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是从曹丕的《典论·论文》开始的。这是为什么？

我国的诗歌和散文等文学作品，起源很早，甲骨文中有些卜辞就近于诗歌。至西周，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文学作品已蔚为大观。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总是先有文学作品的大发展，才逐渐有文学批评文章的出现。文学批评文章，是适应对前期文学创作的经验教训的总结的需要而诞生和发展的。在我国的文学史上，从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0)算起，经过了将近11个世纪，到公元3世纪20年代，才出现了曹丕《典论·论文》这样较为完整的文学批评文章。由此可见文学理论的滞后，与创建、发展的艰难性。但是，不能说在《典论·论文》以前我国完全没有文学理论。还是有的，而且对后代的文学理论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我国最早的典籍《尚书·尧典》说：“诗言志。”这话简要地表述了诗歌与思想感情的关系。《诗经》中作者自言的“美刺”意图，《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国季札观周乐时所发表的大量对歌词的评论，都说明古人对诗歌与政治的关系有深刻的理解。虽然他们解释诗歌与某一具体人物或事件的关系时，有时不免有些牵强附会，但他们关于诗歌服务于政治的观念确是很强烈的。

开创儒家学说的孔丘，则是这种“文学与政治关系密切论”的创立者。这体现在他提出的文学作品须“尽善尽美”的原则中。《论语·八佾》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这里，“美”指诗歌的艺术价值；“善”，指诗歌的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即内容。《韶》是颂舜的，舜因为有德，故尧禅让，以致天下太平(据郑玄注)，所以孔丘称《韶》乐“尽善”。《武》是颂周武王的，武王以武力而得位，“未致太平”(据郑玄注)，所以孔丘称《武》乐“未尽善”。孔丘喜爱《韶》乐，还有一段记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且不管孔丘关于禅让天下和以武力取天下两种方式的评价如何，即诗歌的具体的历史和阶级内容如何，光说他这种既要社会标准“尽善”，又要艺术标准“尽美”的文学批评理论，即为我国文艺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孔丘的“无邪”说(《论语·为政》：“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兴观群怨”说(《论语·阳货》：“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以及派生出来的“温柔敦厚”说(《礼·经解》：“温柔敦厚，诗教也。”)都是从诗的社会价值的角度说的，都是强调诗的内容要“尽善”、“思无邪”、“温柔敦厚”，这样就可以“兴、观、群、怨”，可以“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子路》：“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孔丘把诗的社会功用提到了治政、外交的高度，几乎有点实用主义的味道了。

孔丘还提出“文质彬彬”说，主张内容与形式、思想与文采的和谐统一。他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如果只强调“质”，而忽视“文”，那么“质”就难以达到感动人，被人理解和接受的程度，“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如果只强调“文”，而忽视“质”，就会言之无物，或人云亦云，更无法被人接受。所以“情欲信，辞欲巧”(《礼·表记》)。

继孔丘之后，孟轲和荀卿补充和发展了儒家的文学思想。

孟轲提出了“以意逆志”说：“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读者应以自己的切身体验去揣摩作者的本意和主旨，在进行文学批评时，才不致隔靴抓痒，或乱点鸳鸯谱，而能切中肯綮。汉人写的《诗序》，可说是“以意逆志”的一次尝试，但不是一次很成功的尝试，《序》中有不少委曲求解，主观臆测的成分。要做到准确地“以意逆志”，必须以充分了解作品、作者以及时代背景为条件。所以孟轲又提出了“知人论世”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下》)“以意逆志”说和“知人论世”说，是理解文学作品的起码方法和进行文学批评的基本原则，都具有首创意义。

孔丘提出了“尽善尽美”的原则。但是，“尽善”的标准是什么？或许就是他反复论述的“仁”，但孔丘没有明确说。而荀卿明确地指出了这个标准：道。他说：“道也者，治之经理也。心合于道，说合于心，辞合于说。”(《荀子·正名》)“心合于道”，就是要合乎儒家的礼义。他认为，“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荀子·非相》)。汉扬雄继承荀子的“明道”说，进一步说明，“明道”就是要“征圣”、“宗经”。《法言·吾子》：“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好说而不要诸仲尼，说铃也。”——就是说，著书立说，或评论文学，都应从圣人那里得到验证，否则便是“书肆”、“说铃”。《法言·问神》：“书不经，非书也；言不经，非言也。言书不经，多多赘矣。”——就是说，著书立说，或评论文学，都应以经书为圭臬，否则，便是“多多赘矣”。荀子、扬雄的这些主张，后来发展成了“文道合一”论，从而把文学彻底地纳入了儒家的思想轨道。自“明道”说一出，它便成为了儒家文学观的核心理论，指导着自后约两千年中国文学发展的方向，同时，它也是儒家抵制异端思想的一种免疫抗体。所以，绝不可低估荀、扬“明道”说的深远影响。

儒家从入世的角度提出了“道”，老、庄则从出世的角度提出了“道”。老、庄的一个重要文学思想，是文学要“与道冥合”。但是，由于他们采取唯心论的神秘主义观察世界，“道可道，非常道”(《老子·一章》)，道“芴漠无形，变化无常”，乃“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庄子·天下》)，因而他们的“与道冥合”论，也就成为了虚无缥缈的东西，远不及儒家之“道”有可以嗅得出、看得见、闻得到、摸得着的许许多多丰富的内容。庄周提出了“心斋”说，正是这种玄而又玄的“道”的一种表述。《庄子·人间世》说：“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耳止于听，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惟道集虚，虚者，心斋也。”道家正因为“惟道集虚”，“道”缺乏实实在在的内容，因而道家之“道”，在中国的政治领域或文学领域都行而不远。

在艺术标准上，孔丘提出了“尽美”的原则。但是，怎样才算“尽美”？在这一点上，荀卿也作了发挥。他说：“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荀子·劝学》)他提出的两个标准是“全”与“粹”。可是，这样的标准还是太抽象、大而无当了。

庄周从法乎自然的观念出发，要求文学达到一种“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庄子·秋水》)的境界。这是他继承李耳的“大音希声”说而有所发挥的。《老子·四十一章》：“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王弼注：“听之不闻名曰希。不可得闻之音也。有声则有分，有分则不宫则商矣。分则不能统众，故有声者非大音也。”“分”指部分，“众”指全体。“大音”是“不可得闻之音”，如果有部分的音(如宫音、商音等等)，就必然掩盖着全体(“众”)的自然的“大音”。所以，要求“大音”，必先“希声”。庄周进一步把声音之美，分为下等的“人籁”、中等的“地籁”和上等的“天籁”(《庄子·齐物论》)。他极力推崇这种具有自然全声之美的“天籁”，说它“听之不闻其声，视之不见其形，充满天地，苞裹六极”(《庄子·天运》)。所谓自然全声美，就是“无声胜有声”、“于无声处听惊雷”的美学观。汉刘安于《淮南子》中说：“能至于无乐者，则无不乐；无不乐，则至极乐矣。”(《原道训》)“大音希声”，正是这种极乐世界。老、庄提倡的“大音希声”，给后代的文学创作赋予了驰骋想像的广阔空间；一切法自然、反雕琢的文学主张，都是老、庄这一文学观的引申和发展。

先秦诸家的诗论文论尚处于观念模糊的摸索阶段，均不成熟，却各抒己见，互有短长。但是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门的文学观便成为了中国文学的正统思想，成为了文坛的统治思想。两汉的文学理论，最有影响的，除上面叙述的扬雄的“征圣”、“宗经”主张之外，东汉王充的《论衡》，针对当时流行的谶纬神学，提出了“疾虚妄”(《自纪》)的主旨，反对贱今贵古，反对因袭前人，反对“调笔弄墨为美丽之观”的华伪之文(《佚文》)。因而在文学批评上，他强调“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对作》)；在文学创作上，他强调一个“真”字，认为“真”是“善”的基础，只有“真”，才能达到“善”的目的，所以他主张“发胸中之思，论世俗之事”(《佚文》)，做到“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超奇》)；他认为文章之美不在辞语和形式，而在于内容(“实”)，“人之有文也，犹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于体。苟有文而无实，是则五色之禽毛妄生也”(《超奇》)。王充还强调文章的社会作用，说：“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又说：“极笔墨之力，完善恶之实，言行毕载，文以千数，流传于世，成为丹青，故可尊也。”(《佚文》)王充在文论中的“求真”与“劝善惩恶”，实质上是进一步强化儒家的“道”的作用。

先秦两汉的文学观，有相当丰富的内容，对后代有相当深刻的影响。但是，它们都是在作者们论述自己的政治思想、伦理思想、哲学思想时一同论述的，还不是作者们有意识、有系统、有条理的专门论述。因而也就没有专门的文学评论著作。到魏晋南北朝，如鲁迅所说，我国才进入“文学的自觉时代”。作为“文学的自觉时代”在文学评论上的第一个标志，便是出现了曹丕的《典论·论文》。

《典论·论文》承袭东汉桓、灵之际品评人物的清议之风，具体地评论了“建安七子”的优劣。他说：“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又分别评论七人道：“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他们二人的赋，“虽张(衡)、蔡(邕)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又说：“(陈)琳、(阮)瑀之章表书记，今之俊也。应瑒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雄)、班(固)俦也。”这些对作者们的片言只语的评定，是否全面准确、分寸得当，姑且不论，而这种对作者作如此概括的论定的做法，却几乎是前无古人的。曹丕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评论作者的先例。

《典论·论文》肯定了文学的社会价值。他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两汉魏晋时期，曾有一种把诗赋等文学作品看成著书立说的附庸，把诗赋的作者视为帝王的弄臣的歪风。汉武帝就是这样的人，他虽然爱好司马相如的辞赋，但对待他“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汉书·扬雄传》)。司马迁曾愤慨地指出过这种歪风：“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所轻也。”(《报任安书》)扬雄本来“少而好赋”，创作过著名的《长杨赋》、《甘泉赋》、《羽猎赋》等，但他后来受这种社会歪风的影响，竟认为作赋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法言·吾子》)。曹丕大声疾呼，把文章提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无疑是对这种社会歪风的当头棒喝。《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曹丕把创作诗赋等文学作品，看做“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事业，与著书立说并驾齐驱，高度地肯定了文学作品的社会地位。正因为如此，贵为太子的曹丕本人便极重视文学创作，他曾与大理王朗书曰：“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王沈《魏书》)他的这一思想在《典论·论文》中说得更具体：“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词，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古人贱尺壁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曹丕的《典论》及百多篇诗赋，就是在这种重著作、惜寸阴的心情下写成的。

曹丕还引申扬雄对“世咸尊古卑今，贵所闻贱所见”(《新论·闵友》)，及王充对“述事者好高古而下今，贵所闻而贱所见”(《论衡·齐世篇》)的批判，进一步指出了“常人贵远贱今，向声背实”的错误。厚今薄古与厚古薄今，历来在政治领域是向前看与复古、改革与保守的两条治政路线，在史学领域与文学领域，则是重现实与尊古的两条治学路线。曹丕以太子与皇帝的身份，对“贵远贱今、向声背实”进行批判，必然进一步提高人们对文学的现实价值的认识。

关于文章的艺术性问题，《典论·论文》第一次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命题。他认为，作者们的气质和个性个个不同。“引气不齐，巧拙有素”；各人的气质，“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他指出“气”大体上可分为“清”和“浊”两类；这两类“气”都“不可力强而致”。曹丕的“文气”说，影响着后代的文章风格论。从刘勰《文心雕龙·体性》所说的“气有刚柔”、“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到清中叶桐城派古文家分古文为“阳刚之美”、“阴柔之美”，都一脉相承于“文气”说。

《典论·论文》的另一重大贡献，是前无古人地提出了“夫文，本同而末异”的新见解。本，指任何作品都必须具备的思想与内容，这是相同的，这叫“本同”；但表达思想与内容的体裁却可以是不同的，这就叫“末异”。既然“末异”，那么“异”就异在各种不同体裁有不同的特点。他说：“奏议宜雅，书议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在中国文学史上，人们对文体的研究，是从曹丕这里出发的。

《典论·论文》是中国早期文学创作进入自觉时期，需要理论上的总结与指导的产物。它显然还不成熟、不系统全面，对文学的本质、文学与政治及伦理道德的关系、文学的艺术性的诸方面，以及其他重大理论问题，或者根本没有触及，或者只有片言只语，比较简单。这是不能苛求于古人的。而它在文学理论上所表现出来的求索的勇气和开拓之功，却使它永远是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史上的一颗不会泯灭的星座。

【注释】

[1]摘自毛泽东1957年3月8日同文艺界人士的谈话(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56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