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夷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

伯夷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

他是古代儒生们有口皆碑的“仁人志士”，因礼让君位出逃，苦谏武王伐纣，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而受到历代赞颂。毛泽东却一反定论，提出自己独特的看法。

毛泽东评点原文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1]

伯夷简介

伯夷，商朝末年孤竹国人，生卒年月不详，其父孤竹君出于炎帝神农氏之后，四岳姜姓之裔墨胎氏之子，以孤竹为图腾。商末孤竹分为二支，孤竹君带领一支迁至今河北燕山南北麓一带。孤竹君死时，嘱立伯夷的弟弟叔齐为国君。叔齐因哥哥在世不肯就任，试图让位于伯夷。伯夷认为叔齐当国君是父亲的决定，自己决不能违背父命，于是就逃跑了。叔齐见此，也跟着哥哥出逃，兄弟两人听说西伯侯姬昌治理下的西岐，尊老养老，就一块前去投奔。到了西岐，正赶上西伯侯姬昌病死，他的儿子姬发继位，尊父为文王，自立为武王，在姜子牙的辅佐下，起兵东伐纣王。伯夷、叔齐上前拦住武王谏道：“父亲死了，不仅不举行葬礼，还兴兵大动干戈，这是没有孝心的表现；作为臣民却试图杀掉国君，又怎么能称得上是仁义呢？”武王的部下想杀掉他俩。姜子牙认为这是两个义士，不能杀，就扶起他们，劝他们离去了。等到周武王灭掉商朝，统一天下，伯夷、叔齐隐于首阳山，因不肯再吃周王朝的食物，饥饿而死。

试析

伯夷由于孔子的赞颂而著称于世，孔子说他：“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历代尊崇孔学的人，对伯夷也大加赞颂，赞颂他不追名逐利，“薄帝王将相而不为，弃天下如敝屣”的精神风范；赞颂他恪守孝道、严守父命的孝慈精神；赞颂他宁肯饿死，不食周粟的所谓“爱国者”的仁义气节精神，孔子曾把这种精神概括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韩愈的《伯夷颂》同样是对伯夷所作所为的歌颂。

毛泽东的看法与此迥然不同，在他眼里，伯夷不肯就任国君而出逃，是一种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的消极态度。我国古代的传位制度一般是传长不传幼，立嫡不立庶，伯夷是天经地义的国君的接班人，虽然，孤竹君有传位于叔齐的愿望，但是叔齐因哥哥在世而坚辞不就。在这种情况下，伯夷就应该为孤竹国的众多人民着想，当仁不让，勇挑重担，把国家治理好，而不能只从父命出发，从所谓的“仁义道德”等虚名出发，更不能弃国家人民于不顾，只图自己逍遥自在，一走了之。

伯夷到了西岐，拼命阻拦当时武王的伐纣战争，这在毛泽东看来，根本不值得赞颂，这是一种企图拉历史倒车的退步行为。商纣王昏庸无道，不理朝政，沉湎于酒色，用残酷的刑罚屠戮大臣，鱼肉百姓，把人民推入水深火热之中，社会矛盾日趋激化。武王顺应了历史的潮流，打起了灭纣的旗号，正是替天下百姓着想，解民于倒悬的仁义之举，是解放人民的战争，反映了人民的愿望。这一行动，遭到伯夷的反对，谁进步，谁退步，一目了然。

至于最后的结局是隐居首阳山，不食周粟而死，毛泽东把他和当时的“民主个人主义”者相类比，说他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批知识分子奉行“民主、自由”的宗旨，一方面寻求中国的出路，另一方面对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及国民党政府抱有幻想。当时，美国在北平、上海、天津等城市摆出一副救援中国的面孔，援助一些面粉，拉拢这批对美国抱有幻想的人，掩盖他们支援国民党打内战、企图控制中国的阴谋。著名学者闻一多、朱自清等人不为这种假仁假义所迷惑，闻一多拍案而起，奋起揭露国民党勾结美帝国主义发动反人民内战的罪恶，宁可被杀，不愿屈服；朱自清在生活困苦中，宁可饿死也不领受美援面粉，在他逝世之前，还告诫家人不可买国民党配售的平价美援面粉。毛泽东认为这和伯夷的行为是有根本区别的，这个区别就在于伯夷是反历史潮流的代表，而闻一多、朱自清的行为是顺应历史潮流，真正地体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精神。

总之，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和历史分析的方法，对伯夷的所作所为提出自己的判断，认为几千年来对伯夷的歌颂是错误的，真正应该歌颂的是那些顺应历史潮流，站在祖国和人民的立场上，为人民谋福利的英雄们，特别是像闻一多、朱自清等当代的民族英雄们。

【注释】

[1]摘自《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95～149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