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里写战争充满了辩证法例子

《通鉴》里写战争充满了辩证法例子

毛泽东对《资治通鉴》很是喜爱。

1910年秋，走出韶山冲家乡的毛泽东，在湘乡东山学堂读书时，常到学校的藏书楼借阅史地方面的书籍。国文教师贺岚岗见他对历史有兴趣，特别赠送他一部《了凡纲鉴》。《了凡纲鉴》系明袁黄（了凡）仿朱熹《通鉴纲目》体例编写成的一部通史。毛泽东在韶山冲私塾已读了《史记》、《纲鉴类纂》。《纲鉴类纂》是明朝王世贞据朱熹《通鉴纲目》编写的又一种通史读本。

《了凡纲鉴》、《纲鉴类纂》两部中国通史，是毛泽东最早接触的通史书籍。

1912年，毛泽东进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学习，国文教员胡汝霖借给他《御批通鉴辑览》，此书系清乾隆年间官修，共一百十六卷，采用《纲目》、《通鉴》体例，扼要叙述从黄帝到明末的史事。因乾隆皇帝亲自核定并加以论断，所以定名为《御批通鉴辑览》。毛泽东反复阅读，开始接触了《资治通鉴》。

据毛泽东回忆：湖南一师有个湘阴的柳先生，借给我《资治通鉴》看。（《毛泽东的三湘情结》第534页）从此，毛泽东对《资治通鉴》常读不倦。

1920年，毛泽东在北京协和医院治疗脚病期间，又读了一遍《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对中华历史古籍的整理、出版颇为关注。1954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他亲自把标点《资治通鉴》的工作交给了史学家吴晗，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两年后，《资治通鉴》标点本由中华书局出版。在毛泽东住所的藏书室里，有《资治通鉴》的线装书，也有吴晗等史学家标点的新版《资治通鉴》。毛泽东的床头上常放着一部《资治通鉴》，因经常翻阅，已经破损了，不少处的纸页还用透明胶带粘住。毛泽东赴外地视察时，也常带着《资治通鉴》。1965年5月，毛泽东南巡到长沙，因未携带《资治通鉴》，还特派工作人员到湖南图书馆去借阅。

1976年1月，毛泽东在中南海和毛远新谈读《资治通鉴》等书时，指出：这些书你都应该看，只看一遍不行，至少要看五遍。一部《资治通鉴》我就看了五遍。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这是一部难得的好书噢。恐怕现在是最后一遍了，不是不想读，而是没那个时间啰。

《通鉴》是部大的“相斫书”

1975年5月，毛泽东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谈《资治通鉴》。有人问道：为什么这么一部大书，写政治、军事的那么多，写经济、文化的那么少呢？毛泽东说：中国的军事家不一定是政治家，但杰出的政治家大多数是军事家。在中国，尤其是改朝换代的时候，不懂得军事，你那个政治怎么个搞法？政治，特别是关键时刻的政治，往往靠军事实力来说话。没有天下打天下，有了天下守天下。有人给《左传》起了个名字，叫“相斫书”（泛指兵书），可它比《通鉴》里写的战争少多了，没有《通鉴》“斫”得有意思，《通鉴》是部大的“相斫书”。又说：《通鉴》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例子多得很呐。要帮助统治阶级统治，靠什么，能靠文化？靠作诗写文章去统治？古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古人是说少了，光靠秀才，三十年、三百年也不行噢。又说：因为这些秀才有个通病：一是说得多，做得少，向来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二是秀才谁也看不起谁，文人相轻嘛。秦始皇怕秀才造反，就焚书坑儒，以为烧了书，杀了秀才，就可以天下太平一劳永逸了。可以二世、三世地传下去，天下永远姓秦。结果呢？结果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是陈胜、吴广、刘邦、项羽这些文化不高的人，带头造反了。还说：可是没秀才也不行，秀才读书多，见识广，可以出谋划策，帮助取天下、治国家，历代的明君都有一些贤臣辅佐，他们都不能离开秀才啊！毛泽东最后说：《通鉴》是一部值得读的好书。有人说，搞政治，离不开历史知识；还有人说，离不开权术，离不开阴谋；甚至还有人说，搞政治就是捣鬼。我想送给这些人一句话，不过不是我说的，我是借花献佛。那是鲁迅先生说的：“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毛泽东说：司马光之所以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是因为这一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或者说主要是司马光认为发生了一件大事噢。这年，周天子承认韩、赵、魏三家为诸侯，这一承认不要紧，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变成合法的啰。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衰落的关键。“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也。”选择这一年、这件事为《通鉴》的首篇，真是开宗明义，与《资治通鉴》的书名完全切题。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还承认，看来，这个周天子没有原则，没有是非。当然非乱不可。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嘛。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你上面的敢胡来，下面凭什么老老实实，这叫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第78页）

当然，毛泽东对《资治通鉴》也作了实事求是的批判，指出它有作秀、作假之处。他说：《通鉴》为什么写到五代为止？有人说，这是由于宋代自有国史，不依据国史，另编一本有困难，我看这不是主要的。本朝人编本朝史，有些事不好说，也可以叫做不敢说，不好说的事，大抵是不敢说的事。所以历史上的书，本朝写本朝的大抵不实，往往要由后一代人去写。你看《通鉴》最后写了赵匡胤，也只是说太祖皇帝如何如何勇敢，如何如何英明，如何如何了不得，简直白玉无瑕，十全十美，全信行吗？

《资治通鉴》写了不少皇帝，有些皇帝糊涂得很。毛泽东说：中国的皇帝很有意思，有的皇帝很有作为，有的皇帝简直是个糊涂虫，可那是没有办法的事。皇帝是世袭的啊，只要老子是皇帝，儿子再糊涂也得当皇帝。这也怪不得他，生下来就是皇帝嘛。还有两三岁就当皇帝，当然要闹笑话。他那个皇帝好当得很，什么事都有人替他办噢。又说：中国历史上有三岁的皇帝，但没见过三岁的娃娃拉着车满街跑，六岁也不行。你说当皇帝与拉车哪个更难啊？皇帝糊涂，当然大臣们就胡来，就拼命地搜刮老百姓。老百姓不服就要镇压，那方法残酷得很，《通鉴》上就有这样的记载。当时有一种刑罚，把人的肚子拉开，拖着犯人的肠子走。暴政到了这种程度，老百姓忍无可忍了，就造反，镇压不下去，就完蛋。

《通鉴》能编成主要是靠司马光

《资治通鉴》是北宋司马光主持编纂的一部通史。没有司马光，也就不会有《资治通鉴》。毛泽东非常赞赏司马光的才华。晚年在与身边的工作人员谈司马光和《资治通鉴》时说：一个人，就是有三头六臂，也编写不了这么一部大书。写上名字的是五个人，没写上名字的，还有不少呢。这个写作班子，互相配合，各有所长，一干就是十九年，这里还有皇帝的支持。当然，主要是靠司马光，没有他支持，一切都不会有。司马光可说是有毅力、有决心噢。他在48岁到60岁的黄金时代，完成了这项大工程。当然，这段时间，他政治上不得志，被贬斥。这也是他能完成这部书编写的原因呢。又说：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当然，这是指那些有才气，又有志向的人说的。没有这两条，打击一来，不是消沉，便是胡来，甚至去自杀，那便要另当别论。司马光晚年，还做了三个月的宰相，在这之后，过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他便死了。死了后，还接着倒霉，真是人事无常啊！

毛泽东认为宋朝的刻版印刷对《资治通鉴》的成书起了很大的作用。他说：自从宋朝有了刻版印刷，出书可方便多了。以前的书都是靠手抄，要是没有刻版印刷，这书出得来、出不来？我看还是大有问题的。看来，成一份事，要八方努力；而坏一件事，只要一方拆台就够了，建设可比破坏难得多噢。（《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第83页）

毛泽东读《资治通鉴》的批语主要有以下几条。

卷六十七《汉纪》五十九，“诸葛亮宽容法正”条。法正辅翼刘备，出谋夺取西州和成都，颇得刘备信任，被任命为蜀郡太守。法正有权有势，“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旁人要诸葛亮报告刘备给些压制。诸葛亮不同意，说法正功劳极大，这么点小事却要压制。竟不得让他自由些呢。毛泽东读这段文字，赞同诸葛亮的做法，写下批语：“观人观大节，略小故。”（《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91页）

卷六十七《汉纪》五十九，“刘晔建议曹操取汉中后乘胜入川”条。刘晔在曹操取汉中后，要他乘胜南下入川。曹操没有听从。七日后，蜀汉降者传言“蜀中一日数十惊，守将虽斩之而不能安也”。毛泽东读到此处写下批语：“不可信。”（《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91页）

卷七十一《魏纪》三，“诸葛亮用马谡，马谡失街亭”条。马谡举措错误，舍水上山，不下据城，张郃绝其汲道。大破之，致使诸葛亮进无所据。毛泽东认为，街亭之败，主要责任在诸葛亮，并写下批语：“初战亮宜自临阵。”（《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92页）

卷七十二《魏纪》四，“诸葛亮在木门道退兵时杀死魏大将张郃”条。马谡失街亭后，诸葛亮四次北伐，每战都自在前线指挥。毛泽东认为，诸葛亮是个很会接受战争失败教训的人，他写下批语道：“自街亭败后，每出，亮必在军。”（《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92页）

卷一百四十《齐纪》六，“崔挺谏魏孝文帝元宏”条。魏孝文帝因流放于边境的罪犯多有逃亡，于是制定“一人逋亡，阖门充役”。崔挺上书谏：“天下善人少，恶人多”，如果一人有罪，延及全家，那好人亦被牵连了。毛泽东认为，这是古代当权者的错误观念。他在“天下善人少，恶人多”处写下批语：“此古人一贯谬论。”（《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