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上层建筑模式

威廉斯出身工人阶级，参加过社会主义运动，因此很早就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中写道：“马克思对文化只做了些梗概论述，却没有系统发展为文化理论。他关于文学的论述可以视为他那个时期的一位博学和有智慧的人的见解。”威廉斯认为，马克思没有发展出系统的文化理论，是因为“马克思……的天才使他认识到了这样做的困难和复杂性，并且他个人更专注于对社会现实的研究”^〔30〕。也就是说，威廉斯正确地认识到，出于当时政治形势和革命工作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更强调经济基础的作用。

从威廉斯的著述中可以看出，他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的论述是对文化理论的重要贡献^〔31〕。威廉斯批判韦斯特和考德威尔，认为他们的文学批评坚持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了社会现实，败坏了马克思主义的声誉，将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被乱用了，因为我发现，不同的场合和不同的作家都根据需要随意使用那些命题。”威廉斯所谓的那些命题主要是指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阐述。威廉斯指出，必须正确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肯定上层建筑辩证的能动作用并不意味着要放弃经济基础的首要地位^〔32〕。据此，威廉斯对基础／上层建筑模式进行了分析和改造。

威廉斯认为，“困难在于马克思最初的描述：如果有人不是把‘基础’与‘上层建筑’看作具有启示性的类比术语，而是看作对现实的描述，那么就会出现错误。即使它们被看作类比术语，我也认为，它们需要修正……马克思主义者强调所有社会现实的元素都相互依赖，并且在分析时强调运动和变化，那么他们应该在‘整体的生活方式’——一种总体的社会过程的意义上，逻辑地使用‘文化’概念”^〔33〕。这实际上是对马克思的基础／上层建筑模式的批判。在威廉斯看来，虽然马克思认识到了运动因素的重要性，但马克思的基础／上层建筑模式并没有对这种运动因素给予充分重视。因此，他主张用存在／意识模式代替基础／上层建筑模式，因为前者更表明了马克思对动态过程的强调。“在从马克思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中，在主流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发展中，决定性的基础和被决定的上层建筑这个命题常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分析的关键。”^〔34〕但威廉斯认为：“从严格的理论角度来说，这实际上不是我们选择的起点。要是我们从原本同样重要、同样真实的一个命题，即社会存在决定意识的命题开始，说不定在许多方面会更可取。这两个命题并非必然互相否定或处于冲突之中。”^〔35〕

据此，威廉斯主张将“文化”视为一个整体性概念。威廉斯认识到，与利维斯相比，马克思对英国社会和历史有更深刻的理解，他认同马克思的观点，即文化“必须最终在与根本的生产体系的相关性中得到解释……文化是整体的生活方式，艺术是社会有机体的一部分，而经济变化清楚地剧烈地影响着社会有机体”^〔36〕。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的基础与上层建筑》一文和《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的“基础与上层建筑”一节中，威廉斯具体分析了“基础”、“上层建筑”和“决定”这些术语，强调马克思始终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动态地理解“决定”的问题。

威廉斯认为，尽管大多数分析者都专注于“上层建筑”，但这个模式的真正问题是专注于“基础”。“基础”经常以静态的和客观化的方式被思考，这与马克思自己的动态分析模式是不一致的。在分析“基础”时，马克思强调的是生产性的活动，特别是那些构成所有其他活动的基础性的结构性关系。威廉斯认为：“现实的人的具体活动与关系……比起成熟的隐喻性的‘基础’观念……要更加积极、更加复杂、更加矛盾。”^〔37〕不应当把“基础”仅限于经济层面，更不能以“基础”一词的静态隐喻而忽视生产关系以及文化实践的动态性质。在他看来，生产关系以及社会关系作为具体活动和现实的人的关系，总处在运动之中，因此“基础”是动态过程而不是静止状态。以前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正是因为将上层建筑视为基础的机械反映，将人的需要变成了纯粹经济性的需求，从而没有认识到在实践中文化与物质一样是同样重要的元素，进而导致了经济决定论。

威廉斯承认，在任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形式的中心，都有一个“决定”的概念：“基础”或者“社会存在”“决定着”“上层建筑”或者“社会意识”。但他反对机械决定论，反对机械地使用“基础”、“上层建筑”和“决定”等概念。当然，威廉斯并不否认“决定”的存在。他曾指出：“没有某种决定概念的马克思主义是毫无价值的，而拥有太多决定概念的马克思主义则是彻底的无能。”^〔38〕威廉斯认为，马克思并不认为有一种外在于人的权力决定着力量，而是把决定的起源置于人的活动之中。威廉斯把“基础”的决定作用界定为“设定界限”和“施加压力”，涉及某过程中“任何特殊阶段下客观条件的支配地位”。“整个种类的决定——复杂的和相互联系的界限和压力过程——在整体的社会过程本身而不在其他任何地方：不在抽象的‘生产方式’中，也不在抽象的‘心理学’中。一些自主范畴被视为控制性的或由于预测被运用，任何基于隔离这些自主范畴的决定论的抽象，因此都是对特殊的和总是相互联系的作为现实的社会过程的决定因素的神秘化。”^〔39〕可见，威廉斯承认一种整体性的决定，即由各种界限和压力构成的复杂的、相互关联的过程。

总体来说，威廉斯强调经济基础以及文化实践的动态性质，主张把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进而他强调上层建筑不是独立的信仰和观念系统，而是活生生的总体社会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葛兰西霸权概念正好表明了文化的生产性和能动性，因此威廉斯重视葛兰西霸权概念。这样，通过对基础／上层建筑模式的批判性分析和对葛兰西霸权理论的借鉴，威廉斯提供了三种文化形式的划分。而这种划分从根本上说是对马克思思想的继承与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