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业学校和楚怡学校

第十五章　修业学校和楚怡学校

当时长沙还有一间叫明德的中学，但以修业和楚怡两间声誉最好。一九一五年，我在第一师范毕业之前两个月，便应聘到修业学校任教。在那里只教了一个学期，我便转到楚怡去了。

我是一九一六年正月开始在楚怡任教的，连续在那里教了两年多的时间。

那一年第一师范的毕业生中，我是唯一受聘到这些中学任教的，在同学的心目中，这是很高的荣誉。毛泽东对此事的印象甚深。有好几次我很清楚地看得出来，他对学问和灵智怀有很高敬意，虽然他固执地强调军事教育。在我任教时期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可以大致分为三类，即自修之道、中国的改革以及课本和最近的新闻。

毛泽东对教员生活颇为好奇。我应聘到修业学校任教后不久，有一天他问我道：“你教多少学生？”

我说我任级主任的那一班，共有五十八个学生。“你要照顾五十八个学生，又怎样还有时间教书呢？”这是他要知道的。

“每个级主任都必须同时教课，”我解释道，“我现在所教的几门主要课是国文、修身和历史。”

“你每个礼拜教多少钟点？”我从表情上可以看出来，他很有兴趣要知道这些事情。

“每个礼拜我教十二小时，另外还得批改国文卷子。我的学生每周作文两次。还要备课呢。”

“这就是说，除了教课之外，你每个礼拜还要批改一百十六本作文卷子？”他问道。

“是的，改过卷子之后，我还必须向每个学生分别解释所批改的要点。”

“学生为什么一定要每礼拜做两篇作文呢？”这他也想知道。

“因为这对他们是很好的练习。”

“你太劳累了！”毛泽东说。

“教员虽然有很多事情要做，然而我在其中也找到了乐趣。这当中也有刺激和挑战。并且学生都很喜欢我，我也喜欢他们，这是最重要的。在学校里我们就像在大家庭中一样。你看着学生成长和进步，是非常快乐的事情。”我向他解释。

“我认为教育制度应该改革。教员工作太辛苦了！”毛泽东坚持着说。

“教员的待遇的确很好。”我耐心地说下去，“经费有限，不能聘请更多的教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人都必须教好几门课。我对工作很感兴趣。”

就在同一天，约莫是在夜半，毛泽东刚刚离去后不久，学生宿舍忽然起火，火势很快蔓延到教员宿舍，造成惨重的损失。我的箱子和被盖都烧毁了，幸喜书籍被抢救了出来。

第二天毛泽东在报纸上看到了这个消息，当天下午就来看我。“这次大火你的损失很重吗？”他很关切地问道，“不过，我想学校会赔偿教员的全部损失的。”

“不，学校不会赔偿教员任何损失。”我答道，并且告诉他我损失了什么。“不但如此，”我继续说，“今天早上，校长召集全体教员，要求我们捐出若干薪金，以补偿学生的损失。你知道，有些学生是很穷的。”

“但是你们不能这样做！这样要求太过分了！你们一定要起来抗议！”毛泽东情绪激动，嚷着说。

“那也没有什么关系，不值得这样大惊小怪。”我说，“这学期现在刚刚开始，我还要接着教五个月的书，然后再决定是否继续在这里教下去。”

这桩不幸的事件过后不久，毛泽东又来看我，他问道：“你觉得做教员很有趣吗？”

“是的，”我说，“我感到很有趣。只要你一旦习惯了，就永远不会感到厌烦，我告诉你日前发生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好的，你说，那是怎么一件事呀？”

“我记得我告诉过你，我班里有几个比我年纪还大的学生，他们很明显的对我表示不满。因为他们极不喜欢有一位比他们年轻的教员。每次上课之前，他们在黑板上写些刺激我的话，但我总是假装没有看到，这种事经常发生。”

“是的，”毛泽东同意道，“最好是装作没看见，不要理会这些事情。”

“我从来没有处罚过他们。”

“但是，他们写过侮辱性的话吗？”毛泽东急于知道。

“那倒没有。有时候他们从书本找些极艰深的字句要我解释。我头一次上课时，他们看我这样年轻，极感惊讶。教务主任向他们介绍时，告诉那些学生说：‘你们不要因为萧先生年纪轻，而有错误的印象。我今年已经五十岁了，但在国文修养方面，仍得认萧先生为老师。’这些恭维的话，使班上大多数学生恢复了对我的信心，课堂上的气氛顿时安静了下来。但那几个年龄较大的学生，总是想尽办法给我找难题。几天之前，他们的机会来了。”

“教务主任这样来介绍你，确是很好。”毛泽东加了一句评语，“请你继续说下去，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位学生死了，同学要举行追悼会。他们虽然知道我会写文章，但是撰写挽联之类，那些主事的学生们认为我根本不懂，因为这经常是由经验丰富的老学者来作，他们都善于运用古典文字。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在全校师生面前出我的丑了。”

“你既然是他们的国文教员，假定他们请你作的话，你自然不能拒绝。好在你对撰写这类东西确有过人的才能，不会被难倒的。”毛泽东回答说。

“但是你却不知道他们怎样来进行这件事情。仅在前天上午十一点钟，当我上完课，在教员休息室休憩的时候，四个这些年龄较大的学生就进来看我。他们先向我一鞠躬，然后其中一个开口说道：‘老师，我们的任同学死了，我们要开追悼会。希望送一对挽联，但是我们都不会作。请老师替我们写一副好吗？’

“我当然感到很惊奇，但在另一方面，对他们的请求，我也感到很高兴，但我一直没有听说他们打算举行追悼会的事情。‘很好，’我说，‘你们什么时候要呀？’他们好像预先演习过一样，异口同声回答道：‘追悼会在今天下午四时举行。’当时我立刻察觉，这是他们的一个陷阱，但已经太迟了。他们已经用尽心思，故意要整我。撰写挽联的事，他们本来可以在一个礼拜之前告诉我，但他们却要拖到最后一刻，让我到时候什么也写不出来，好大大地丢一次丑。不过，我如责备他们，是毫无意义的；假定我不想闹出什么笑话，那么，我只有利用这仅有的时间，作出一副真正好的挽联。我问他们：‘你们和任同学分属什么关系？’

“他们回答说，他们和任君只是同学，但任君却来自同县同乡。我告诉他们说，我必须利用这一刻的时间把挽联作出来，他们可以先行离开。但他们还有话说。‘老师，’他们请求道，‘还得请你用你的书法替我们写出来。请不要晚过下午两点钟。因为在三点钟之前，我们必须在大礼堂把一切都布置好。’我尽量抑制自己，对他们不要表露出不愉快的神色，告诉他们说我当及时完成。

“他们离去之后，我在教员休息室的沙发上坐了下来。我的脑子是空白的，我从窗口注视鹅毛般的雪飘，厚重得似乎要把学校压塌似的，一种凄清的气氛笼罩了大地的一切。这种情景，骤然之间使我想到了第一句：‘哭吾友亦痛吾邦，冬花悬涕开霜雪。’”

“上联非常精彩，”毛泽东说道，“但下联总比上联更难作。”

“是的，写出上联之后，我的脑子又空白了，一时我真不知道下联怎样开始。半个小时过去了，我一个字也想不出来。我开始感到愁闷和烦恼了。时间太短促了。中饭过后，下午一点钟时，我还要上课；因此，我只剩下一个半钟头的时间，而我必须作出真正的好挽联，在这有限的时间想出下联来。当时我正要进厕所。我常常会在那里得到灵感，这次厕所之神又向我微笑了。我果然得到了灵感，写出了下联：‘长其才而短其命，苍昊不仁握死生。’我对下联感到非常满意。”我说。

“你应该感到满意，的确太精彩了！”毛泽东惊叹道，“后来你的学生怎样说呢？”

“恰恰在下午两点钟的时候，四个学生又一起来了，后面跟着一群看热闹的学生。他们尽量装作挽联已及时完成而他们并不感到惊奇的样子。其中一个说：‘请老师快替我们写罢！’我问他们墨和挽联布是否已经备妥。‘墨已经磨好了，’他答，‘但是，布还没有准备好，因为我们不知道每联字数有多少。’

“‘每联十四个字，’我告诉他们，‘你们赶快一点，把布上的线打好，快，快！’于是他们急忙把白布弄好，我随即提笔写了出来。他们向我道谢之后，便赶往大礼堂悬挂。”

毛泽东问我，在那天的追悼会上，是否还有其他真正好的对联。于是我再告诉他故事的下半部。

“到了下午三点钟，各班都停了课，使追悼会能在四点钟举行。约莫在三点多钟的时候，我到了大礼堂。那是很大的房子，四壁悬挂着约莫两百副挽联。人人都在那里审阅，并且加上评论。王大胡子也在那里。我们所以送给他这个绰号，由于他长了又长又粗的黑胡子之故。在科举考试时，他曾得过很高名衔。他是学校的首席国文教员。当然，他被认为是全校文学方面的最高权威。进入礼堂后，我远远地看到他正阅读我写的那副挽联，他身后还围着一大群学生。他向那些学生加以解释，接着他高声朗诵了起来，在韵律的衬托之下，有如唱歌。他朗诵完毕之后，转身对那些学生说：‘好，太好了。谁作的？’这时有一个学生看到了我，于是王先生领着一群学生向着我走过来。他感情激动地对我说：‘太出色了！太出色了！毫无疑问是所有挽联中最出色的一副。值得赞赏。’

“学生们脸上所表现的惊异之色最是有趣。接着校长走过来向我作亲切的道贺。四点钟之时，追悼会开始了，由校长主祭。追悼的仪式过后，他开始演说；在演说中，他再次称赞我的挽联。当他说话的时候，所有的学生都不住地看我。那情形好像集会并非为了追悼死者，而是给我一个荣誉似的。追悼会结束后，王先生握着我的手首先走了出去，校长亦跟着出来。当时我感到宛如获得一个伟大的文学学位一般。

“你可以想像得到，后来那些年龄较大的学生不再找我的麻烦。”我说，“他们对我都很尊敬，无论是在学校内外，他们遇见我都鞠躬为礼。在教室他们也很安静，情形有如在教堂一样！”

毛泽东静静地想了一会之后，说道：“我能够了解，让学生相信教员一切所说的，一定是十分困难。但对于一位教员来说，在学生中建立信心是异常重要的。”

时间如飞过去，很快就到了学期的尽头。有一天毛泽东的表兄王先生问我在修业学校是否愉快。我告诉他说，我对工作虽然感到愉快，但很疲劳，现在还没有决定下学期是否继续在那里教下去。他对我说，楚怡需要一位好国文教员，他希望我接受他的邀请，到那里去任教。这问题让我考虑了好一段时间，鉴于楚怡是出色的学校，我终于决定接受王先生的邀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