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发展战略与行动策略的调整

教育理念一旦离开了实际的行动，便成了空想。不是停留在思想上、理念上，而是要通过教育行动来改造教育现实，建设理想的教育制度，这是一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内在要求。因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47]。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命脉和灵魂。

当然，作为无产阶级政权的最高领导集体，他们的教育行动不是拘于局部和细节的“小动作”，而是放眼全局和整体的“大运筹”。研究三代领导集体的教育行动，主要是研究他们站在全局高度，管理和领导教育工作的那种战略眼光和策略意识。

（一）教育发展战略的调整

什么是战略？战略就是高瞻远瞩、通盘考虑后的重大抉择。它包括三个要素：第一是有所取舍，做应该做的事；第二是全局性；第三是前瞻性。

作为一国的政治领袖，党的三代领导集体都很少就教育论教育。他们站在政治的角度，从整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出发，管理、领导教育工作，思考教育问题。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是全局，教育是局部；在“全国一盘棋”中，教育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一样都是“一着棋”。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直接影响国家发展的总体战略部署，国家发展战略又决定着教育发展战略。因此，讲教育发展战略，不能回避国家总体战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领导核心，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国内外环境有变，因而对国家的总体发展战略也有不同的部署。

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新中国成立前后，国内外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也随之改变。在革命战争年代，赢得战争的胜利，彻底解放全中国，这是压倒一切的核心战略。革命的依靠力量是人民。人民大众只有接受革命教育，掌握革命理论，才能成为革命的力量。如果没有革命的文化教育，革命事业就无法进行，更不能胜利。由此，毛泽东认为文化教育“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路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48]。譬如，在抗战时期，毛泽东曾提出“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49]的论断，要求“改革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50]。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及时提出“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51]，要“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52]，“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53]。同时，确定了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基本方针是“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经验，借助苏联经验”^[54]，指明了新中国教育的三个主要来源。不过，这一方针在随后的实践中迅速发生了变化。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不久就被社会主义的教育方针所取代，从而导致了对“旧教育”的全面否定。

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中，“超英赶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发展战略占有主导地位。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刚开始执行时，毛泽东就设想，经过10到15个五年计划，实现四个现代化，赶超世界发达国家。1957年，更提出要用15年左右的时间，在主要工业品的产量方面赶上英国，再用20年到30年时间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至此，赶超战略基本形成。在毛泽东的赶超战略中，重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是战略重点。这在后来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

在赶超战略背景之下，全国迅速掀起“大跃进”的高潮，在教育界则掀起了“教育革命”。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全国应在三年到五年时间内，基本上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农业合作社社社有中心和使学龄前儿童大多数都能入托儿所和幼儿园的任务”，“争取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上做到使全国青年和成年，凡是有条件和自愿的，都可以受到高等教育”^[55]。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教育实践中，领导和发动了三次教育革命，即1958年教育革命；1964年的教育改革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教育革命”可以说是毛泽东对新中国教育发展战略的总部署，其目的是希望通过“大跃进”、群众运动的方式加快教育发展，打破常规，迅速普及教育、扫盲治愚。

实践证明，毛泽东在这里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犯下了战略性错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邓小平的伟大则在于他坚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56]。

邓小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了中国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57]根据“三步走”的战略，邓小平确定了三个“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其中，“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是“关键”。^[58]由此，邓小平指出，要加快我国经济的发展，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必须把科技和教育放在社会发展的优先地位，提出了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什么叫“优先”？“在教育方面，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也）要把教育问题解决好”^[59]。这就是“优先”。

江泽民有着丰富的战略思想，其中“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一个核心。他指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60]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思想是使经济、社会、科技、人口、资源、环境相互协调地、持续不断地发展。这一战略与实现“社会协调发展、全面进步”的总体目标，与实行经济发展的“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61]之间，均有着直接的联系。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要通过教育。一方面提高我国公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适应社会的能力，变沉重的人口压力为丰富的人力资源和智力资源；另一方面，增强我国公民的可持续发展意识，改变以人类为中心而忽视生态伦理和环境道德的传统观念。为此，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科教兴国，以人为本”和“教育创新”的发展战略。并在《“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地把科教兴国的战略与可持续发展战略并列为新世纪的两大国家战略。所谓“以人为本”，就是要克服过去教育中“见物不见人”和“重使用，轻培养”的倾向，坚持教育为人服务，教育为人的健康发展服务的根本方向，全面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在社会全面进步和协调发展中有效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所谓“科教兴国”，就是要从国家繁荣、民族振兴的高度确立教育发展的战略。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一个教育创新能力低下的国家，一个科技创新能力低下的民族，很难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不败之地。或者说，不是任何“科教”都足以“兴国”，只有创新的教育才能兴国。所以，科教兴国，一方面要加大教育的投入，另一方面要“教育创新”，坚持走全面创新的发展道路。

总之，新中国成立50余年来，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教育革命”战略，到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再到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科教兴国，以人为本”和“教育创新”的战略，完成了我国教育发展战略的历史调整。

（二）教育行动策略的选择

为落实各自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发展战略，三代领导集体采取了不同的教育行动策略。

何谓策略？策略是手段的统帅。统帅手段的策略，永远是解决问题的策略。如果说战略更多地具有目标的意味的话，那么，行动策略则强调直接从当下的现实入手。现实变动不居，策略若不随之变化，也就变成了教义。

如前所述，尽管毛泽东的教育发展战略在建国前后有很大的调整，但是，要在中国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教育，实现教育民主化的理念和目标，却是一以贯之的。毛泽东赋予教育民主化以教育平民化和教育自主化（个性化、人性化）的双重内涵。在一个贫穷落后而又缺乏教育的人口大国，怎样实现教育民主化，怎样迅速扫盲治愚、普及和发展教育呢？毛泽东的主要策略是：

1．坚持人民主体的群众路线

新中国的教育具有很强的平民意识，强调“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必须为工农开门”^[62]。“人民教育论”是毛泽东毕生教育实践的一根红线，它强调以人民为主体的教育应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为使广大的工农群众能够广泛接受教育，毛泽东采取的策略是他惯用的，即：走群众路线，调动广大群众办学的积极性，探索多样化的办学模式。他主张，通过发动群众，不仅要办正规的小学、中学、大学，也要办各种业余学校、职业技术学校以及半工半读的学校，甚至“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实行“全党办学”、“全民办学”。他还相信，农民通过“组织了合作社”，也“可以自己组织学文化”。^[63]运用这种群众运动的策略，毛泽东试图创建非正规教育与正规教育互补结合的开放性教育体制，以最大限度地为工农子弟开门，扩大教育机会，加速教育普及和发展。不过，它也有让教育落入放任、松散，甚至混乱局面的危险。

2．强化教育的政治功能

毛泽东始终把教育事业看作革命的有力武器，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条重要的战线。通过不断地革命，来强化教育的政治功能，运用这一策略，目的是要确保党能够牢牢掌握对教育事业的领导权。教育的领导权掌握在谁手中，它决定着教育的根本性质，也决定了教育为谁培养和培养什么人的问题。因此，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绝对领导，这确实是至关重要的。不过，毛泽东后来错误地估计我们的学校仍然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着，强调要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学术权威开展“兴无灭资”、“拔白旗，树红旗”的批判斗争，以加强对教育的领导，建设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他还提出“学校教育，文学艺术，都是意识形态，都是上层建筑”，^[64]希望通过思想斗争运动、政治批判运动，竭力纯化意识形态，并寄望它能使民主的、自主的、个性化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尽快地建立起来。这些均属于对该策略的过度滥用。

3．坚持教劳结合，实践本位

在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问题上，毛泽东始终坚持教劳结合，实践本位的策略。这种“实践本位”同中国古代经世致用的“实践”观念既有历史联系，又有根本区别。他反复提到教育与社会、理论与实际、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认为这些结合，不仅是为了获得“真知”，也是为了转变立场、改造世界观，最终是要造就又红又专，有见识、有创造、有作为的真正人才。同时，毛泽东在强调这些结合的时候，更注重的是实践的一面、实际运用的一面。譬如，他曾讲：“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65]在处理学、用关系上，他注重学习要“有的放矢”，学以致用。不过，这个策略后来蜕变为“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66]甚至发展到要求军、农、工、学都既能“主”又能“兼”、又红又专、亦工亦农，大有取消专业分工、消灭差别之势。至此，策略的运用陷于极端、片面。

4．张扬个性，主动发展

教育自主化是毛泽东赋予教育民主化的一个特有内涵。教育自主化表现在教育过程内部，则是要求解放个性，谋求生动活泼主动发展。在毛泽东看来，个性解放和个性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因为“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1964年毛泽东的“春节谈话”，强烈抨击了当时的教育方法、考试制度等，认为那种做法是“摧残人才，摧残青年”，“要完全改变”。至此，他的生动活泼主动发展论也由思想变成了行动，由理论变成为策略。他要求青年学生生动活泼地发展，而不是僵化被动地发展。他说：“青年人就是要多玩点，要多娱乐一点，要蹦蹦跳跳。不然他们就不高兴。”^[67]他认为，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搞突然袭击；这些都不利于青年学生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地主动地得到发展。因而，他竭力主张要缩短学制，精减课程，减少授课时数，提高授课质量，改革考试方法，倡导学生独立思考，积极自学。

表1　毛泽东时代中国政府教育改革行动纪略

1949年

新中国教育建设起步：1．作为政府施政方针的《共同纲领》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地军管会接收新解放区的各级公立学校，开学复课，对学校进行整顿改造，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2．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成立（11月1日）；3．教育部组织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12月23～31日）。

1950年

1．《人民教育》杂志创刊，毛泽东题词：“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5月1日），继而提出要有步骤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毛泽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讲话，6月6日）；2．政务院发布《关于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的指示》（12月14日）。

1951年

1．教育部组织召开第一次全国中等教育会议（3月19日），第一次全国初等教育会议和第一次全国师范教育会议（8月27日～9月11日），制定发展和建设新中国中等教育、初等教育和师范教育的方针、任务与措施等；2．政务院公布实施新中国第一个学制：《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它以法令的形式确立和保障了工农群众和干部的受教育机会，确定了职业技术教育和业余教育在学制中的适当地位。

1952年

1．教育部公布汉字常用字表，列出1500个常用汉字作为扫除文盲工作中的脱盲标准（6月5日）；2．教育部发出《关于接办私立中小学的指示》，提出将全国私立中小学全部由政府接办，改为公立（9月10日）；3．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进行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工作，并把私立大学全部改为公立，经由1955年高等学校院系专业设置和分布的再次调整，初步形成了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

1953年

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根据党和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精神，提出“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文教工作方针（1月13日～24日）。

续表

1954年

1．中共中央转发教育部《关于解决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学习与从事生产劳动问题的请示报告》（5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央宣传部《关于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劳动生产的宣传提纲》（5月29日），此后，许多城镇高小、初中毕业生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形成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第一个高潮；2．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规定：国家设立并且逐步扩大各种学校和其他文化教育机关，以保证公民享受教育权利；对从事科学、教育、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9月20日）。

1955年

1．由《人民教育》发表《实行全面发展教育中若干问题的商榷》一文开始（2月9日），教育界展开了关于全面发展教育问题的大讨论；2．教育部、高等教育部发出《关于工农速成中学停止招生的通知》（7月9日）；3．中共中央转发教育部《关于实用主义思想在中国教育中的影响和批判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初步计划》（11月4日），由此，教育界铺开了批判杜威、胡适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运动。

1956年

1．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3月29日）；2．刘少奇、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9月15～27日）上指出，文教事业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占有重要地位，要进行全面教育规划，并争取在12年内分期普及小学义务教育。

1957年

6月全国开始反右派斗争，这场扩大化了的反右斗争直接波及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和各级学校，一批干部、教师职工和大学生被错划为右派分子。

1958年

1．4月和6月中共中央分两段召开教育工作会议，确定了党的教育工作方针，强调了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并提出教育事业发展措施；2．刘少奇提出“两种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同时并行的主张（5月30日）；3．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9月19日），由此展开全国教育系统的“教育大革命”；4．教育部和共青团中央在北京联合举办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展览会（11月1日～12月31日）。

1959年

1．中共中央指定北京大学等16所学校为重点学校（5月17日），后分批增补，进行重点高等院校建设；2．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试验改革学制的决定》，要求各地各部门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学制改革试验（5月24日）。

1960年

全国文教工作会议召开（11月24日～12月12日），会后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文教工作方针，由此，进入教育事业和教育政策的调整、整顿时期。

1961年

7月、12月教育部两次召开全国高、中等学校调整工作会议，讨论调整教育事业的具体计划。

1962年。

4月21日～5月中旬教育部召开全国教育会议，讨论调整教育事业和精简学校教职工问题。5月25日，中共中央批发教育部党组《关于进一步调整教育事业和精简学校教职工的报告》，指出在我国发展教育事业，必须贯彻执行国家办学和人民办学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坚决改变国家对教育事业包得过多的做法。

续表

1963年

1．毛泽东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题词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3月5日）；2．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少年儿童校外教育和整顿中小学教师队伍的指示》（10月18日），要求各地党政领导机关采取措施，加强对少年儿童的保护和教育；结合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中小学教师队伍有步骤地加以整顿。

1964年

1．毛泽东在教育工作座谈会上（2月13日）说：教育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但办法不对，学制、课程、教学方法都要改；2．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临时党组《关于克服中小学学生负担过重现象和提高教学质量的报告》（5月4日）。

1965年

3月，教育部召开全国农村半农半读教育会议，10月召开全国城市半工半读教育会议，12月召开全国半工（农）半读高等教育会议。由此，全国再次掀起试行两种教育制度，大办半工半读学校的热潮。

1966年—1976年

1．1966年5月7日，“五七指示”出台，提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2．同年6月1日，新华社播发“大字报”，《人民日报》刊发《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3．同年8月8日，《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提出“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4．同年8月18日至11月26日期间，毛泽东先后8次在天安门接见全国各地来北京进行串联的红卫兵和学校师生，广大师生卷入全国大串联，学校完全停课；5．1967年3月7日，“三七指示”出台，人民解放军进驻各级学校，进行军政训练；6．1968年7月27日，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8月又成立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对学校实行管理；7．1968年12月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从此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8．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提出废除招生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从此高等学校开始招生复课；9．1971年4月15日～7月31日，国务院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全面否定解放后17年的教育工作，提出“两个估计”；10．1971年10月29日，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执行局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权利的决议；11．1974年2月起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12．同年9月29日国务院科教组、财政部联合发出关于开门办学的通知，于是，各地大中小学大搞“开门办学”运动。

邓小平的教育理念是“三个面向”，他的教育发展战略是优先发展战略。如何实现其教育理念和教育发展的战略目标？邓小平采取的行动策略是：

1．提高领导干部的领导水平和服务意识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教育是关键，是基础。基础很重要，却比较隐蔽，容易被忽视。怎样才能落实教育的战略重点地位，确保教育的优先发展呢？邓小平首先想到了提高领导者的领导水平和服务意识的问题。他反复强调：“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化建设。”告诫“各级领导要像抓好经济工作那样抓好教育工作”^[68]。同时，他还对各级党委和政府提出要多干为教育服务的实事。“什么叫领导？领导就是服务。”“领导者必须多干实事。”小平同志还带头提出要给教育、科技部门当后勤部长，借以激励各级领导多为教育“排忧解难”。

2．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教师

发展教育，关键还是要依靠教师。所以，“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不但学生应该尊重教师，整个社会都应该尊重教师”。为此，小平同志大力倡导“要提高人民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一再呼吁和倡议采取有力措施提高教师和知识分子的物质待遇，包括提高工资、改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

3．教育法制化，确保增加教育投入

不增加教育投入，就谈不上教育的优先发展。邓小平不止一次地谈到，我国教科文卫的费用太少，有的方面甚至还不如一些第三世界的国家，像印度、埃及这样的国家，在教育上投的钱就比我们多，所以，“教育费用应该增加”。如何才能确保教育投入的增加？邓小平清楚地知道，现代社会，要增加教育投入不能光靠领导重视，从根本上需要法律的保障，必须走法制化的轨道。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制定义务教育法、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任务。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经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并于同年7月1日开始施行。《义务教育法》是新中国建立以来颁布的第一部基础教育方面的法律，是促进和保障我国基础教育健康发展的基本法，它的颁行标志着我国教育走上了法制化的历程。

表2　邓小平时代中国政府教育改革行动纪略

1977年

1．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10月12日），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的制度从此恢复；2．教育部、中国科学院联合发出《关于1977年招收研究生的通知》（11月3日），开始恢复长期被中断的招收和培养研究生的工作。

续表

1978年

1．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讲话（3月18日）中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科技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2．教育部分别修订和重新颁发了全日制中学、小学和重点高等学校的《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从而恢复和重建了大中小学各项工作制度，使学校教育迅速摆脱“文革”造成的混乱局面。

1979年

中国教育学会成立（4月12日）；《教育研究》杂志创刊（4月15日）。

1980年

1．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2月12日）；2．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国家劳动总局《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10月7日），把改革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作为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12月3日）提出，80年代全国应基本实现普及小学教育的历史任务，有条件的地区要进而普及初中教育。

1981年

1．《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施行（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颁布（5月20日），标志着我国研究生培养和学位授予等一系列规章制度的正式建立；2．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试行办法的报告》（1月13日），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在北京、天津、上海、辽宁三市一省试点；3．国务院批转教育部等七单位《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请示》和《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1月14日），明确指出，自费出国留学是培养人才的一条渠道。

1982年

1．全国职工教育管理委员会、教育部、国家劳动总局、中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发出《关于切实搞好青壮年职工文化、技术补课工作的联合通知》（1月21日），“双补”工作在各地推开；2．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外交部、公安部《关于安排外国进修生和研究学者有关问题的指示》（3月9日）；3．党的十二大把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学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确立了教育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

1983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引进国外智力以利四化建设的决定》（8月24日）指出，在充分利用外资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要积极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引进国外人才，特别是引进现在国外的华侨华裔人才；2．邓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9月9日）。

1984年

教育部发出《关于在部分全国重点高等院校试办研究生院的几点意见》（8月8日），全国22所重点高等院校开始试办研究生院。

续表

1985年

1．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关于教师节的决定》（1月21日），把每年的9月10日定为教师节；2．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3月7日）提出，我们要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3．教育部发出通知（3月18日），要求建立科学技术进步奖励制度，奖励高等学校在推动科学技术进步中作出重要贡献的集体和个人；4．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5月15日－19日），会后，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5月27日）；5、国务院批转国家科委、教育部、中国科学院《关于试办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报告》（7月5日），此后，全国首批102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在北京大学等73个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开始试点。

1986年

1．六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4月12日）并施行（7月1日起），规定，国家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义务教育事业，在国务院领导下，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2．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9月25日），指出，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两个方面，培养“四有”新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是根本任务。

1987年

1．国家教委、财政部发出《关于农村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6月15日）；2．国家教委发出《关于社会力量办学的若干暂行规定》（7月8日），指出应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办学；3．党的十三大提出，必须把坚持发展教育事业放在突出的战略位置，把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轨道上来。

1988年

1．国务院颁发《扫除文盲工作条例》（2月5日）；2．全国中小学德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6月1日－4日），主要议题是中小学德育整体改革；3．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和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通知》（12月25日），要求中小学必须坚持德育首位。

1989年

邓小平在会见乌干达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时（3月23日）指出：“我们最近十年的发展是很好的。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

为实现素质教育的理念，实施“科教兴国”、“教育创新”的方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的行动策略是：

1．依法治教

落实科教兴国的战略，不仅要靠政策，更要靠法制。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提出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69]现代教育是规模庞大的社会公共事业，它牵动着社会的每一根神经。这样的大教育，只有依靠社会主义法制才能走上正轨、走向有序化。依法治教，首先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法律法规体系，要立好法；其次要抓好法制宣传和普法教育；再者要重视执法检查和监督，以形成良好的法治环境。

2．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

中小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不仅使他们失去了童真的乐趣，而且直接危及他们的身心健康。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真正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不能做到以人为本，更培养不出高素质的、创新型的人才。所以，无论是实施素质教育，还是科教兴国，或者是教育创新，最基础的、因而也是具有前提性的工作就是首先要把中小学生从沉重的课业负担中解放出来。从最基础的地方抓起，这是一种工作策略。当前推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指导思想和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降低原有课程教材的繁难程度。

3．推进高等教育体制改革

江泽民曾经指出：“我们的教育工作必须进一步解决好两大重要问题，一是教育要全面适应现代化建设对各级各类人才培养的需要，二是要全面提高办学的质量和效益。简单地说，一是适应问题，二是提高问题。这也可以说是当前全国教育工作面临的两个重要转变。”^[70]选择以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为“突破口”，实现教育的“两个重要转变”，这是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教育行动策略。90年代开始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涉及面很广：既有高校院系、专业的调整，也有管理体制方面的改革，更有高校招生与就业制度、高校后勤社会化、高校教学与人才培养等一系列的改革，同时还探索了通过依托高校兴办大学科技园等方式，走产学研结合的道路。这些改革，一是为了适应现代化建设对人才培养的需要，二是为了提高高校的办学质量和效益，因而正是实现教育的“两个重要转变”的“突破口”。

4．倡导群众性科普活动

江泽民强调：“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促进科学技术普及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71]其重要性体现在：通过科学技术普及工作，可以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提高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充分实现我国人力资源和智力资源的潜在优势，全面推动科技进步，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科普工作不光是科技知识的普及、推广，更要努力“引导人们树立科学精神，掌握科学方法，鼓励创造发明”^[72]。因此，坚持不懈抓科普，可以从根本上动摇和铲除封建迷信活动，以及反科学、伪科学活动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在全社会形成相信科学、尊重科学、依靠科学、崇尚科学的良好风尚，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科学技术的力量在于普及，科学技术的发展要靠人民群众。群众性科普工作的重点应放在青少年、农村干部群众和领导干部上面，既要强化学校教育的主渠道作用，搞好校内的科技教育活动，也要利用校外教育机构和社区，开展多种形式的科技培训和科技实践活动，还要借助大众传播媒介，加强科普宣传。总之，要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使科普工作“逐步实现经常化、社会化、群众化”^[73]。

表3　江泽民时代中国政府教育改革行动纪略

1989年

1．江泽民在庆祝建国4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9月29日），要大力发展教育和科学，继续贯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方针，努力为知识分子创造和提供良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关心青年知识分子的成长；2．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希望工程——百万爱心行动”（10月30日），次年5月19日，全国第一所希望小学在安徽金寨县诞生。

1990年

1．国家教委发出《关于在普通高中实行毕业会考制度的意见》（8月20日）；2．全国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在京召开（12月17日～21日），会议提出高校科技工作是我国科技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承担重大科技攻关项目与培养人才紧密结合起来。

续表

1991年

1．国务院发布《禁止使用童工规定》（4月15日）；2．国家教委接连发布《教育督导暂行规定》、《普通中小学校督导评估工作指导纲要》和《实施〈普通中小学校督导评估工作指导纲要〉试点的意见》等文件，标志着我国普通中小学校的督导评估工作正逐步走向规范化；3．国家教委发出《关于实施〈现行普通高中教学计划的调整意见〉和普通高中毕业会考制度的意见》（7月29日），对普通高中的课程、教材和考试制度进行改革；4．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9月4日）；5．国务院发出《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10月17日），根据90年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明确了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任务。

1992年

1．国家教委发出《关于国家教委直属高校深化改革，扩大办学自主权的若干意见》（8月21日），加大高校改革力度，激活办学机制；2．党的十四大报告（9月23日－25日）提出，科技进步、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主要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各级政府要增加教育投入，鼓励多渠道、多形式社会集资办学和民间办学，改变国家包办教育的做法。

1993年

1．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2月13日），制定了我国教育90年代发展的目标、战略和指导方针；2．中国全民教育国家级大会召开（3月1日－4日），会议通过了《中国全民教育行动纲领》，提出全民教育目标及措施；3．国务院发布《关于修改〈扫除文盲工作条例〉的决定》（8月1日），对扫盲的组织工作、基本扫除文盲单位的标准、巩固扫盲成果等条款作出了修订；4．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10月31日），次年1月1日起施行。

1994年

1．国务院发布《教学成果奖励条例》（3月14日），鼓励教育工作者从事教育科学研究，提高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2．改革开放以来第二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6月14日－17日），会议动员全党全社会认真实施《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3．中共中央印发《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8月23日），指出爱国主义教育是全民教育，重点是广大青少年；4．国务院发布《残疾人教育条例》（8月23日）；5．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8月31日），对新时期学校德育工作提出具体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指南；6．国家教委发出《关于在九十年代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实施意见》（9月1日）。

1995年

1．全国人大八届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3月18日），同年9月1日起施行，它规定了我国教育的基本性质、地位、任务，基本法律原则和基本制度；2．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教委《关于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7月19日），提出要着重抓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3．国家教委、财政部发出《关于进行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项目规划和可行性研究的通知》（9月14日），启动了“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4．国务院《教师资格条例》发布（12月12日），对教师资格分类与适用、条件、考试、认定等作出规定。

续表

1996年

1．江泽民在北京与上海等四所交通大学的负责人座谈（3月28日），提出当前全国教育工作要进行两个重要转变；2．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5月15日），同年9月1日起施行；3．首次科技知识讲座在中南海举办（8月20日），此后至2002年底，共举办22次科技知识讲座，国务院领导同志、国务院各部门负责同志和国务院办公厅机关工作人员参加了听讲。

1997年

1．国务院发布《社会力量办学条例》（7月31日），10月1日起施行；2．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9月12日）指出：要切实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大力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积极发展各种形式的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稳步发展高等教育，优化教育结构，加快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步伐，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

1998年

1．国家教育委员会更名为教育部（3月10日）；2．江泽民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5月4日），强调大学是科教兴国的强大生力军，提出要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3．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8月29日），次年1月1日起实施，它标志着中国教育法律法规体系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4．原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合并组成新浙江大学（9月15日），成为当时我国规模最大、学科门类最全的大学。

1999年

1．国务院批转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1月13日），它是在贯彻落实《教育法》及《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基础上提出的跨世纪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施工蓝图，明确提出了到2000年和2010年我国教育发展的目标；2．改革开放以来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6月15日～18日），会议颁布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要以提高民族素质和创新能力为重点，深化教育体制和结构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振兴教育事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此后，全国高校开始大规模地“扩招”。

2000年

1．教育部召开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工作电视会议（1月7日），要求树立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思想，推进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工作；2．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快高等学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意见》（1月14日）；3．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10月31日），次年1月1日起施行；4．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适应新形势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小学德育工作的意见》（12月14日）。

续表

2001年

1．朱镕基在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3月5日），指出要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坚持教育适度超前发展；2．国务院印发《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5月29日），决定农村义务教育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3．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6月11～13日），朱镕基讲话指出，举办基础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主要是政府的责任；4．国家计委、财政部、教育部发出《关于坚决落实贫困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试行“一费制”收费制度的通知》（11月16日）。

2002年

1．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7月28～30日），会后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8月24日）；2．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12月28日），次年9月1日起施行。

2003年

朱镕基签署国务院令，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3月1日），同年9月1日起施行。

教育发展战略与教育行动策略都是领导者教育智慧的活的灵魂。三代领导集体制定教育发展战略、选择教育行动策略、采取教育改革行动，其目的都是为了国家的现代化、国力的强盛，其基本方法和立场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实事求是的，这是他们一致的地方。但是，这些发展战略、行动策略以及具体行动方案又是有差异的，正是这些不同之处反映了其与时俱进的特点。

可以肯定，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代的领导集体，他们的教育思想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其共性在于他们都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活的灵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实践性，做到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其个性则主要体现在：由于所处历史时期和时代背景不同，所面对国内外形势和具体实践任务有变，其教育思想又无不打上各自时代的烙印。共性表现为继承和坚守，个性表现为发展与创新。共性与个性的结合，则充分见证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当代中国，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中国化历程。

注释

[1]　陈桂生：《马克思主义教育论著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页。

[2]　Price, R. F. Marx and Education in Russia and China, London, 1979. p. 67.

转引自：董标：《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论纲》（修订本），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版，第96页。

[3]　转引自章怡：《冬日的沉思》，《读书》1994年第12期。

[4]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9页。

[5]　董标：《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论纲（修订本）》，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版，第252页。

[6]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0－1431页。

[7]　陈桂生：《现代中国的教育魂》，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73页。

[8]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页。

[9]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页。

[10]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8页。

[11]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5页。

[12]　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393页。

[13]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7页。

[14]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0页。

[15]　钟家栋、王世根：《20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36－338页。

[16]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

[17]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64页。

[18]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页。

[19]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7页。

[20]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1页。

[21]　虞和平：《中国现代化历程》第3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46页。

[22]　林善浪、吴肇光：《核心竞争力与未来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4页。

[23]　林善浪、吴肇光：《核心竞争力与未来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6页。

[24]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0页。

[25]　林善浪、吴肇光：《核心竞争力与未来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125页。

[26]　江泽民：《努力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人民日报》1995年5月27日，第1版。

[27]　江泽民：《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9年6月16日，第1版。

[28]　江泽民：《在庆祝北京师范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2年9月9日，第1版。

[29]　《新民主主义论》虽然对“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重要概念都有相应的界定和明确的内涵，唯独没有提起“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概念，但已经内含了“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思想。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2－709页。

[30]　这一表述的完整内容为：“中国国民文化和国民教育的宗旨，应当是新民主主义的；就是说，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083页。

[31]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272页。

[32]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706页。

[33]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0页。

[34]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9页。

[35]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2页。

[36]　陈晋：《毛泽东之魂》，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5页。

[37]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

[38]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8页。

[39]　人民教育出版社编：《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

[40]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1页。

[41]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0页。

[42]　韦定广：《论邓小平的“世界公民”思想》，《学习论坛》2005年第8期。

[43]　考试所承担的社会职能，这里主要是指它作为社会选拔的公平、公正的尺度，不断地对学生行使着分层筛选和“贴标签”的职能，最终实现着社会分层的目的。

[44]　陈桂生：《教育原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67页。

[45]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载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72页。

[46]　李岚清：《李岚清教育访谈录》，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04－305页。

[4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75页。

[48]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

[49]　毛泽东：《论新阶段》，《解放》周刊第57期，1938年11月25日。

[50]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6页。

[51]　人民教育出版社编：《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13页。

[52]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1页。

[53]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3页。

[54]　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684页。

[55]　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690页。

[56]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8、39页。

[57]　“三步走”即：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后来，人们用“温饱型”、“小康型”、“富裕型”这样生动、直观的语言来描述我国现代化的三步目标。

[58]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页。

[59]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5页。

[60]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中册），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63页。

[61]　“两个根本性转变”是指：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62]　教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研究课题组编：《共和国教育50年大事记》，《中国教育报》1999年9月18日。

[63]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5页。

[64]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43页。

[65]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1页。

[66]　陆定一：《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人民日报》1958年9月2日。

[67]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7页。

[68]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页。

[69]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97年9月22日，第1版。

[70]　江泽民：《与上海、西安、西南、北方四所交通大学负责人座谈时的讲话》，《人民日报》1996年3月29日，第1版。

[71]　新华社：《依靠科学技术，推进两个文明建设——江泽民在接见全国科普工作会议代表时的讲话》，《人民日报》1996年2月10日，第1版。

[72]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97年9月22日，第1版。

[73]　新华社：《依靠科学技术，推进两个文明建设——江泽民在接见全国科普工作会议代表时的讲话》，《人民日报》1996年2月10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