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教育为主，兼顾文化教育

中共中央与毛泽东在长期抗战中始终重视干部的培养和教育。毛泽东曾一再指出：“指导伟大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6]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又强调：“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7]抗战时期，随着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无论是武装斗争、政权建设，还是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都需要大批的有革命理想、有文化知识、忠诚于抗日救国事业的干部。因此，干部教育越发受到重视，成为各抗日根据地教育工作中最重要的部分。

（一）摆在干部教育工作首位的在职干部教育

抗战时期，各抗日根据地非常重视在职干部的教育，把在职干部教育放在首要地位。1942年2月，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指出：“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而在职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又应该是第一位的。”^[8]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一切抗日工作，都要经过在职干部去做，他们是党的方针政策的具体执行者，他们的水平和能力直接影响根据地各项事业的成败。同时，随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扩大及各根据地建设事业的发展，也迫切需要提高在职干部的水平。其次，各级干部绝大多数是工农出身，他们熟悉地方情况，同民众联系密切，但一般缺乏文化知识，理论水平低。再次，由于当时的战争环境和物质条件的贫乏，绝大多数干部不可能离开工作和战斗岗位去干部学校学习。因此，让广大干部开展在职学习是最好的办法。

1．建立专门的在职干部教育的组织与领导系统

为加强干部教育的领导，1939年2月中共中央成立了干部教育部，具体负责干部教育的各项工作。1940年6月，中央干部教育部与中宣部合并称为中央宣传教育部，同年10月又改称中央宣传部，中宣部还成立了干部学习的考试委员会。党的各级宣传部领导和管理在职干部教育工作，在宣传部内设有干部教育科。在基层党组织中都设有专职或兼职的教育干事。学习的组织责任属于支部，支部设立宣传教育干事。学习的领导属于各级宣传部，各级宣传部应经常检查、指导学习状况，实行在职干部教育的考核测验与赏罚制度。中央还把延安杨家岭作为干部文化教育的试验区，成立文化教育研究会，编辑干部教育课本。为了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与政治水平，党中央于1941年9月26日作出《中央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在延安及外地各重要地点均设高级学习组，下设若干学习小组。中央学习组由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统一管理、指导各地的高级学习组，按时指定学习材料，总结经验，解答问题。1942年全党整风开始后，还成立了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毛泽东亲自担任主任，负责领导全党的整风学习。

2．依据干部个人的具体情况选择教育内容

1940年1月，中共中央总结苏区干部教育的历史经验，在《中共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中指出：“在职干部则依其水准，及其他具体条件来选择学习课目。”^[9]根据不同的文化理论水准，中共中央把在职干部分为4类，并规定了每类干部所应学习的课程（详见表9-1）。

表9-1　在职干部所应学习的课程^[10]

此外，一切在职干部都必须经常研究时事，军事工作干部必须研究军事，地方工作干部必须学习必要的军事知识。^[11]

1940年8月13日，中央宣传教育部发出了《关于加强党内策略教育的一些具体决定》，规定“在全党的在职干部教育中，党校和党的训练班中，及党领导的各种干部学校中，把党的策略教育列入正式教育计划之内，并作为成绩考察的重要标准。”后来延安还专门组织了“策略教育干部会”，吸收全延安党与宣传教育的领导干部参加，组织研究和讲授党的策略及其具体运用的有关问题。

经过整风运动，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42年2月28日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规定了在职干部教育的内容包括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论教育4个方面，并对每一个方面的学习范围作出了比较明确的规定，从而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在职干部教育内容体系^[12]：

（1）业务教育。一切在职干部都必须接受业务教育，要求做到“做什么、学什么”。其学习范围包括：第一，是关于与各部门业务密切关联的周围情况的调查研究；第二，是关于与各部门业务密切关联的政策、法令、指示、决定的研究；第三，是关于各部门业务具体经验的研究；第四，是关于各部门业务的历史知识；第五，是关于各部门业务的科学知识。

（2）政治教育。一切在职干部，都必须接受政治教育。其范围包括时事教育及一般政策教育二项。目的在于使干部除精通其专门业务、局部情况与局部政策之外，还能通晓一般情况与一般政策，开阔干部的眼界，避免偏畸、狭隘、不懂大局的弊病。

（3）文化教育。文化程度太低或不高的干部必须接受文化教育，这也是他们学习的中心一环。其教育与学习的范围，包括国文、历史、地理、算术、自然、社会、政治等课。其学习程度分为初级和中级两种。前者为不识字或粗识字的人而设，以达到高小程度为合格；后者为已有相当于高小水准的人而设，以学至大体相当于中学程度为合格。

（4）理论教育。已达到中级或高级水平的具有理论学习资格者要接受理论教育。其学习范围分为政治科学、思想科学、经济科学、历史科学等项，依次逐步学习。

该决定还规定，党政军宣传教育部门要负责调理上述四种教育的时间分配及课程分配，使之互相联系而不互相冲突与脱节。抗战后期，毛泽东思想被列入干部教育的重要内容。

3．采取切实可行的教育方法

1939年5月20日，在陕北公学召开的干部学习动员大会上，中央干部教育部副部长李维汉说：“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的原则，无疑的是教育事业中最基本的原则。这个根本原则的具体的了解，对我们来说，就是马列主义的中国化。”“要做到马列主义的中国化，就首先要深刻地研究马列主义；在研究的时候，注意学习它的内容和意思，学习它的立场和方法，而不是把它当作教条。”“要做到马列主义中国化，就需要善于灵活地运用它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来；在运用它的时候，必须查清自己所处的历史条件和具体环境，从这个具体的环境出发。”^[13]1940年，晋察冀边区第三专署第四次县长联席会上，作出了《在职干部的教育问题》的决定。决定明确指出在职干部教育的原则是：“理论与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少而精”，“由浅入深，由近到远，由具体到抽象”^[14]。1942年2月28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中指出：“在职干部教育是长期的，以发展其业务而不妨碍其业务并不妨碍干部健康为原则，在前方，在其应不妨碍战争。”^[15]

根据上述教育原则，在职干部教育中采取了各种切实可行的教育方法：

首先，以自学为主，在工作和斗争中学习。在职学习与学校学习不同，工作忙，学习计划不能固定，各人需要不同，教材教法也很难一致。因此，结合实际需要，在干中学习，成为在职干部教育的首选方式。

其次，建立学习与考核制度。一是建立了在职干部平均每日两小时的学习制度。1940年1月3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规定“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肯定了干部教育的教学程序及其课程，指出“各级组织的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地领导与提倡其他干部的学习。建立在职干部平均每日2小时的制度，并保持其持久性与经常性。”这一重要规定在制度上保证了在职干部学习的持久性和经常性。二是进行了教育和课程的安排及人员的编组。按行政单位及其接近的地区成立学习小组，各小组设有小组长，由党支部负责组织，宣传部负责领导；设置教员、学习指导员和学习顾问。三是建立在职干部教育的督导检查与考核制度。如，在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有严格的定期汇报与检查总结制度，并将其列为工作会议及小组会议的主要内容。每三个月或半年进行一次由上而下的总结，然后上报宣传部。延安的干部在职教育的总检查，每四个月一次，由中央干部教育部领导进行；军事机关、边区机关和中央直属机关，每两个月检查一次，由各主管机关领导进行；支部干事会则每个月检查一次。通过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总结推广经验，使干部在职教育不断深入发展。并根据检查与考核，对优秀的教员、办理文化有功的工作人员及积极学习、成绩优秀的学员进行奖励，“在鉴定干部的时候，学习情况如何作为鉴定的标准之一”^[16]。为了推动在职干部的学习运动，1940年，中央决定把每年的5月5日马克思的生日定为学习节。在这一天总结一年的学习，奖励学习上的先进集体和个人。首届学习节上奖励了39个由各类干部组成的模范学习小组，朱德被誉为模范学生。

第三，开办短期训练班。《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中规定：“在环境许可的地方，必须一律开办文化补习班或文化补习学校，或一机关独办，或数机关合办，或采取轮训制，轮流抽调干部集中一地学习。”这种短期训练班，往往根据临时的需要开办，能够及时有效地针对某一特定问题展开教育，效果明显。

（二）培养抗战急需的各级各类人才的干部学校教育

毛泽东说：“每个根据地都要尽可能地开办大规模的干部学校，越大越多越好。”^[17]在开展在职干部教育的同时，各级政府也非常重视干部学校教育。革命根据地的干部学校教育，是随着根据地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它既没有统一的学制，也没固定的课程，有时甚至没有固定的场所。它总是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因时、因地、因人而进行教育。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抗日根据地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延安大学、华北联合大学、延安自然科学院等著名干部学校，培养了大批抗战急需的革命干部。

1．革命干部的熔炉——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以下简称抗大），是我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所军校，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军政干部，被誉为“革命干部的熔炉”。抗大1936年6月创办于陕北瓦窑堡，原名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1月迁至延安后，正式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中国共产党为了更好地领导全国人民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为各个抗日根据地培养更多的干部，从1938年冬至1945年春，抗大除办好总校外还陆续在晋冀豫、晋察冀、山东、华中、鄂豫皖等抗日根据地建立起12所抗大分校、5所陆军中学和1所附设中学。

1938年3月5日，毛泽东为抗大写了重要的题词，规定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这个正确的方针，为抗大的建设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抗大的招生对象主要是我党的军政干部，后来还包括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知识青年、支援抗战的爱国侨胞和国际主义战士等。毛泽东还对抗大学员提出了要求，要求他们：“勇敢、坚定、沉着、在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并规定抗大校风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办学形式采用的是长期办学与短期培训相结合。抗大的培养目标是“培养抗日战争中军事政治的领导干部”^[18]，围绕这一目标，1938年的抗大招生简章中规定，抗大预科主要设置如下课程：抗日民众运动、战略学、游击战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八路军战术、政治常识、政治工作和社会学；抗大本科主要设置的课程有：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中国革命史、战略、战术、射击学、地形学、建筑学、技术兵种等。^[19]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抗大的课程也随之发生变化，但一般分政治、军事两类课程。政治课包括：中国问题、马列主义概论、哲学、政治经济学、统一战线、民运工作、日本问题、时事政策；军事课包括：战略学、游击战术、步兵战术、军事地形学、战术动作、战斗指挥和队列、射击、投弹、刺杀、爆破等技术训练。^[20]除了课堂教学之外，抗大还经常举行战斗演习、实弹射击，同时也不断地举行行军和野营，使学校生活军事化。这些课程设置的特点就是紧密联系抗日的实际需要。

在教学方法上，由于抗大学员文化程度不齐，所以采取“集体研究”、“自动学习”、“互相帮助”的办法，取长补短、互相提高。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始终贯彻“少而精”、“理论与实际并重”、“军事与政治并重”的教育原则。

抗大除有指定的教官上课外，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也经常来此演讲或授课。抗大非常重视思想政治工作，规定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心的一环。要求学生掌握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深入基层，接近工农，为工农服务，为民族的解放事业勇于献身。抗大还以校歌来激励学员奋发向上：“……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向着新社会前进……”^[21]

美国著名记者爱德加·斯诺参观抗大后深受感动，他写道：“有一个班的学员全是老战士，平均年龄是27岁，平均每人有八年的作战经验，负过三次伤。有什么别的学校由于‘纸荒’而不得不把敌人的传单翻过来当作课堂笔记本使用？或者每个学员的教育费用，包括伙食、衣着、一切在校开支，每月不到15元银洋？或者把那些鼎鼎大名的学员的首级悬赏加起来总共超过二百万元？”“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就只有这么一家”。^[22]

抗大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下通过严格的培养，把大批思想成分极其复杂的学员迅速锻炼成中华民族抗日的中流砥柱。抗大的教育实践在战争年代获得了巨大成功，也影响了新中国成立后教育事业的发展方向。

2．战火中的大学——陕北公学

陕北公学，成立于1937年8月，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一所革命的大学。它的教育方针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统一战线，实现国防教育，培养抗战干部。”^[23]陕北公学的任务是培养抗日救国的革命干部，但与抗大有所区别，有所分工。抗大主要培训军事干部，教学计划的安排原则是七分军事、三分政治；陕北公学主要培训政治干部，教学计划的安排原则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

教育内容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抗战的基本理论；二是抗战的政策及方法；三是指挥民众武装进行战斗的基本知识；四是对于目前的时局的认识。^[24]陕北公学有两种学制，一种是普通班（即学员队），一般学习4个月，另一种是高级研究班（即高级队），学习一年，主要培养师资。普通班的课程有4门：一是社会科学概论，包括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等课程；二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三是游击战争；四是民众运动。高级班的课程比普通班要深一些，多一些，主要有：中国革命运动史、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等课程，后又增设了世界革命运动史、科学社会主义、三民主义研究、世界政治和战区政治工作等课程。这些课程没有现成的教材，完全由教员总结自己的革命工作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根据党的文件和政策，结合抗日战争中的新鲜经验进行备课和组织教材。这些课最主要的特点就是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密切结合，学员们不仅提高了理论水平、政策水平，树立起革命的人生观，而且学会了做抗日工作的本领。^[25]

陕北公学在教学过程中，坚持贯彻“理论联系实际”、“教学一致”、“少而精”、“计划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教学一致指教员教授的内容与学员的要求一致，使教与学统一起来。计划与灵活相结合，指教学计划确定以后，不得随意变动，但又不是铁板一块，而是随客观形势的变化而调整，既有严肃的计划性，又有一定的灵活性。在学习方法上，强调以自学为主，集体互助。在时间分配上，每天上课的时间约3小时，最多5小时，其余时间是自学和集体讨论。自学时间多于上课时间，个人自学的时间又多于集体学习的时间。在个人自学基础上，强调学员间的互助，开展先进帮后进的活动。学校要求学员直接阅读马列主义著作，当时每个窑洞（一个班）发12本延安解放社出版的《列宁选集》，还有几部《马恩选集》和《斯大林选集》，在教员指导下选读若干篇和若干章节。集体研究多采取小组讨论会形式，有时也组织全队讨论会（约100多人），或是全校性的国际国内政治时事座谈会，如武汉保卫战和抗日持久战等问题，事关抗战全局，都组织了全校规模的大讨论会。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陕北公学还制定了衡量教学成功的三个标准：第一，给学员以正确的知识，而学员确实了解和掌握住，并能灵活地运用到实际，不是条文的背诵，也不是公式的死记；第二，培养学员不仅有知识有能力，并且能为实现自己的所学，具有牺牲奋斗的决心和信心，不是空谈无补，更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分子；第三，有知识、能力、有决心、信心是基本的，是重要的；然而教育的责任还不至此，同时还得锻炼其身体，使其有力量担负其应担负的任务。^[26]这三条标准深刻说明，为了适应抗战和革命工作的需要，陕北公学要把学生培养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

陕北公学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重大成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坚持和发扬“忠诚、团结、紧张、活泼”的校风。“忠诚，就是忠于人民，忠于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思想；团结，就是团结互助，民主自由的统一战线作风；紧张，就是纪律严明，行动迅速，雷厉风行；活泼，就是朝气蓬勃、艰苦奋斗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27]由于革命的校风得到了充分的发扬，广大师生团结战斗，教学工作深入发展。陕北公学的校歌抒发了师生们的革命情怀：“……抗日救亡要我们加倍努力，忠诚，团结，紧张，活泼，战斗地学习！努力，努力，争取国防教育的模范。努力，努力，锻炼成抗战的骨干。……”^[28]

1941年9月，陕北公学并入延安大学，胜利地完成了它光荣的历史任务。

（三）作为干部教育有益补充的中小学校的干部教育

为了适应抗日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需要，除了大力开展在职干部教育和进行各级各类的干部学校教育之外，还着手恢复和发展中等学校和完全小学，经过一定的改造，使它们成为干部学校性质的学校，担负一些培养干部的任务，从而更广泛地开展干部教育。

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1944年1月在边区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作的报告中指出：“确定中学、师范学校担负提高现任干部与培养未来干部的双重任务，一方面接受小学毕业生，另一方面接受现任区乡干部、小学教师及其他工作干部，分别教育之。”^[29]这时，边区的中等学校已被明确地规定为“提高现任干部和培养未来干部”的干部学校性质的学校。因此，各中等学校除接受小学毕业生外，还普遍增设地方干部训练班，接受现任区、乡干部。据统计，陕甘宁边区地方干部训练班1943年下学期有219人；1944年下学期为320人；1945年下学期为589人，占学生总数的22.3％。^[30]从这组数字我们可以看出中等学校已成为干部学校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由于迫切需要革命干部，高级小学也被规定为培养干部的学校，担负一定的培养区、乡、村干部的任务。例如晋察冀边区的曲阳县，在1945年大力增设干部学校性质的完全小学，来培养乡、村干部和小学教员。在根据地内，不仅中等学校普通班尚未毕业的学生常常被抽调去参加工作，高级小学、完全小学（初级与高级合校称为完全小学）的毕业生也大多分配工作。

完全小学分为三种班：干部班——训练与培养在职的区、村级干部，目的是为了提高他们的政策水平、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课程以政策法令和政治教育为主，文化教育为辅，一年毕业；师资班——培养与训练初级小学教员，课程以文化教育、政治教育和学校管理为主，二年毕业；文化班——招收初小毕业生，以文化教育为主，三年毕业。^[31]即使是文化班的毕业生，也大多被分配工作，参加根据地建设。

（四）卓有成效的成绩

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全党上下的艰苦努力，抗战八年，各抗日根据地的干部教育取得了巨大成就，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千千万万的干部，极大地满足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需要，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9年春，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首先开展在职干部的学习。陕甘宁边区的学校、机关、军队、团体的干部和中央负责同志都参加学习。1939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党内干部教育问题的决议》规定：“边区凡不识字的党干部（党内小组长、政府及群众团体中的科员干事以上）应一律参加识字组”；“普遍有计划地组织在职干部的学习。提倡领导干部的模范作用。建立一定的学习制度”^[32]。仅以陕甘宁边区为例，1939年参加学习的干部有2000多人，到1941年，参加学习的干部则达到4000多人。在1943年以后，各根据地的干部教育，都分别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尤其是陕甘宁边区，成为培养干部的重要基地，不仅陕甘宁边区自身的干部水平得到了提高，而且也为其他抗日根据地输送了大批革命干部。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对此高度评价道：“在边区物力和人力支持下，八年抗战中，为其他解放区训练了4万个以上的政治、军事干部，及成千的文化和技术干部。”^[33]在职干部教育由于人数众多，重要性强，在各级党政军领导的关注下，成为一种普遍的教育运动。

同时，抗日根据地创办了许多著名的干部学校，其中主要的干部学校见表9-2。

表9-2　各抗日根据地创办的主要干部学校^[34]

另外，淮南、淮北、皖中、苏南、苏中、苏北、浙东、鄂豫、华南、东北等抗日根据地也都创办了各种类型的干部学校。这些学校都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创办和发展壮大的，为抗战培养了大批革命人才。如，被誉为革命熔炉的抗日军政大学，总校和12所分校，前后八期培养了10万以上革命干部；陕北公学培养了1万多名革命干部；华北联合大学培养干部近万人，其中行政干部近4000人，文艺干部1000人，教育干部2000多人，工业建设及工运干部200多人；白求恩医科学校培养卫生医疗干部2000人；鲁迅艺术学院的文学、戏剧、音乐、美术4系，毕业7百余人；延安自然科学院所设理学、工学、农学等科系，培养了一批科技人员；晋察冀边区训练了8500多干部……^[35]

总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干部教育，是中国革命战争环境的产物，具有显著的中国革命特色。同时，它的影响也是深远的，新中国成立后各地党校和各类干部学校的建立和发展即是这一战时教育体制在新时期的延续。党把干部的培养教育作为根据地建设和争取抗战胜利的重大战略决策，创造了辉煌的业绩和丰富的经验，成为中华民族十分珍贵的历史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