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洛夫《教育学》对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的影响，始于该书传入我国之时。凯洛夫主编的三个版本的《教育学》，除了1939年版以外，1948年版、1956年版，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传入国内，成为我国师范学校教育学课程的重要参考书，对社会主义中国教育学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的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是凯洛夫主编的1948年版《教育学》，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多个版本，曾作为我国高等师范教育的教科书或必读参考书，先后发行量超过百万册，对我国20世纪50～60年代的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的影响甚大。
（一）“一边倒”与凯洛夫《教育学》的传入
1949年前后，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之所以能够传入中国并发生影响，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从凯洛夫及其主编的《教育学》自身的原因来看，凯洛夫在当时苏联教育界的地位，以及他主编的《教育学》作为社会主义《教育学》的代表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之初选择它作为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的摹本的重要原因。当然，凯洛夫及其主编的《教育学》在苏联的特殊地位，只是我们引进凯氏《教育学》的外因。最根本的动因是作为刚刚建立的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没有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经验，必然选择向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且在当时发展迅速的苏联学习，确立所谓“一边倒”的基本国策，这种动因是我们引入凯洛夫《教育学》的关键。
强调同社会主义的苏联发展关系，早在1949年之前就成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的必然选项，这是由两党相近的意识形态基础决定的。1939年9月28日，毛泽东针对国内对苏联的怀疑和指责，撰写了《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旗帜鲜明地提出苏联的利益和人类的利益是一致的观点。同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为祝贺斯大林60岁生日撰写的《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一文中提出：谁是我们的朋友？“就是苏联的人民，就是斯大林”；“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只有社会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的领袖，社会主义的人民，社会主义的思想家、政治家、劳动者，才能真正援助；而我们的事业，没有他们的援助是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46]。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提出：中国国民文化和国民教育的宗旨，应当是新民主主义的，“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苏联所创造的新文化，应当成为我们建设人民文化的范例”[47]。
尽管如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中苏两党之间的亲密无间的关系尚未形成，毛泽东曾在1948年提出访苏，但因苏联以各种理由一再推迟未能成行。1949年初，毛泽东提出“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对于这一方针，周恩来阐释道：“帝国主义总想保留一些在中国的特权，想钻进来。有几个国家想同我们谈判建交。我们的方针是宁愿等—等。先把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清除一下，否则就会留下它们活动的余地。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被赶走了，但帝国主义在我国百余年来的经济势力还很大，特别是文化影响还很深。这种情形会使我们的独立受到影响。因此，我们要在建立外交关系以前把‘屋子’打扫一下，‘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48]直到这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还是主张：愿意同一切外国政府建立关系，没有提出“一边倒”的问题。
但随着中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中苏建立特殊关系的条件逐步成熟。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正式提出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他指出中国共产党28年的经验是两条：一条是国内唤起民众；第二条是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明确提出：“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49]“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50]同年9月30日，在毛泽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起草的宣言中指出：“全国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已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遵照共同纲领在全中国境内实施人民民主专政。……它将联合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民族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和各新民主国家，以为自己的盟友，共同反对帝国主义者挑拨战争的阴谋，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51]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民族，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52]进一步明确了苏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中的特殊地位。
同年10月，刘少奇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建国，同样也必须‘以俄为师’，学习苏联人民的建国经验”，“苏联有许多世界上所没有的完全新的科学知识，我们只有从苏联才能学到这些科学知识。例如：经济学、银行学、财政学、商业学、教育学等等”。[53]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1949年6月，刘少奇秘密访苏；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访苏。1950年2月14日，中苏双方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两党、两国建立起特殊的亲密关系。
应该说，选择“一边倒”，这是由当时的国际环境、中苏两党的意识形态、新中国经济建设等条件决定的。在国际格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5亿人口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客观上打破了以美苏两国为首的冷战平衡，加重了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的筹码。为围堵新生的共和国，1949年10月3日，美国通过一系列正式途径表示：美国继续承认国民党政权是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这种国际背景，决定了“一边倒”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之初的不二选择。在意识形态上，中苏两党两国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有亲近的思想基础。在经济建设方面，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战争仍没有结束，百废待兴，迫切需要真诚友好待我的外国政府的援助，这一点，也只有社会主义的苏联能够提供。可以说，“一边倒”顺应了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如刘少奇后来所说：由于“一边倒”和中苏的结盟，“使我们中国有了自己的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伟大的同盟国，从而就巩固了中国人民已经取得的胜利，使中国被破坏严重的人民经济很快的恢复与发展起来，同时，也极大地加强了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力量，因而增加了远东和平与世界普遍安全的保障”[54]。
建国初期，在“一边倒”的外交策略的指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同苏联展开了全方位的交流，在同苏联的全方位交流的格局中，凯洛夫及其《教育学》因其特殊的学术和政治地位，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教育学》发展的必然摹本。
（二）凯洛夫《教育学》的传入概况
1．全面学习苏联教育理论的展开
在“一边倒”政策的指导下，教育界开始掀起向苏联学习的活动。1949年12月23日，教育部长马叙伦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开幕式的讲话中指出：改造旧教育、建设新教育虽然面临巨大困难，但也有许多有利条件，“我们有苏联教育建设的经验，供我们的镜鉴，这是对我们的事业一种很大的帮助”[55]。教育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钱俊瑞在这次会议的总结报告中也明确提出，“在全国范围的建设任务面前，我们的教育必须根据《共同纲领》，以原有的新教育的良好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的某些有用的经验，特别要借助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以建设我们的新民主主义教育。[56]
1952年，为迎接“中苏友好月”的到来，《人民教育》11月号发表社论《进一步学习苏联的先进教育经验》：要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首先必须彻底地系统地学习苏联的先进教育经验，过去我们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彻底、不够系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这对于我们今天的教育建设，是有头等重要意义的”。为什么要学习苏联的教育经验呢？因为：“苏联的教材、教法以及教育理论、教育制度，不只是社会性方面和我们最为接近，并且在科学性方面也是最进步的。因为苏联已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和三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来批判、吸取并发展了国际科学的最高成果。他们的生产建设，远远超过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速度，因而他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建设也就有了资本主义国家所没有的最新成果。我们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计划的生产建设，和苏联基本相同，我们的生产设备、技术管理等等方面，都要迎头学习苏联，因此，在教育建设的各个方面也必须很好地学习苏联，那么，培养出来的人才，才能和我们的生产建设相适应。我们的教育要为工农服务，这更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所没有的，这正和苏联相同，更是只有学习苏联的经验，才能较快较好地完成我们的教育任务。”[57]
1953年2月7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要真心实意地学习苏联。他说：“我们要进行伟大的五年计划建设，工作很艰苦，经验又不够，因此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58]虽然中国古代、近代都曾向外国学习，但“比较现在我们学习苏联的规模，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效用，那是要差得远的。那末，我们现在学习苏联，广泛地学习他们各个部门的先进经验，请他们的顾问来，派我们的留学生去，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应该采取真心真意的态度，把他们所有的长处都学来，不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而且学习他们先进的科学技术，一切我们用得着的，统统应该虚心地学习。对于那些在这个问题上因不了解而产生抵触情绪的人，应该说服他们。就是说，应该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59]。毛泽东的讲话，进一步推动了学习苏联教育的热潮。
学习苏联教育的热潮表现为大量翻译、介绍苏联的教育。据统计：创刊于1951年的《人民教育》，在1949～1957年期间，共刊登文章1373篇，其中苏联人发表的文章约有120篇，中国人介绍与苏联教育有关的文章约有109篇，即介绍苏联教育情况的文章数占了总数的16.7％。[60]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学习苏联教育热潮的盛况。
在教育理论的研究方面，起步阶段的国内教育理论界将苏联教育理论尤其是凯洛夫的《教育学》定位为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社会主义《教育学》，这成为我们引进、学习凯洛夫《教育学》的重要原因。当时国内教育理论界普遍认为：苏联教育学是教育学发展的最高历史阶段，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科学的教育学，“苏联已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方法和三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来批判、吸收并发展了国际科学的最高成果”[61]，苏联教育学“已成为内容丰富，体系严密，且富有战斗性的真正科学”[62]。在这种肯定性的定位影响下，学习苏联先进的社会主义教育经验，引进苏联教育理论的工作全面展开。以凯洛夫1948年俄文版《教育学》在1950年翻译出版为起点，苏联的教育科学的研究成果以及《教育学》教科书被陆续翻译出版，教育界迅速掀起了学习苏联教育学的热潮。
东北靠近苏联，又是最早解放的地区，加上历史原因，在东北的旅顺、大连等地建有苏联的学校，学习苏联教育理论的活动便从东北解放区开始。1948年9月，东北行政委员会召开第四次教育会议，明确提出了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口号。从1948年开始，不少东北地区的教育工作者到当地的苏联学校参观学习。同年7月，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的官员参观旅顺苏联中学，该校注重教学与实际相结合、启发学生自己研究、培养与发展学生的专长、注意与学生家庭联系等做法，给参观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63]同年10月，旅顺中学教师到旅大苏联中学参观，旅大教育局专门请苏联校长介绍苏联的教育理论及经验。此后，东北实验学校、沈阳二中也开始掀起学习苏联教育理论的活动。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长车向忱、副部长董纯才曾专程至旅顺推广这一活动，并组织人力大量翻译苏联教育理论文献。[64]
1949年12月5日，时任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长的董纯才在《东北教育》上发表《学习苏联教育、改造我们的教育》。在董纯才的领导下，从1949年到1951年，《东北教育》发表介绍苏联教育的文章89篇；[65]旅大的《文教通讯》也参与了苏联教育理论的学习宣传，1951年3月4日，该杂志翻译了《苏维埃的教授法原则》。东北解放区学习苏联教育理论的活动为全国学习高潮的到来做好了准备工作。
在学习苏联教育理论的活动中，翻译出版苏联的《教育学》教科书是最重要的工作。仅据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室1980年编的教育图书目录（1949～1966）一书统计：“文化大革命”前，国内共计翻译出版苏联《教育学》专著56种（本），其中，1949年至1957年为52种（本），1953年至1955年为高峰期，分别为20种（本）、7种（本）和8种（本），而1960年至1966年无一本《教育学》教材译著出版。[66]
1957年以前出版的苏联《教育学》著作主要有：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1948年俄文版，沈颖、南致善等译，1950）；卡伊洛夫著（即凯洛夫）《新教育学基础》（凯洛夫《教育学》第一编翻译的单行本，王易今译，1950）；奥戈罗德尼柯夫、史姆比辽夫合著《教育学》（据1950年俄文版，高晶斋译，1951）；冈察洛夫著《教育学原理》（郭崇州等译，1951）；叶希波夫、冈察洛夫著《教育学》（于卓、王继麟等译，1952）；苏联教育学院用书《教育学教学大纲》（据1949年俄文版，金世柏译，1952）；斯米尔洛夫著《教育学初级读本》（陈侠、丁酉成译，1953）；申比廖夫（即史姆比辽夫）、奥哥洛德尼柯夫（即奥戈罗德尼柯夫）著《教育学》（据1954年俄文版，陈侠、熊成涤等译，1955）；凯洛夫总主编的1956年版《教育学》（陈侠、朱智贤等译，1957）等。
上述于建国初期翻译出版的苏联《教育学》著作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影响最大的还是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奥戈罗德尼科夫、史姆比辽夫合著，高晶斋译《教育学》虽然在我国翻译较早，但影响不大。《人民教育》1952年4月号至6月号曾刊发了4篇批评文章，说该书“译得过分草率，印刷尤嫌粗滥，因此其中错误很多”，[67]“并有政治性和原则性的错误”，[68]是一种浪费人财物和时间的行为。1954年1月号《人民教育》还转译《苏联魏克尚教授评奥、史合著教育学》一文，指出此书存在着一些重大缺陷。叶希波夫、冈察洛夫合著的《教育学》对我国师范学校《教育学》教材的编排体系产生过一定影响，但此书当时不是我国学习苏联教育学的主要材料，《教师月报》1951年第4期《凯洛夫〈教育学〉第一章的参考材料》中说：“叶希波夫、冈察洛夫的《教育学》被当作凯洛夫《教育学》的学习参考材料。”
与此相反，凯洛夫的《教育学》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当时任职于东北行政委员会教育部高教处的于卓认为该书“内容丰富，体系严正，在马列主义的科学的教育学中，够得上是一部经典著作”。[69]时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主任的曹孚认为“苏联先进的教育学，具体地表现在凯洛夫《教育学》这本书里”。[70]时任《东北教育》杂志主编的章炼烽评论道：“它的选材极其精彩，叙述极其浅显，且理论性又极其深刻。”[71]1951年，《人民教育》杂志社曾欣然称该书为“介绍苏联教育理论的第一本有系统的著作，无怪乎要受到读者的欢迎”。[72]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苏联几本《教育学》教科书中译本在中国的影响也是以“凯洛夫‘教育学’的读者最为广泛，因而所起的作用也最为巨大”。[73]因此，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便成为国内学习苏联《教育学》的主要材料，在众多翻译出版的苏式《教育学》教科书中脱颖而出。
2．凯洛夫《教育学》的译介与出版
（1）报纸杂志对凯洛夫《教育学》的翻译介绍。凯洛夫主编的1948年版《教育学》的中文译本完整出版之前，《人民日报》、《东北教育》、《中华教育界》、《河北教育》等报刊对该书进行了零星节译和评介。
1949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以《苏联国民教育制度》为题，刊登了梅鼎斯基撰、于卓节译的该书第21章《国民教育制度》；1950年2月，《河北教育》第1卷第5期转载了该文。1950年3月2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革尔孟特撰、蒋洪举节译的该书第12章《劳动教育》，题为《苏联的劳动教育》；1950年8月，《河北教育》第2卷第4期又转载了该译文。1950年4月3日，《人民日报》刊登凯洛夫等撰、沈颖、南致善翻译的该书第1章第5节《教育学是科学》，题为《论教育科学》。
1950年2月和3月，《东北教育》第2卷、第3卷连续刊登了斯卡特金撰、于卓译的该书第4章《教学的内容》。1951年3月19日，《东北教育》主编章炼烽发表题为《介绍凯洛夫的〈教育学〉（上册）》，极力推荐凯洛夫《教育学》。
1950年1月、2月《中华教育界》的第4卷1期和2期，发表了凯洛夫编、德厚翻译的该书第1章《教育学的对象和方法》、第2章《共产主义教育的目的与任务》。
1951年1月，旅大的《文教通讯》刊发了孟峰译、钱新哲校、凯洛夫《教育学》第17章《体育》。
（2）1948年版《教育学》的翻译出版。经过报纸杂志的翻译介绍，凯洛夫的《教育学》开始完整地翻译出版。1948年版中文译本在我国有两种版本出版：一是上、下册的两卷本，一是全一册的一卷本。
第一，两卷本的出版。
为了满足国内教育理论界学习苏联教育理论的应急之需，凯洛夫的《教育学》最初是分为上下两册分别出版的。由于翻译的不断改进，上下两册的两卷本先后有三个版本。
初版由沈颖、南致善等译，新华书店出版。[74]1950年12月，上册初版出版；1951年5月，下册初版出版。
第二版由南致善作部分修订，作为“大学丛书”，改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1951年3月上册第二版发行，1951年12月出版下册第二版。
第三版由南致善、陈侠共同修订，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1951年12月，上册第三版出版，1952年12月下册第三版出版。
第二，一卷本的出版。
一卷本是两卷本第三版上下两册的合订本。在出版的时候又做过一些修订。其中，前七章的译文，特别是第五章的译文，有一些必要的订正。全一册的凯洛夫《教育学》中译本，1953年6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量为30000册[75]。
凯洛夫主编的1948年版《教育学》中译本之所以版式、版本多样化，主要是由于翻译的原因造成的。关于凯洛夫《教育学》中译本的修订，曾参与修订工作的陈侠在1952年12月写道：“这部书是集体翻译的，翻译的态度比较认真严肃；但译者当中虽然有的俄文水平相当高，但很少熟悉教育业务，因此在初版和第一次修订版里，有些章节因为教育名词译错，令人难以正确了解。全书译文也因为采取直译的笔调，对于没有外国语文素养的人，不免造成阅读的障碍”，因此，“这部译本的第二次修订版（上册1951年12月，下册1952年12月，并将出合订本），对译文作了若干原则性的修订。”[76]这次修订主要是将凯洛夫《教育学》中的一些专门概念的译名，根据中国的语言习惯加以规范统一，以便于理解，如“教育”、“教养”、“教学”、“综合技术教育”、“课堂教学”等概念，他建议“将来我国的教育学著作，是否可以只用‘教育’和‘教学’两个概念，而不是用‘教育’、‘教养’和‘教学’三个概念，这是一个值得全国教育学者讨论的问题”[77]。
凯洛夫主编的1948年版《教育学》中译本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得到了大量发行。据统计，从1950年到1956年，先后共印刷10次，印数为291516册，在城市中小学教师中几乎人手一册[78]。
（3）1956年版《教育学》的翻译出版。凯洛夫任总主编的1956年版《教育学》，国内也及时作了引进出版。对于凯洛夫重新修订《教育学》的工作，1954年1月出版的《人民教育》杂志在《教育动态》栏刊登《苏联正在编著教育学新教科书》一文，介绍了新编《教育学》的理论基础问题和它所遵循的五个基本原则。同年，来华访问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科学院院士、副院长麦尔尼科夫在其《访问中国的观感及对工作的意见》一文中告诉中国同仁：“1955年前，苏联将出版《教育学》，凯洛夫主编”，并称这是“大家所公认的新的教育学教科书”。[79]
1956年凯洛夫来华访问，不仅促进了我国教育界对重温1948年版《教育学》的热忱，也激起了对1956年版《教育学》的期待。1956年10月，我国教育界期待已久的苏联最新教育学教科书由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院莫洛兹昂同志寄达北京。凯洛夫在华期间，对新编《教育学》的指导原则、对新旧版本在体系结构和基本内容上的不同等问题作了说明。同时，我国教育界人士对新编《教育学》也提了不少问题、发表了不少评论，特别是关于综合技术教育和劳动教育问题。
1956年《人民教育》第12期，刊出了陈友松的《凯洛夫新编“教育学”简介》一文，称该书是“俄罗斯联邦教育部批准的、标志着苏维埃教育学最新成就的一本师范学院的教科书”，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在组织翻译，预计1957年6、7月间可以同读者见面；该文还对新编《教育学》同1948年版《教育学》的不同作了简单分析介绍。1957年2月18日，《光明日报》刊登了陈友松《学习凯洛夫新编教育学关于劳动教育的一些体会》；同年3月5日和12日，《教师报》刊出了陈友松节译的该版《培养学生对劳动的共产主义态度》的前一部分；同月19日和20日，又刊出了由顾明远节译的该书《培养学生对劳动的共产主义态度》的后一部分。
1957年3月，由凯洛夫任总主编的1956年版《教育学》，经陈侠、朱智贤、邵鹤亭、于桌、李沂、熊承涤、郭如琴、张渭城、栗子卓、陈友松等人翻译，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此时已近中苏关系恶化，其影响大不如1948年版，但首次印刷也达130000册。1956年版在我国前后共印8次，发行193897册。仍然有较大影响。
3．凯洛夫《教育学》的其他传入渠道
除了翻译、出版的渠道以外，凯洛夫《教育学》还通过苏联专家推荐、留学生的学习、凯洛夫来访等其他途径在中国得到传播。
（1）苏联专家的推荐。当时来华开设教育学讲座的苏联专家，如波波夫、崔可夫和杰普莉茨卡娅等人，“讲授教育学各有自己的讲义或提纲，就其主要的结构或基本内容来说，大致雷同或类似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80]波波夫在中国人民大学讲授教育学，其“讲义由波波夫教授亲自编写，另外以凯洛夫所编教育学作主要参考材料”。[81]崔可夫在北京师范大学的三十二讲“教育学讲义”，由《光明日报》1953年9月15日至1954年3月28日陆续刊出，1954年9月，人民教育出版社又以《教育学讲义（上）》结集出版，影响极大。在这些讲义中，对于一些易产生歧义的教育学概念，崔可夫基本以凯洛夫《教育学》为准绳。比如“教养”和“教学”这两个主要的概念均直接引自凯洛夫《教育学》1953年中文版第15页。
当时，来华访问的苏联教育专家也基本推崇凯洛夫《教育学》。1954年，参加国庆五周年典礼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科学院院士、副院长麦尔尼科夫说：“关于教育学的基本概念问题，我认为大家不必花许多力量在概念上兜圈子，根据凯洛夫所著《教育学》进行解释就可以……至于教科书完全可以使用凯洛夫《教育学》。”[82]此外，苏联教育专家在华讲学期间，还举办了一些研究生班，培养了一批从事教育理论研究的专门人才，无疑，这批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早培养出来的教育理论研究者，是在苏联教育理论尤其是凯洛夫《教育学》的滋养下成长起来的。
（2）关于出访和留学生的学习渠道。为了更好地学习苏联的先进教育经验，我国不仅“请进来”，还“走出去”。从1955年到1964年，我国每年都派出访苏教育代表团。1955年10月9日至11月18日，由教育部副部长陈曾固为团长的中小学教师代表团访问了苏联，这是时间较早、规模和影响较大的一次教育访问活动，重点学习了苏联综合技术教育、教学工作和师资教育。陈曾固在《关于赴苏访问考察的总报告》中提到，时任俄罗斯联邦教育部部长的凯洛夫就中方提出的有关综合技术教育的五个问题，回答了其中的三个；并对他在各方面帮助代表团的访问工作表示感谢。在派出访苏教育代表团的同时，我们还不断派出留苏学生学习苏联教育学。而在当时的苏联，供高等师范院校和大学使用的《教育学》主要是凯洛夫《教育学》，这些留苏学习教育的学生也主要是通过凯洛夫《教育学》来把握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这必然会对新中国教育学的建设和发展产生影响。
（3）凯洛夫来华访问。1956年12月30日至1957年1月23日，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代表团团长、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教育科学院院长凯洛夫率团来华访问二十多天，他先后在北京、重庆、昆明、广州、上海等地会见了许多教师和教育界人士，作了一系列讲演和座谈。1957年1月5日，应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筹备处邀请，凯洛夫作了关于苏联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讲演。1月19日，他向北京教育工作者作了关于改进和提高苏联普通学校教育质量的报告。据1957年1月25日的《教师报》称：与他会面或参加听报告的人数共约15000多人，他的讲演和访谈也纷纷发表在《光明日报》、《文汇报》、《人民教育》、《教师报》等报刊上。时人称他是“我国教师人人喜欢的‘教育学’的作者”，他的演讲富有“珍贵的启示”；他的“‘教育学’是我们第一次接触到的用马列主义观点写成的一本教育学”。[83]比如，关于凯洛夫1957年1月份在广东的访问，广东省教育厅主办的《中学教育》曾有专门的报道。报道称：应中苏友好协会邀请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的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代表团，一行9人，在团长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凯洛夫院士率领下来到广州。1月14日上午，广东省教育厅和广州市教育局联合举行了教育工作座谈会，热烈欢迎凯洛夫院士。参加座谈会的有省教育厅、市教育局、中山大学、华南师院、广东教育行政学院、广州师专及部分中、小学教育工作者300多人。“凯洛夫院士是大家所熟知的苏联杰出的教育学家和国民教育事业的活动家，我省中小学教师大都学习过他主编的‘教育学’，从而提高了自己的教育理论水平。这次、他在广州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谈话，对今后我省学校教学、教育工作的改进，将有更大的帮助和更多的启发。”[84]《光明日报》记者徐颖在《访苏联著名教育家凯洛夫》一文中评价说：“我不止一次在我们大学教授的书架上，在我们乡村教师的桌子上，在幼儿园的教养员手中，看到它（指凯洛夫《教育学》）。它指导人们如何用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培育新一代。可以这样说，在我国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也渗透了凯洛夫同志的劳动。”[85]
可以肯定，凯洛夫率团来华访问，进一步激起了学习他主编的《教育学》教科书的热潮。
4．学习凯洛夫《教育学》的热潮
凯洛夫《教育学》传入我国后，迅速掀起了学习热潮。当时，国内开设了大量学习苏联教育学的辅导和讲座，就其材料和内容来说，也主要是围绕凯洛夫《教育学》或至多是联系一些中国实际使之通俗化。
时任华东行政区教育部长的孟宪承在华东教育部干部业务学习时，作学习凯洛夫《教育学》第一编“教育学总论”和第二编“教学理论”的辅导报告。孟宪承的辅导报告，《新教育》1951年第4卷第4期和1952年3月号，曾分别以《凯洛夫〈教育学〉第一编学习提纲》、《凯洛夫〈教育学〉第二编学习提纲》为题，加以刊载。
时任中国人民大学研究部部长兼哲学系主任的张腾霄曾应北京市文教局之邀，于1951年春对北京市小学教师作教育学报告；还应邀为天津市教育界作多次报告。在此基础上，出版了《小学教师业务学习讲座》，作为《教师月报》丛书之一，发行七八十万册。[86]
1952年秋至1953年春，曹孚应上海市教育局邀请，为上海市小学教育工作者作了四次“小学教育讲座”。曹孚在讲座中指出：“目前全国人民正在各个方面大力开展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对教育工作者来说，就是要学习苏联先进的教育工作经验，而“苏联的教育工作经验，集中总结在苏联的教育学中。我们要学习苏联的教育工作经验，就要学习苏联的教育学”。[87]曹孚在讲座中从全面发展的教育，教育、教养与教学，教学原则，教学方法，学业成绩考核方法与五分制等方面全面介绍了以凯洛夫《教育学》为代表的苏联教育学。《文汇报》不仅全文刊载其每次讲稿，而且辟出专栏，刊登“学习要求”、“讨论提纲”和“学习体会”，还要求必须按时听广播稿。曹孚的讲稿后又结集正式出版，初版名为《小学教育讲座》，后改名为《教育学通俗讲座》，两版发行量超过10万册。该书初版序言说：“这些讲稿，除供上海市的小学教师学习外，又曾为华东各地乃至国内其他地区的部分小学教师，用作学习教育学的参考资料”，可见其学习辅导报告的影响之广。而讲座内容正如增订版所言，“‘小学教育讲座’这本书的书名与它的内容是不相称的。从它的书名来看，读者以为，这是一本讨论小学教育问题的书。事实上，它是一种介绍苏联教育学的通俗读物”。此书作为介绍苏联教育学的通俗读物，面对小学教育工作者，除了在讲授“教学方法”时主要以叶希波夫、冈察洛夫合著《教育学》为参考资料外，大部分是以凯洛夫的《教育学》为主，如在讲基本教学原则时，“是以凯洛夫教育学中所举的五个基本教学原则为准”。[88]
1955～1956年，上海市教育局还曾组织“上海市中等学校教育学广播讲座”，由张文郁、胡守棻等在上海电台分别播讲。与此同时，报刊开始介绍一些学者的学习体会。《人民教育》1951年第3卷第4－6期、第4卷第1期，连载青士（即陈选善）的学习凯洛夫《教育学》第一章后的体会。《浙江文教》也发表《学习〈教育学〉的体会》，认为：“凯洛夫《教育学》是公认的好课本，必须认真地深入地进行学习。”[89]
当时，我们不仅认为苏联先进的教育学体现在凯洛夫《教育学》里，而且将两者直接画上了等号。于是，全国掀起了学习凯洛夫《教育学》的热潮。在基层教师的潜意识里，学习凯洛夫《教育学》就等同于学习苏联教育学。正如《人民教育》1953年5月号《我们是如何学习教育学的》一文所说的：“学期开始时，我们学习《教育学》的方法是，‘要搞什么工作了，就找凯洛夫’”，出现了提及《教育学》就言必称凯洛夫的盛况。
关于学习凯洛夫《教育学》的热潮，曹孚曾评论道：“凯洛夫《教育学》原来是为苏联十年制学校的教师写的，但是现在中国的初中和小学教师也都在学习它。”[90]由于全民推广，凯洛夫《教育学》得到了广泛传播，对我国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当时，凯洛夫《教育学》被奉为“圣典”，成为衡量和评判中国教育问题的基本依据。以至后来有人指责它“在我国中小学曾风行一时，……几乎成了我们教育工作者的‘圣典’，成了人们评价课堂教学好坏或鉴别教师优劣的唯一标准”[91]。
当然，这种学习也有其不足，尤其是学习中的教条主义倾向，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社会主义教育学的独立探索。1958年，陆定一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批评说：“这种教条主义思想在教育界中散布很广。凯洛夫的教育学，有新旧两个版本，现在发给大家看看。这两本书都是社会主义的，同资产阶级的教育学有本质的不同，缺点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现在所有师范学校都教这个东西，教育行政学院把校长调来，也是学这本东西。它的好处是代替了杜威，这是一个成绩。可是有坏处，就是教条主义严重。”[92]
5．学习凯洛夫《教育学》热潮的消退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了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开始转冷。在国内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进入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阶段。1956年后，随着中国社会发展的变化，教育界也面临许多新的问题，最突出的问题是：大量中小学毕业生不能直接升学，而必须参加生产劳动。进入“大跃进”后，教育界在“总路线”的影响下，出现了许多荒谬的“教育革命”，这与过分强调正规化发展的凯洛夫《教育学》大异其趣。在这种国内外背景下，我国教育科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开始对学习苏联先进教育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展开反思，此后，对凯洛夫及其《教育学》的学习热情逐步降温，最终变为全面否定。
对凯洛夫《教育学》态度的改变，始于国内对“一边倒”学习苏联热潮的反思。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和《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指出：学习苏联“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习，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93]同年5月，陆定一在怀仁堂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的报告会上指出：“在学习苏联的时候，我们的学习方法必须不是教条主义的机械搬运，而是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这一点必须引起注意。否则，也会使我们的工作受到损失。”[94]
教育界的反思也随即展开。1956年6月号《人民教育》发表短评《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指出：学习苏联教育存在着教条主义的倾向，缺乏结合中国实际；对老解放区教育经验总结不足；传统教育的发掘几乎没有开始等等。1957年，毛泽东《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教学计划、教科书都是全国一致的。这种做法是不是有问题？”“苏联的教材，应当学的就要学，不应当学的就不要学。你们要来一个改革，不要照搬外国的、一定要符合中国的情况，并且还要有地方的特点。”[95]在1958年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一切照搬苏联的做法，认为“教育方面搬得也相当厉害，例如五分制、小学五年一贯制等，甚至不考虑解放区的教育经验”[96]。
由于凯洛夫《教育学》以正规化、制度化、集权化教育为特征，十分强调教师主导、课堂教学、书本知识。因此，在当时，凯洛夫《教育学》精神的主旨与中国实践领域和教育政策开始出现相冲突的迹象，它对中国教育实际问题的指导力也开始受到质疑。《人民教育》1958年8月号、9月号发表社论《学习总路线，贯彻总路线》、《教育工作伟大转变的一年》，强调教育要因地制宜，要有多样性，要发动群众办学和“两条腿走路”，学校要突出阶级斗争、政治挂帅等；反对教条主义，反对片面正规化，反对坚硬的统一性，反对片面强调教师主导、课堂教学和书本中心等等。
随着反思的深入，教育学“中国化”的问题提出来了，凯洛夫《教育学》的不足开始受到批评。
朱典馨在1957年1月23日的《文汇报》上呼吁，我们《需要一本中国的教育学》，认为“我们也曾编写过一些教育学，但基本上只是转述了苏联教育学，而看不出中国教育学的特色”。《人民教育》1957年7月号发表了《为繁荣教育科学创造有利条件》的笔谈，张文郁提出“我国教育科学的发展方向，最迫切的是教育学的中国化问题”；杜佐周批评“过去各院校教育学的教师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编教育学的提纲或讲义，可是内容却是完全一样的，所不同的不过是文字和编排形式而已”。瞿葆奎率先在《华东师大学报（人文科学版）》1957年第4期发表了《关于教育学“中国化”问题》，阐述了教育学“中国化”的概念内涵，对教育学“中国化”应持的态度、应遵循的方向、方法以及目的等展开了全面而深刻的论述。
毫无疑问，对“中国化”教育学的热情，标志着凯洛夫《教育学》在中国的主导地位开始动摇。在1958年4月中央召开的教育工作会议上，凯洛夫《教育学》虽然仍被定性为社会主义教育学，但它所存在的问题已被不客气地提了出来：在培养目标上，“培养共产主义社会的全面发展的成员”，能“担任任何职业”是空想；关于党的领导，不强调教育工作除了思想原则要受党的领导以外，还要在具体政策上受党的领导；在办学形式上单一刻板；在教学方法上不要因材施教等。[97]
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期，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影响，新中国教育学的灾难开始来临，对凯洛夫《教育学》也由内部的批评转入到公开的“讨伐”，凯洛夫《教育学》由社会主义教育学变成了资本主义的教育学，成为众矢之的。
《人民教育》1964年6月号发表了《社会主义教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和《资产阶级教育观点必须批判》等文章，对凯洛夫《教育学》进行了不点名的批判；同年8月，江西省教育学会在庐山举行讨论会，逐章批判了凯洛夫《教育学》；10月，教育部印发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加了批语的《城市半工半读学校情况汇编》指出：“我国的教育工作，是直到1958年，即建国以后9年，才在理论上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教育问题。以前没有解决，把苏联凯洛夫的教育思想认为是社会主义的，而实际上它仍是资本主义的。”[98]由中宣部所加的这个批语，正式将凯洛夫《教育学》定性为资本主义教育学，其影响力可想而知。
“文化大革命”期间，凯洛夫《教育学》被作为苏联修正主义教育学教材进一步受到大规模的批判。1969年9月，辽宁省曾组织学校师生和工人、农民一起批判凯洛夫《教育学》，以推动当时文教战线的斗、批、改；同月12日，《辽宁日报》发表《凯洛夫〈教育学〉必须彻底批判》的社论。1970年，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在《红旗》第2期发表文章《谁改造谁？——评凯洛夫的〈教育学〉》，文章断定：凯洛夫是苏联修正主义教育的权威，而1957年凯洛夫来华访问时曾获刘少奇亲自接见，并与之热烈“畅谈”，因此，凯洛夫的《教育学》必然成为所谓“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理论依据。该文提出：“谁改造谁？是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思想来改造资产阶级的旧学校，还是让凯洛夫的《教育学》来统治我们的学校，这是教育战线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严重斗争。因此，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分析批判凯洛夫的《教育学》，是深入开展教育革命必须做的工作。”[99]文章几近捏造地指责凯洛夫的《教育学》抹煞教育的阶级性、坚持反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核心是一个“私”字等。这种批判实际上没有触及凯洛夫《教育学》的真正不足，只不过是以批判凯洛夫为借口，试图否定新中国成立后17年的教育成就。尽管如此，在当时极“左”思潮泛滥的情况下，这种捕风捉影的指责、批判很快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批判凯洛夫《教育学》的热潮。仅根据《文汇报》1970年3期的统计，在“彻底批判凯洛夫”的栏目下，批判凯洛夫《教育学》的各类文章就达15篇，由此可见这场热潮的“一斑”。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凯洛夫《教育学》在中国的命运也得到了转机，重新获得公正的评价。鲁洁等在1979年《教育研究》第1期发表《他们究竟要“改造”什么——评〈谁改造谁〉》一文，指出：“对凯洛夫《教育学》所包含的内容，我们应一一加以具体分析，肯定应当肯定的，否定应该否定的，而不是笼统地、不加分析地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其后，对凯洛夫《教育学》的评价有贬也有褒，并时有争议，但无论如何，以政治标准代替学术评判的阴影已去，教育界重新确立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性尺度来评价教育学理论问题的标准。当然，由于时代的变化，凯洛夫的《教育学》注定不会获得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所得到的那种地位了，但它作为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历程中的一笔宝贵遗产，在当今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进一步中国化的过程中，仍不免要时时被人们记起。
（三）凯洛夫《教育学》所输入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基本观点
凯洛夫主编的三个版本的《教育学》中，以1948年版最有代表性，该版本是经俄罗斯联邦教育部批准作为师范院校教育学课程的标准教科书的，代表了当时苏联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和苏联社会主义《教育学》的主流观点，它所确立的《教育学》的基本体例、所阐述的教育学的基本观点，对社会主义《教育学》和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之初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的初步展开提供了摹本。
1．论教育学的性质与结构
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对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原则、研究的框架等《教育学》的基本问题有明确的结论。
（1）关于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教育学要研究什么？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明确提出：教育学的对象就是青年一代的教育，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学研究者而言，“苏维埃教育学，是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条件下对青年一代人实行共产主义教育的科学”[100]。
（2）以马克思主义为教育学的指导原则。由于苏维埃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年青一代的教育，因此，1948年版《教育学》一书的作者提出：“苏维埃教育学是建立在最先进的哲学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上的。凭借着科学认识的唯一正确方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教育学才初次获得了正确反映教育现象规律的可能性”，因为“辩证唯物主义要求我们在一切联系和关联中全面地观察教育现象，在发展中、在运动中去研究教育现象，并确立变化的规律”。[101]这一原则在凯洛夫总主编的1956年版《教育学》得到进一步确认：“苏维埃教育科学是以先进的、革命的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依据的。”[102]凯洛夫《教育学》中确立的上述立场，成为社会主义《教育学》的基本立场，也成为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的基本原则。
（3）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教育学》的三个来源。关于社会主义《教育学》的来源，凯洛夫主编的1948年版《教育学》提出：“苏维埃教育学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关于教育的学说和共产党有关教育问题的决议，研究和总结那些蓬勃发展着的教育经验，来探讨新生一代共产主义新教育的规律性，它是关于新生一代共产主义教育、教养和教学的科学。”[103]具体来说，苏维埃教育学有三个来源：第一，作为一般方法论基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文化和教育的学说；第二，经过批判地改造过的教育学的历史遗产，学校及其他教育机关的工作与发展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俄国进步的教育学对于科学的贡献。第三，苏联学校及其他教育机关的现代工作经验以及家庭教育的经验。[104]这样三个来源也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教育学》研究的基本路径。
（4）肯定社会主义《教育学》的党性。关于教育学的性质，非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学家倾向于强调其“超越性”。但凯洛夫主编的1948年版《教育学》认为：教育学是一门研究社会问题的社会科学，反对教育学脱离政治，强调教育学应具有“党性”。《教育学》一书直截了当地揭明：“苏维埃教育学就是论述共产主义教育的科学”，只有“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路线的教育学是真正科学的教育学”[105]。而“一切使教育的科学——教育学——脱离政治的企图，在原则上和实际上都是敌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106]。
（5）确定了《教育学》的四个组成部分。凯洛夫主编1948年版《教育学》提出，《教育学》的结构由“总论”、“教学论”、“教育理论”、“学校行政和学校领导”四部分组成。[107]第一部分，“总论”，说明教育的本质，学校的目的和任务，儿童成长和发展的基本阶段以及在每一阶段中教育的特殊性，国民教育的体系。第二部分，“教养和教学的理论”，又名教学论。在这一部分里叙述教学过程的本质，教学的内容和方法，教学过程（上课）的组织以及考察教学过程效果的方法。第三部分，“教育理论”，说明德育、体育和美育的任务、内容、方法和组织；儿童集体、课外与校外活动以及学校与家庭合作的组织问题。第四部分，“学校行政和领导”。在教育学的最后一部分里，叙述学校事业的一般组织原理，校长、教务主任和全体教师领导学校工作的方法，教师教学工作的组织以及政府机关对于学校的一般管理。[108]
凯洛夫《教育学》的这种结构，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和苏维埃社会主义教育实践的特殊性，又反映了教育学学术发展史的某种普遍性。德国教育学家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1806）一书的结构，除了“绪论”外，另有三编，分别是：第一编“教育的一般目的”，论述管理和教育的一般目的问题；第二编“兴趣的多方面性”，论述兴趣的多方面性问题，并以此为基本原理来阐述教学过程、环节等教学论问题；第三编“性格的道德力量”，讨论训育和道德性格的形成问题。综观全书，所讨论的不外乎教育目的、教学论、德育论等内容。100多年后出版的凯洛夫《教育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总结苏联社会主义教育实践经验，将赫尔巴特的教育学结构加以扩充。当然，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中所确定的这种结构，随后也长时间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教育学》的摹本。
2．论教育的性质、作用、目的
（1）关于教育的性质。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对教育的起源、教育的阶级性等进行了讨论，提供了在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中讨论相关问题的路径。
第一，关于教育的起源。
1948年版《教育学》的作者引用恩格斯关于劳动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的观点，指出：“自从有人类社会时起，就产生了教育。”[109]在1956年版《教育学》中进一步提出：“教育就是这样从人类社会的实际需要里产生的，教育的产生是一种客观必然性。”[110]这种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探讨教育起源问题的尝试，为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者继续研究这一问题奠定了基本立场。
第二，关于教育的历史性与阶级性。
凯洛夫主编1948年版《教育学》指出：教育“由一个历史阶段到另一个阶段不断地发展着，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性质、内容、方法和组织”[111]。这说明教育具有历史性。
伴随教育的历史性而产生的是其阶级性，1948年版《教育学》在考察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及资本主义社会教育发展的历史后，提出：“教育是社会的和历史的过程，它在阶级社会内是具有阶级性的。在和社会的历史发展一起改变着的教育领域内，如同在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内一样，也表现着阶级的斗争。这就是说，教育总是和政治相联系着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必然要消灭阻碍社会向前发展的资产阶级的教育，而以共产主义教育来代替它。”[112]
（2）关于教育的作用。凯洛夫主编1948年版《教育学》也为我们讨论教育在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问题提供了摹本。
在讨论教育对人的发展的影响时，1948年版《教育学》第四节，专门讨论“教育在人的形成中的主导作用”。书中引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批判了“遗传决定论”、“教育万能论”等资产阶级教育学者的错误观点以及二三十年代苏联教育理论界流行的“儿童学”，得出了教育在人的形成中起主导作用的结论。作者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在肯定教育的作用、承认人的天性的可变性的前提下，并没有否认人的遗传性，“教育所给予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不能给予一切”，[113]当然，“人的遗传素质的发展，不论是在肯定的趋向上或是在否定的趋向上，都不是自然完成的，而主要是由于教育的结果完成的”[114]。“天赋的特性和生活的印象，只是养成性格的很重要的前提；人还有着主动的自觉的活动、情感状况和个人意志；青年的性格，主要是在教育过程中形成起来和完善起来的。教育在人格形成中起着主导作用”[115]。
关于教育的社会作用问题，1948年版《教育学》认为，各个不同的社会形态下教育的社会作用各不相同。在苏联，“共产主义教育，是有目的地、有计划地实现着青年一代的培养，使他们去积极参加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和积极捍卫建立这个社会的苏维埃国家”[116]。可见，苏维埃社会主义教育的作用被定为反对剥削阶级和建设共产主义新社会的有力武器。
（3）关于教育目的与全面发展教育的组成部分。凯洛夫主编《教育学》从教育目的的“社会制约性”、“全面发展”以及全面发展教育的组成部分，提供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的社会主义《教育学》讨论该问题的线索。
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认为：教育目的和任务具有“社会制约性”，不是由人们随意规定的。作者首先分析、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科学预见的天才，描绘了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实现个性全面发展的鲜明图景”[117]。随后介绍了列宁、斯大林等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新人”的论述。结论是：苏维埃社会主义的教育目的在于保证“共产主义社会的全面发展的积极建设者和苏维埃国家的熟练的与勇敢的保卫者的培养”[118]。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社会主义的教育应由哪些部分组成呢？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根据马克思1866年在《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中把教育理解为“智育”、“体育”、“技术教育”等三件事的观点，提出：“马克思认为在全面发展的人的教育中，智育，即教养，应占第一位。”[119]本着上述经典论述，结合苏维埃社会主义教育的经验，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将苏维埃社会主义教育分为“智育”、“综合技术教育”、“德育或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体育”、“美育”等五个部分。1956年，凯洛夫总主编的《教育学》，又增加了“劳动教育”，从而构建了苏维埃社会主义教育“六育”的架构。
3．论教学
教学理论是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中讨论得最为详细的内容。1948年版《教育学》第二编专门讨论“教学理论（教学论）”，分为“教学过程”、“教养和教学的内容”、“上课是苏维埃学校教育工作的基本组织形式”、“教学法”、“学生知识的检查方法和评定方法”等五个部分，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对教学论的基本理论问题展开了详尽的讨论。
（1）关于教学过程的本质。
第一，教学的概念。
何为教学？凯洛夫主编的1948年版《教育学》对资产阶级学者提出的“形式教育”、“实质教育”论提出了批评，认为：教学是“教师在学生们自觉与自动地参加之下，以知识、技能和熟练技巧的体系去武装学生的过程”；“教学是旨在依照共产主义教育的一般目的与具体任务，在学校中有计划地实现下列的工作：以知识、技能和熟练技巧来武装学生，建立他们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和有计划地发展他们的智力与道德品格；在教师领导之下，组织学生的积极活动，以实现这种工作”[120]。
在上述定义中，1948年版《教育学》的作者重视教师在教学中的作用，强调教师是决定教学的教育效果的最重要、有决定作用的因素；但这个定义并没有否认学生的作用，相反，这个版本的《教育学》强调“学习是学生自觉地与积极地掌握知识的过程”。[121]这与国内以往认为凯洛夫《教育学》不重视学生在教学中的作用的观点不尽一致。尽管凯洛夫1948年版《教育学》后来被指责为无儿童的教育学，事实上，作者不仅在教学的定义中给学生的自觉性留下了空间，而且还在教材中安排了“学习过程与儿童思维的年龄特征之关系”，简要讨论了学生的年龄特征。
第二，教学过程的本质。
怎样认识教学过程的本质呢？凯洛夫主编的1948年版《教育学》提出，要以列宁所强调的“由生动的直觉到抽象的思维，再由思维到实践”这一认识的规律来讨论教学的本质。为此，作者认为：教学过程同科学认识过程之间有“一致之点”，但“教学不是，也不可能是与科学的认识过程完全一致的过程”，[122]教学过程有其特殊性。
凯洛夫《教育学》认为教学过程的特殊性表现为：学生领受既知的、为人类所获得的真理（知识）；学生经常由有经验的教师来领导；在教学中，一定要有巩固知识的工作；教学过程还包括有计划地实现着的智力、道德和体力的工作。
第三，教学的教育性。
凯洛夫主编的1948年版《教育学》提出：教学是教育的基本途径，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仅完成着知识教养的任务，而且完成着教育的任务，这种有教育意义的教学“在个性的全面发展上，在智力的、道德的和美学的发展上，是一个有利的因素”[123]。
第四，教学过程的六个阶段。
本着对教学过程本质的认识，凯洛夫主编的1948年版《教育学》将教学过程细分为六个环节：①授予学生并使他们知觉具体的东西（物体、现象、过程的展示与观察，叙述事实，引证实例等）。要在此基础上造成学生的表象。②认清（理解）所学习的客体中的相同点与相异点，本质的、主要的和次要的地方，认清原因与结果、相互作用关系及其他各种联系。③造成学生的概念。使他们认识定律、定理、规则、主导思想、规范及其他概括。④使学生牢固地掌握事实与概括的工作（记忆、背诵和一般的巩固知识的工作）。⑤技能、熟练技巧的养成和加强。⑥用实践来检验知识。把知识应用于包括创造性作业在内的各种课业中。
（2）五大教学原则。凯洛夫主编的1948年版《教育学》第三章第三节专门讨论“教学原则”，该节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结合苏联30年代教育改革的经验，提出了直观性原则、学生自觉性与积极性原则、巩固性原则、系统性和连贯性原则、通俗性与可接受性原则等五大教学原则。在修订后的1956年版《教育学》中，又增加了“教学上的理论跟实际相结合”、“在教师对班级进行集体工作的条件下对学生进行个别指导”两条原则。这些原则后来在中国社会主义的《教育学》中得到了继承和进一步发挥。
（3）教养与教学的内容。凯洛夫主编的1948年版《教育学》对“教养和教学的内容”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讨论。作者认为：所谓教养和教学的内容，即是“知识、技能、熟练技巧三者的连环”，其内容具体表现为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科书，该书第四章分别对苏维埃学校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科书进行了分析、介绍。对教学内容的这种界定模式，后来长期影响着我国教学理论和教学实践的发展。
（4）关于教学工作的组织形式。凯洛夫主编的1948年版《教育学》第五章详细回顾了班级授课制度的发展历史，分析了贝尔兰卡斯特制、道尔顿制等资产阶级教育学者提出的新的教学组织形式的不足，吸收联共（布）中央1932年《关于中小学教学大纲和教学制度》决议案的精神，明确肯定：“上课是苏维埃学校教学工作的基本组织形式”，上课所以能够成为教导工作的基本组织形式，“是因为主要在这里实现着共产主义的教育、教养、教学的目的及任务。各门教学大纲的整个内容集中在课堂教学里。教师在这里实施指导，进行教授学生们的大部分工作。课堂教学决定着学生知识的品质将是如何，他们的成绩如何。课堂教学基本上培养着学生的世界观，发展他们的智力、兴趣，并且培养性格的特征”[124]。
凯洛夫《教育学》提出了课堂教学的基本结构，包括六个环节：[125]第一，作业开始的组织；第二，查阅家庭作业的完成；第三，讲解功课的题目与宗旨和确定对于已学功课的联系；第四，讲述并说明新材料；第五，巩固已经教过的教材；第六，详细说明新的家庭作业。
凯洛夫《教育学》分别对于传授新知识的课、指导学生独立作业的课、检查课、复习课等课堂教学的结构及要求进行了讨论。还对上课的要求、上课的准备、对学生家庭作业的指导等课堂教学的基本工作进行了分析。在讨论教师编订上课计划（授课计划）时，要求上课计划应由以下部分组成：[126]第一，上课日期。第二，课的名称，基本内容及其他思想教育工作和教养上的目的。第三，上课的进程。按上课的顺序，把基本事实、思想、原理记载出来；概括地指出上课进程的每一部分所占的时间，预定的例子等。
凯洛夫《教育学》的上述内容，不仅为中国的《教育学》的相关讨论提供了样板，而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之初学校教育工作的实践提供了详细的路线图。
（5）关于教学法。凯洛夫主编的1948年版《教育学》第六、七两章分别讨论了教学法、对学生学业成绩的评定方法。
关于教学法，作者认为：教学法“就是教师的工作方法”。尽管这个界定透露强烈的“教师中心”的色彩，但作者也提出：教学法的确定要受教学的方针与任务、学生年龄特征、学科性质等因素的影响。在具体方法方面，该书作者讨论了“作为教师讲解知识方法的叙述和学校讲演”、“作为教学法的谈话”、“演示”、“参观”、“学生阅读书籍的作业”、“实验室作业和观察”、“练习”、“复习”等八大类教学方法的含义及要求。
关于学业成绩的检查与评定方法。凯洛夫《教育学》认为：检查是鼓舞学生的手段，也是培养学生及时地、缜密的、准确地完成作业的习惯的手段。凯洛夫《教育学》第七章讨论了日常观察、发问、书面检查等日常检查知识的方法；介绍了苏维埃学校评定学生知识使用的“五分制”及其要求；还介绍了毕业、升级考试，特别是苏联从1944年开始的中等学校毕业考试实践。
4．德育论
凯洛夫主编的1948年版《教育学》从第八章至十四章，花了相当笔墨讨论苏维埃学校对学生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问题，这部分内容，构成凯洛夫《教育学》的“德育论”。
（1）德育的任务与内容。凯洛夫主编的1948年版《教育学》认为：苏维埃学校不能仅仅以教育单纯有学问的人的任务为限，还应该教育出一种全心全意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善于了解苏维埃国家政策的有学识的人们，应该培养用共产主义道德精神来思想和活动的人。具体来说，苏维埃共产主义教育的德育即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任务包括：[127]培养苏维埃爱国主义精神，培养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培养集体主义、友爱和团结的精神，培养对于劳动和社会公共财产的社会主义态度，培养自觉性的纪律，培养布尔什维克的意志与性格特征等。1948年版《教育学》第十章至第十四章，分别讨论了“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苏维埃爱国主义和苏维埃民族自豪感”、“劳动教育”、“自觉纪律的教育”、“意志与性格的教育”等德育领域的具体内容及方法。凯洛夫《教育学》中讨论的上述内容后来以不同形式直接体现在中国社会主义《教育学》的德育任务和内容之中。
（2）肯定德育与共产主义教育的其他方面的联系。凯洛夫主编的1948年版《教育学》没有孤立地看待学校德育，认为：苏维埃青年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寓于学校、教师和家庭的教育、教养和教学各个过程之中，德育与智育、美育、体育等有着密切的联系。
（3）德育的原则。凯洛夫主编的1948年版《教育学》的作者们，根据列宁、斯大林等关于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方法的思想，提出了苏维埃学校德育的基本原则。
该书作者鲜明地提出：列宁在俄罗斯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演说中提出的“应该做到使教育、教养和教学现代青年的全部事业，都成为在青年中养成共产主义道德的事业”[128]应该成为道德教育的指导方针，因此，德育的首要原则是“共产主义的目的性和思想性”。此外，凯洛夫《教育学》还提出并讨论了“实践性”、“系统性一贯性和照顾年龄特征”、“连续性”、“对学生应严格要求和尊重学生的人格”、“发扬优点克服劣点”、“对于学生的个别处理”、“在集体中和通过集体进行教育”、“教师的威信和学生的独立精神”、“教育影响的统一”等德育原则。
（4）德育的方法。凯洛夫主编1948年版《教育学》的作者认为：对学生的道德教育基本上是在教学过程中实现的，教学具有道德力量，因此，教学应该是德育的基本方法。此外，说服（包括示范、伦理性的谈话、学习伟人传记）、练习、儿童集体组织、奖励、惩罚等也是德育的重要方法。作者认为：“必须牢记，在教育青年一代的时候，主要的不是依靠强制，而是用说服和练习使儿童经常不断地来实现优良的行动纲领，养成学生道德行为习惯之一定的绝对体系。但是，在这里，在道德关系上遇到有害的和危险的严重过失的时候，无论如何是不能不用强制手段的。”[129]
5．论劳动教育
“劳动”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的关键要素，凯洛夫主编1948年版《教育学》从“综合技术教育”和“劳动教育”两个角度阐述该问题。
在第二章第二节“共产主义教育底构成部分及其基本任务”中，将“综合技术教育”视为构成苏联共产主义教育的五大部分之一，规定任务有二：一是“学习全部生产过程底基本原则，即学习生产底科学原理”；二是“学会全部简单的生产工具底运用方法。”在作者们看来，综合技术教育关乎“全面发展的人的目的”能否实现，“仅为共产主义的教育所固有”，要实现综合技术教育就需要“教学跟生产劳动互相结合”。[130]但该书最后没有设专章讨论“综合技术教育”的实施问题。
第三编“教育理论”第十二章“劳动教育”又从另外角度讨论这一问题。在这里，作者提出：劳动教育意味着“在劳动中教育学生和为劳动而教育学生”。由此，劳动教育既是教育的一种途径，通过劳动进行德育，同时，劳动教育又是教育的目的，通过劳动教育培养劳动技术和思想品德。要实施这样的劳动教育，其途径与方法包括“学校教学过程中的劳动教育”、“学生适当地参加体力劳动”、“学生参加公益劳动”等。[131]从作者的讨论重点来看，德育视野中的“劳动教育”观占了上风。
需要指出的是，凯洛夫1948年版《教育学》对劳动教育花了不少笔墨，但在1956年版《教育学》中却取消了“劳动教育”这一章，给人以忽视劳动教育的印象。
6．论教师
凯洛夫主编1948年版《教育学》第十九章探讨了“苏维埃学校的教师”，透露出对“教师中心”的偏爱。作者认为：苏维埃教师是社会主义国家教育政策的实行者，他的社会职能是“对青年一代进行共产主义的精神的教育、教养和教学”，他们同苏维埃人民“血肉相连”，是“共产主义崇高思想底宣传者”[132]。教师在教育过程中的作用如何呢？该书引用联共（布）的决议认为：应该把教师看作教育过程中的中心人物，在教育和教养学生的事业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人物。为了发挥这种“中心”、“决定性”的作用，该书作者认为：教师应该以国家在教学大纲、教科书中严格划定的、有系统的知识范围，把学生武装起来；在这个基础上，培养他们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教师除了课堂教学外，还应该组织和指导学生的课外及校外活动。
除了以上基本观点外，凯洛夫主编的1948年版《教育学》还分别对美育、体育、学生集体的组织与教育、课外活动和校外活动、苏维埃国民教育制度、学校与家庭等设专章讨论。奠定了社会主义教育学者研究相关问题的基础。
总之，凯洛夫主编的1948年版《教育学》，应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苏联二、三十年代教育改革的经验，对马克思主义教育学几乎所有的基本理论问题都展开了卓有成效的讨论，构建了马克思主义的苏式社会主义《教育学》的完备体系，代表了当时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研究的最高水平。当然，这部《教育学》也有不足。第一，从叙述的话语模式来看，往往直接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作为理论分析的基础。据初步统计，1948年版《教育学》共有注释141条，其中，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的论述共有82条，还不包括引用的联共（布）的决议以及克鲁普斯卡娅、马卡连柯、加里宁、高尔基等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学者和政治家的言论。这种做法，固然保证了苏联社会主义《教育学》的“党性”特点，但理性的、独立的教育学研究特质相对缺乏。第二，该书总结了苏联30年代教育改革的经验，特别注重系统知识的传授，特别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该书成为当时联共（布）中央关于教育决议的阐释文本，有“政策解释学”的倾向。第三，该书结构上表现出一些先天的缺陷。比如，该书缺乏作者在书中宣称的《教育学》四大块中教育管理的内容，也缺乏对于作者所宣称的“综合技术教育”的详细阐述，而有关儿童心理特点的分析也只有很少的笔墨。当然，作为第一本有完整体系的社会主义《教育学》教科书，1948年版《教育学》所取得的成绩和它所具有的不足一起，同样成为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发展史上的宝贵遗产，它的成就和不足都将对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研究、社会主义《教育学》的构建产生影响。
在我国，至迟从1948年开始，东北解放区就开始了对凯洛夫《教育学》的译介、学习，从1950年到1956年，凯洛夫1948年版《教育学》的中译本出版近30万册；1956年版前后也出版将近20万册，我国当时的中小学教师及其他教育工作者，几乎人手一册凯洛夫的《教育学》，并成为高校《教育学》课程的教材；教育行政部门还通过举办辅导讲座推广凯洛夫的《教育学》，留学生、苏联专家以及凯洛夫本人的访华又推波助澜，使凯洛夫《教育学》及其基本教育观点在50年代初期的中国广泛传播，形成了言必称凯洛夫的盛况。凯洛夫及其《教育学》的传播，时当我国教育发展的转折时期，对于如何从新民主主义教育向社会主义教育转变，如何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理论，刚刚建立的人民共和国没有现成的经验，凯洛夫及其《教育学》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提供了一个标杆，因此，引进、学习、借鉴凯洛夫《教育学》就构成社会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发展的一个不可替代的环节。其作用可以概括为三点：
第一，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教育学研究中的地位。
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观点方法来研究教育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的基本特点。在我国，这一工作虽然在1949年之前通过杨贤江、钱亦石等人的教育学著作已经初步展开，但真正全面推进，则要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社会主义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为这一工作的全面展开奠定了基础。建国初期，百废待兴，究竟如何在新的形势下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研究呢？我们选择了向苏联学习，向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学习的捷径。事实上，正因为我们采取了这一捷径，新中国成立后方能迅速确立起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教育学中的指导地位。曹孚曾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学说在短短几年中，在我国教育学术界奠定了自己的统治地位，这是与教育学方面学习苏联（主要是凯洛夫的教育学）分不开的。”[133]
第二，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学》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苏联教育理论尤其是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的基础上，我国学者开始自编适应社会主义中国需要的《教育学》。教育部1952年印发的供中等师范学校教学参考用的《师范学校教育学教学大纲》，基本上是凯洛夫教育学的体系。教育部1954年9月编订《初级师范学校教育学教学大纲》（草案）和1956年编订的《师范学校教育学教学大纲》（试用）、《师范学院、师范专科学校教育学试行大纲》都是参照凯洛夫教育学的体系编订的。我国学者编写的《教育学》教材，也几乎都是在学习凯洛夫教育理论和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其教育学体系编写的。如张凌光、丁浩川等编的《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51年版）、曾广惕的《教育学》（大路出版社1953年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学教研室编的《教育学讲义》（上、下册）（北京出版社1956年版）、开封师范学院教育学教研室编《教育学讲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等。这些著作虽然多联系中国实践而编写，为探索中国的教育理论体系准备了基础资料，但在理论上仍以苏联教育学为框架，多与凯洛夫《教育学》一脉相承、相近或相仿。翻开当时任何一本《教育学》，我们都不难寻觅到凯洛夫《教育学》的痕迹。比较凯洛夫《教育学》与此间任何一本自编《教育学》，几乎都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的一些雷同。[134]当然，这毕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试图构建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的尝试。
第三，提供了社会主义《教育学》相关问题讨论的基本出发点。
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详细分析了社会主义《教育学》的性质、对象、任务、党性原则及其框架结构，讨论了教育的性质、起源、作用与特征，研究了社会主义教育的目的及其组成部分，提出了关于教学过程的本质、阶段、教学的方法、教学的组织形式等教学论问题的基本观点，探讨了社会主义教育实践中的德育、劳动教育、教师等基本问题。该书分析问题的思路和结论，直接为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的《教育学》提供了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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