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概述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出国留学以振兴中华、挽救危亡，是朝野有识之士的共识，也是中国青年追求新思潮、向西方学习的重要途径。五四时期，特别在1919年至1920年，一批又一批的中国青年，先后远涉重洋，到法国勤工俭学，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这些到法国勤工俭学的中国青年，正是带着强烈的使命感，远赴异国他乡的。

（一）时代的选择：风涛万里向巴黎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兴起和发展，绝不是偶然现象，它与我国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社会矛盾、社会思潮等密切相关。

首先，民族危机深重，军阀混战，民生凋敝，教育备受摧残。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社会十分黑暗，帝国主义列强加紧对我国的侵略，在金融、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国家主权日益丧失，国内军阀连年混战，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日益贫困化。

政治和经济危机直接殃及教育。当时国内教育制度腐败，教育从总体上呈衰退景象。据统计，到1915年，全国只有中学800多所，仅能容纳学生8.7万多人；师范、职业学校300所左右，仅能容纳学生3.7万多人；大学只有10所，只能容纳4000人。^[101]这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实在是少得可怜。财政吃紧，教育不振，求学就业成了突出的问题。就全国而言，中学毕业生能升学者不及十分之一，小学毕业生能升学者不及二十分之一。非但普通学校如此，就是职业学校的毕业生，也十有六、七找不到工作。为数不多的留学生，回国后也受到失业的威胁。这种状况，引起了广大青年的极大不满。落后的经济，衰败的教育，已满足不了广大青年求学就业的要求。

教育的不景气，影响了人才的培养，造成了工厂初具文化水准的熟练工人和普通技术人员十分缺乏，不利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李石曾在关于成立布里村留法工艺实习学校的呈文中说，设立该校的原因是：“我国今日实业教育实乃当务之急，……近来派赴海外侨工日多一日，若能先与以相当之教育，始渡重洋，俟其返回，所益于国民生计智识者必多。”^[102]他还认为，如果各界能选派男女数人，在内地预备一年，然后赴法求学，以每六年或八年为期，回国后振兴教育，扩充实业，则东亚十年内，必能在全局改观。这种言论反映了为发展实业急于进行技术教育的舆论倾向，也反映了当时的教育无法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亟待加以变革。

其次，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五四运动的爆发，十月革命的影响逐渐扩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各种新思潮特别活跃。

新文化运动迫使中国人，特别是广大青年，重新审视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激发了他们对传统的执著批判，对西方文化的强烈渴望。尤其是新文化运动对人的价值的强调，对人的主体性的宣扬，对人的自主自由的主张，更促使了他们的觉醒。同时，新文化运动对旧文化、旧道德的破和对科学、民主的立，也历史性地重塑着广大青年的世界观，更多的青年产生了远离祖国去寻求救国真理的愿望。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随之而起的欧洲革命风雷，给中国人民特别是革命知识分子带来了新的希望。先进青年开始否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说教，抛弃轻视劳动的观念，认识到劳动人民的伟大。他们要求学习世界新思潮，寻求国家民族的新出路，尤其迫切要求能直接到苏俄去学习无产阶级革命经验。但是，当时北洋军阀政府视俄国革命为“洪水猛兽”，对留学俄国更是百般阻挠和破坏。于是，他们便把注意力转向了“平等、自由、博爱”思想的故乡——法兰西。法兰西本来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时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心目中资产阶级革命比较彻底的国家，无论是科学技术的发展还是社会新学说的创立，都走在了世界的前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劳动力严重缺乏，急需从国外输入劳工，这对家庭环境差，既无力升学又找不到职业的中国青年来说，无疑是一个出路，加之留法勤工俭学的发起者们的大力提倡和组织，于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就蓬勃兴起了。正如周恩来当时在关于留法勤工俭学的报道中所说：“迨欧战既停，国内青年受新思潮之鼓荡，求知识之心大盛，复耳濡目染于‘工读’之名词，耸动于‘劳工神圣之思’，奋起作海外之行者因以大增。”^[103]

到1920年，共有1600多名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他们来自全国19个省。在留法学生中，以普通中学生最多，达470多人，其次是各种预备学校的毕业生，有300多人，此外是师范生、大学生、小学生、农工商、路矿、医学等职业专门学校的毕业生，也有从日本和南洋归国的留学生。这些人中，有小学教职员，有记者、商人、军官、医生，也有工厂实习技师等。从年龄分布上看，最多的是21～25岁的青年，其次是16～20岁的青年。年纪最大的是蔡和森的母亲葛健豪，到法国勤工俭学时已54岁，还有当时已经42岁的徐特立和贵州教育界的老前辈黄齐生；最小的是王树棠，仅10岁，何长工、唐灵运、熊信吾等也是10多岁。此外，蔡畅、向警予、郭隆真等20多名女学生也冲破封建礼教束缚，加入了留法勤工俭学的行列。至此，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成为我国留学史上一场空前的盛举，被称赞为“远征探险队”。

（二）磨炼与成长：沦落天涯气自豪

大批勤工俭学生赴法后，在开始阶段，由于华法教育会态度比较积极，学生的入厂劳动和进入学校学习的安排都比较顺利。勤工俭学生们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学识技艺情况和体力情况，分别采取先工后读、先读后工、半工半读等形式开始了勤工俭学生活。

留法勤工俭学生大都家境贫寒，为了维持生活和学习，他们必须进行艰苦的劳动。何长工曾回忆说：“我们什么工作都做。架子放下了，面子撕破了，工作服一穿，完全是个劳动者。我们一心想多赚几个钱，寻找机会好读书。轻活、重活、临时杂工，碰上就干。”^[104]他们半夜起来到市场打杂、推蔬菜、送牛奶；他们到火车站、码头去上货、下货，给人搬行李、抱小孩；他们到街上倒垃圾，到建筑工地当临时工、推砖搬瓦、扛洋灰、运水和泥、打扫工地、清洁垃圾；……在法国5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东起南锡，西到翁热；北起第厄普港，南至尼斯和图卢兹，几乎到处都有留法中国青年在那里挥汗劳动。

但是，尽管他们整天辛勤劳动，所得工资却非常微薄。特别是后来那些处于待工期间的青年，不得不到巴黎工厂、车站、码头、饭馆、家庭临时找一些事来做，整日奔波在外，十分辛苦。他们住在华法教育会大院临时搭建的布篷里，冬天一到，酷冷异常，不少人受冻致病。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大多数勤工俭学生仍坚持着，以坚强的毅力，接受着生活的磨炼。

这样的生活虽然艰苦，但收获是巨大的。首先是有了一定的收入维持生活和学习；其次是程度不同地学到一些技术；最主要的是同工人阶级接触，参加体力劳动，使大批知识青年受到了锻炼，并在劳动实践中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的罪恶和民主的虚伪。

在进工厂做工的同时，勤工俭学生更向往学习生活。尽管做工的先后、时间长短有所不同，但是在进入学校学习的问题上，勤工俭学生是没有分歧的。在华法教育会的安排下，曾接纳过中国学生的法国市镇中学和国立中学有90多所^[105]，是接受中国学生的主要教育机关。勤工俭学生一面学习法语，补足必备的文化知识，了解法国的教育制度，为升入高一级学校做准备，一面等待就业机会。在补习了一段时间法语后，部分学生便进入法国的中等技术和职业学校学习；极少数勤工俭学生，进入法国大厂充任实习生，以实际操作为主，理论学习为辅；那些曾在国内大学就读而后赴法留学的勤工俭学生，一般能够很快进入法国高等院校学习。据不完全统计^[106]，千余名勤工俭学生中，有317人先后进入法国的59所高等学校学习，这些学校甚至包括对入学条件要求很高、招生人数很少、竞争相当激烈的法国著名大学校，如法国理工学校、国立高等矿业学校、巴黎高等商业学校、国立南锡水利和森林学校等。

由于勤工俭学生追求的是亦工亦学、工读并进的生活，因此，工余学习也成为留法勤工俭学生所采纳并广泛提倡的一种极为重要的学习方式。曾在法国钢铁厂做粗工的王若飞以日记的形式介绍了他在法国的工读实况：每天早上五时半至六时半，晚上六时半至九时均为读书时间：“统计每日工作八点钟，读书五点钟，睡眠七点钟。其实认真研究学习，每日读书的时间，并不在多，果能做到心不外驰，读一点钟，要比别人读三点钟或四点钟。一天读五点钟的书，已经是很多很多的了。”^[107]从其内容安排来看，不断提高法语和科学知识水平是工余学习的第一要务。但是，部分勤工俭学生已经开始研究改造中国和世界的途径，侧重学习有关社会政治理论方面的书籍。他们除了相互传阅从国内带去的书报外，还节衣缩食，从有限的收入中挤出订阅、购买书刊的费用。《旅欧周刊》为适应广大勤工俭学生选购书籍的需要，曾数次刊登书目、书店简介。留法勤工俭学生坚持工余学习、多方面求购书籍的心态和作法，由此可见一斑。

1921年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出现了波折。在这一年里，勤工俭学生备尝艰辛，恶劣的环境迫使他们团结起来，为争取“面包权、读书权”而斗争，这就是“二·二八”运动、反对中法秘密大借款的斗争和进占里昂中法大学运动。由于中法反动势力的共同迫害，共104名留法勤工俭学生被押送回国。从1923年3月起，根据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远东部的决定，旅欧党、团组织分批选送了百余名骨干成员远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和中山大学等学校学习。至此，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逐渐归于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