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需要转变的几个重要观念

六、当前需要转变的几个重要观念

十六大报告中讲21世纪头20年是我国面临的一个重大战略机遇期，对此，学界已经发表了一些文章，从新科技革命、加入WTO、参与全球化交往等方面进行了论证，但还有一个方面也是我们必须考虑和注意的，就是这头20年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关键时期。在这个全面开放、全面参与国际交往、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的形势下，在我国国民经济和物质生产力有了相当的发展、基本告别了物资短缺时代、人民生活基本达到小康水平、市场经济已经使得我国社会的细胞活力全面激活的条件下，我们应该如何设计和谋划中国的社会运行模式，希望转成一个什么“型态”的社会，在新的世界格局中对自己如何“定位”以及如何实现这种转化，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要有相当的自觉性，需要有一定的思想的和理论的准备。现在我们的一些讨论从经济上谈的比较多，比如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跨越式或跳跃式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等等，而从哲学视角、从整个社会形态演进层面来着眼的，相对还比较少，至少还比较浅。我以为其中有几个重要观念是需要进行深入研究的，需要有一个大的转变。

第一，大生产力的观念。过去我们谈论和讨论发展生产力，大多都是仅仅将之理解为物质生产力，即社会物质财富的生产能力，现在看来有局限性，需要反思和转变。马克思认为社会的物质生产和再生产是基础性的东西，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东西，但同时承认还存在精神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主要是指人口生产，现在更应理解为人才生产)，即所谓三种生产。马克思出场时的语境，是以往的历史观忽视物质生产的作用，所以他特别强调物质生产的重要性，特别侧重对物质生产的研究，甚至认为人类历史归根结底就是物质生产和再生产的历史，但若是把物质生产当作历史发展中唯一起决定作用的东西，这就违背和歪曲了他的意思。恩格斯在晚年的通信中就曾经指出一些人把唯物史观简单化的这个毛病，可惜这一点没有引起后世的应有重视。实际上，物质生产、人的生产和精神生产，都是社会发展所必需的，也都需要一定的生产关系和制度来支撑和调节。而且，几种生产之间并非是平行的单独发展着，恰恰是混合着、联系着、相互作用着的，它们之间的合理比例关系也是不断变化着的。而且，各种生产都有自己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问题，若不适合，就会造成巨大的内耗、浪费和低效率。综合来看，它们交织在一起形成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如果在整体上彼此不匹配、不平衡、不协调，就会导致巨大的内耗、浪费和效率损失，导致各个方面都不能合理地发展。这已经为我们这些年来的经验所充分证明。

在现代社会，一方面，精神生产和人才生产获得了比较独立的外观形式，成为重要的社会活动分工门类;另一方面，这几种生产的互渗互动也更为明显突出，物质生产中智能化精神性的因素大大增加，对人才和创新的依赖性极大增强，精神生产和人才生产，包括科技、教育和文化活动中也越来越突出产业化的特征，对物质性因素的依赖更为直观和重要。在当今世界上，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竞争能力，当然主要的、基础的、核心的还是看其经济实力，但这个经济实力已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物质生产能力，科技、教育、信息、金融、交通、通信、传媒、文化产业等所谓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已占有相当的份额，而且表现出越来越扩大的趋势。同时，高科技领域的竞争和人才竞争成为当今国际竞争的重点或战略制高点。也就是说，在这种新的竞争态势下，一个国家的科技生产能力和人才生产能力就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战略地位，要求必须将科技生产和人才生产当作重要的国家产业门类予以对待。如果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提出，极大地改变了以往我们总是把科学技术当作社会意识来思考的传统思路和观念，强调了科学技术是物质生产的重要因素的话，那么现在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考虑如何加强、如何改进我们的精神生产方式和人才生产方式，如何通过改革不合理的精神生产关系和人才生产关系，促进精神生产力和人才生产力的发展。这里所说的精神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仅包括科技方面，还包括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和文化方面;这里所说的人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也不仅指学校教育方面，还包括社会教育方面，包括全社会的人才培养、评价、选拔、管理的制度方面。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实际上就是这些方面的实践体现，也为我们的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实践呼唤着理论创新和观念的转变。

所以，我们现在亟须改变把社会生产力仅仅理解为物质生产力的观念，从社会整体角度综合地理解生产力，树立起大生产力的观念，或者整个社会生产力的观念。这种大生产力，就是社会自我生产和再生产的能力，是社会有机体的整体活力。

第二，与此相关联的另一个观念转变，是彻底抛弃机械论的社会观，确立社会有机体的观念，重视社会有机体的运行机制问题的研究。以往我们也讲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各个部分、各个方面是有机联系的，但在具体问题上却总是沿着机械论的思维轨道做惯性运行，比如在社会发展问题上持有的动力论观念本质上就是一种机械论的观念。过去讲社会发展动力，物质生产力是最终动力，基本矛盾是根本动力，阶级斗争是直接动力，科学技术是重要动力，革命和改革也是动力，看似顾及到了各个方面，实际上都还囿于机械论的概念框架。若是从有机体、有机论的角度来看，就会发现这种思路是有着相当的问题的。比如一个人的发展，你说什么是动力?是心脏，是肺，还是脑子，还是食物，或是别的什么?恐怕谁也不会这么说，不会这么想。对于有机体，强调和重视的就是平衡，包括自身各个部分的平衡以及与环境之间的平衡，和在这种平衡中表现出的活力，亦即生命力。这种生命力也可以说就是有机体自身自组织、自调节的自我发展能力。社会作为一个有机体，同样也是这个道理，如果一个社会的运行机制出了问题，难以合理地进行自组织、自调节，其生命力就衰退了，也就难以正常地发展。

近年来理论界对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了很热烈的讨论，重视环境问题，注意能源问题，关注如何充分利用高新科技成果解决节能和防污的问题，这些当然都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更根本的还是社会制度、体制问题，是社会运行机制问题。制度上的问题没有解决，机制调理不好，缺乏可用的人才，生产不出高新科技成果，所谓“重视”、“注意”、“充分利用”等就只能停留在宣传口号上，而产生不了实际效果，持续发展也就是一句空话。从哲学历史观的层面上看，可持续发展不单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是社会自身再生产的能力问题，是大生产力的问题，是几种生产如何协调发展的问题。这不是说不能从物质生产力持续发展的角度进行专门的讨论，而是说不能孤立地就物质生产力而讨论物质生产力，更不能把生产力只理解为物质生产力。

这些年来到处出现的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不仅表现在经济建设中，在精神生产和人才生产方面也都存在，更表现在几种生产的相互关系中，已经产生了相当的外部不经济性，为以后的社会协调发展埋下了隐患。这从反面告诫我们，必须从社会有机体顺利协调、持续发展的角度，重新审视几种生产的合理关系，重视整个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运行模式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提高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的自觉性。

第三，从以往的社会形态解释模式转变到重视对具体社会转型的“型式”的研究，确立一种具有较强解释力和实践借鉴性的关于社会发展的“型式”理论和新的研究视角。社会形态是马克思为了反对先前的历史哲学家们抽象谈论人类社会而提出的概念，他本人至少是从“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和人的发展经历的三大社会形态两个角度来讨论过这个问题，可见是具有相当的理论弹性或理论伸缩性的。可经过斯大林时代教条式的解释之后，五种社会形态变成了某种人类历史演进的普遍公式，尤其是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变成两种僵化的截然对立着的模式，其影响或流毒直到现在我们还能直接地感受到，许多理论矛盾也与固守这种解释模式有关。社会转型是近年来理论界使用较多的一个范畴，但对这个转型的“型”如何理解、如何规定，目前尚未见到较为深刻和统一的说法。我以为，这个“型”可以看作是对一定社会运行机制、运行模式的总体抽象和总体性概念，它针对的是“一定社会”，总结的、借鉴的也是“一定社会”的经验。从这个视角看去，当前中国社会的转型是一种整体性的社会运行模式的转变，而不是枝节性的个别方面的转变，甚至不是某个领域的单独转变。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主要是从资源配置方式方面讲的，主要是经济运行机制方面的转变问题;从人治转向法治，则主要是从治国方略，从政治方面讲的，这些都很重要，但都还不够，不足以揭示社会转型的深刻含义。还得从臣民社会、身份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变，从权力控制型或管制型社会向服务型社会的转变的角度去着眼、去讨论。因为这些方面更具有总体性和根本性。

中国传统社会是典型的臣民社会，也即是权力控制型的社会，依靠权力来管制各种社会事务的社会，计划经济体制以及建立在这种经济体制之上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将传统的权力控制强化到了极致。其最大优点是能够保证全国统一性，某种观念、决策、计划一旦取得了国家意志的形式，就能够强行地、统一地得到贯彻执行，其最大缺点则是遏制了社会细胞的活力，整个社会运行缺乏效率，而且缺少制衡机制。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体制的转轨，彻底地拆解了这种社会运行模式的经济基础，孕育出了一个市民社会，这是一个依靠契约和多元决策来运行的经济活动方式，是一种倡扬个人权利的新型交往方式，它必然要求实行法制，消除特权，淡化身份或等级，人们都以一个公民的身份来参与社会事务，平等协商，自由交易;也必然要求政府从高踞于社会之上的存在转变为社会机体的一个部分，而且是与其他部分平等的部分，党的权力、政府权力、各种公共权力都不能超越法律来行使，来任意干预社会生活。如果说，在传统社会，分工不发达，交往不普遍，必须要靠权力来网络和组织整个社会，就如马克思说的“用麻袋装土豆”的话，那么现代的市场经济时代则不需要这样的东西了。社会当然需要管理，但管理已经是一种服务，是为了让社会各部分顺利运转的一种机制性存在。这就要求从权力管制型向管理服务型转变。

可我们的现实是，作为后发展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采取政府推动型，也是权力推动型的路径。先发国家当年实现现代化的各种条件我们都不具备，现时的国际竞争态势也对我们形成严重挑战，所以自由放任主义的路径选择对中国的发展绝非福音，相反恐怕倒是一种灾难。而如果不改变观念，沿袭既有的权力管制型的社会运行模式的思路，缺乏整体的制度设计理念，改革就难以向深层次开展，很可能就做成一锅“夹生饭”。所以，我们需要确立一种具有较强解释力和实践借鉴性的关于社会发展的“型式”理论和新的研究视角，总结和借鉴一些后发展国家成功转型的具体经验，在这个基础上，确定我们所要转到的社会运行模式的大致框架和基本“型式”。

我们现在应该看到两个基本事实:第一个，经过这些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的细胞已经被基本激活了，而眼下最需要的是如何通过制度建设和整体引导而管理好这些细胞活力，以形成合理的秩序和活而不乱的整体性合力，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规制性保障机制。第二个，中国经济已经历史性地超越了短缺经济的阶段，进入相对过剩的阶段，发展经济自然要考虑在国际竞争中争取有利地位，但同时更需要解决使发展的实惠为所有中国人所合理分配和享受的问题，通过制度安排来解决社会公正的问题，在继续提高物质生活的基础上大力改善人民大众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问题。我觉得，在相当一个时期内，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优势，不能单从物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方面、经济指标方面去和发达国家比，而要采取田忌赛马的策略，在社会公正和人的发展这两个方面下工夫，创出一条新的路子，创造一种新的“型式”，这也是中国对人类发展的一大贡献。

(原载于《哲学动态》，2004年第9期)